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词：
只有在迷雾中徘徊彷徨过的人，只有在死神来临前饱受过煎熬的人，
只有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压迫在大地上展翅飞翔过的人，才会心有所悟。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大家好～～一点一点考据。
比起58年军委扩大会，其实本来"袁王事件”的性质很清楚、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多费口舌。

（一）“袁王事件”考
革命是什么？ 牺牲！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两人虽绿林出身，但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参加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德胜公秋收部队上山，对井冈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所部编为红四军32团，在红五军上山前，32团与朱总28团，德胜公31团，并列红四军三大台柱，二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高级将领。
1930年2月24日发生在永新的“袁、王事件”，毫无疑问是个悲剧，此事件在井冈革命根据地引起了极大震动，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 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在1930年代，左倾思想横行，革命队伍内部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当时错杀“袁、王”的性质，与江西苏区后来发生的富田事变，打AB团肃反中的错杀，性质上完全一样。
“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1950年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是对袁、王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合情合理。因此，1950年给袁王二人平反，此事件直接间接相关的人等，包括毛、彭、陈正人等，无一异议。
但既然定性为“错杀”，严格讲确实有责任问题。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批臭彭，就不顾事实，将此事责任全部扣到彭总头上，就过分了。为此不实指控，彭不得不在上交的自述中，声明要求组织调查澄清此事：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彭自述中说的“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一事，就是指第一次反围剿前发生的“富田事变”，德胜公领导的总前委临机决断解散反对派赣西南红二十军，后在苏区于都桥头地区，将该部副排级以上干部约200余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一事。
彭上文提到的陈正人，1928年1月“万安暴动”后上的井冈，是德胜公的老井冈班底之一。陈在“袁、王事件”发生前后，是当时的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兼秘书长，当然是“袁、王事件”知情人。

（二）“袁王事件”考
因“朱毛红军”盛名和井冈割据特殊地位，“袁、王事件”发生后，当时长沙大公报有关于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报导(据1930年3月27日长沙《大公报》：
“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宁望队长不杀。茶陵特约通迅:袁文才、王佐两匪，被彭德怀枪毙一节，已志本报。至彭匪诱杀袁、王原因，外间尚未明瞭，兹据本报茶陵特讯云:
袁匪文才，原系一江湖客，与茶陵罗君少华，初本相好，且有相当交情。自后袁为匪，罗办团务，二人遂从此隔阂。罗君前任守望队长，雇枪工修理旧枪，制造土炮。袁、王二匪，即联合派赤军，在坑口将罗君少华和家属及枪工多人捉去。当时袁匪念昔日交好，遂许罗以不死。原袁、王二匪，系受彭匪德怀指挥，彭匪闻此消息，疑袁、王有反动嫌疑，即令召袁、王，佯称开会，袁、王到后，很分别枪决。又一面派人捉拿罗君，罗君闻讯，即运动一般看守兵，一同拖枪10余枝逃走，遂得脱险。袁、王逆部，被彭匪缴械大半，其余残部，现有进退维谷之势，拟向挨户团投诚。而彭德怀则发出为杀王佐、袁文才告民众书，大意为袁、王系反动派，非共党。云云。(分子)丙三二三。”

从大公报报道看，外间显然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内部的领导体系，但也从自己的情报来源，推测事件起因：彭怀疑袁文才勾结茶陵靖卫团罗少华，计杀之。

“袁、王事件”后, 1930年4月9日,赣西南特委有一个正式通告：“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
通告中提到的“西路行委”即指“湘赣边特委”。赣西南特委通告中写了三个原因,其中第三点,“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与大公报一致。

@wgljw2000 2018-10-09 12:03:15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源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源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源陪同毛泽东赴铜鼓途中，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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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强悍，潘心源是德胜公秋收起义的核心骨干之一。

