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社会党虽在大选中获议席最多，但仍未过半数，因而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顺利执政。经协商，社会党、民主党、国民协同党组成联合政府，由社会党总裁片山哲出任首相。遗憾的是，受麦帅欢迎的基督徒片山哲因党派之争而于1948年2月10日辞职，任期不到10个月。而接任首相的民主党党首芦田均也因腐败问题在同年10月7日垮台。
这期间，日本各政党因派系之争分分合合频繁变动，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战国时代”。
吉田茂在这一阶段的党内斗争中也受到了一次有惊无险的逼宫考验。
1948年3月吉田所在的自由党与部分退出民主党的币原派成员重组成民主自由党，吉田正式当选为民自党总裁。作为在野第一大党的领袖，吉田按宪制常规积极准备重掌政权。
但重组后的民自党内部却在民政局凯蒂斯上校一手策划下，发生了一次党内权力之争。
以惠特尼、凯蒂斯为首的盟总民政局，对“超保守派”吉田茂十分厌恶和反感。吉田辞任首相后，民自党副干事长山口喜久一郎曾就民自党组阁问题拜访凯蒂斯。山口返回后，立即向议员和记者团发表谈话，宣称：凯蒂斯上校暗示过我，不喜欢吉田组阁，愿意看到以民自党干事长山崎猛为首相的全国各政党的联合内阁。
山口的谈话犹如巨石落水，一时间日本政界尤其是吉田所在的民自党内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山崎猛是民自党的干事长，曾出任过众议院院长，是党内实力派人物，在他周围有相当多的拥护者。山口带回来的信息，让这些人异常兴奋。山崎四处活动，同民主党、社会党磋商联合内阁事宜，甚至连联合内阁成员名单都已拟定完成。，
10月初的一天，山口、星岛、广川、小泽等民自党干部，一起来到吉田府邸，向吉田逼宫：“日本是战败国，现处于总司令部的占领下。总司令部指示不要吉田民自党的内阁，让山崎当首相来组织全国政党的联合内阁，这是不可抗拒的。您应当辞掉总裁职务，让山崎当总裁并提名他当首相。”
吉田茂虽已担任党的总裁两年多，但他平时架子甚大，不喜结交，连许多党内议员的姓名、长相都记不住；同时又缺乏政治经验，不注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因而面对山崎派诸多人士咄咄逼人的态势，方寸已乱，不得不接受了要其辞职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10时，民自党在东京召开总务会议，20名在京的总务参加。按照前一天的约定，吉田将在此次会上发表辞职声明。
开会的时间到了，但会议的主角吉田茂还未出现。
一个小时后，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吉田才姗姗而来。
民自党总务会长斋藤隆夫主持会议，并按照事先拟定的议程指名让山崎派人士星岛发言。星岛介绍完事情原委后，以十分肯定地口气说道：“如果吉田总裁辞职，应让干事长山崎出任总裁并提名他为首相进行组阁。”
在这关键时刻，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民自党内最年轻的末席总务、30岁的新议员田中角荣举手请求讲话：“会长，我要求发言。”
藤隆夫本不赞成吉田辞职，因此希望有人能在会上节外生枝。见田中要求发言便立即同意。初入政坛的田中并不十分了解党内派系斗争的内幕，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发表见解：
“无论怎么说，日本虽说是一个战败国，但美国干涉日本内政是不行的，绝对不行……我首先要质问吉田先生，您是资深的外交官，所以我才请教您，您认为美国指示我们让这位可以当首相，那一位不可以当首相，是不是干涉内政？”
田中的诘问语惊四座，实际上是对山崎派人士最有效的反击，也给吉田提供了反击的最好武器。
星岛、山口等山崎派人士毫无准备，一时哑口无言。吉田则陡然勇气大增，开始绝地反击。
吉田回答：“美国人绝对不能干涉日本的内政。”“我的话也许有点粗俗：老太爷不行，让老婆出马，这是个不能成功的搞法，我不同意。如果认为我不行，那就痛痛快快，自由党情愿下台，请社会舆论批评好啦。”
吉田态度强硬之后，会场的形势霎时发生逆转。
尾崎末吉、稻田直道等吉田派人土十分坚定地说：“吉田任首相，这是宪政的常规，不容改变！”
形势开始明显有利于吉田茂，山崎派人士也实在拿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反对吉田出任首相，只好表示赞同吉田、田中等人的意见。
功亏一篑，“逼宫”流产了！
第二天，即10月8日，吉田在参众两院议员总会上，再次重申了自己将出任首相的决心和理由，他说：“处此政变之下，比取得政权还重要的是，我党应该具有为树立民主政治而示范的觉悟。对于违反民主政治精神的流言蜚语，希望全党一致以坚持坚决的态度应付。”
10月9日，吉田前去拜访麦克阿瑟。麦帅问道：“想再当首相吗？”吉田答道：“当然想当了！”麦帅拍拍吉田的肩膀，道：“那就堂堂正正地干吧！”
有了麦帅的允诺，民自党内的纷争云消雾散，吉田就任首相之事已无大的阻力。
而从人们的心理来说，社会舆论也明显对吉田表示同情，因为利用占领军的影响来干涉日本内政，在当时很容易引起被占领国国民反感。
1948年10月15日，众议院在首相提名选举中，吉田获选。19日，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被赶下台17个月之后，矮老头吉田茂重回总理大臣宝座。

