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底该不该推翻满清？
二、愤青民众毁了北洋政府
三、宪政的希望——袁世凯
四、近代最黑暗的时期
五、受夹板气的北洋执政
六、外来的推动力量
七、双雄争位
八、北伐关键时刻的分裂
九、蒋介石“清共”
十、共同的敌人
十一、建立国民政府
十二、东北易帜
十三、前三次围剿
十四、九一八事变
十五、淞沪抗战
十六、第四次围剿
十七、长征
十八、张学良态度的转变
十九、“西北大计划”
二十、日本人资助的“抗日反蒋”运动
二十一、西安事变
二十二、野心破灭
二十三、斯大林挑起中日全面战争
二十四、尾声


初稿已完成，随校随发，欢迎大家指正、讨论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现代历史中的很多内容被遮掩、歪曲，导致笔者之前的了解断断续续，很多地方都有滞涩之感，有些事件甚至觉得官方的解读莫名其妙，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比如张学良居然会傻到送蒋介石回南京，又如北伐军竟然在与外敌激战之际发生内讧，宁汉分裂，之后各自为战），因而心中总感压抑莫名，似是被迷雾所笼罩。近日看了一些文章，明白了很多内情，基本厘清了从清末到建国间的历史脉络，将近现代历史中的各大事件渐渐串联起来，颇觉拨云见日，心头畅然，遂分享心得于此，并求方家指正。

一、到底该不该推翻满清？

清末国家弱小，任由列强宰割，外敌当前，当时最重要的其实并非推翻帝制，而是强国，否则就算驱除帝制，中国仍然是列强口中的鱼肉，而没有了清朝的一统态势，变成一盘散沙，只会被欺压更甚，更难实现民族振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慈禧推行的“十年新政”虽有卓有成效，但烂透了的满清很难根除大部分积弊，且为了防范汉人翻身还有很多政令不肯推行，因此其改良的速度和彻底程度多半不足以令中国挣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更不要说慈禧一挂，就算没有革命党闹事，清朝也很可能还是会落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因此，当时推翻满清未必就是个错误，辛亥革命也未必就是不正义的行为（另，辛亥革命孙中山并未参与，广州起义也没他的份儿，其实孙中山对当时的政局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被严重夸大了。)
如上所言，等待满清改良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可壮士断腕，干掉满清，后果也不会理想。当时的中国，无论走哪条路，其实都是一条烂路。当时的智者，无论怎么分析，估计看到的也都是绝望。
之所以干掉满清后反而令中国落入更加凄惨的境地，是因为辛亥革命这种推翻模式太次。各地的将领、官员都很睿智，一见大厦将倾，立时便换了外皮，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保存了实力，令中国陷入军头割据的局面。其实当时的满清摇摇欲坠，将其灭掉并不困难，若能像明朝驱除鞑虏那样，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满清势力横扫平推出去，乘势控制全国，实现一统，效果无疑是最好地，可惜客观条件决定了在推翻满清前，民间很难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因此既然不准备让清朝走改良之路，那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成了必然。
当时的列强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变强大，但更不希望中国战乱不绝，因为这样不利于他们做买卖；而且洋人也不觉得中国能够很快强大起来；加上西方以商贸为核心利益，对中国是否会变强反倒放在其次，就算会让中国变强，只要利于倾销商品，还是会做，因此这些境外势力并不会刻意去干涉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给中国翻身其实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可惜我们没法去抓住。

二、愤青民众毁了北洋政府

在辛亥革命之后，惊才绝艳的袁世凯是当时威信最高，最能服众，也最有机会一统河山的人。虽然当时各地多为名义上依附，袁的统治有些虚浮，但如果有充足的时间训练新军，增强国力，同时逐步剪灭各军阀，花上很长的时间，经历多年的战乱，还是有机会让中国在宪政之下逐渐强大起来的。至于为人诟病的“二十一条”之类饱受列强欺压的条约，不过是卧薪尝胆阶段的无奈，当时的国人其实应该支持他丧权辱国，只要受辱之后能够励精图治，发展国力，就终有一雪前耻之时。可惜当时的国人见识浅薄，缺乏远见，不顾北洋政府初立，内政不稳，百废待兴，急需稳定的发展环境之事实，更罔顾“弱国无外交”的铁则，对袁签署的稍有屈辱的条约都不能容忍，动辄游行闹事，攻击洋人，徒逞一时之快，常陷北洋政府于内外交困，前后夹击之窘境。
之前林则徐瞎胡搞，乱玩气节，手段强硬地虎门硝烟，就害得中国被暴打一顿，而且禁烟之后鸦片反倒从偷偷贩运变成了合法销售，在中国地区的倾销量激增，中国受到的屈辱和伤害数倍于前。过了几十年，清廷头脑发昏，纵容义和团屠虐洋人（与印尼排华事件在动机上有一定共性），结果遭来报复，被八国联军连都城都攻破，国体尽丧，无数百姓惨遭蹂躏，之后清廷还要含羞忍辱，赔礼道歉，并为之前暴徒们对洋人侨民施加的残虐兽行支付天文数字的赔款，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庚子赔款是列强对清廷纵容拳民屠虐在华洋人的惩罚，首要目的并非敛财，而是要让中国人记住教训，以保障侨民今后的安全。此后清廷各官吏对洋人畏惧如虎，民间百姓与洋人发生冲突后，一味偏袒洋人。这并非因为这些官员天生犯贱，或者胆小如鼠，毫无骨气，其间也多有节烈之士，只是朝廷被洋人打怕了，也长了记性，勒令官员们不得引发争端，要尽量忍让；这些官员们也知道人在矮檐下就得低头，小不忍招大祸的浅显道理，所以才相忍为国。事实上，这才是明智的国策。列强们见中国政府知过能改，颇觉欣慰，后来见中国穷得可怜，还主动返还了一笔巨款，专门用于教育，在各地建立学堂，以帮助国人提高素质〈列强认为国人太愚昧，类似土著，难以对话，也清楚中国政府未必能管控住治下的野蛮国民，所以不惜斥资帮中国百姓提高认识，尽快与国际接轨，不致再次出现义和拳烧杀淫掠这样的暴力事件，这样利于他们向中国倾销商品。）
中国政府两次自不量力，与洋人冲突，都迎来了非常凄惨的后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实力不行还要硬玩骨气，非但挣不回面子，反倒会遭致更大的屈辱。这就如走在街上，被巨汉推搡了一下，或者受到被扇耳光之类的羞辱后，老老实实离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硬要争一口气，踢人家一脚，当下是爽了，平衡了，紧接着肯定是被人家打断腿。等到被打怕了，最终还是得服软，叫爷爷，受更大的屈辱，还不如之前忍一忍呢。
当时的西方列强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只会尊重同级数的强者，只会忌惮真正能够威胁到他们的人，和人家硬玩骨气，耍气节肯定是玩不转的，想要得到尊重，想不再受辱，只有自身先强大起来这一途。西方列强们非常尊重和我们同为亚洲人的日本，接纳其成为列强中的一员，是因为日本靠着异常成功的明治维新在几十年中脱胎换骨，打垮了清朝，打败了俄国，用血和火赢得了尊严。