袁王事件中，潘心源是个关键人物。但多数人不知道德胜公与潘的渊源。下面是毛年谱的关于秋收起义一段。

看过往的历史，后人要有种“观戏人”的觉悟，才能大致保持客观的距离，看清藏在表面背后的真相和真理吧。

看近代历史，真相君等人太入戏了。
辩辩也好，煮酒论事嘛。

（三）“袁王事件”考
什么是革命，占有，还是献身？

按当时苏区权利结构，从上往下：总前委书记德胜公-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偕，最后是参与平叛行动的红五军彭滕二位。
因为潘心元及湘赣边特委主要负责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抗战前均牺牲。这样，建国后平反“袁王”，最敏感的事，就成了毛彭两位担什么责任？
从彭自述和各方回忆看，彭与德胜公都未参与具体决策，但德胜公在当时就立即背书“承认了平叛行动的合法性”，也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从1950年就能平反袁王看，可以肯定，毛彭两位都不是错杀袁王的主要责任人。这样，毛彭两人构不成平反袁王的障碍，而平反还能彰显德胜公的事实求是,海纳百川的心胸,何乐而不为?
但解放前后,德胜公本人对”袁王”的评价并不一致。这一点，从彭、毛自述、陈正人回忆的内容，可以印证。
按1937年德胜公对“袁王”的评价：“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上文引自斯诺1937年采访记录撰写的《毛泽东自述》，第三章-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斯诺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和德胜公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
而据吴黎平1979年所讲："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
按德胜公1937年的说法袁王被杀，是因为“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通俗讲，死于“党纪军纪”。

@教外私淑 2018-10-12 13:58:48
来源：湘赣边区的社会矛盾与苏区革命

通常利益集团编造的故事只说遂川于都会议决议解决袁王，却不提具体内容，好往土客矛盾上诱导，但是拿出会议内容，我们看到什么呢？
遂川于都会议上开会的土籍干部，虽然主张坚决解决袁王问题，但是考虑杀掉袁王对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反对杀人的，而且是得到与会者赞同的；这种考虑，是表现了合格共产党人以党的事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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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王，作为烈士是有些成色不足，所以七大时没有给平反。
但袁王也确实是没有造反实际行为，有造反动机被怀疑。
因此是“可平可不平”的情况，毛给了平反吧。

@真相历史2015 2018-10-13 08:35:39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我找的就是这份报告。一直没看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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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很关键，大部真相有交代。应该是内容敏感，被有意隐去了。

我这也只找到同为中央巡视员的刘作抚的1930年7月22日给中央的巡视综合报告，其中有涉及袁王事件的单独一段。

@真相历史2015 2018-10-13 08:35:39
1930年8月，潘心元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提交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同年9月，由周恩来安排，潘心元赴浙南地区巡视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我找的就是这份报告。一直没看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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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8-10-13 10:23:37
《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之报告》很关键，大部真相有交代。应该是内容敏感，被有意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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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魔法师2017 2018-10-13 20:08:07
你读过这份报告吗：没读过是如何认定“大部真相有交代”？
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明确派潘巡视湘赣边界特委，他的活动重心也主要是在赣西南特委和红六军，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的题目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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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巡视员制度要求，潘巡视结束，应向中央提交巡视综合报告，说明袁王事件的处理，这是应有之义。

