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战是由皇太极首先发动的，明清双方各自投入十多万大军，从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到七年（1642年）四月，战争经历了三年多时间，整个战役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围锦打援（崇德四年二月至六年八月十七日）。


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倾众犯辽，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将欲尽力一举，妄图破克，以摇撼八城”[9]。他亲率八旗劲旅进抵松山，企图攻占此城，以毁锦州的屏障，便在松山南台下扎营七处，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皆遭到守城军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但是，皇太极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遣将，运来大炮二十七门，炮弹一万发，火药五百斛；另一方面在松山城南穿地道，为了激励士气，宣布：“有能穴地以炮药崩溃之者，城破时为首效力，及运送火药之人，无主者赏而授之以官，奴仆则赏以人牛，准离其主；其指示督率官员，照先登大城例升赏。协同穴城兵丁，视其出力多少，以资赏赉。”[10]虽然采取此项措施，可是松山明军“防守甚严”，清军“力不得逞，亦无能为”[11]。最后皇太极无奈，遣使招抚，宣称：“若能察天意，顺时势，速来归命，则不特军民免于死亡，尔等之半功伟绩，何可限量乎？”[12]亦遭到明松山守将金国凤等人的拒绝，直到四月中旬，皇太极深感攻守两难，只好罢兵退回沈阳，沈阳城中的官民得知征明“军兵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行街之人，多有惶惶不乐之色，城外远处，则坊曲之间，哭声彻天”[13]。


皇太极在松山初战失利，使他感到明军守宁锦防线的坚固，不是轻易可破的。因此，皇太极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采取“由远渐近，重围锦州，”[14]以迫使明军献城投降的战术。所以，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辽宁义县），此乃锦州北面的门户，两地相距九十里，清军在这里“驻扎屯田，令明山海关外宁锦地方不得耕种”[15]。作为围攻锦州的前线指挥部和粮草供给地。他们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地，皆已开恳”[16]。皇太极在义州建立据点，如同一把尖刀威胁锦州，对战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但明宁锦官兵十分惊恐，如辽东总兵刘肇期奏称：“奴屯义州几及一月，不进不退，不掠不攻。屡据回乡口称，节凭前锋哨报，谓奴盘旋义土，开垦种田，往来山中，采取木植，一图盖房，一图耕食，其为久踞之计无疑矣。且以哨马特扰松、锦，断我樵苏，又以游骑尝突海隅，梗我粮道，其为困我之计又无疑矣。奴一日不去，则辽一日受危。”[17]而且使清军从松山受挫的颓唐情绪中振作起来，原先认为攻打锦州是下策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也改变了看法，他上书说：“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侦探，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18]清军除了在义州驻扎屯田外，并开始包围锦州城，“外筑土城，且挖坑堑，以为久住之计”[19]，从此锦州被围，坐守待援，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米仅供月余，而豆则未及一月，倘狡虏声警再殷，宁锦气脉中断，则松、杏、锦三城势已岌岌，朝不逾夕矣。”[20]


五月中旬，皇太极亲自来到义州，布署清军围困锦州的作战方案。首先派兵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墩台，使锦州守军失去监视清军和传递消息的据点；其次经常派遣军卒尽刈锦州城郊的庄稼，以断绝锦州的粮草；再次命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前线总指挥，并敕谕“将两翼兵暂行分驻，一断敌往来之路，一投诚人可乘便而来，一我兵易于收获，弗为敌乘间窃刈，其已收粮草，择坚固两处存贮”[21]。可是，多尔衮没有执行皇太极围困锦州的方略，却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还家一次，后来又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还家一次，还竟然下令把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致使军心浮动，明军乘机运大批粮草入城。皇太极得知后“大怒”，严责多尔衮说：“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能得锦州耶。”[22]他为了严肃军纪，以“不能防塞之罪”[23]，免去多尔衮的职务，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锦州前线点指挥。济尔哈朗比较好地贯彻了皇太极的作战意图。一是亲率四万余骑离锦州城只有六里地安营扎寨，在锦州城外“每面立八营，营深壕，沿壕筑垛口，两旗之间，复浚长壕，近城设置卒哨探”[24]。二是采取生间，遣人策反锦州城内的蒙古兵，结果诺木齐、吴巴什等人归降，约为内应，清军攻占外城，明兵退守内城；三是调集几十门红衣大炮，不断向锦州城轰击，使明军陷于紧张混乱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总兵祖大寿在这种“锦州被围，填壕毁堑，声援断绝”[25]的情况下，派人突围向明廷求援。崇祯皇帝得知锦州告急，使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及副将以下官员二百余名，步骑十三万，火速驰援锦州解围。洪承畴老谋深算，不敢冒进，把大军驻扎在宁远，窥探锦州方面的势态。五月，洪承畴为了探明清军虚实，命总兵杨国柱率领一支精兵，深入到松山境内，被济尔哈朗发现，于是“令右翼兵击之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营动，为敌所夺”，另外四旗摆牙喇兵等与明军交战，“人马中伤者甚众”[26]。皇太极认为“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27]，将济尔哈朗去职，又由多尔衮接替前线总指挥。