三、宪政的希望——袁世凯

韩信钻裆，终成名将。勾践吃屎，方灭吴国。李渊若非称臣突厥，做突厥人的小可汗，多年奴颜婢膝，换得突厥兵襄助，又岂能击败群雄，篡夺大隋江山，建立大唐？唐太宗李世民若非搬空府库，缴纳巨额财富给打到长安脚下的突厥人，签订城下之盟，唐朝恐怕在626年就灭亡了，又哪能在四年之后趁着突厥内乱垂死而灭其国，夺其地，大大地扩张疆域？
袁世凯英武睿智，自然明白在国家变得强大之前，对列强只能唯唯诺诺，百般退让，暂受胯下之辱的道理，可老百姓们却没有这种政治眼光，看见丧权辱国就要扎刺，不停地闹事，要求政府和列强反目摊牌，这让北洋政府左右为难。而民众的情绪又被一些不甘臣服的军头们利用来抵制中央，给北洋政府添乱。
袁世凯素有强国梦想，觉得各地割据，不受控制，宪政模式下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太低（宪政国家通常是由一个已经控制全国，且政令通畅的军政府转变的，比如美国，而中国此时虽然貌似一统，其实还是军阀割据状态，不大可能转变成真正的宪政），对发展国力不利，而帝制则可以增强控制力度，让中国更快地强大起来，因此倒行逆施，复辟了帝制（其动机兼有内心私欲）。
事实上，先一统再发展，攘外必先安内，这些思路也不算错，若真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独裁的帝国，由一个新兴的高效统治层带领，其实更容易发展国力，提升武装力量，能让中国尽快从被掠夺的弱国跻身列强行列，成为光荣的剥削其它弱国的列强之一（就好像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但袁高估了自身的武力，低估了反对力量（他要中央集权，各地的军头们自然不愿意，所以大家发动“护法运动”之类的军事行动反袁，其中固然有反对社会模式倒退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动机恐怕还是不愿被一统掉，蔡锷之流只不过是打着“救国”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兼谋私利罢了），因此最终兵败。
宏观来看，既然袁世凯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就还不如在宪政下尽量中枢集权，慢慢一统，慢慢强国。他判断错误，急于求成，最终断送了中国在清朝灭亡后步入真正宪政时代的可能，无疑是应该承担一定的历史罪责地，但不该是如今主流舆论中所说的“丧心病狂，为一己私欲倒退文明，出卖国家利益”云云。其实袁世凯在时人眼中，一直是思想先进，能力出众的一代英杰，被当时的很多人视为中国复兴的希望，可就因一步走错，就像当年的王莽一样，被后人贬低得一文不值。一切尽如那句话般：“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种趋势，好让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地蚕食鲸吞。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孙文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反对南北议和，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支持南北分裂，为此特地安排梁启超秘密南下参加护国军政府，后来又支持唐绍仪出头搞南北朝，都是出自这一用心。
可叹的是，主动配合日本这一宏观战略的“民族英雄”们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孙中山一再发动革命，使得中国陷入长期分裂。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使得全国失去了传统的统一权威。他意犹未尽，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虽一度流亡海外，但护国战争爆发后又卷土重来。哪怕是在老袁死后，他仍能借口“护法”，成立“非常国会”，在广州非法开府，使得事实上的南北朝获得了正式名称。
这一系列民族自杀行为，制造出了遍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使得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最先看透这点的是老袁，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四、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

历史书上宣称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把孙文推翻满清的果实给攫取了，这种说法是在歪曲事实。孙文虽然反清多年，但影响和作用有限，辛亥革命他也并未参与，广州起义更没他的份儿，其实孙中山对当时的政局并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作用和功绩被严重夸大了，这源于国共两党对其相继的吹捧。辛亥革命能令清廷退位，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列强的几番痛打和太平天国这场武装民变动摇了清廷的统治，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地方上的军政大员拥兵自重，清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沦落到唐朝中后期的地步，比“周天子”强不了多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编练了“新军”，战斗力冠于全国，但在关键时刻，新军的首领，深受皇恩的袁世凯却没有为这个即将崩塌的政权出力，而是迫使清帝退位，响应了辛亥革命。毫不夸张地说，袁世凯才是推翻满清的头号功臣，坐大总统的位子天经地义，孙文想来抢才是要窃夺革命果实呢。事实上，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根本没有今人普遍认为的那么高（全是后来夸大渲染吹出来的），他连自己的小党派都控制不住，若不是靠着素来擅长的暗杀手段干掉声望如日方中、后来居上的宋教仁（此节存争议），他连国民党内的头把交椅都坐不住，更不要说统治全中国了。
相比上面这两条实打实的因素，什么民族矛盾、外国思想的渗透、百姓奴性的下滑、孙文黑社会闹事般的反清活动，都不过是满清谢幕的次要原因罢了。如果当时袁世凯铁了心帮清廷维持，以新军强横的战斗力，起义军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辛亥革命必定惨败收场，更谈不上什么争夺胜利果实了。当然，当时清廷气数已尽，就算袁氏竭尽全力，也只能是多维持几年而已。虽然当时还有一些省愿意追随清廷，延续帝制，但更多的省终将自治脱离，中国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内战不休，就如唐末一般。纵观历史，哪一次大分裂后的改朝换代不是尸横遍野（改朝换代时，几千万人没于乱世的情景比比皆是，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是常事，比如隋末4600万变为唐初的1300万） ，外来异族趁机入侵肆虐，国家残破（如唐亡后陷入五代十国的大乱局）？中国这次改朝换代（而且还是名义上结束封建统治的超大变革）能够基本上和平解决，令百姓大多得到保全，袁世凯实在功莫大焉，堪称是国家的功臣，人民的大救星，后来的倒行逆施并不该遮掩之前伟大的历史功绩。

@李驮跋 2016-05-01 12:57:49
思想通达，文气欠贯通。如更条理锤炼尤佳。天涯难得一见史学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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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过奖了，文字方面我再尽量认真些，不过大致也就是这种水平了。

