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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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张岱这首诗：儿辈慕功名，撇我若敝帚。阿堵与荐剡，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
可以看出张岱是反对儿辈应试清廷的，张岱的子孙也没有考上举人的。连这种小细节都要虚构、错误，那么史景迁的“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是不可信的。否则钱钟书也不会这么评价一位外国人：「失败的小说家」。难道他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吗

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
我年未至耆，落魄亦不久。奄忽数年间，居然成老叟。自经丧乱余，家亡徒赤手。恨我儿女多，中年又丧偶。七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又一笄，计ロ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昔有附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哺，未明先起走。如是十ー年，言之只自丑。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嗫嚅与人言，自觉面皮厚。大儿走四方，仅可糊其口。次儿名读书，清馋只好酒。三儿惟嬉游，性命在朋友。四儿好志气，大言不怩忸。二稚更善啼，牵衣索菱藕。老人筋力衰，知有来年否。儿辈慕功名，撇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思入麟凤薮。阿堵与荐剡，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挈瓶往灌畦，捕鱼编竹笱。四儿肯努力，储粟自盈缶。酌酒满匏尊，进为老人寿。温饱得一年，一生亦不负。胜以五鼎烹，哭我荒山阜。

【王雨谦评】字字真气逼之，陶渊明、社少陵出内其中。

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
我本来年纪还不大，落魄也不长时间。匆匆几年间，居然成为了一个老头。自从经过丧乱之后，国破家亡只落得两手空空。可惜我儿女多，到了中年妻子又去世了。七个女儿嫁出去了三个，六个儿子只有两人娶了媳妇。四个孩子加个一个孙女，人口一共有十八九个。一日三餐两顿喝粥，每天要吃一斗米。以前有很多的田地，现在连半亩也没有了。只有两三间破败的屋子，台阶前长着一株柳树。我的两个小妾老得像猿猴一样，只能做一点从井里汲水的活儿。要米又要柴，每天都做河东狮吼。太阳出来还不能吃饭，天还没亮就出去奔走。像这样一过就是十一年，说起来只是感到羞于出口。渐渐想着出门交往一番，可就是担心失去我的操守。我宁可使断炊没饭吃，也不能随便苟且。我一年四季穿着一件破衣服，一拉动衣襟肘子就露出来了。吞吞吐吐地和别人说话，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脸皮够厚。大儿子四方奔走，仅仅可以糊口。二儿子名义上在读书，却又馋又喜欢喝酒。三儿子喜欢游玩，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朋友身上。四儿子志气很大，说大话一点儿也不羞愧。两个年纪还小的更是善于啼叫，拉着我的衣服要菱角和莲藕。我已经精力衰颓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年。儿子们慕恋功名，把我撇了就像对待一把破扫帚。拿着一支笔，就想进入到那些麒麟和凤凰聚集的地方去。钱和名誉，都不是你们所有的。不如还是回来，我们父子聚首。带着罐子去浇菜，编上竹笼去捕鱼。四个儿子如果都努力，那储备的粮食肯定会满缸。斟上满满一杯酒，来为我这老人祝寿。能够温饱一年，一生也不会辜负。胜过用五鼎那么多的祭品，在荒山的坟墓前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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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史景迁：中国近代史课本不该从屈辱开始
2018-01-09 17:30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师，史景迁却将他的研究成果用“说故事”的方式写作，这也让他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
「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 。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失败的小说家」：效仿司马迁，历史变文学
史景迁文笔晓畅、生动，一般读者都会喜欢这种「小说式」的书写方式。但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就未必了。据说，钱钟书先生在访问耶鲁时，私下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把一个历史学家称作「小说家」，还是「失败」的，可以说是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最尖刻评价。
一些学者也跟风看低史景迁，认为他过于注重文字的精妙和故事情节的推进，反而在史料和史论上欠缺一个专业历史学者应有的「咬文嚼字」，缺乏对文献资料一杆到底的考据与推演，也缺少理论框架的建构与运用，也没能从历史线索中抽象提炼理论。麻省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家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就把史景迁的作品归为后现代文学，他批评史景迁并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写小说。
但是，这种观点未免对史景迁不公。事实上，史景迁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他接受的都是最严格、最传统的历史学训练。他的老师芮玛丽（Mary Wright）曾撰写过《同治中兴》，以分析原始文献闻名于美国汉学界。