与此同时，在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解锦州之围，则是“朝议两端”[28]。以兵部尚书陈新甲为首的一批京官，他们认为明军长期集结关外，深怕清兵乘虚而入，而关外十多万军队供给困难，“兵多饷艰”[29]，主张速战速决。而以蓟辽总督洪承畴为首的关外将领，他们认为明军“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30]，主张且守且战。崇祯皇帝先赞同洪承畴等人的意见。然后又接受陈新甲等人的建议，于是派遣职方郎中张若骐前往宁远监军，又命令绥德知县马绍愉出关赞画军务，他们到了军前，见到明军取得一些小胜，就过高的估计明军的力量，皆上书说“边兵可战”，所以明廷“遂不用承畴持久之计”[31]，便传旨催战。


洪承畴迫于崇祯帝旨意，七月二十六日在宁远誓师，二十八日明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当时多尔衮率右翼驻守在乳峰山东面的东石门，豪格率左翼驻守在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门，阻止明军进入锦州城。洪承畴决定：“东西二门进兵以分其势，遂立车营，环以木城，部署略定，建州兵大骇。”[32]清军总指挥多尔衮见此情况，“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33]，要与明军大战。二十九日，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却遭到多尔衮的伏击，杨国柱中箭身亡，明军首战受挫，损兵折将。八月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直冲汉阵，不利而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34]，将领被斩杀二十余员，军卒死亡一百三十多人[35]，损失惨重。自此明清双方在争夺乳峰山战略要地时，虽然“数战围不解”[36]，但是清军围锦打援的战术失利，反而陷于腹背受敌，据多尔衮说：“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37]整个战局对清军十分不利，迫使“大清师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请兵”[38]。皇太极得知，“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39]，“急报请援”的消息，完全出乎意外，“闻之忧愤呕血”[40]。他为了稳住前线清军的阵脚，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命满洲学士额色黑往谕多尔衮：“敌人若来侵犯，王等可相机击之，不来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41]接着又派固山额真英俄尔岱等率领三千军士驰援[42]。九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下达总动员令，“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43]，“悉发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44]，一律随军出征。十四日，他未等病愈，命济尔哈朗留守沈阳，亲率“沈中人丁，西赴锦州”[45]，企图改变锦州前线的不利形势。


第二阶段，即松山决战（崇德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皇太极率领援军，十八日到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此时他已有一个初步的破敌方案，便派遣大学士刚林往谕多尔衮等人曰：“朕当即至矣，可令前遣之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多罗额驸英俄尔岱兵，及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兵，察哈尔琐诺木塞桑等兵，先在高桥驻营，俟朕至时，合围松山、杏山。”[46]十九日，他带领亲兵深入到松、杏间的前沿阵地，登上松山城南的山阜，观看明军的营寨，只见松锦一带冈峦起伏，曲折盘旋，明军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间立七营，以骑兵驻松山东西北三面，非常严整。但是，皇太极“横窥洪（指洪承畴）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弱，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47]。于是，他命令清军在松山和杏山间，“横截大路，绵亘驻营”[48]，“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等处下营，各处挖濠，断绝松山要路”[49]。并“遣诸贝勒大臣，各以精兵伏于杏山、连山、塔山及沿海诸要路”[50]。从以上皇太极整个作战布署来看，仍是采取围锦打援的战术，如果说过去的重点是围困锦州，而现在的重点则是打击援军，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致使锦州、松山、宁远成了三个孤立的据点，无法互相援救，清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迫使明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


洪承畴见清军“环松山而营，大惧。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遂合谋退遁”[51]。于是，他收缩兵力，“撤其七营步兵，迎松山城而营”[52]，企图突破重围。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接战良久，杀伤相当，未分胜负，可是明军屯积在笔架山的大批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又被截断，故“汉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气挫势穷”[53]。二十一日，洪承畴召开军事会议，共谋对策。他对诸将说：“彼兵新旧迭为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战，当各敕厉本部，与之力斗，余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制胜，在此一举矣。”[54]想要同清军决一死战。可是，洪承畴以决战“解围制胜”的意见，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他们提出“因饷乏，议回宁远就食”[55]。他不仅没有严斥这种逃跑求生的邪念，反而产生了共鸣，因为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奴势重大，终不能闯濠，恐日久根固，此贼尤难剿杀，而粮草尤难转运”[56]；二是“海仓之粮，未及运入，为清所夺。松山中守兵，自有一年之粮，城外列屯十万援兵，粮道既绝，城中之粮，欲分不足”[57]；三是代表明帝监军的张若麒支持率军南逃，他说：“松山之粮仅给三日，且今不但锦州困，松山又困，各帅既欲暂回宁远，以图再战，似可允也。”[58]所以，洪承畴同意逃往宁远的意见，便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决定初更时突围南逃。这个逃跑行动，无疑涣散和动摇了军心，“于是诸将各怀去志，议不一”[59]，预示了明军将遭失败的下场。


