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刊发于《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署名“于永森”，多谢编辑先生！此为论文原稿版，发表时第一部分及以前内容略有压缩。若有谬误，待《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一书出版时再加修正。负堂，2019.9.16识于碧禅居

摘 要：《人间词话》在王国维生前有三个版本样态，即“学报本”、“时报本”和“朴社本”，其中因“朴社本”与“学报本”内容无异，故学界一般以“学报本”为《人间词话》最为经典的版本样态。彭玉平则认为“时报本才是终点,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此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时报本”是《人间词话》三个版本之中的一种受限于报纸刊载容量的特殊形态，属于王国维学术成果的“节录”介绍性质；单纯就“时报本”的理论形态而言，它在本质上对“境界”说理论并无大的创新或改进（甚至理论“含金量”还会有所缩减）；“朴社本”不但时间在“时报本”之后，而且经过了王国维本人的亲自肯定。综合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朴社本”与“学报本”内容无异，但维护“朴社本”的终极版本样态和终极理论形态是毫无疑义的。
关键词：王国维；《人间词话》；终极版本；朴社本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于永森（1977- ），男，山东平度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面世虽然不过百年左右，但已经成为中国文论的经典文本，极为学界推重，其表现如相关研究一直是中国文论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众多，并已经进入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史著作。但其文本的版本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比如彭玉平教授发表《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一文，观点新颖，推翻了前人的成说，使得此一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由于此一问题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个王国维美学（诗学）研究的历史，故而笔者也就此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与彭玉平教授商榷，不到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版本的基本情况与争议

就版本来说，篇幅并不很大的《人间词话》情况却稍微有些复杂。从形态上来看，它的最初版本是“手稿本”，共125则，其中已经为王国维亲手删去12则。但王国维并未将这个“手稿本”的全部内容发表，《人间词话》其最初发表的样态，乃是以连载的形式刊于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的《国粹学报》第47、48、50期的64则词话，此即后来影响最大的“学报本”。“学报本”的64则，其中有63则系录自《人间词话》手稿本，临时补写了一则，即“学报本”的第63则。在选择了“手稿本”的63则内容之后，发表时的“学报本”在文字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斟酌和细微的改动。虽说“要确定《人间词话》的本文，无论按现代的学术规范，还是我国历来的传统，当然要以作者王国维自己发表的内容为准”[1]，但它能够保存下来，对于研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根本的是，通过“手稿本”，可以清晰看出王国维在撰写《人间词话》时的基本思路和逻辑。而且，“手稿本”在“学报本”发表之后，并未被王国维完全抛弃、忘记，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在“学报本”之后，《人间词话》还有一个“时报本”，即王国维以《二牖轩随录》为总名发表于《盛京时报》的《人间词话》：“1915年1月13、15、16、17、19、20、21日的《盛京时报》，连载了7期的《人间词话》。其中从手稿本和学报本中择录合并的仅30则，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条目总数更减至31则。”[2]“时报本”从原“学报本”中选录了29则合并为26则，另外5则，其中有4则录自“手稿本”，即第2则、第28则、第29则、第30则，分别录自“手稿本”的第45则、第70则、第69则与71则、第91则，另外1则（即31则）则迻录改编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1926年，北京朴社联系王国维出版了《人间词话》单行本，由俞平伯标点并撰写了评价很高的小序，是为“朴社本”，《人间词话》从此开始了经典化的历程。在王国维生前，《人间词话》基本上存在这三个版本，不过“朴社本”的内容是以“学报本”为本的，两者内容无所差别。其后，出于对王国维遗著的搜集征集的需要、《人间词话》的重视及研究的需要，后人不断以“学报本”为基础，增大《人间词话》的篇幅，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增补迄今为止共有七次，对于历次增补，彭玉平先生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说明[3]，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再赘述。还值得一提的是，“时报本”最初被发现的只有23则，被陈杏珍和刘烜刊发在《人间词话（重订）》[4]的《附录之一》之中，并命名为《自编<人间词话>选》。“但《人间词话选》的条目其实有三十一则之多，陈杏珍、刘烜并未见到时报本原稿，只是见到北京图书馆所藏王国维自存的一份《盛京时报》剪报，并据此整理而已。……实际上这份剪报并不全，不仅有遗漏，而且因为剪报顺序不一，与原刊《盛京时报》的选本就有了很大的差异。2000年，赵利栋辑校的《王国维学术随笔》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刊发于《盛京时报》的三种学术随笔集：《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其中收录于《二牖轩随录》的《人间词话选》三十一则，始在当年《盛京时报》刊出之后再次全面问世。”[5]至此，《人间词话》的三种原初版本的全貌才算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上述对于《人间词话》版本情况的简单概述，是为了正式引入本文的正题，即对于《人间词话》文本版本的争议。这一争议是由彭玉平先生开启的，在此之前，无论是王国维生前发表或出版的《人间词话》的版本，还是王国维去世后学界围绕《人间词话》进行的整理、增补以及逻辑重整（此指佛雏校辑的《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一书，该书199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学界对于各种版本的价值有何不同看法，但基本上都根本肯定、维护“学报本”的核心价值、地位。而彭玉平先生在2009年的一篇《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则对“学报本”的价值、地位提出了质疑，此文摘要有云：