兄台如有独到见解，也请在这里不吝赐教。

补充下北洋时期孙文挑动的三次内战

二次革命

孙中山被袁世凯赶走后，心中不甘，时刻想着要夺取政权；而其在国民党内的威望也渐渐被宋教仁所超越，遂暗杀了宋教仁，栽赃给袁世凯，并以此为借口，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

孙文自己没有军队，只能利用各地军阀对中央集权的不满来反对北洋政府。江西军阀李烈钧被免职后心怀怨恨，与孙文一拍即合，电告讨袁，宣布江西独立，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也相继独立，出兵北伐。北洋政府则出兵剿灭这些藩镇，北洋军节节胜利，很快便杀入南方，二次革命发动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军阀部队的战斗力没有北洋军强，二是孙文和地方军阀们的叛乱行为严重不得人心。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至少表面上建立起一套民主、开明的政治结构，推行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一时间全国民主的气氛十分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多种，而即使是像陈翼龙般猛烈攻击袁世凯政府的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制袁、反袁的报刊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给百姓们提供了一幅大革命走向太平盛世的美好图景，此时大部分人都对北洋政府充满信心，袁世凯也是众望所归的风云领袖。此外，在当时那种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之下，中央集权能够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因此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做到政令畅通，有效地控制地方，结束战乱和分裂，从而能够安心建设，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孙中山为了个人私欲，大肆煽动串联，带着国民党和割据的地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中央，点燃战火，令社会动荡不安，自然不得人心，大家普遍将袁世凯视为安定生活的保护神，将北洋政府视为正义的代言人，希望他尽快剿灭叛军，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人们指斥孙中山一伙人不过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权力，甚至有人骂孙文等人是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就不配称作革命。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官员、商会、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人心之向背昭然若揭，可孙文权欲熏心，仍然不管不顾地发动了战争。

事实上，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不支持孙文分裂国家、挑起战争的行为，开战之后，很多国民党议员仍然留在北京，准备参加议会，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甚至后来在南京不辞而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普遍不相信宋教仁是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地（宋并未威胁到袁，双方相处融洽；且袁对各种攻击者都很宽容，又何必单单非要整死宋；事实上，宋教仁之死令袁世凯遭到怀疑，又无从解释，一时相当窘迫尴尬，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宋教仁在生）；二是大家并不希望开违背宪法这样的坏头，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破坏好不容易才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风气和行事规范，而且当时风气开明，宋教仁案走法律渠道能够更好地解决，更何况此时国民党的武力又不占优。

孙文等人的军事冒险最终失败，这反倒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坑了国民党自己。之前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很大，与北洋政府暗别苗头，已令袁世凯不满，早有剿灭之心，却苦无借口。此外，由于孙文是靠混黑社会起家，麾下的所谓革命党人中有着大批黑社会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为社会各界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在辛亥革命之后，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便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又不好处理这些并未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功臣，便只能听之任之，地方上被搞得一片混乱，这也是身为中央的北洋政府所不满地。因此在此次军事上大获全胜之后，北洋政府便趁机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一一清除，又将那些祸害地方的国民党人一扫而空，令社会清平不少。

对于那些在辛亥革命之后表面上尊奉北洋政府的各地军阀，袁世凯本来没有理由施压，中央对地方无法控制，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袁氏的中央政府毫无办法，结果财政入不敷出，只有靠着举债度日，栖栖遑遑。此次借着打击二次革命，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国民党盘踞的“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军阀们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忤逆，在“二次革命”后，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山西（阎锡山）、东三省（张作霖）之外，其他各省均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而这几个省的军阀也变得老老实实。

二次革命最大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就是破坏了当时难得的宪政氛围和民主风气。孙中山勾结军阀，因为尚未确定的谣言便发动反对中央的叛乱，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这开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头，对整个政治氛围构成了极大的戕害，是一种大倒退，完全摧毁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代议制政体，二次革命也成为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开端。原本袁世凯迫于舆论压力，在各方面都追求开明、民主，中国似乎已能建立起一个宪政国家，但此举给了袁加强独裁的借口，也断绝了他走宪政的道路（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这为其后来走上错误的称帝道路，中国在他死后陷入十余年军阀混战的惨境埋下了伏笔。

@李驮跋 2016-05-01 13:06:56
治史最重要的是用 历史 的眼光对特定 历史 条件下的事件、人物进行分析，有的人的眼光是几十年，有的人能看到上百年，真正的史学家能把一件事放在至少三百年的 历史 上，进行横向纵向的比对，分析这件事情所造成的 历史 影响。当代教材所教授之所谓 历史 ，屁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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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本的功能又不是宣示史实，而是教化育人，即忽悠。

护国运动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逃亡国外，但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四处游说，利用地方军阀们对中央集权的不满情绪，煽动众人起兵反袁，但袁世凯风头正盛，没有军阀敢于挑头闹事，响应孙文，孙中山只好继续串联、蛰伏。

不久，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把自己名声搞臭，竖立成了公敌，大批支持他的民众改变立场，也给孙文和其它抵制北洋中央中央集权的地方军阀提供了闹事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麾下的众军头也大多反对他称帝，竭力阻挠拆台，其统治力的下降给地方军阀们闹事提供了勇气。

1915年12月，云南地区的军阀蔡锷、唐继尧遂以袁倒退历史称帝为由，率先进行讨伐，史称护国运动（孙文利用自身威信，为这支军阀部队宣传造势）。很快，贵州军阀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广西军阀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起兵响应。袁世凯派麾下众将讨伐，但众人出工不出力，进展缓慢，远不似两年前剿平二次革命之时。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的军阀见袁世凯未能迅速扑灭叛军，胆子便大了起来，纷纷宣布独立。