是日，皇太极得到情报，知道明军要突围南逃，因此立刻作了周密的军事布署，他对诸将说：“今夜敌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60]可见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为清军封堵。当天晚上，明总兵王朴“怯甚”，还没有到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率领部众“已先遁”，致使明军大乱，“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途望火光，谓敌兵在前，走还，遇伏，大溃”[61]。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退守松山城，冲杀出去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一带遭到清军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舟逃回宁远；其余的残兵败将，奔向海边，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赴海死者，不可胜计”[62]。


二十二日，皇太极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困之”[63]。是日夜间，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唯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潜入汗阵”[64]，“军中大警”[65]，双方展开激烈拼杀，结果曹变蛟重创退入松山，有部分明军闯出清营，奔入杏山。皇太极为此大怒，除了把守卫大营的“门将，以不捍汉兵，斩杀”[66]，惩处几百名有牵连的官兵外，便加强对松山城的包围。此时，锦州、松山皆为清军围困，唯有杏山未被清军控制，而且收容了大批败退的明兵，于是皇太极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杏山，命内大臣锡翰等率军“一伏于高桥大路，一伏于桑噶尔寨堡（即大兴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67]。清军设伏后，不久有明军约一千人，由杏山遁出南逃，遇伏败走，追至塔山，斩获甚多。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朴等，率领残余部众，向宁远奔逃，遭到清军的追击，败奔高桥，清军“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合力进击”[68]，明军被歼，吴、王二人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自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皇太极命清军“行猎山野，并搜剿捕敌”[69]，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这次历时十二天的战斗，清军取得胜利，斩杀明军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另外“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为乘潮雁鹜与波上下”[70]。


第三阶段，即攻占松、锦、杏三城（崇德六年九月至七年四月）


皇太极虽然取得松山大捷，消灭了明军援锦的主力，但是松山、锦州、杏山三城仍为明军占据，关外的宁锦防线尚未彻底摧毁，发动此役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因此不停顿的调集大军，围困松、锦、杏三城。皇太极采取的战术不变，不去攻坚，而是围困，不过重点是松山城。他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以下的安排：首先是加强指挥力量，九月八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又增派贝勒杜度、阿巴泰等人专力围攻锦州。十二日遣贝勒多铎、阿达礼等人负责围攻松山。同时还派郡王阿济格等人全力围攻杏山，这些都是清军的著名将领；其次是加紧围困，传谕曰：“锦州、松山所掘壕堑，可周围巡视，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兵割取。”[71]据从松山城逃出的明将汪镇东目睹，“奴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其狡已极”[72]。又如明宁前道石凤台塘报称：“看得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日闯围之后，奴营遍布，水泄不通，督抚在松，许久音耗寂然，本道屡差探听，无路可入。”[73]可见，松、锦、杏三城被围困的明军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洪承畴战败退入松山城后，城内人多粮少，处境十分艰难。他派人执“密札”[74]求援，结果援兵无望。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早先每人每日发米二碗，不久只能发米一碗，后来杀战马充饥，甚至出现人相食的凄惨景象。就在这种“转饷路绝，阖城食尽”[75]的绝望情况下，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许为内应，并以其子夏舒为质。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夜，清军应约攻城，由南城登梯而入，“众俱继之，敌兵方觉”[76]，遂克松山城。次日晨，夏承德率部生擒洪承畴及诸将领。然后进行全城大搜杀，诛斩明军兵道副将以下官员一百多人，兵丁三千余名，俘获三千一百多人，甲胄军械一万五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多位[77]。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祖大乐送往沈阳，将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就地处决，并把松山城“毁如平地”[78]。到了五月，洪承畴终于剃发降清，成为清朝开国的重要谋臣。


清军占领松山城后，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已知解围无望，明军斗志迅速瓦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且“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79]。此时皇太极派新近投降的祖大乐赴锦州劝说其兄祖大寿降清，表示不计前嫌，以礼相待。三月八日，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军占领锦州，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都遭屠戮，斩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位[80]。


四月中旬，皇太极遣使招抚杏山城明军官兵，要他们献城投降，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二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率军攻城，占领近城的几处墩台。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城垣约二十五丈，明军守城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清军占领杏山城，俘获六千八百多人，甲胄军械二千七百多件，各种火器八百五十多位[81]。


至此，松锦大战，最后以清胜明败宣告结束，这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清方看，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审时度势，对明清之间将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次大决战是作了充分的各方面准备的，如进行内政改革，加强君权，对外入侵朝鲜，与其结盟，征服蒙古，与其联合，于是孤立了明朝。因此，清不仅上下团结一致，而且又无后顾之忧。所以，它就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这场战争，从而保证了松锦大战赢得胜利。


另外，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以往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从明方看，这次松锦大战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盲目催战。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82]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83]。


——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84]。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


——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85]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