历来论述《人间词话》多以学报本为依据。自1982年时报本残本首次被披露后,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其实在王国维词学思想的进程中,手稿本是起点,学报本是过程,时报本才是终点,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通过时报本对手稿本、学报本合并、修订、增补和删削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王国维词学向中国古典的深沉迈进和“去西方化”的坚定立场。同时时报本也显示了王国维词学与曲学的紧密关系。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6]

他认为，“对时报本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尚未见到。事实上，时报本理当以一种经典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7]通过这两段文字，可以清晰看出彭先生的观点：“时报本”才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这个终极版本承载着王国维终极的理论形态，“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和“朴社本”更为经典。其逻辑或论据，则有两端，一是否定“朴社本”的终极版本形态，一是理论学理上王国维“去西方化”的逻辑发展与具体表现。此外，王国维的词学与曲学紧密关系。笔者认为，彭先生的观点和逻辑或论据都是靠不住的，不足以推翻“朴社本”或“学报本”的终极版本的价值、地位。下面，本文就彭先生所论，分别加以辨析。



二、从时间和其他角度看“朴社本”的终极版本价值、地位的不容否定

彭先生否定“朴社本”或“学报本”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一个重要证据是上述三个版本的时间先后的次序问题。他认为：“从1915年以后，王国维其实再无专门的词学著述，因此从时间上来说，《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最后形态。也因此探索王国维的词学思想,虽然手稿本能提供最初的设想和轮廓，学报本能体现其初步整理过的词学面目，但只有时报本才更具有王国维词学的终极意义。”[8]确实，时间是一个相当过硬的根本衡量条件，一般情况而言，确实是以作者在世时发表或出版在后的版本为终极版本，虽然或许存在终极版本在价值上未必就一定高于此前版本的例子，比如因为作者的某些修改，反而不如此前版本，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但《人间词话》的版本在时间维度上的情况，还有些复杂，并不像彭先生所认为的这样。

首先，“时报本”并非王国维最后的专门的词学著述。1915年以后，王国维确实再无专门的词学著述，从王国维学术的基本历程来看，这种看法确实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以《人间词话》的“时报本”作为王国维词学著述的终极形态呢？这是有问题的。“时报本”与“学报本”的差异肯定掺杂了王国维对于《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一些新的想法，但问题是前者是以后者简缩过半的形态出现的，因此讨论哪是王国维最后的专门的词学著述，就必须深入考察两种版本所呈现的“境界”说理论的样态的具体情况，即“时报本”在“境界”说理论方面是否出现了重大的理论发展或创新，以至于王国维需要用“时报本”这一最后的词学著述来加以郑重的发表或出版。但通过对比两个版本的理路内容，无论彭先生在《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一文中对两者的理论差异进行了怎样深细的对比，却都无法掩盖“时报本”的理论含量并不比“学报本”丰富、深刻，即两者不存在根本的质的理论差异，“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并不存在重大的理论发展或创新。因此，假如用彭先生的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时报本”显然并非《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也不是王国维最后的专门的词学著述，最后的专门的词学著述显然是“时报本”之后的“朴社本”。当然，彭先生评衡最后的专门著述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从专门著述的一般意义上来看，“学报本”和“朴社本”均不具有专门著述的性质，前者充其量只能是对于以前著述的一种修订或调整，且并无理论的重大拓展、创新。至于这种修订或调整是否形成文本的终极版本，则尚需其他佐证，不能仅仅根据时间先后一个维度来加以判定，何况单纯从时间上来说“时报本”也并非最后。