袁，王两位，民国一来，一直游走在官府和山林之间，两位自己早就成了井冈山大地主了，搞土地革命，首先会革了袁王团体自己占有土地的命。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1981年公开发表的《彭德怀自述》是在老总1970年写的一份自传式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有部分删减，留下的基本保持原貌。
“袁王事件”是文革期间揭批的彭主要罪状之一。当时批判彭“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在《自述》中，彭专门写有一节“袁文才、王佐事件”，提供了这一事件经过的说明。《自述》中关于“袁王事件”，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一个字也没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不可言说的事，只能保持沉默。
但是，从《自述》内容可以看到，为什么建国之初，“袁王”可以认定为错杀，并给予平反。因为，当时湘赣边特委对“袁王”采取行动，是基于“怀疑”，而不是“袁王”真的造反了。
彭《自述》：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 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
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老总文笔很硬，上来先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娓娓道来。“一九三○年三月初”这个时间记忆有误，“事件”发生确切时间是在2月24日。不过五军攻克安福确实是在3月。
来五军“请兵”的是地方党委负责人，请兵的原因是“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五）“袁王事件”考
在“袁文才、王佐事件”一节，彭言明“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不牵扯到此一事，这样，提到的另外还有8人：潘心源、德胜公二人，特委和五军的6个人。23日夜行动前，在现场的有6人，按彭的记忆是：“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五军一边则是彭、滕、邓三人在场。
彭文中提到的23日夜现场6人中，朱昌偕、王怀、邓萍三人1935年前已先后牺牲。而陈正人在建国后的个人回忆资料中，明确说自己23日夜不在场，陈表示2月24日的行动，特委事先也未告知他。
陈正人在《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文中记叙：
“1930年2月间，彭德怀同志带了红五军到了永新。彭把袁、王也调到了永新。这时有人又把袁、王的问题提出来了，并主张要缴袁、王的枪，王怀和龙超清竭力主张杀袁、王。结果在3月24日晚上，枪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淹死在永新河里。王佐死后，其哥哥王云隆就叛变投敌，敌人给了他井冈山特区主任职务。杀害袁、王那天晚上，在我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我这个决定。那时我已不再特委工作，到安福任县委书记。”
另一个当事人滕代远，对此事也有记录：
“黄公略到红六军当军长不久，红五军住在遂川、永新、泰和、吉安之间的一个地方。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只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这样大致可以确定，23日夜，来五军军部的人，王怀可能性最大。因为，解决袁王行动的地点在永新县城，王怀是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同时也是武力解决袁王武装的主要倡议者之一。
而陈正人一直反对武力方式，另外，陈正人与王怀都是遂川县人，参加革命后，两人私交一直很好。这也可能是特委在决定行动前，没有提前告知陈的主要原因吧。

话说对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德胜公非要对号入座，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看姚、戚的批判文章，真是奇怪的很很～～～

@ywujun1969 2018-10-25 22:27:56
话说对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德胜公非要对号入座，到底是个什么心态？
看姚、戚的批判文章，真是奇怪的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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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历史2015 2018-10-26 11:35:56
还有一点，你给大家一个解释，为何1959年的公告直到1967年才上人民日报，这事是谁阻挡的，理由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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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个田丰吧。

（六）“袁王事件”考
“真实的一种样式，不是向心凝聚，而是有棱有角、有裂纹的真实。”
德.昆西

对特委深夜来报告“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彭持怀疑态度。这种事非同小可，一定需要证据。因为，1929年1月朱毛红四军撤离井冈后，五军与袁王部冒死守山，五军重返5月井冈后，又与袁王部协力恢复壮大边区，本是同患过难的友军，很有些交情。按彭的看法王佐还不错，怎么会叛变，彭质疑特委很正常。彭《自述》中写到：
“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
上面这段，内容不长，但信息丰富。彭《自述》以朱昌偕之口点明导致“袁王事件”发生的一头、一尾两个关键会议。
朱昌偕讲的红四军前委传达“六大”决议事，就是1929年1月4～7日德胜公主持召开的“柏路会议”，此为头。按朱昌偕说法，错杀“袁王”一事，实际在 “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就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柏路会议”的主持人是德胜公，他也是“六大”决议的传达者，当时袁、王两人，五军军委的彭、滕等人，湘赣边特委的朱、王、陈等60余人都参加了会议。
朱昌偕所言的“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指1930年2月22日夜，湘赣边特委在永新召开的边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落实不久前德胜公1930年2月7日在吉安陂头（赣西特委驻地）主持的“二七会议”指示精神。在边区的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即彭清泉）参加并主持该会，五军领导人没有参加此次地方党委的会议。
五军当时并不在永新。按“二七会议”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目标，会议决定，集中四、五、六军，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则是先占领与吉安互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为此，四军、五军商定分工，四军负责打吉安北的吉水，五军则负责先打安福。
袁王事件前，彭《自述》：“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就是这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