战斗力和兵力远胜的北洋部队之所以未能迅速击败蔡锷等地方军阀的部队，主要是因为北洋内部对袁世凯称帝怨声载道（北洋大佬们都是袁的小弟，奉其为大哥还是心服口服地，但绝对无法容忍有朝一日向他的瘸儿子跪拜，有些甚至还指望着袁世凯坐够了换自己当两天总统呢），因此不仅是外系军阀闹事，北洋系的地方势力也纷纷拆台，北洋中枢掌握兵权的的众大佬（如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公然反对（如张勋不仅拒绝出兵，更提出“四个不忍”）。在这样的情势下，前线的部队完全是敷衍了事（如私通蔡锷，对天放枪，把炮弹整箱整箱推到山谷里，甚至连大炮都扔了，只有北洋第七师的张敬尧是真打，但孤掌难鸣），因此才会和蔡锷麾下战斗力极低的叫花子兵（滇军很穷，军饷都发不起，孙中山和蔡锷等人只好发鸦片充数，进行护国运动的部队在北上同时，将不计其数的烟土沿途贩卖过去，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僵持几个月。后来（五月时）北洋众大佬们更是私下聚到南京开会，准备反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实力派，能量和威胁远比蔡锷等人强出百倍。眼看下一步就是北洋军头们联合逼宫之局，袁世凯迫不得已，只好退位，六月便忧病而死。说白了，逼袁世凯退位的真正力量还是北洋的各大佬，蔡锷孙文发动的护国运动只是充当导火线的作用罢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不可能”三字太绝对了，孙教父一生暗杀的人多了去了，派杀手已经成为他最喜欢，最有效的铲除障碍的法宝，你所谓的“孙没那魄力和果决”之论断不知道怎么来的？
此外，从动机看，宋死后，孙是最大的受益者，扫除了马上就要取而代之的党内竞争者，而袁则丝毫好处没有，还有大害。何况孙还利用宋之死发动二次革命，得到了一搏之机，袁杀宋有什么好处？给其他蠢蠢欲动者提供闹事的借口？作为统治者，求的是稳定、秩序，通常不会用暗杀这种激进手段，因为没有必要，后续的害处大于暂时的收益。而在野者没有负担，无需考虑后果，且利用正常手段无法改变现状，因此铤而走险，搞过激行为的可能要大的多。

当然，说孙杀宋也无确凿证据，因此本文在括号内加了（存争议）这样的附注。正如xcgzyj所说，目前既有的证据下，只能说孙最为可疑。

七、近代最黑暗的时期

袁世凯死后，中国再无能够服众之人，众军阀（大部分都是袁当年的部下）遂彼此混战十几年，把中国拖入比帝制、比之前的清末还要凄惨的黑暗时代。
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时期，之所以迟迟没有一个军头能够扫平天下，原因有三。一是哪一方占了明显优势，其它几支势力就会联合起来打压他。二是各军阀都有列强做背景，战争失败后就躲到租界；且当时军阀界的众军阀普遍性情宽仁，胸襟气度过人，军政界弥漫着对战败军阀不杀害、留余地的仁厚传统，兵败后的军头只须通电下野，即可带着家眷、财产安然离去，坐待时机东山再起；而且在冲突中也无人搞暗杀之类的卑鄙手段，都是堂堂正正地拼实力，因此战败的军头往往能够蛰伏待机。三是当时整体社会穷困落后，谁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豢养一支数量多到可以统治全国的兵马，因此在击败对方的主力之后，往往无力进驻其地盘，进行彻底控制。
由于谁也无力彻底干掉其它军阀，迅速结束战争，局势自然就变成了持久烂仗，各地军阀不得不将抢地盘、发展军队当成最重要的事，又哪有财力去搞工业，搞民生？此外，由于谁也不确定自己能占据当下的地盘几年，且需要尽快得到资金（没钱就买不来军火，武力发展慢了就会被其它军阀干掉），在大家都急功近利的情势下，谁把钱投在那些稍微长远的项目上，让自己短期内变得虚弱，就会被其它势力吞并，因此哪家军阀也不会去发展见效慢、投资大的经济体（如工业、建设），都在搞那种急功近利型的经济模式（如种鸦片，当时每个军阀都种）；而且不长远考虑，个个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其实军阀们也是没办法，养兵和打仗太花钱，不掠夺百姓统治就维持不下去，更不要说壮大武装了）。于是最终形成了一个怪圈，即军阀们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招募兵马，招了兵又养不起，只能放养祸害百姓，而兵越来越多，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大批青壮年从事破坏性的战争，兵败之后有一大批又沦为土匪，进一步破坏生产，于是中华大地上遍地兵匪，遍地鸦片，遍地贫穷。
当然，虽然北洋时期整体来看超烂，但在执政的短短十几年中，也有少量出彩的成绩，比如拒签《巴黎和约》；使中国成为国联非常任会员国；派驻国际法庭法官；废除了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收回了国家关税和法外治权等等。在中国近代史上，执政者首次海外用兵保护侨胞的也是北洋政府，曾顶住各方压力，不顾苏俄日本的威胁警告，出兵痛打独立的外蒙古，一个月后就抢回了这块疆土。

八、第一次护法运动

由于迫使袁世凯退位的真正因素是北洋众大佬的逼宫，而非蔡锷等地方军阀的军事压力，且北洋军的力量远在地方军阀之上，因此在袁世凯死后，国家里仍然是北洋大佬们说了算，孙文仍然没能得到权力，因此心中不甘，蠢蠢欲动，而西南几省的军阀们也不希望继任的北洋执政坐稳位置，慢慢中央集权，消化掉自己，因此双方于1917年再次一拍即合，一道反对北洋政府。
此时北洋大佬段祺瑞已经“再造共和”，和梁启超等组织了临时参议院，建立了新政府（国民党之前由于发动“二次革命”而被北洋政府宣布为“叛国”，因此失去了席位）。孙文遂在广东召开另一个国会，与中央唱对台戏，并呼吁众军阀起兵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史称“护法运动”，中国陷入了南北朝大分裂时期。
此次北伐的部队来自陆荣廷、唐继尧等不愿被中央统一的军阀（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云南，还有其它七八个省的部分地区）。之所以此次站出来反对北洋政府的军阀更多，是因为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已经死去，剩下的大佬们相互竞争，互相制衡，彼此拆台，北洋政府远比之前要虚弱，这便给了地方军阀们彻底推翻中央，令中国重新陷入大分裂提供了机会（无法统一，军阀们就能长久做土皇帝），大家都觉得机不可失，遂纷纷为分裂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孙中山则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进行舆论宣传，抢占正义的制高点，并进行串联，把这些军阀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与中央对抗。
双方大战，北洋政府取胜，但此时直、奉两系已经反目，因此谁也不愿再打，折损实力，让对方渔翁得利，北洋政府遂与南方政府和谈。南方众军阀们反对北洋政府，只是希望能够长期称霸西南，和孙中山合作只是借助其名声罢了，没人真心想要把权力交到他的手中。孙文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北伐前却控制不住内心的权欲，自封为大元帅，当了这些真正掌握兵权的军阀们的上级，喧宾夺主，这早就令众军阀十分不满，大家对自己身处的这个所谓的“南方政府”殊无好感。此时见北洋政府愿意和谈，自己割据一方的目的已经达成，便不再想着彻底摧毁北洋政府，而是和孙文拆了伙，不理他的反对，各自与北方议和，还逼着孙中山辞掉了“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便这样闹剧般地结束了。