其次，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朴社本”的性质体认。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彭先生认为“朴社本”以“学报本”为基础，内容方面并无改动，他分析了“朴社本”出版的一些情况：

《人间词话》虽然经过了两次“大手术”，但时报本恐怕仍然不是王国维心目中的最善之本。1925年七八月间，朴社拟重印《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由陈乃乾致信王国维商讨出版单行本之事。王国维在1925年8月29日致陈乃乾的回信中说:“此书弟亦无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请将原本寄来一阅，或有所删定，再行付印，如何？”“不知其中所言”自然是客套之语，谅王国维不会健忘若斯。倒是其中“或有所删定”5字是露出其本相者，则直至1925年，王国维对于这本早年著述仍存删改之念——删改当然意味着不尽满意了。但这一次，王国维其实并未再行删改，只是改正几处讹字而已。因为原拟的删定没有进行，故王国维在1925年9月16日再次回信陈乃乾时，特地要求陈乃乾“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 [9]

从彭先生的分析可知，最终的“朴社本”王国维并没有进行删改，而“只是改正几处讹字”。但问题在于，假若“时报本”真如彭先生所言经过了那么多的思虑和删定、修改，那么在进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同样也是“谅王国维不会健忘若斯”，而不应该忘记“时报本”和“学报本”存在非常大的样态差异的。若是联系到彭先生分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学报本”之后，学界反映寡淡，故又在1915年重新发表了“时报本”，但学界的反响依然寡淡，若真有这样一番苦心和经历的话，那么朴社重新为《人间词话》出版单行本，王国维不会认识不到其重大意义，至少，这可以视为学界对《人间词话》的某种关注、肯定和正式的宣传、推介，那么王国维又怎么会对“时报本”和“学报本”的巨大样态差异无动于衷呢？因此，《人间词话》这三个版本在时间上的真正性质就是：“朴社本”虽然在内容上与“学报本”没有差别，但却是真正在时间上王国维生前亲自勘定、承认的最后一个版本，这种性质并不会因为内容的无所差别而有所改变。因此，决定“朴社本”成为《人间词话》终极版本的在时间上的充分理由的，不是内容的没有差别，而是王国维本人的亲自思虑、勘定和承认，至于他对以前的版本是否满意，那是另一回事情，而恰恰是“朴社本”的没有删定修改，证明了王国维最终是选择、肯定了“学报本”的，只不过它最终表现为“朴社本”而已。同样内容的事物，之所以在本质上并不相同，除了“学报本”和“朴社本”之间尚且存在一个“时报本”之外，王国维在最后关头的这种“肯定”，无疑使得“朴社本”和“学报本”在根本上区别来开来，虽然这种区别并不表现为内容的差异。何况，王国维还明确表示了“或有所删定”的意思，这种意思也恰恰证明了“朴社本”与“学报本”的差别，虽然最终在现实层面并未呈现为内容的差别。也就是说，对于同样内容的事物，王国维至少在意愿上的态度是不同的，而无论最终是否做了修订删改，至少表明“朴社本”是经过了王国维的深沉思虑的，没有进行修订删改，恰恰就是王国维对“学报本”的最后“肯定”——这种“肯定”意味着经过了“学报本”与“时报本”的权衡、取舍，不用说，最终“朴社本”的版本样态说明王国维是舍“时报本”而取“学报本”了。应该说，王国维的这种“肯定”对于《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意义极大，因为正是这种“肯定”，使得“朴社本”的在内容上无所差别于“学报本”，顺理成章地从时间上取得了“最后”版本的这一根本性质，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可以说，彭先生正是单纯从外在形式上的内容没有差别，取消了两者在时间上的不同性质，也取消了王国维亲自“肯定”“朴社本”的这一事实，因此得出偏颇的结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后，是上述所引彭先生所论的一些不同分析意见。王国维回信“特地要求陈乃乾‘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这样做的原因，恐怕不是彭先生所揣测的“因为原拟的删定没有进行”，即使原拟的删定没有进行，也没有必要添加这样的声明。考虑到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之后的学术生涯的具体情况，他所作的这一声明，显然不是为了表示此一版本的价值不如“时报本”，而是此时王国维学术早已转向，离开了文论领域，这样声明表示现在已不再从事文论的工作。在王国维的内心，早年的这些文论的价值、地位显然不如学术转向后的那些学术，后者为其带来了更大的名声，而且也是其得以在学界根本立足的最重要的保障，同时又是他当下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的教学研究工作的具体现实内容。此外，这样的声明也表明王国维考虑到了“朴社本”出版以后可能产生的一些现实影响所带来的现实麻烦，比如或许会有人约稿，但此时王国维对此领域兴趣已经不大，或者再也难以回到这一研究领域了。而且，假若“时报本”在王国维心目中实《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的话，那么在这样重要的声明之中，就不会没有“时报本”的一丝一毫的位置。也就是说，彭先生所举的王国维的这一特别的行为，并不是能从时间上来否定“朴社本”为《人间词话》终极版本样态的证据，他所认为的“从王国维要求发行时注明‘十五年前’所作而言,观念已有了变化应该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与“朴社本”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并无必然的矛盾逻辑关系。因此，从时间上证明了“朴社本”的合理的后于“时报本”，实际上就已经推翻了彭先生“时报本”是《人间词话》终极版本样态的核心观点了。