巩固政权

第二次组阁的吉田，面临着比他第一次担任首相时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这一时期，盟军总部对日本内部事务的干涉程度也达到了顶峰；麦克阿瑟本人同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命令也时有冲突；吉田政府要同议会内拥有多数席位的在野党相抗衡；盟军总部内部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之间矛盾重重；吉田同民政局长惠特尼关系不睦。
对于吉田来说，若想长久地把持政权，不再沦为在野派，须在短期内摆脱少数党内阁的难堪处境，争取在议会内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因此，吉田想通过尽快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方式，来达到确立多数党内阁的目的。这样做会有风险，但为了稳定有效地执政，只能赌上一把，别无选择。
按照新宪法规定，议会如果通过了对首相的不信任案，则要么首相辞职，要么首相解散众议院。
在野党和社会各界在察觉到吉田欲解散众议院的意图后，都表现出坚决反对的态度。
1948年11月10日，《每日新闻》以“众议院万万不可解散!尾崎翁提出强硬意见”为题，发表了在日本社会有“护宪之神”美誉的尾崎行雄批评吉田茂的意见：“众议院选出的首相不顾国会的反对坚持解散众议院，实无异于仆人驱逐主人，为违反民主主义的恶劣先例。”
傲慢的吉田对尾崎的批评未予理睬，坚持认为，根据《日本国宪法》第7条的规定，内阁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解散众议院。
盟军总部觉得吉田有点过分。当天民政局卡凯蒂斯上校在会见吉田内阁法制局长佐藤达夫时称：“尾崎毕竟是尾崎，这样的人今天还活着，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解散众议院这件事，内阁不能不顾国会的意见独断专行。”
两三天后，社会党领袖片山哲和民主党总务会长苫米地向外界证实，他们拜访过盟军总部民政局官员，盟军总部认为除非在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方可解散众议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也派人赴盟军总部进行活动，命人将政府对宪法的解释写成英文说明书呈送给盟军总部，吉田本人也求见麦帅寻求支持。
另一方面，12月4日，为了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心，吉田在第四届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再次强调了解散国会的必要：
上月15日我在演说中已经提过，现任内阁是在芦田内阁总辞职后本人被提名为首相而组成的少数党内阁。在选举内阁首相时，选我出任的票数为180票，空白票却有200余票……我认为，应立即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大选，才能看出国民对我们的信任程度。
也许是吉田的请求说动了麦帅，后来盟军方面态度有了明显的松动，指示日本各党进行“合谋解散”，盟军总部国会科长威廉斯亲自到国会议事堂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召见各党领袖商定议会解散的方案。
12月23日，战后第三届国会通过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当天夜里吉田便宣布解散众议院。这是战后日本在新宪法实行后的首次解散众议院。
1949年初，日本举行新一届国会大选。吉田决定要充分利用这次大选的机会，一举确立多数而稳定的保守政权。
吉田先用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利用麦帅和盟军总部的整肃令，打击主要竞争者。社会党左派领袖、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成了吉田开刀的对象。
吉田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给麦克阿瑟寄送了一份信函：

亲爱的元帅阁下：
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在东条内阁时期的1942年4月举行的总选举时，是所谓的“推荐修补”人之一。理所当然，他应适用于两年前的自动整肃条例……
“松本氏是社会党的重要成员，同时，他一贯强烈地反对天皇制。基于上述事实，政府对他实行追放整肃或许会被视为怀有政治动机。而实际上，全然不是如此。我的政府完全是出于法律的动机，因为对所有的人这项决定都是适用的，相信会得到阁下的认可。