史景迁总结他的著史路数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
这里的「文学」，是指通过文字上的表达，来执行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是一种语言形式。但是，「文学」绝对不是「小说」。小说是一种体裁，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
但历史与文学结合却不等于就是文学，「以文论史」，归根结底还是历史。而史景迁「以文论史」的观点，其实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早有定式。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就是用「文」的笔法，来著「史」。鲁迅在其未完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史记》奉为「无韵之离骚」，评价这部史作「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乎情，肆于心而未文」。
「不拘」、「不囿」、「肆于心」，将司马迁在《史记》中倾注的个人情感表露无遗，而这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真切的体悟，也非「文」不能表达。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国传统著史以「文史一体」的结构进行，也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看法的认同。哪怕是严守「史书之大体」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也承认著史需有文采。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是把「以文著史」发挥到了极致。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
所以，在史景迁看来，用「文学」的语言著史，正是他对史学的激情所在。他对卢汉超说：
「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这种「以文论史」的著史风格，让史景迁的历史作品变得可读性更强，也让他本人成为了一个「学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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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史景迁，就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翻版吧？把历史文学化，就好比把文学历史化，终究是不可全信的。

张岱支持还是反对儿辈赴考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张岱自始至终是十分坚定的，并未出现转变和松动，看一下我们中国学者张则桐的《张岱探稿》：

明亡后张岱的生活非常困窘，他的儿子们热衷于参加清朝的科举，张岱并不支持，除了他的遗民身份外，主要源于他对于八股取土的清醒认识和功业功名的公允态度，他动儿子们：“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絜瓶往灌畦，捕鱼编竹笱。四儿肯努力，储粟自盈缶。酌酒满匏尊，进为老人寿。温饱得一年，一生亦不负。”（《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此时全家的温饱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他的面前，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劳作而求得衣食温饱，这是“自立”的基础因此，他在诗中说：“煮字岂能饱？拉枝自到枯。”（《甲午次儿下第归首其－）次儿落第，他写诗云：“尔或思争气，予原不动心。”（《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其二）抚慰之中把自己的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来。

彻底的遗民、决绝的红楼梦
反对儿辈赴考，这也是张岱有别于黄宗羲、顾炎武等遗民的地方。张岱是彻底的遗民。反清立场是无比坚定的。黄宗羲们则认为儿辈与自己是两代人，子孙们是出生在清朝，不能因为自己累及他们的前途。所以，红楼梦里面透露着彻底的反清立场。参考朱光东《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

张岱晚年的诗歌，以质朴文字备写遗民生活的艰辛，在清初蔚为大观的遗民诗作中，能像张岱这样平实真切地叙写遗民日常生活的诗歌并不多见。在《种鱼》、《看蚕》、《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仲儿分爨》、《春米》、《担》等诗中，没有慷慨雄豪之气，张岱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叙述自己生活的困顿、窘迫和心情的沉痛、辛酸、尴尬，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心态毫无保留地写进诗里，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他的生活处境的艰辛和心灵的律动。

张岱“陶庵”这个号中的陶渊明，即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影响着张岱的陶渊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方面是孤介独立、坚持气节的贫士形象。
明亡前未见张件本246人和友人称他陶庵，从繁华优裕的生活条件突然落入困窘之中，这对人的意志是非常严酷的考验。这从张岱在避兵西白山中所作的和贫士七首》及其后所作的《和述酒》、《和有会而作》、《和挽歌辞三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诗叙写了在凶险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和艰难困顿的物质环境里坚守节操的决心，倾吐了在生死存亡的选择中难以言状的辛酸和孤独，一字一泪，确是从肺腑中流出的诗句。《和贫士七首》序称：“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年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寄剡中诸弟子。”（《张子诗秕》卷二）贫士形象，正是张岱在《雨梅》诗中所描绘的“濯濯见孤棱，反得雨之力”的雨梅形象和“所以高士心，受妒不受惜”的感慨归依所在。
另一方面是乐观开朗、从容淡定的诗人形象。
他的《甲午儿辈赴省试下第归走笔招之》、《仲儿分景》二诗真实地反映了老年张岱所感受到的那种“攒食一老人，骨瘦如鸡肋”的辛酸困窘，而《春米》《担》二诗则叙写了自己亲自参加劳作的情形和感受。如果没有经过艰辛的劳动的磨炼，是写不出“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这样清新自然的诗句的，也难以发出“日久粪自香，为农复何恨”的深沉的感慨。张岱坦然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劳作的勤苦，没有因为困顿而失去对人生的热爱。这些洗尽铅华的诗作，表明了张岱对陶渊明的理解和接受已由形式而及内容，生活环境的贴近和心灵的共鸣使他的审美情怀真正接近了陶渊明。