三、从学理层面看“朴社本”的终极版本价值、地位的不容否定

从时间上确定“朴社本”为《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样态，乃是确定无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那么，彭先生所说的其他一些具体论据是否合理呢？笔者再对其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我们来看彭先生对于“学报本”和“时报本”的内容差异的分析：

从125则到64则再到31则，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条目的减少，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压缩，而主要是理论的调整和转向。譬如原列学报本第3、4、5三则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写实家与理想家等条目被删掉；第16则论赤子之心，第17则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第18则引尼采“血书”之说,也同时被弃去。与这种对西方话语的大量删削相对照，时报本的第2则：“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却是将被学报本弃用而遗存在手稿本中的第46则略加改定而来。将一则弃稿擢拔至第2条，将境界说与中国传统的气格、神韵诸说相比较，则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来考量境界说的本质属性的意图自然是不言而喻。王国维的这一番“大动作”几乎将境界说的原有内涵过滤近半，尤其是将借以构成境界说重要内涵的西方学术话语删削殆尽，回复中国古典之意自然是昭然可见。究其原因，这与王国维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引导之下，治学方向从词曲之学向传统经史之学的转变有着莫大之关系。[10]

这段话乍看似乎合理，但仔细推敲，问题颇多。王国维在文论道路上的借鉴西方并最终回归本土，或者说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强化了中国本土文论，这早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当然不排除仍有一些学者在阐释“境界”说的时候采用了西方理论的做法，即实际上根本上取消了“境界”说的创新性和集“意境”理论之大成的成就，这种做法对于反驳彭先生的上述观点自然非常有用，但因为不属于正确的做法，因此笔者并不采用而借以反驳彭先生的观点）。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时报本”的删削“一番‘大动作’几乎将境界说的原有内涵过滤近半”，其实与“回复中国古典之意”本身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即彭先生实际上是犯了使用了正确的论据，却错误地使用了论据的逻辑错误。因为在“学报本”之中，王国维已然表现出根本的“回复中国古典之意”，这种性质并不会因为“学报本”存在一些西化痕迹明显的术语、概念或理论而根本改变。彭先生认为“时报本”那些“被删的条目基本上沾染了比较浓烈的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思想的色彩。则时报本的学术取向确实带有比较明显的‘去西方化’色彩，这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1]即使王国维的学术生涯确实存在“去西方化”的过程，也与其学术思想的转向密切相关，但这并非“时报本”比“学报本”更为经典的证据，因为1915年左右的王国维早已完成从文学、文论、美学、哲学领域向古文字学、敦煌学、古史地学等领域的转变，比如滕咸惠即将1906至1912（这一年底到次年初完成了《宋元戏曲考》的撰写）视为王国维“逐步摆脱叔本华思想的束缚，独立研究美学、文学理论和戏剧艺术史的时期”[12]，从形态上来说“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外在的西化痕迹更少，但在权衡方面是比不过内容方面的理论层次的“学报本”已经完成了“境界”说的建构，完成了本质上的摆脱了西方影响的历程这一事实本身的。即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外在形式的西化痕迹的减少，除了因为篇幅的大幅减少而必然减少这一因素之外，是不足以证明“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在理论建构方面更为经典的。若王国维果真非常在意这些西化痕迹明显的术语、概念或理论的外在形式，那么在“时报本”之中，至少还是有“有造境”、“境界有大小”两则带有明显的西化痕迹的。因此，彭先生解释的“手稿本中带有西方学术思想和话语痕迹的条目，学报本已有所删略，至时报本则几乎删略殆尽，‘造境与写境’一则盖涉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故勉为保留，而其他无关宏旨或过于枝蔓的条目则尽量删削。”[13]这是解释不通的，“造境”与“写境”涉及创作方法，实际上乃是泛泛之论，其对于“境界”说理论建构的建树，作用并不是很大，不属于“境界”说理论的核心理论的范围。倒是彭先生一个“勉为保留”的“勉”字，未免太过替王国维尽心解释了，是为了按照他所预设的逻辑和所要得出的结论来行文的，从“学报本”到“时报本”的演变，就“有造境”一则而言，何尝能够看出“勉”之一义哉。彭先生又分析了“从时报本对学报本的删减看其‘去西方化’倾向”，如其举例云：