对吉田将自己的政敌列为整肃对象的做法，聪明的麦帅没有点破，只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让惠特尼告诉吉田茂，在即将到来的大选结束之前不得采取实质性行动。
大选投票结束的1月23日当天，吉田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对包括松本在内的10多名政界人士实行整肃。
民主自由党在大选中推出的竞选口号和策略也大获成功。他们在竞选中提出取消统制经济、实行减税政策，得到了中小企业主和农民的欢迎。特别是农地改革后出现的新自耕农，他们要求社会政治稳定，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倾向民自党，选票自然流入了民自党候选人的票箱。从这时起，农村的广大新自耕农成为日本保守政党的稳定票源。
民自党还充分地利用战败国民众的屈辱心态，刻意把党的领袖吉田茂渲染成一位敢于同占领军抗争的英雄，以满足选民的心理需要。
民自党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小城市作了一次吉田与光牌香烟的演讲，赢得选民雷鸣般的掌声：
“吉田君经常去见麦克阿瑟将军。有一次麦帅递给吉田一支雪茄，可吉田君却说：‘不！我还是喜欢抽这个。说着不慌不忙地从和服的袖子里摸出一支香烟，是日本产的光牌烟。麦帅不再劝他抽雪茄了。麦帅也是很难对付的人。又有一次吉田君去占领军总司令部，麦帅又拿出香烟说：抽一支这个吧！吉田君仔细一看，是日本光牌香烟。”
这完全是民自党候选人杜撰出来的故事而已，但它却达到了将吉田茂宣传成一位敢和麦克阿瑟斗法的爱国者的目的。被占领国的国民自然崇拜爱国的政治家，而厌恶占领军的应声虫。
1月23日大选开票的结果是，民主自由党264票，民主党69票，社会党48票，共产党5票，其他各党及无党派总计50票。
对这一选举结果吉田茂自然非常满意，而盟军方面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麦帅在选举结束后第二天便发表声明说：“世界的民众无论在世界何地，都热心关注着日本这次秩序井然的选举，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上一个危急时刻，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的、而且决定性的委任。”形势的变化，使麦帅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转而支持吉田为首的保守派政党执政。
民自党在众议院占据绝对多数议席，本来完全可以单独组阁，但吉田力排众议，坚持同犬养健领导的民主党联合组阁，以争取更广泛的基础。
吉田邀请犬养一同拜访麦帅，犬养欣然接受。麦克阿瑟对日本保守派政党的联合持积极的态度。会晤结束后，麦帅在电梯里握住犬养的手说：你们要努力和保守派携起手来！”
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犬养不顾党内反对派的抵制，决定同吉田联合组阁，木村小左卫和稻垣平太郎入阁为僚，民主党由此而发生分裂。
1949年3月16日，第三届吉田内阁正式成立。从此开始，吉田保守政权连续执政至1954年12月方告结束。
接受第一次组阁时缺少亲信的教训，本届政府吉田安排了不少新人着力培养，希望能形成自己的班底。
许多年轻官僚，如大藏省次官池田勇人、运输省次官佐藤荣作、外务省次官冈崎胜男、劳动省次官吉武惠市、农林省次官儿玉茂太郎、建设院次官大桥武夫等30多名官僚，被吉田推荐为众议院候选人并顺利当选。这些受吉田悉心培养的年轻人，被称为吉田学校的学生，其中的优等生池田勇人，被任命为第三届吉田内阁的大藏大臣，成为吉田实施经济复兴国策的最得力助手。
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议员强有力的支持，党内和政府又有众多亲信的鼎力相助，吉田迅速把握住了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天赐良机”，在复兴国内经济和对美媾和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但使战后日本经济得以复苏，而且还终结了占领时代，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占领政策调整

