十六十七世纪，我倒是认为在文艺上是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那时，诞生了王阳明、徐渭、李贽、汤显祖、张岱、黄宗羲等等思想家的时代。孕育了高度的文明。创作出了辉煌的文艺作品:如徐渭金瓶梅、吴承恩西游记、汤显祖四梦、张岱红楼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等。都是心学结晶。启蒙思潮兴起，实学思想盛行。资本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极度腐化，权利倾扎，内讧严重。

我有点虚妄了。


张岱评价利玛窦
张岱毕竟到过的地方比较少,又由于他本身只是个诸生,未在举业上有前途而获得出仕的机会,这制约了他的实际经历与更广阔的交际。《石匮书/方术列传》中收录了《利玛窦列传》,此可见张岱之认识水平之一斑:
“利玛窦者,大西洋国人,去中国八万里。行三年,以万历八年始至,自彼国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摇槽,茫无津涯,惟风所之。数万里而达海南诸国,自海南诸国又数万里而达粤西。自言其国广大,不异中国,有七十余国,正北亦有虏,防之亦如中国之防虏,有坚城、火器、弓矢。内地虽城不必坚,此七十余国各有主而不自尊,尊惟教化主,其令能废置诸国主而俯听焉。教化主者,起于齐民,初有圣人仁德者设是教,严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无父,至今家家皆像天主母、天主及圣人而祝之,教之所尊者三一天、二父母、三君。而窦来中国始知有佛教,言佛尊已不尊天,不足事也,其圣人亦著书,比吾之六经,凡为“诸生”者,须市数十金,之书乃给,而试一书生,须数月之力。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中制科为荣耳,中制科亦不必就官,从此而往为者旧。者旧约有二三千人,而推其中之齿德最高者为教化主,共辅之,故教化主甚尊,威福予夺,生杀脱于口,行于七十余国中,以至长治而不乱焉。俗三十始娶,无二妻,虽国主亦尔,无子则传侄。家有三子者,二子不娶,犹子即其子也,女多亦不嫁,亦以银钱为用,玉石非罕,不为珍。金锡以为器。国无盗,百年有一盗,以为怪而堕之。……窦始至肇庆、赣州,复至南昌,学汉音,读孔氏书,故能通吾言。始来偕十余人,死亡大半,自二十五离家,犹童子体。尝为《山海典地全图》,荒大比邹衍,言“大地浮于天中,天之极西即通地底而东,极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可信。……万历三十七年死葬于京师。其徒庞峨迪仍居京师,王封肃等散居南京、淮安、武林,各以其教耸动士民,从者甚众。南京礼部侍郎沈灌再疏论,驱逐广东,后复散居各地,聚徒如故。所著有《西士超言》数十余卷。石遗书曰天主一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说,愈诞愈浅,《山海经舆地图》荒唐之言多不可问,及所出铜丝琴、自鸣钟之属,则亦了不异人意矣。若夫《西士超言》一书,敷词陈理,无异儒者,倘能通其艰涩之意,而以常字译太玄,则又平平无奇矣。故有褒之为天学,有警之为异端。褒之警之,其失均也。”

利玛窦的出现使张岱为安排其位置而有些困扰,但他还是为其安排了一个“妥帖”的位置方术。看来中国文化的确难以安排一个外国传教士。利玛窦进中国后,以虔诚的姿态尽力传播天主教,成为西方文化的先导。张岱《石匮书》能为其作传,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张岱对于利玛窦的绘制世界地图的工作,对其所持“大地浮于天中,天之极西即通地底而东,极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的地球学说,仅评价为“荒大比邹衍”、“多不可信”。
可见明代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由万历时代己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张岱的种种知识,包括其地理知识,还停留于中国传统的积累上,而没有觉察到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系统己经出现并开始走向全球。这是张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所在。他尽管志向远大,才气过人,然而仍旧是以传统中国文人的知识格局而终其一生。明代中国尚处在自己所构想的朝贡体制中以天国自居,不仅亡于流氓无产者的军队,而且还被四夷中的一支接了班。在这样的环境下,处于统治阶级队伍中的高级知识阶层的张岱亦只能把利玛窦视作“张真人”一样的“方术”人物,甚至还只能将其摆在“张真人”传的后面。不如徐光启等人,张岱识物之局限于此篇可见,知人论世不可抽离历史大环境,张岱之见识亦可鉴明末之识见。
别说张岱，汤显祖对利玛窦的看法也很有意思。

张岱和利玛窦
张岱三岁时，利玛窦来到中国。
张岱交友,三交九流,各种人都有,其中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文人,也有名不见传的奇人逸士、工匠,艺人,妓女,童仆,还有和尚道士。张岱感到很幸运,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各种知识。张岱还从生活需要出发,有意搜集积累民间的丹方草头药,积三十余年,编成了《陶庵肘后方》一书。《夜航船》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物理”、“日用”、“植物”、“动物”等大部分知识都是得自于生活。张岱反对“两脚书厨”非常重视将知识运用于实践,他说“凡学间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四书遇“活动自得”,就是一要灵活运用,二要不断总结。为此,张岱在中年沦为贫民以后,很快地就能从事治病、一养鱼、种菜、种植水果等治生活动。
晚明,西学东渐,不少传教士来华游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诸如天文、历算、机械、水利等科学文化知识。对此,明朝的官僚绅士大多持反对态度。利玛窦在华近三十年,最后死于北京，是年张岱仅十四岁。以后,作为一介布衣的张岱,对于利玛窦的天文历法很感兴趣,他在全面鉴别考证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否定了他的天主教义,“愈诞愈浅”,无一可取,《超言》一书,“平平无奇；《山海经奥图》“荒唐之言,多不可闻”《石匮书·利玛窦》。而对西洋历法“洞筋彻髓,不爽分毫”《石匮书·艺文志》“推测占侯,颇有验”《石匮书·历法志》予以充分肯定。对于朝廷“以为外夷而轻视之”,“故利玛窦之身,而不得究其用”《石匮书·历法志》的排外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充分表现了张岱求实,开放的思想。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兴盛,以及反映这一时代愿望的启蒙思想和明清易代的巨大变革,给予张岱张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继承并发展启蒙思潮关于人本主义对情的高扬,另一方面,针对明亡的社会现实,锐意反思总结,主张经世济民。张岱的实学思想既有李贽的深刻,又有辩证不偏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