学报本第3则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第4则论优美与宏壮，第5则论理想家与写实家，第9则论境界与兴趣、神韵诸说的本末关系，第16则论李煜之“赤子之心”，第17则论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第18则论尼采之语与李煜词的关系，以上七则，在学报本《人间词话》中原本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早期学者对《人间词话》的研究有不少正是从对这些条目的分析中切入到对《人间词话》的整体研究，如朱光潜《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刘任萍《境界论及其称谓的来源》、顾随《论王静安》等文对境界体系的探讨便涉及有我与无我、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写实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相关研究，更有大量篇幅集中于此。如果将这些原本在《国粹学报》本中具有重要理论地位的条目删除，则实际上涉及对《人间词话》理论特色、理论体系和理论价值的重估等重要问题。也因此这些被删除的条目对于理清王国维的词学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证意义。[14]

上述彭先生所举的例子，乍一看确实能够作证其“时报本”的“去西方化”的观点，但问题在于，“时报本”不是也删除了“学报本”的第13则、第15则、第16则、第29则等条吗？难道可以说“时报本”也体现了“去中国化”的性质吗？显然，单纯从一个方面来进行审视，得出的就必然是片面性的结论。何况，学界早有相关研究，类似“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一则的理论内涵，诚然有叔本华哲学美学的影子，但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包括“以我观物”、“以物观物”这样核心的内涵解释，都出自于北宋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硬要将其当做“西方化”的事物，未免太不顾及中国古代先贤的感受。而“学报本”第16则论李煜的“赤子之心”，就更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色彩，与“去西方化”无涉。至于“学报本”的第9则，在“时报本”中易为“手稿本”的第45则，彭先生解释说：“学报本未选录,当是有‘严沧浪’一则已明此意,毋须重复。时报本弃‘严沧浪’一则而改选此则,条目文字不同,但本末观念是一致的。”[15]这种解释显然也与“去西方化”无涉，何况，更为关键的问题彭先生并未涉及，即为何“本末观念是一致的”，却要不选“学报本”这一则，而选了“手稿本”中更短的一则。类似论证，都显示出彭先生在逻辑方面的不够严谨、密合。结合彭先生的分析，我们倒是恰恰可以通过其“时报本”的删削“一番‘大动作’几乎将境界说的原有内涵过滤近半”的体认，得出不同的结论，即王国维的“时报本”的调整、补充或删改，只能算是“小节”，不足以推翻“学报本”所建构的“境界”说理论，反而在事实上减少了“境界”说理论的“含金量”，例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一则，历来的研究都将其作为“境界”说的核心理论之一，在《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价值。也就是说，从“学报本”到“时报本”，从理论的成就或质量来看，不是更经典了，而是有着某种“退化”的性质了。