1948年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形势明朗化之前，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政策基本上是以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原则为主要内容。这不但体现在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执行对日索赔问题上。
战后最初两年，美国政府先后几次派出代表团，实地调查赔偿数额问题，提出了几个赔偿报告，条件都比较苛刻。
1947年4月，根据美国政府的决定，盟军总部将预定拆迁的生产设备的30%充作先期偿付，具体分配方案是：中国15%，菲律宾、荷兰（荷属东印度）、英国（缅甸、马来亚等）各5%。1948年1月，第一批拆迁设备装船运往中国。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本经济自立化”的讲话，宣称：“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日本变成一个能够自立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难以避免的矛盾……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是，不仅使日本本身独立，而且要在日本建立起对今后在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 主义战争的威胁，能够充分完成其防御任务的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
显然，美国方面已经注意到了占领政策与其今后长远目标间的不一致。
2月，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 乔治·凯南访日。此前凯南已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建议并被杜鲁门总统采纳，因此，凯南访日后提出的报告也是基于遏制战略来考虑对日占领政策的调整：减少赔偿，适当援助，使日本经济尽快复兴，发挥其在亚洲的防御作用。
凯南的这一思想，对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1949年1月，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直言宣称：日本是美国亚洲、太平洋防卫圈“沿岸岛屿链”中的“超级多米诺骨牌”。
为此，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美国代表麦科伊发表停止临时拆迁赔偿的声明，同时还取消了美国提出的按国分配方案。这是美国人以自己的利益需要为标准，单方面改变了盟国集体做出的事关亚洲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
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先后派出22船次，从日本运回3. 59万吨赔偿物资，价值2250美元，约占中国损失额的万分之三，此后一无所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对德作战胜利后获得了100亿美元的赔偿。在参加对日作战后，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价值20亿美元的工厂、发电站设备及某些私人财产全部搬迁到苏联，并截留了在朝鲜、库页岛、千岛群岛将近20亿美元的物资，堪称收获甚丰。
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之际，正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日本停止赔偿之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吉田自然乐享其成。
美国人以这样近乎专横独裁的方式，宣布日本停止赔偿，引起了盟国各方的不满，中国、英国、菲律宾等国纷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的对日政策。为了安抚各盟国，美国政府在对日媾和时确定了劳务赔偿原则，使日本战后赔偿问题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是农地改革、解散财阀、教育改革等政策前紧后松的变化，占领政策的调整转向已十分明显。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人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最直接地诠释了这条国际关系铁律。

“道奇路线”