九、非常大总统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粤系军阀陈炯明率部占据了福建的一部分，桂系军阀则占据了广东。利用粤系军阀对桂系的敌视，1920年8月，孙文和陈炯明合作，攻击桂系军阀，败之，11月占领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4月，孙文操纵非常国会，自导自演，当上了“非常大总统”。
此后孙文便开始策划第二次护法运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他决定取道湖南，北伐北洋政府（此时直系当家）。但湖南军阀和百姓厌战已久，又觉得所谓“护法运动”不过是军阀间的争夺权力之举，孙文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而妄动刀兵，祸害国家和百姓而已，遂持反对态度，因此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对于孙中山当“非常大总统”，准备武力北伐，推翻北洋中央等行为，以陈炯明为首的粤系军阀同样持反对态度（陈炯明希望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且粤系连年大战，财政也确实紧张），因此孙、陈之间日益不睦。1921年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立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督师溯江北上桂林，还扬言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还欲重操自己最擅长的故技——暗杀，亲手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未遂）。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主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人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而孙中山则满脑子都是独断思想，行事霸道，一心想着要靠暴力手段一统天下，自己做言出法随的首脑，再施展治国抱负。因此两人的观念南辕北辙，最终分道扬镳是情理中事。
2、陈炯明等人对孙中山操纵非常国会，当“非常大总统”不以为然。因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需要总数的三分之二，即580名议员列席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而孙文拉拢的旧国会议员不过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还不是都给他投赞成票），还公然破坏规则，实行记名投票制（很多不想投他的议员怕遭报复、暗杀，也不得不违心投他），所为无异于自毁法律，又哪有资格打着“护法”的旗号去攻打北洋政府？。
3、此次选举为孙文操控，最终的定案是：大总统没有任期，终身制，能无限期坐下去；也没有规定一个正常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之权均由孙中山个人“乾纲独断”，这种披着“选举”外皮的独裁行径也令陈炯明失望不满。
4、事实上，陈炯明根本就不同意进行选举，因为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只会令南北之间再次陷入战争之中，对国家和百姓的戕害必然极大。同样的道理，陈炯明也反对孙文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南北妥协，令中国丧失和平统一的大好机会。在陈炯明看来，袁世凯死后，中国哪支军阀也无力真正控制国家，削平群雄，妄动刀兵，只会让国家陷入春秋战国般的大混战之中，令百姓遭殃。且在日本和沙俄虎视眈眈之下，这种乱局很可能导致国家沦亡。因此他主张“联省自治”，即仿效北美十三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之后，又经11年高度地方自治，最终和平建立起联邦制度，并孕育出一个强大的美国，他认为这样才是迅速消弭战争，一统强国之道（陈炯明几年内就将治下建设成“模范省”，成绩斐然）。
5、陈炯明认为，此时北洋一系的力量远强于南方，就算要走武力一统的模式，也应该由北洋政府一统各地军阀才对。孙中山北伐后迅速扫平天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算取得一些胜利，也最多只能形成均势，变成持久战，南北朝，他将会和一群私心过盛的地方军阀一道把中国拖入四分五裂的乱世。
6、1921年6月下旬，“巴黎和会”的和约签字问题正迫在眉睫，由于关系到中国的整体利益，陈炯明便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只须坚持“恢复旧国会”和“维护临时约法”即可，其它可以放一放，不妨先名义上支持北洋政府的代表，让其在巴黎和会上给中国争取权益，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局所在。
7、一些人认为，陈炯明反对孙文，未尝没有个人私心，毕竟孙文之前的兵马不多，陈炯明只是要借助他的名号来打击桂系，扩张地盘，结果孙文却自封大总统，当了陈的上级，他和粤系其他将领未尝不会对孙中山这种不知进退的做派产生不满（此点存争议）。

孙文和陈炯明间的关系日趋恶劣。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杀，这应该是孙中山为了警告陈炯明不积极配合北伐而做的杀鸡儆猴之举（国民党掌权后，谎称是陈炯明动的手，但时人却多不这样认为，陈炯明杀自己的亲信也不合情理，且以陈炯明素来软弱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作出这种激烈的事情，倒是暗杀一贯为孙教父推行自己意志，扫荡政敌的得力法宝。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令孙中山和陈炯明撕破了脸，孙中山以此事为由罢黜了陈炯明。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闻此事，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却并不领情，于5月20日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此时粤系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文彻底决裂。此时的陈炯明正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他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前往劝驾的使者也络绎不绝。

十、第二次护法运动

4月，北洋政府内讧，直奉战争爆发。为了夹击直系，就在和粤系上下因为陈炯明被罢免而闹事的同时，孙中山顾不得后方不稳，带着麾下愿意北伐的一些军阀力量，于1922年5月发动北伐（此时奉系已经战败，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其它地方的军阀怕中央强大后把自己集权掉，也跟着起来挤兑北洋政府，最终于6月初迫使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退位，并恢复了旧国会，同意了南方政府的一切要求，这样孙中山之前打的“护法”这面旗号就不成立了，没有理由继续北伐，南北和谈、共同组建国会的前提已经具备。而且孙中山此前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在徐世昌下野之后，舆论普遍认为，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于现出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要求孙中山依诺言下野（当时这种呼声很得人心），停止北伐，北上共商国是。粤军驻广州部队也通电响应，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重启国会，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
然而孙中山却食言自肥，当着全天下人耍赖皮，不肯辞去“非常大总统”之职，立时天下哗然，大家都看清了孙恋栈权力，说话不算数的本质。由于北伐此时已变得名不正言不顺，士气下滑，加上奉系盟友被直系迅速击败，孙文所辖的北伐军又实力弱小，已经不可能成功，因此他必须要先掌控住陈炯明麾下的这支粤系兵马，才谈得上后续的行动。
6月1日，孙文率领两营警卫回到广州，并于第二天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孙中山感觉落了面子，不禁勃然大怒，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6月12日，孙中山又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话会，并当场放下狠话（还在报纸上刊登了）：“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孙文的暴虐言论激怒了粤系上下。6月15日，粤军高级将领们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彻底翻脸，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6月16日凌晨，在叶举等人的指挥下，粤军围攻总统府，逼迫孙文离开，此后孙中山便彻底放弃了逼迫粤系军阀为自己卖命的念头。国民党掌握话语权之后，谎称陈炯明阴谋策划炮轰总统府，意欲谋害孙文，孙文侥幸逃生云云，这些都是在歪曲事实。其实陈炯明对围攻总统府并不知情，对下属准备驱逐孙文也不赞同，其下属们对他的软弱倒是非常不满。而叶举等围攻总统府的强硬派也只是想赶走轻诺寡信的孙文，迫使其兑现与徐世昌一同下野的诺言，倒是并不想整死他，因此放开了一条出路（要不然孙文哪可能逃走？）
至于所谓的“炮击总统府”，其实是为了逼孙文离开而做的威胁，是先行警告过他的，并且吓跑了孙中山。等到确认孙中山已经离开总统府，不会炸到他之后，为了迫使残余守军投降，这才开土炮“三响吓之”。倒是孙中山在被赶走之后，怀恨于心，一登上中山舰，便下令用舰炮乱轰广州城泄愤，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当时的中英文报纸上都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感兴趣者可以搜索瞧瞧）。、