四、“时报本”的性质及其价值、地位的判定

承上节所论，那么，“时报本”较之“学报本”的理论“含金量”，为何呈现为一种“退化”的性质或态势呢？这个问题潜在的关联语境就是，是不是王国维也会昏头？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王国维本身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存在“退化”的可能性。理论体系在人文学科的学术领域几乎是最难的事情，类似王国维1912年左右学术转向以后的较之理论研究或理论体系的建构更为“纯粹”的学术工作，虽然令其取得了国学大师的地位，但在这些领域毕竟还有不少学术大师，但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在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却成为学界的心病，患上了众所周知的“失语症”，迄今为止未得到有效解决。指出这一点，旨在说明王国维《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经典地位的取得，并非偶然，这与其理论体系建构本身的学术“含金量”直接相关。如前所述，“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境界”说的理论“含金量”乃是减少了，即“学报本”所呈现出来的王国维对于“境界”说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其一生所从事的文论工作的巅峰态势，又由于理论体系建构工作的极难作为，这就必然使得王国维在“学报本”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建构的“巅峰”态势之后所再从事的一切文论相关的学术工作，都只能逊色于此一“巅峰”态势，对于这样一种极难作为的理论体系建构，即使是如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师，想要超越自己也绝非易事。要知道，1912年前的王国维以整个人生的痛苦经历和在哲学美学层面的复杂、丰富、深刻的体认，实现了趋指于“境界”说理论体系建构这一“巅峰”态势的“结晶”，期间还夹杂了文学创作（如《人间词》，较之古人极富特色），说明“境界”说的经典性成就绝非偶然。这些因素，乃是导致王国维也轻易超越不了自己所曾经创造的“巅峰”态势的根本原因，何况“时报本”发表的1915年，乃是距离这一“巅峰”态势为时尚近的阶段，突破或超越此一“巅峰”态势更几乎是不可能的。10年之后的1925年在“朴社本”将要出版的前夕，王国维尚且不能突破或超越这种“巅峰”态势，则1915年这一阶段想要突破、超越之难，就可想而知。何况，1915年的王国维已经顺利实现了学术转向，学术转向后的学术需要付出更为持久的时间、精力，根本不可能再回过头来对“境界”说进行实质性的修订或创进。因此，在上述背景之下，王国维的“时报本”的压缩、删改、合并，是至少存在理论层次的“退化”的可能性的。

第二，退一步讲，假如没有后来的“朴社本”，那么是否“时报本”就一定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样态了呢？从时间上来看确实如此，但时间的维度未必根本有效，如本节上述第一点所论之原因。但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些更为具体的情况，比如彭先生阐述了刊载“时报本”的《盛京时报》的具体情况：

《盛京时报》由日人中岛岭雄1906年1月创刊于沈阳，1944年终刊，历时三十八年。1914年，日人一宫房治郎任该报社长，遂邀请王国维连载其学术札记。王国维的《二牖轩随录》即是当时连载的一部分，……《二牖轩随录》为札记体的随笔性质，每则长短不一，不列标题，内容涉及经史考证、诗文理论、词曲杂评等。……这三十一则词话统列于“二牖轩随录”名下，王国维未再另起名。[16]

就《二牖轩随录》所刊发的内容来看，不但属于学术札记的性质，而且更进一步讲，而且包括了王国维以前学术成果的选择性刊发的性质。《二牖轩随录》卷四集中涉及到文学，“时报本”《人间词话》即居其一，除此之外，尚有《钱竹汀论诗句中有韵》、《双声叠韵》、《李后主词反以书传》、《关汉卿之时代》、《元剧之三期》、《元剧之作者》等，实涉及王国维治文学的诸多领域，此即其基本性质。其中“双声叠韵”之一内容，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即有类似内容，只不过已然删除。仔细审视王国维所选录的刊载出来的名为《二牖轩随录》的内容，就会发现不仅《人间词话》乃是节选，其他著作也多是此种性质，如王国维戏曲学的重要论著如《宋元戏曲史》，仅录其中的小部分，较之“时报本”节录了“学报本”接近一半的内容，那就显得更少了。这一结果的审视，至少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时报本”较之“学报本”在内容方面的删减，绝非彭先生所认为那些原因，这是因为：一，《二牖轩随录》的“随录”性质，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即此著乃王国维精简扼要其学术所得以介绍于世人的性质，以选择、整理、介绍为主，务求在整体上全面反映其成绩，而并非学理严密、于某一著作上求全责备的系统深入或专项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探讨。就“时报本”而言，它只能大体承载介绍“境界”说的任务，而不可能全面反映王国维关于“境界”说及相关词学思想的整体。假若对《二牖轩随录》及其中的“时报本”《人间词话》的这种性质没有深刻的体认，也就难免得出根本错误的结论。二，《二牖轩随录》的“随录”的“节录”性质，亦不可不加以特别之考虑，即既然是“节录”，就必然是有所选择，有所放弃，这种放弃乃出于上述所论“一”所阐述的原因，而不是真正的舍弃。假如因为没有被“节录”到“时报本”版本之中，就认为是王国维对于“学报本”的删削、舍弃，那么更为典型的《宋元戏曲考》，从篇幅、比例上来说岂非更为惨不忍睹？显然这是不成立的，亦即彭先生以“时报本”与“学报本”的篇幅、内容差异来大力肯定前者的版本样态更为“经典”，更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是立不住的，极为偏颇的。三，对于《二牖轩随录》的“随录”的“节录”性质，还必须考虑到《盛京时报》作为报纸的容量问题。与《国粹学报》实为月刊不同，《盛京时报》乃是报纸性质，其容量较之刊物大受局限，“学报本”64则，分为三期刊出，而“时报本”只有区区31则，却在《盛京时报》分为七期刊出，即可见两者容量的巨大差别。对比“时报本”与“学报本”，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时报本”的第二则的选入问题，即为何“本末观念是一致的”，却要不选“学报本”这一则，而选了“手稿本”中更短的一则。显然，既然大体观念一致，那么能够根本决定王国维取舍的，自然就是这两则的文字多少的问题，即反映到报纸刊载的容量的问题。这两则观念虽大体一致，但篇幅却相差一倍，“时报本”第二则仅为“学报本”第九则文字的一半，后者引用严羽《沧浪诗话》之内容，占其半数，在观念大体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引用自属被舍弃的内容。