从1948年年底开始，随着占领政策的转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直接介入日本经济复兴活动的措施。
12月18日，盟军总部受命以特别声明的形式，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1、预算达到综合平衡；
2、加强征税；
3、限制信用扩张；
4、稳定工资；
5、加强物价控制；
6、加强外汇管理；
7、加强资材分配；
8、增加国产原料与工业制品的生产；
9、改善征购粮食。
为贯彻“九原则”，吉田在第三届内阁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希望各省坚决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实现预算平衡。显然，一向倡导自由经济的吉田对“稳定经济九原则”持欢迎态度。
1949年2月1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陪同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和6名经济专家访日。道奇的莅临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任用真正的经济行家来直接指导日本经济改革，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领域。
道奇是美国财经、货币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二战后曾出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军政部财政部长，主持了战后德国的货币改革，使战后德国经济发生了“几乎令人不可相信的变化”，从而声誉鹊起。
2月5日，道奇同吉田内阁大藏相大屋晋三首次会晤。
晤谈中道奇对大屋藏相直言相告：“本人这次是初次来日，事前和杜鲁门总统及其他美国政府首脑进行过充分商讨。从美国方面看来，日本还没有很好地利用给日本的援助物资。按理，日本政府把援助物资卖给国民以后，就应该很好地利用这笔款项，可是不知道日本方面把这笔款项搞到哪里去了。像这样，就是再给一些援助，对于制止通货膨胀也无济于事。”
“本人认为，要想重建日本经济，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使预算保持平衡。怎样才能使预算保持平衡呢？这只有不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政府若没有足够的经费，不能推行各项工作，而国民也注定要跟着吃苦。不过，一个遭到这样惨败的国家的国民，不吃一些苦头，怎么能站得起来呢？如今对日本国民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勒紧裤带；而对当前的日本政府和占领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勇于把这种生活强加给日本国民。”
“简单说来，就是大家要暂时抛开梦想，从最‘无情’的现实立场出发，从头做起。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日本政府的官员们发现，道奇的经济政策远比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新政派官员的理念更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当然，暂时遇到的困难也许更多更严重。
为了更好地配合道奇对日本经济的指导，吉田认为大藏大臣的人选是关键。“必须选派一位具有充分信心能同盟军部进行交涉的人物。因此，我没有费多大思索就想起了既有经验又精通统计、为人老成而又是大藏省出身的池田勇人。”多年后吉田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道。
3月1日，道奇同新上任的大藏相池田勇人举行了正式会谈。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老银行家同眼前这位年轻的充满自信的日本政界新锐在改造日本经济问题上找到了共识。
道奇在会谈中对日本经济复兴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日本的经济目前正站在价格补助费和美援物资这两条竹马的腿上。要想使日本经济真正脚踏实地，就必须把竹的腿砍掉。但是，要不先弄清它有多长，便无从下手。
第二、日本复兴金融金库自战后成立以来，已经投放了大量的资金，而今年大藏省所提出的预算案，又规定政府再向金库拨款400亿日元。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今天日本的经济已因通货膨胀而濒于崩溃，如果还要用投资的名义增加开支，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已经到了关掉水龙头的紧要时刻了。
第三、你们在竞选中所作的减增所得税、废除营业税等承诺是根本错误的。一方面要关掉水龙头，另一方面要把多余的水抽上来，这是本人的两大方针，抽水就是征税。据说，外间把营业税叫做什么“恶税”，然而本人从未听说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有过什么“良税”。
上述三点，可以说是道奇改造日本经济、使之能够自立的所谓“道奇路线”的基本思想。
不过以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局长麦卡特为首的新政派官员，对道奇和池田的默契配合颇为不满。由于道奇的出现，麦卡特等人自觉大权旁落，日本官员也不似从前那样顺从了，池田自然便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麦卡特甚至故意将一封道奇回国后寄给池田的信函扣押不予转发，直到现在人们也不清楚道奇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概括来说，道奇的经济思想有三个要点：其一，生活只能靠增加生产才能改善，即人们不能进行超过自己生产水平的消费；其二，储蓄是发展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其三，一个国家的财政要平衡，国家的支出不能超过该国经济可能性。
道奇将自己的经济理论用于日本1949年度财政预算方案的编制上。此前，池田勇人已编制完成该年度的预算案。但道奇认为力度不够，尚不能达到实现经济自立的目的。因此，道奇本人亲手对预算案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修改，并将该方案呈送盟军总部，要求日本国会予以通过。
按照道奇编制的预算方案，这是一个岁入大于岁出的“超平衡预算方案”。他不仅要求一般会计、特别会计和政府机关财政收支保持绝对平衡，而且要留有1493亿日元的巨大结余。同1948年度预算案中有1419亿日元赤字相比，支出减少了2400多亿。
道奇预算案中坚决停止支付政府过去支出的各种补贴费，差价补贴费、损失补贴费等。当时日本政府为维持公定价，对生产者提供补贴，对出口物资实行价格补贴以使之能同外国产品竞争。
复兴金融金库等支出被道奇果断停止，防止资金流向社会。
所得税和营业税照收不误；铁路运费和邮资标准还分别提高了50%和60%。用宫泽喜一的话来说：“这简直是典型的压迫国民生活的预算，他取之于民的一文不少，用之于民的半文不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奇改造日本经济的手术方案如一股强劲的旋风，要将日本经济中的泡沫彻底吹去。但吉田内阁的许多阁员和国会的执政党议员，对道奇所编制的超平衡预算方案极为不满，责难之声如潮涌来，大有在国会否决该预算案之势。
关键时刻，吉田利用自己的权威强力平息了内部争吵，使该方案在第五届国会上顺利通过。吉田知道，道奇预算方案与其说是道奇本人的方案，不如说是来自华盛顿的不可抗拒的指令。无谓的反抗是徒劳的，积极配合才是上策。
预算方案虽勉强通过，但日本政府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许多人将愤怒发泄到初入政坛的池田勇人身上，致使池田一度产生辞职不干的念头。
吉田不为形势所动，依然信任和重用池田。他只对池田人说了一句话：“不管怎样，干吧。”从这以后，吉田始终没改变这一态度。有关经济领域的事情完全交付给池田处理，从不干涉。
池田勇人对道奇和吉田在复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曾作过如下评论：“日本的经济所以能够在三年之内得到稳定，固然是道奇的卓越功绩，但在当时吉田先生如果摇摆不定，要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民自党不行动起来，那么无论道奇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也肯定是没有成就的。现在想来，我认为吉田先生的见解的确高明。”
道奇方案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稳定政策。对战后残破的日本经济而言，犹如是对一位极度虚弱的病人施以猛药。其目的和愿望虽然美好，但过程却十分痛苦。
吉田确信实施道奇所制定的治疗方案，可以使日本经济走出黑夜，迎来黎明的曙光。因此，他成为道奇方案的最坚定支持者。
以缩减财政经费支出为理由，吉田茂对战后日渐庞大的政府机构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裁减，所减人数高达6万。
道奇方案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银根奇缺、企业经营十分困难。一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倒闭，许多业主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自杀或全家相约集体自杀。日本工矿生产从1949年4月起陷入停滞状态，进入8月份以后更是大幅度下降。
股票市场是一国经济现状的晴雨表。1949年9月到1950年3月间，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平均下跌50%，已有崩盘之兆。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道奇对日本经济所进行的“外科大手术”，出现了无法回避的术后反应，不但程度严重，而且涉及面很广。

“特需景气”