在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陈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其实是救了孙一命。日后国民党却捏改史实，给他扣上“背主奸邪”、“叛党叛国”之类的帽子（其实是孙中山欺骗、利用了陈炯明，借助其支持发展起来，当上了非常大总统，并得到了一些武力，却反以陈炯明的“主子”自居）。1923年1月，孙中山又与滇、桂军阀和粤系中的叛军（孙文收买后叛离陈炯明）合作，一道去打跑了陈炯明，瓜分了他的地盘。陈炯明被迫下野，并率部退守惠州东江。
之后孙文继续攻打东江，要将陈炯明赶尽杀绝，双方形成僵持。但由于孙文在1924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西关屠城”大惨案，彻底暴露了邪恶残毒的真面目，遭到广东百姓的切齿痛恨，陈炯明遂趁机筹划反攻。但在1924至1925年间，孙中山接受了苏俄在金钱和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并开始推行“一党专政”，走上了苏俄式的暴力革命路线，这其实是与时人所推崇期盼的“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相背驰地，不过人心所向从来都敌不过兵甲犀利，在经苏俄训练、装备、指挥之后，孙文麾下这支占据广东的军阀部队的战斗力突飞猛进，1925年便通过两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家军，陈炯明被迫退居香港，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军阀陈炯明为人清正高洁，虽然多年大权在手，却家无浮财，晚年生活拮据，有时甚至三餐不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送他一张八万元支票，穷苦潦倒的陈却在支票上打叉退还。病逝时，家中甚至无钱购买棺木，只好停尸在家里的一张行军床上，最终用的还是他母亲备用的棺木。陈炯明一生宽仁，对百姓呵护备至，主政时轻徭薄赋、倡导女权、禁烟禁赌、大建公路、学校、实业，短短几年间就建立起一个安居乐业的“模范省”，深受百姓爱戴。《上海新申报》评论其“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也盛赞他“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离世之后，共收到各方挽联达三千多幅。

下面插播一下孙博士策动的西关大屠杀吧，很多人好像不知道这个

1923年，孙中山联合滇、桂军阀，又收买了陈炯明麾下的一些部将反水，共伐陈炯明，胜之，取得了广州的控制权。

此时第二次护法运动已经失败，孙文遂重组军政府，再图北伐逐鹿。他一方面征召平民入伍，另一方面则强行征收了一些团体（如寺庙）的土地进行拍卖，并大量发行纸币以掠夺财富，又对治下百姓和商团施以苛捐重税。这些举措一则是为了给之后的北伐行动筹措资金，二则是为了维持麾下这支部队的用度，三则是用于与退守东江的陈炯明部进行对峙。

陈炯明治理广东时（1920至1923年），施政风气民主而又开明，轻徭薄赋，将广东建设成了令外省人欣羡的“模范省”，因而深得粤地百姓爱戴。孙文在广州建立起独裁式军政府之后，彻底摧毁了陈炯明刚刚建立起来的这套现代化文明社会体系，又施以苛重的税赋，并强迫百姓服沉重的徭役，破坏地方，荼毒子民，自然不得人心。而孙政府将陈炯明在任时禁止的赌博再次开禁（为了多收税），又大肆变卖公产，公开买卖鸦片，官方白昼杀人，掳人勒赎，压抑舆论，大兴党狱……各种其它军阀都不敢干的事情，孙文的军政府却做了个遍，这更令人们觉得这个政府行事缺乏底线和道德约束，遂大多离心怨怼。此外，孙文见自己推行的“三民主义”难以助自己夺取天下，遂决意舍弃，转而投入苏俄怀抱，奉行共产主义，取消财产私有化（一方面要藉此讨得苏共欢心，得到支持；另一方面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更有利于凝聚力量，争霸天下），这自然更加引发了广州商团的抵触，这支力量遂充当了代表广东百姓抵制孙文军政府的急先锋。

1924年5月，广州市政厅宣布“统一马路业权”，藉以来抽取更多捐税，这可以说是一年多来孙文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极点，令广州市民们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于是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于当月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反对孙政府的虐政，最终迫使孙中山让步，取消了这笔捐税，罢市风潮暂时停止。

1924年八、九月间，共发生了三起惨案，令孙文军政府和广州百姓间的矛盾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孙文麾下的滇军杨希闵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把九江镇焚杀淫掠一空，尸横满地。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因为镇压罢市，孙文麾下的桂军刘震寰部与商团武装在城外交火，桂军突入城中，将东南北各门民房铺户“焚掠一空，奸淫妇女，击杀人民，祸焰滔天，惨不忍睹”。第三件便是孙中山先生一手炮制的西关屠城大惨案。

1924年五月，广州商团曾向丹麦订购了一批武器弹药，并向孙文麾下的军政部领取到了入口护照（许可证）。但八月货船抵达之后，孙中山竟见财起意，下令取消护照，诬蔑商团谋叛，并以此为由，把这批军火给私吞了。商团闻讯之后非常愤怒，二千多人赴大元帅府请愿，还以罢市做为威胁。孙中山则强硬地扬言：如果罢市，将以劳工取代铺主复市，没收商团的财产，还出动了两千部队攻占了商团总部（在佛山）。商团遂愤而发动罢市，三日之内，二十余县属内的一百三十八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广州市的商店也有九成以上闭门罢市。

当时的《华字》报称：“四乡商团，以大罢市促政府还械，其心思之婉曲，步骤之安详，手段之文明，实属无可庇议。若在欧美民力发达之国，对此强暴政府，早已纷纷崛起革命军，名目张胆，推翻执政，岂复取此纡回忍讳手段？”对罢市持同情、支持的态度，由此或可略窥当时人心之向背。但孙中山这次却不肯妥协，还气势汹汹地恐吓道： “目下枪械一枝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若果明日（二十七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坭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

28日，见大家仍未复市，孙文大怒，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还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西关是当时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今天的人民路一带，今日仍是广州最繁华之地，当时楼下铺面，楼上住宅，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也有不少外国人居住，因此英，美，日，法四国的总领事集议，抗议孙文这种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还称“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孙中山先生这才被迫放弃了轰击广州闹市区的打算。