综上所论，彭玉平先生所论《人间词话》“时报本才是终点,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思想中具有终极的理论形态和学术意义”、“时报本理当以一种经典的姿态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时报本”是《人间词话》三个版本之中的一种受限于报纸刊载容量的特殊形态，属于王国维学术成果的“节录”介绍性质，并且在本质上对“境界”说理论并无大的创新或改进（甚至理论“含金量”还会有所缩减）；“朴社本”不但时间在“时报本”之后，而且经过了王国维本人的亲自肯定。综合上述种种原因，结论是“时报本”不但不是《人间词话》的终极版本样态，而且也谈不上版本的“经典”性，虽然“朴社本”与“学报本”内容无异，但维护“朴社本”的终极理论形态和终极版本样态是毫无疑义的。

On the UltimateVersion of Renjiancihua by WangGuowei
——A Discussionwith Professor Peng Yuping
YU Yong-s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 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hree versions of Renjiancihua before WANG Guo-wei's life,named “Journal version”, “Times version”, and “Pushe version”. The contents ofthe first and the third are same, so the academia generally takes the “Journal version” as the mostclassic version of Renjiancihua. ButPENG Yu-ping expounds that “the ‘Times version’ is the end point, and thereforepossesses more research value”, and “the ‘Times version’ has the ultimatetheoretical form and academic meaning in WANG Guo-wei's ideology of thought.”This view is untena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imes version” is a specialform of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newspaper published in the three editions of Renjiancihua, which belongs to thenature of “Excerpt” of WANG Guo-we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far as thetheoretical form is concerned, it does not substantially innovate or improvethe theory of “realm” (even the “gold content” of the theory may be reduced);The “Pushe version” is not only later than the “Times version”,but also hadgotten the affirmation of WANG Guo-wei himself.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various reasons, although the contents of “Journal version” and “Pushe version” are not different, there is nodoubt that we should maintain the ultimate version and the ultimate theoreticalform of the “Pushe version”.
Keywords: WANG Guo-wei; Renjiancihua;ultimate version; the “Pushe version”

[1] 《整理后记》，见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2] 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4页。
[3] 见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此前如黄霖、周兴陆《王国维<人间词话>导读》（见《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亦罗列历次版本变化情况（第38页），然无本书下文所引彭玉平文所述佛雏的版本，盖佛雏乃打乱次序按照自己的逻辑的重排，与其他版本性质不同。
[4] 陈杏珍、刘烜：《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第90-91页。
[5]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07页。
[6]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05页。
[7]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07页。
[8] 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第75页。
[9] 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第74页。
[10] 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第74页。
[11]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13-114页。
[12] 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9页。
[13]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13页。
[14] 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10页。
[15]彭玉平：《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