正当日本经济在饱受“术后反应”的痛苦折磨时，邻近的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的一场战争，给日本人送来了雪片般的订单，日本经济借此度过了黎明前的黑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方面凭借优势兵力长驱直入，攻下韩国的大片区域。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介入战事，帮助韩国大举反攻。
由于在日本有距朝鲜战场最近的美国海军基地，因此美军向日本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战时物资和劳务需求，总称为“特需”。
特需主要包括美国军队直接向日本购买的军需品、武器修理、基地扩充建设工程、运往朝鲜半岛的救济物资、铁路运输、船只租赁等等。
战时物资种类十分广泛，有布料、汽车配件、煤炭、水泥、建筑钢材、有刺铁丝等等。另外，换防和休整的美军在日本的日常消费等，也都属于特需范畴。朝鲜战争停火后，韩国国内经济恢复所需的物资，也在日本订购，也属于特需的范围之内。美国驻日大使甚至说：“没有日本，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
吉田政府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遇，一举扭转日本疲软的经济形势。许多日本中小企业也借机摆脱困境，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如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松下电器公司，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每月销售额仅几千万日元，6月以后销售明显好转，并终于有了盈余。这一年松下公司接到各类战争必需品的订单，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通讯机、电灯泡等总额近4亿日元。
朝鲜战争特需一举将日本经济从谷底托起，民众的生活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好转。此时的日本报纸刊出这样的标题新闻——“再见，竹笋式的生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大为缓解，粮食限制政策终止，布票也宣布取消了。
特需几乎涉及所有的行业，合同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物资和金钱的消耗战，战争机器的运转完全是以金钱作为润滑动力的。
面对大量的需求，电力、钢铁、运输和煤炭工业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增加厂房和设备的投入，引进国外技术，以满足需要。
为了振兴工业，吉田政府采取了鼓励资本积累的政策，使设备投资和技术投入成为可能。政府还利用国家基金，于1950年成立了日本出口银行，1951年又成立了日本开发银行。前者为促进出口提供经济援助，后者为重点工业中的厂房和设备提供低息资金。吉田在尽最大努力来推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发展。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曾对“特需”与日本经济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若是有了道奇方案而无朝鲜战争，或者是没有道奇方案而有朝鲜战争，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日本经济都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所幸两者都发生了，从而产生了最优的‘组合’。”
朝鲜战争特需的出现，使日本的出口物资猛增，金额成倍增加。1950年日本出口额为92400万美元，而1949年仅为53600万美元。日本政府外汇储备迅猛增加，1949年底为2亿美元，1951年末增至9.42亿美元，到1952年11月又增至11.4亿美元。
从经济指标看，以1934～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为100，则1950年为64.7，1951年为99. 0，1952年为110.6，1953年为119. 1。“特需”使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日本方面将1950～1953年间由朝鲜战争特需给日本经济所带来的繁荣，誉称为“特需景气”。日本经济学家则称其是“从天而降的大繁荣”。

“防卫力渐增策”