再看《张岱年谱》:
顺治十ー年甲午（1654）
张岱58岁，编成《琅嬛诗集》，并作自序。至西湖，见遍地瓦砾，感慨万端，作《西湖三首》。儿子到杭州参加乡试，劝阻不成，作《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甲午次儿下第归》。生活艰辛，作《甲午初度是日俄二首》、《甲午年定图，余以无田出籍》。
所以史景迁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直到明朝灭亡，他和其他遗民一样，在激烈的武装抗清斗争失败以后，张岱才彻底地断绝了功名之念。清顺治十一年，儿辈奔赴杭州参加乡试，张岱竭力劝阻，劝阻不成，仍作《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儿辈慕功名,撇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思入麟风薮。阿堵与荐刻，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尔或思争气，予原不动心。故园松菊在，对此一开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意识才使他彻底地抛弃了功名利禄的奢望，面对现实。“经世济民＂之儒家思想张岱继承了儒家“经世济民”的积极用世精神，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弘毅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仔肩宇宙”的怀抱和理想，鄙视不通经济事务，只会死抠书本的“章句之儒”，尤其讨厌宋元以来空谈性命、装模作样的伪道学。

再来看一下绍兴学者佘德余的《都市文人张岱传》内容更为翔实，远非史景迁小说体史实可比：

张岱住在快园期间的物质生活是十分困苦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充实，他的大多著作都成于这里，怪不得他要说：“敢以吾爱，而日吾庐。”老来始习“春米”、“担業”活与前几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相比，租居快园的二十几年总算是安定了，有一个像样的家园可以经营了，但是经济拮据，生活贫困，经常揭不开锅的日子，还是经常与张岱为伴。写在这一时期的诗篇有《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仲儿分爨》、《甲午初度是目饿》、《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乙未初度》《种鱼》、《看蚕》、《春米》《担粪》等，对其生活状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其中《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具体描述了当时的生活情形：我年未至者，落魄亦不久。奄忽数年间，居然成老史。自经丧乱余，家亡徒赤手。恨我儿女多，中季又丧偶。十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又一笄，计ロ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昔有负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阶前一株柳。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白。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哺，未明先起走。如是十ー年，言之祗自丑。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炇，取予不敢苟。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嗫与人言，自觉面皮厚。大儿走四方，仅可糊其ロ。次儿名读书，清馋只好酒。三儿惟塘游，性命在朋友。四儿好志气，大言不怩忸。二稚更善啼，牵衣索菱藕。老人筋力衰，知有来年否。儿辈慕功名，撤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思入麟风薮。阿堵与荐刘，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挈瓶往灌畦，捕鱼编竹笱四儿肯努力，储粟自盈缶。酌酒满匏尊，进为老人寿。温饱得一年，一生亦不负。胜以五鼎ま，哭我荒山阜。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他家人口很多：他有六个儿子，十个女儿（三个已经出嫁），两个媳妇，四个孙子，一个孙女；他中年丧妻，尚有二妾，瘦得像猴子似的，加上张岱自己，共有二十三人从前家业兴旺时，娶妻讨妾，生儿育女，子孙满室，三世同堂，那才是兴旺发达、幸福无比呢！如今家业萧条，人口多反而感到这是沉重的负担。过去是高楼大厦，园亭阔绰，田连阡陌，现在是租住快园，“上无片瓦存，下无一锥立”。顺治十ー－年，清政府清査户籍，因他没有田产，因而没有户籍，实际上成了流民。更主要的是几个儿子不善经营：“大儿走四方，仅可糊其口”，可能在外经商或教馆，但也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次儿名读书，清馋只好酒”，是个读书人，而且嘴馋，什么重活也不能干。他们两人皆已成家，而且生有子女，却不能独立，还要倚靠父亲养家儿、四儿年纪尚小，不知生计之艰，只知喜欢嬉游，交朋友，说大话；五儿、六儿年纪更小，只知牵着大人的衣服，肚子饿了，却要菱吃，没有，就常常啼哭。如此一个大家庭，生活来源仍然要靠张岱一人。为此，老人自感负担沉重。“攒食一老人，骨瘦如鸡肋。喂儿不得饱，杀之也何益！＂一家人长期处于艰难竭蹶之中，困于衣食供给，以致“山厨常断炊，一日两接淅”＂，“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五十八岁生日那天，“既无方朔米，焉得洛生？