虽然没有轰击西关，但孙文还是在当天无故逮捕了商团骨干邹竞先，未经宣判便于当晚枪决，这更引起群情激愤，双方冲突转烈。“九月中旬，孙政府购备三百箱煤火油（kerosene oil），以为焚城之用。”十月，商团向孙政府提出六点要求：（1）将孙文入粤以来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2）将年来孙政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3）将年来孙政府扣留变卖之大小商船，一律发还；（4）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5）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6）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如不答允，则会长期罢市。

10月9日，孙文与商团达成协议，孙答应发还枪械，商会则须额外缴纳一份捐税（数量相当于整个广州市一个月的房租）。然而在商团如约缴纳了二十万元之后，孙文却密令蒋介石将这批武器运到韶关，用于北上争霸。第二天商团跑去接收武器时，发现数量不够，而且全是些破烂枪炮，自己新购的武器一件都没有，原来被孙大元帅给耍了。正愤怒间，中共广东区委也掺和了进来（此时国民党与苏共合作，中共作为苏共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也加盟在孙文旗下，史称国共第一次合作），连这些破烂也不让商团拿走，出动了1500至2000名广东工团军来抢，冲击这些正在接收武器的商团人员（被商团自己的武装击退）。而就在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还发动了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的五六千人，召开了“双十警告节”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警告商团，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结果和商团爆发了武装冲突。

孙中山几次背信弃义的做法令商团极为愤怒，尤其是此次再度毁诺，骗了一笔钱后却没有依约发还扣留的武器，而是拿一堆破烂来充数，更是将孙文政府的公信力降到了零点，令商团中很多人失去了与之和谈、共存的信心，加上中共组织的游行和攻击商团接收武器人员的行为激化了矛盾，最终商团中的强硬呼声占据了上风，决定继续推行罢市，并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还张贴了“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标语，双方间的冲突更烈。

在此前的10月7日，苏俄依照1923年初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中的协议，将第一批援孙的武器弹药送达广州，将自己的承诺落到了实处，这令孙文等亲俄派在集团中的威信和话语权大增，态度也变得大为强硬。就在此时，他与商团间的矛盾激化，孙文遂决定追随苏共的步伐，彻底撕破脸，采取苏俄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残酷手法，出动正规军彻底扫平商团，用恐怖手法来令治下百姓服服帖帖，乖乖地出捐服役，为自己的逐鹿大业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

10月11日，孙中山组建“革委会”，自任会长，并开始调兵遣将，同时着手矫正、统一党内和集团内的思想（当时的国民党中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支持屠杀，不支持走铁血、独裁的苏联路线，而是希望继续奉行三民主义，走西式的民主道路，希望和平解决与商团的矛盾），为后续的铁腕手段做好了铺垫。在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共同筹划好镇压商团的事宜之后，孙文于13日突然从韶关回到广州，14日下午便命令麾下的军队进攻商团驻地，双方爆发了枪战，在僵持了几小时后，孙麾下大将吴铁城下令开炮轰击西关，详情如下：

“十 五 日 晨 ， 商 团 退 守 西 关 内 围 ， 以 街 闸 为 护 ， 与 政 府 军 互 相 射 击 。 十 一 时 左 右 ， 政 府 军 唆 使 理 发 工 人 ， 以 三 百 箱 煤 油 ， 放 火 焚 城 。 西 关 房 屋 ， 密 切 相 连 ， 材 料 又 多 用 木 材 ， 一 时 火 势 蔓 延 ， 无 法 控 制 。 下 午 二 时 左 右 ， 商 团 遂 停 止 其 抵 抗 。 到 了 晚 上 ， 大 部 份 西 关 已 在 火 焰 之 中 。 据 目 睹 者 报 告 ， 政 府 军 占 据 屋 顶 ， 向 逃 出 街 上 的 人 ， 不 分 商 团 难 民 ， 乱 行 射 击 。 一 大 群 难 民 ， 逃 往 太 平 马 路 ， 被 政 府 军 迫 退 回 火 区 ， 卒 至 焚 毙 。

大 火 到 十 七 日 晨 ， 才 自 行 烧 尽 。 据 二 十 日 《 华 字 》 的 报 导 :( 一 ) 先 抢 劫 ， 后 焚 烧 的 地 点 ， 统 计 大 小 街 道 三 十 余 条 ， 商 户 约 二 千 余 家 ， 损 失 五 千 万 以 上 ;( 二 ) 抢 劫 地 点 ， 统 计 大 小 街 道 六 十 余 条 ， 商 户 一 千 余 家 ， 损 失 不 可 估 计 。 其 惨 酷 情 形 ， 《 华 字 》 描 述 如 下 :

计 十 五 日 之 一 天 ， 大 焚 劫 后 ， 商 民 之 希 望 孙 政 府 停 止 焚 杀 ， 殆 与 满 清 兵 入 粤 时 ， 自 第 一 甫 杀 至 第 十 九 甫 止 ， 市 民 叩 头 谢 恩 ， 请 勿 再 杀 ， ( 今 谢 恩 里 即 此 役 纪 念 ) 同 一 情 形 ; 而 暴 兵 于 十 六 日 仍 大 焚 大 掠 如 故 ， 广 三 码 头 之 放 火 焚 毁 ， 万 目 共 睹 ， 皆 知 为 福 军 放 火 ， 而 十 六 日 下 午 ， 长 堤 一 带 又 抢 劫 如 故 。 至 十 七 日 ， 本 为 暴 政 府 征 服 商 民 之 第 三 日 ， 而 暴 政 府 仍 未 宣 布 解 严 。 福 军 把 守 太 平 路 禁 止 行 人 ， 张 民 达 所 部 大 焚 大 掠 后 ， 又 在 惠 爱 西 路 捕 杀 人 多 名 ， 被 杀 者 有 穿 便 服 ， 如 普 通 商 人 者 ， 不 问 何 故 ， 捉 到 就 杀 ， 商 民 生 命 危 险 如 此 。

西关大火烧到17日方才熄灭，有资料称这次事变中的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达2000人，黄飞鸿名满天下的“宝芝林”也毁于一旦。大屠杀之后，孙文政府携暴行余威，向未遭损毁的商户强行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款200元，还威胁若不缴纳则要“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19日，路透社在广州报称：“孙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户，徵收三个月之房租，以充北伐军费。并言陈炯明如攻入广州，则彼（指孙）与部下或复将焚烧全城，故当速助款以拒陈军。”