吉田茂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阶段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在其治国方略中，首推经济中心主义国策，其他所有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都必须为这一中心国策服务。为了保证经济中心主义国策的顺利实施，他在国防政策上可以说是非常固执地奉行“防卫力渐增策”，也称“轻武装论”。
固执到什么程度？固执到敢于阳奉阴违虚列防务经费，固执到将此作为日美媾和谈判中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指挥驻日美军直接入朝作战，日本列岛防务一时间陷入真空状态。7月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杜勒斯建议麦克阿瑟重新武装日本。于是，麦帅紧急致函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新设立7.5万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且为扩充海上保安厅的现有力量增加员额8000人。经费从日本赔款中开支，装备美式武器，由美国军事顾问指挥。
当时吉田正在箱根度假，当池田将这一消息告知他时，吉田认为这是加强警察力量的绝好机会，而且是用战争赔款，等于是用美国人的钱扩大日本警察队伍，因而异常欣喜，当即就命令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8月10日，吉田政府便雷厉风行地完成了警察预备队的组建工作，宣布正式成立警察预备队。吉田对警察预备队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们不超出治安范围，不准备创造加入联合国军的条件，也不准备重整军备，其目的是维持国内治安。因此，它的性质不是军队。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后，美国军方要求重新武装日本的呼声日渐增强。1948年年底，五角大楼就制定出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可以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当吉田奉命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时，艾克尔伯格认为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满足美国亚洲战略的要求。
朝鲜战场的形势发展日渐严峻时，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增建10个师团，总计32.5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减轻美国方面的负担，也是为缓和美国国内舆论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保卫昔日敌人的安全，日本应有自己的防卫体制。麦克阿瑟更是从宪法的角度发表谈话：“（新宪法）并未否定日本的自卫权”，为日本重整军备提供宪法依据。
对于美国方面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采取的对策就是一切以日本的需要和能力为取舍标准，绝不盲从。
当时正是日美媾和谈判的关键期，为了应付美国特使杜勒斯访日时必将提出的日本重整军备问题，避免军备问题成为阻碍日美媾和的暗礁，吉田亲自召集一批值得信任的人士组成研讨对策小组，并经常在自己的目黑府邸开会，为吉田同杜勒斯进行交涉研究方案。
为美军提供海、空军基地，吉田及其阁僚对此并无异议，而且巴不得这样，一来日本可以暂时不必大规模重整军备，二来日本又可以免费乘坐美国的安全车，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担当保卫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
但是，对于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要求，吉田断然拒绝。
吉田认为重整军备尤其是重建现代化的军备，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会严重阻碍日本经济复兴的进程。他说：考虑重整军备这件事本身，就是愚蠢透顶的事。“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只要修建一条军舰就会打乱整个政府的财政。”
吉田创造性地提出了“轻武装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防卫力渐增策”。根据他的设想，实行防卫力渐增策可以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紧张状况，减轻对经济复兴的压力，又可以应付来自美国政府以及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强烈要求。可以说这是缓和各方矛盾的最佳选择。
吉田采取防卫力渐增策的原因，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是他不敢轻视的。
其一，是日本国内民众对重整军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日本国民在狂热地投入到赌国运的战争后，突然发现不但亡夫丧子，就是这个自诩为“神国”的国家，在这场错误战争中也都输得血本无归。巨大的战争创伤，使日本国民从感情上讲无法接受重整军备的现实。吉田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其二，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吉田深知岛国日本自身资源贫乏，必须以贸易为立国之本，而亚洲邻国因与日本在经济上有阶段性的差距，日本的海外市场必须瞄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过日本侵略战争的蹂躏和破坏，反日情绪极为强烈。战争刚刚结束仅几年时间，日本就大规模重整军备，无疑是对这些亚洲弱小邻国的再次伤害。
后来的日美媾和谈判过程中，杜勒斯坚持认为：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日本必须重整军备。
吉田意识到，单靠自己这样一位被占领国首脑，显然无法同杜勒斯相抗衡，必须借助美国驻日最高代表麦克阿瑟的影响力。当杜勒斯经朝鲜来日访问时，吉田立即先拜访麦帅，他说：杜勒斯先生从韩国来日本的时候，肯定会提及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正如统帅您所知道的那样，日本不具备重整军备的条件，日本人非常贫穷。所以，杜勒斯先生如果提出日本的重整军备问题，日本只能拒绝。”对此，麦帅表示理解并答应帮助说服杜勒斯放弃重整军备的要求。
杜勒斯对吉田的抵制态度十分恼火，回国后，他对同僚说吉田“是一只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但即便如此，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媾和条约还是体现了吉田的“轻武装论”要求，杜勒斯没能达到他的目的。
此外，日本政府在制定1952年度预算案时，美国政府强迫吉田内阁以“安全保障费用”的名义，列入560亿日元经费，用于扩充军备。吉田政府就在支出、使用这笔费用上大作手脚，迟用不用或很少动用，以延缓实际支出，直至1955年这笔费用才基本用完。这表明吉田政府虽表面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不是每令必从。
正是在吉田茂这种着眼日本现实的务实主义思想指导下，日本防务费支出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基本未对经济复兴造成负担。

还有，精彩在后面。

缔结日美和约（一）

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渐复苏，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吉田，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尽快结束占领，实现国家独立问题上，其中，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缔结媾和条约，是吉田首先要突破的关键。
当“道奇路线”施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吉田认为机会来了，此时同美国政府接洽媾和问题，应该不至于被一口回绝。
因此，他需要委派一位绝对信赖的人去试探一下美国的意图。素有吉田学校优秀生之称、已身居内阁大藏大臣要职的池田勇人就成为最佳人选。
池田是吉田一手提拔起来的，值得信任。作为大藏相，池田到美国磋商考察经济问题，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掩人耳目，不至于让人想到去美国是为了讨论媾和事宜。
为了严格保守池田访美的秘密使命，吉田特地给池田写了一封密信：

池田藏相阁下。
敬启者：吾兄访美之事，拟于下周同麦帅晤谈时提出，在启程前务请严守秘密，否则将影响此行效果。吾兄素日持重，本无舛错，为审慎计，特再函告，顺颂。 ‘
勋祺
吉田茂顿首