小儿剪葵，一贫真至此”＂。张岱原来有茶癖，可是“余经丧乱馀，断饮已四祀。庚寅三月间，不图复见此。淪水辦枪旗，色香一何似。盈斤索千钱，囊涩止空纸。转展更踌躇，攘臂走阶址。意殊不能割，嗅之而已矣”…偶于市上见白铸佳茶，无钱可买，只能嗅之而已，真是凄怆至极。张岱知道这样下去家人都要遭殃，好像众人乘坐一条破船，一且遇到风浪，难免舟覆人溺，“沉沦结一团，一人不得出”。他苦苦劝告儿子们赶快分家，以免同归于尽。“撑距出逆流，大家拯此厄”，2人人努力，个个自给，才能度过困境。可是儿辈们不能体谅老人的苦衷，因为他们在国变时尚处在髫龄，对亡国之痛的感受远没有老一辈深切。新政权开科取士，他们耐不得清贫，不听老人的劝告：“月辈慕功名，撇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思入麟凤薮。”他们和张岱年青时代一样，还想重温祖上荣华富贵的美梦。“岂有西山裔还来徒啜哺？”8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即“西山”）其后裔难道可以违背先人的遗志，向周人摇尾乞食吗？张岱一生忠于明朝，他不要儿辈食禄清廷。他希望儿子们打消博取功名的念头，父子团聚，安心种田，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肯定能够得到温饱，这比升官发财之后，以“五鼎”告祭乃祖乃父强多了。可是儿子们哪能听得进去呢？“母孀怎锢女，鸟老但凭锥。”只有在他们碰壁落第了，才肯回头，此时，他才转忧为喜，告诚儿子：“尔或思争气，予原不动心。故园松菊在，对此一开襟。”张岱为生活所迫，独立支撑一家二十几口人的衣食，广开经营门路。他学习养蚕，但是“园桑八九树，老禿无旁枝。下叶仅数篚，树头靡无遗”。“人饥尚有菜，蚕饿不食葵”，又无钱买桑叶，结果还是东借西揶，“剜肉而割股，那可救其饥？＂弄得“人饥蚕又饿，辗转在庭除”，深慼满肚子的学问经济，到此田地已无法可施了。他又试着养鱼，买了上千尾鲤鱼苗放进水塘，“畜之未十日，乃日需草苴”，于是典衣买舟，花钱请人打草。可是，“万钱募一老，头禿背且佝。日食一升饭，酌酒满其盂。打草不盈担，强半是菱蕖”。费了许多财力，不但一无所获，反而赔了许多，最后弄得“夏粮遂不足，山厨竟断炊”。的经过反复考虑，“夜半陡然省，开围纵所如”。沉重的家口负担，艰难生活的煎熬，没有把张岱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倔强。从小至青年时期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向不知稼穡之艰难的人，居然在年近古稀，拿起杵白，挑起粪担。写于康熙二年（1663）的《春米》、《担粪》两首诗，生动记叙了他劳动的情形和感受。春米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上念梁鸿才，以助缚鸡力。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米在国廪中，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般勤伺我侧。举案进殮，庖人望颜色。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成威。今皆辞我去，在百不存一。诸儿走四方，膝下皆哇泣。市米得数升，儿饥催煮急。老人负面耒，面米敢迟刻？连下数十春，气喘不能吸。自恨少年时，杵臼全不识。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在世为废人，赁春非吾职。臂力证能加？举杵惟于邑回顾小儿曹，劳苦正当习。担粪生平所不能，着棋与担粪。棋故绝不为，类岂人可进？孔门有樊迟，学圆发其问。即以仲尼为，圆事岂不亲？余昔爱芬芳，敦奔设藩溷。近日理园蔬，大为类所因。忆肯文翰林，思以秽舟遺。追者遥迹之，炉香数里喷。种子既灌因，香臭岂敢论？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天气稍千封，粪须旦晚运。婢仆无ー人，担粪固其分。偶呼稚子来，儿女复相逊。扛扶力不加，进尺还退す。老人犹喜饭，岂敢不自奋？余闻野老言，先农有遺训。日久美自香，为农复何恨？张岱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养尊处优，缺少劳动的锻炼，“杵白全不识”，而现在，生活窘迫，几个成年的孩子又外出谋生，家里缺少劳力，在“市米得数升，儿饥催煮急”，“偶呼稚子来，儿女复相逊”的情况下，虽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只得亲自动手。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连下数十春，气喘不能吸”，“扛扶力不加，进尺还退寸＂”。通过亲身参加劳动，使他情感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使他获得无比的快乐，“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劳动使他感到“日久粪自香，为农复何恨”，务农也是种不错的职业，为此也使他醒悟，“回顾小儿曹，劳苦正当习”，应当从小培养儿孙们热爱农业劳动的好惯。老来更重夕阳情人清以后蜗居快园的二十几年中，生活尽管艰苦，还要亲自参加如春米、担粪等粗重的体力劳动，但张岱精神上还是非常豁达的。年轻时交往的朋友大多流散了，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因为阻隔两地，音讯断绝。张岱犹自杜门不出，“稍欲出门交，辄恐伤所守”。江南遗民的数次大型社集酬唱都不见他的踪影。偶尔出去，亦“良用不过三，笑听野人谈”。只与同住在绍兴城里的几位结发之友，或者是偶然来绍兴游玩的朋友交往，因为党得见面机会稀少而更加珍贵，交谈内容更为丰富，感情也更为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