孙文的广州军政府存在仅仅一年，便搞得天怒人怨。尤其是在西关暴行之后，更是遭到各界的一致谴责。17日，一位英国记者报导说：“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十六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美国总领事简庆斯（Douglas Jenkins）则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北方的《顺天时报》则评论说：“吾人不问其主旨如何，但为维持权势计，竟以多数人命供诸牺牲，此吾人所不取者也。夫战争固非吾人所欢迎，然既已开战，两军兵士之死伤，似属不得已之事。乃因之害及良民，实为恶虐，对于敌人且然，况于同胞乎。孙文既驻广州，无论何时，应有保护市民生命财产之觉悟。若使无此觉悟，徒为战争，牺牲良民，不问手段如何，专以维持权势为事，是不啻恶王虐主之所为。伤德之事，莫此为甚。”

上海的《时事新报》更是将孙中山斥为真正的“反革命”，称 “孙文以革命党自居者垂三十年，且以唯一革命党自居者垂三十年。却是对于革命的真义，毫不知道。他三十年来努力的目标，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而不知党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为人民的代表。以党治国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代表人民以治国。否则以一部份党人治国，与以一部份特殊阶级，与一个独夫治国，有什么分别？孙文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根本已失却革命的意义了。然使所为者，仍是以国民幸福为目标，则以中国人民之好静不好动，好受惠而不好自助，国民党仍不失为有价值的一个政党。可是实际如何？十几年前推翻满清，可说是代表汉族以反抗非汉族的满清。几年来几次护法，已不成东西了，然犹可说是代表人民，以反对北洋军阀。到了今日，以全力压迫商团，试问他是代表什么？反抗什么？他简直是明白宣布，自侪于军阀，以压迫民众的真正革命运动了。 香港的《华字日报》社论还结语道：“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

不过孙文对此事却毫无愧意，十二月香港《士蔑》西报报导： “孙逸仙博士在离日本赴华前夕，曾给《日本新闻》的记者一个访问……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博士答曰：当然（certainly）！ ”

孙文的暴行令其在广东变得臭名昭著，遭到各界的一致唾弃。10月28日，广州市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广东省议会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 ，请求禁止孙中山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电文中说：“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 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中山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北京的广东同乡闻孙中山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中山两年治粤之苛政，及十月十五日屠城之惨变，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中山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华字日报》1924年11月15日报导）孙文死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的联名反对，广东百姓对其的滔滔恨意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了，比起强权，民心从来都微不足道。在剿灭商会之后，孙文集团获得了大批枪械和财产，国民革命军的基础由此奠定。虽然此事之后广东士民普遍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但已然投靠苏共的孙中山集团所得到的实际支持却要千百倍于百姓们的捐助，因此不得人心的孙氏军政府很快便彻底击败了深得人心的陈炯明集团。而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混同天下，很快便掌握了全国的话语权，“西关大屠杀”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空前残忍地迫害百姓的血案，一件政府用煤油焚烧城市中心的夸张暴行，在经统治阶级毁史灭迹之后，竟然也被成功掩盖起来，如今已然少有人知了。一些书上偶有提及此事，也是歪曲为“正义的工农联盟与资本主义黑心商人间的阶级斗争”，甚至无耻地说成是“广州商人在邪恶力量的支持下企图武装暴动，推翻革命成果，政府挫败其阴谋，还社会一个清平的大快人心的壮举”，充分地向我们诠释了“正义必胜”果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毕竟从古到今，胜利的，就从来都是正义地。

由于上面有个跳梁小丑散播了不少歪理邪说，不能放任其惑众；但偏偏此人又谩骂连篇，粗鄙不堪，不足与论，所以我在这楼单独澄清一下。其实这个家伙的谬论有很多并非独创，国民党掌握了话语权后，为了给孙文文过饰非，就有意歪曲事实，抹黑和孙不穿一条裤子的人。比如陈炯明被丑化，比如广东商团被诬蔑为汉奸社团等等，其论调和其间蕴含的强盗逻辑也大率相同。


1、事实其实非常清晰，同样是广州那群商人，同样是陈廉伯这个英籍华人做会长，在孙中山统治广州前，陈炯明在的那几年，就从不闹事，服从陈政府的领导，社会安定，一团和气，陈炯明三年不到就将广东建设成模范省，人间乐土。可同样是这群商人，孙来了几个月就开始闹事，甚至不惜冒着被秘密逮捕，抄家、暗杀，甚至激怒政府大屠杀的风险，几次游行，罢市，这说明什么？显然是孙施政不当，不得人心，正是官逼民反的典型表现。罢市对孙文固然有压力，但商家自己还不是损失惨重？把这些本来渴切和平，希望安安稳稳做生意的买卖人逼到这种不顾一切，不惜两败俱伤，甚至被抓捕杀害也要闹事的份上，孙文的施政何等过分不言而喻。

2、至于陈廉伯，国民党文宣致力于将其丑化为不知廉耻，生性喜爱卖国求荣，或者早就在入籍后把自己当成了英国人，但又被洋人不当人看的下贱坯子。我对此人了解不深，不多说，只是觉得华侨心怀故国本是常情，这种被生硬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实在不合常理，商人们推选这样一个数典忘祖，是人就瞧不起的渣滓当会长也是奇怪得很。

何况，他不过就是个商家们推举出来的商会 ，又不是恐怖组织的教父，对商家们的控制力很有限。如果不是孙文搞得大部分商家无法容忍，只是他个人想当英国走狗，煽动商人闹事，那下面的商人是不会跟着他抛头颅洒热血也要闹事地。

3、还有一种更奇葩的说法，甚至把整个广州的商人们都丑化，说这些商人生性犯贱，就愿意给洋人当狗，于是集体叛国，投入英帝国主义的怀抱，当了汉奸，是反革命集团。大家想想，可信吗？当时广东商人固然有逐利之心，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整个明面上的风气，仍然是旧传统中的温良恭俭，宽厚待人，诚信，厚道……这种风气下，商人们都勾结外夷，勇当汉奸（而且还不是在异族入主，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是在孙文军政府集权统治，英国说不上什么话的前提下，冒着生命危险与强权作对也要当汉奸），真是奇葩到极点的逻辑了。如果这种谎言真成了现实，才是悲哀呢，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去反思，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要背负骂名，集体背离自己的祖国呢？

显而易见，这则谬论是不合逻辑地。至少我就无法想象，黄飞鸿这样的商人为什么要给英国人当狗，不惜冒死和正义的孙文军政府作对，最后连经营了几代人的宝芝林都毁了。

至于说他们是汉奸，更是扯淡，广东这群组织松散的，可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