所幸的是，麦克阿瑟一直是媾和论的支持者，美国占领日本后的第三个年头，即1947年3月19日，麦帅在接见一个外国记者团时，曾就媾和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必须迅速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缔结正式的对日和约，撤销盟军总部。开始媾和谈判的时间越早越好。”他甚至认为：“任何性质的占领都不应超过3年左右，并且历史上连续5年以上的军事占领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占领期间如果过长，占领军的士气和纪律就会松弛，从而腐化堕落，结果令被占领国的国民长期痛恨”。
不过当时盟军对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尚未完成，美苏两大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因而此事尚处于研究阶段。
1950年2月下旬，吉田向麦克阿瑟提出了派池田藏相访美的希望：“派大藏大臣赴美访问，一则为了实际考察美国这一先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作为我国将来施策的借鉴，其次是附带报告过去一年执行道奇路线的结果。”
麦帅此时也有意开启日本封闭了近5年的国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经常怂恿日本领导人访问美国”。恰巧这时，道奇从美国国内向麦帅提出了邀请池田藏相访美的建议。
池田一行赴美访问的请求于是获得了麦帅的首肯。
4月27日，池田等人以考察美国财政经济的名义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很显然，池田一行在美国受到了冷遇。日本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偏僻的的二流旅馆。
临行前，池田吩咐随行的大藏省次官宫泽喜一带了四瓶日本清酒和一些福神咸菜。到美国后，池田等人经常在房间内以咸菜为佐酒菜小酌几杯。作为一国的财政大臣躲在旅馆里喝酒，未免寒酸了些。但这就是战败国日本的真实处境。每天房费7美元，这里既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必要的纸张，根本无法打印必要的谈判文件。
道奇是这次美国方面的接待代表。道奇现在既担任国务院的公使，又任陆军部的顾问，这使他成为日本代表团和美国政府与军方之间最合适的中介人物。
美国方面为日本代表团安排的日程，主要是参观考察美国政府各部和各主要银行，深知吉田首相所托使命重要性的池田，对于无暇同美国官方探讨媾和问题十分焦急。他对道奇直言相告：我们并不是为了闲逛才来美国的。道奇笑着答道：这一点本人早就知道，只是不这样安排，东京的总部会罗嗦。如果造成一种你我越过麦克阿瑟决定日本问题的印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晚上和星期日同样可以进行商谈嘛！
道奇召集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同池田举行两三次会晤，商讨日本的财政经济问题。道奇行事颇为小心谨慎，每天都将会谈情况详详细细地电告远在东京的麦帅和盟军总部，似乎有向麦帅请示定夺之意。道奇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是满足一下一向狂傲的麦帅的虚荣心，二是使池田等日本代表团回去能有所交代。
在同美国军方人士的接触中，池田发现了日本同美国媾和的症结所在。
拜访美国陆军部副部长伏里斯时，伏里斯对池田坦率地说：“外界似乎传说陆军部反对缔结对日和约，其实陆军部真正担心的，是媾和以后美军一撤退，日本的防务将成为真空状态，那时该怎么办？我们只是担心这一点，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日媾和，希望不要误会。”
前驻日美军将领艾克尔伯格说的更明确：
“第一、本人认为麦克阿瑟提出的尽早缔结对日和约的主张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今年发生了苏联封锁柏林等事件，欧洲的防务已使美国疲于奔命，在军事上根本无暇顾及日本。”
“第二、陆军方面认为，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比形式上媾和更为重要。”
“第三、目前国务院虽然主张缔结对日和约，但这样做需为美军驻扎日本寻找一个根据。监督和约的执行是不能作为驻扎理由的。”
“第四、认为日本只要保持中立就可以的论点是非常不现实的。”
在摸准了美国方面对日媾和的脉搏后，池田感到心里有底了。因为临行时吉田让他捎给美国人的绝密口信，正好可以医治美国人的心病。
1950年5月3日午后，池田同道奇进行了一次十分秘密的会谈。宫泽喜一和道奇的秘书里德博士对会谈做了详细的记录，并整理成文件，呈送给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国务院、陆军部、麦克阿瑟等。
会谈中池田向道奇转达了吉田首的绝密口信：“日本政府希望在尽早的时机缔结对日和约。并且鉴于美国方面不便提出在此项和约缔结之后，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日本以保障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这一希望，日本政府愿意研究一项由日本方面提出建议的方法。关于此点，已参考了许许多多宪法学家的研究。宪法学家们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从宪法观点说，如在和约之中加人允许美军驻扎的条款，将会引起很多问题，但是，采取由日本方面另行请求驻扎的方式，则不违反日本宪法。”
在转述完吉田的绝密口信后，池田接着又强调说：“退一万步说，如果今天还不能缔结和约，美国也应该给日本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尽可能建立接近独立的体制，实现事实上的媾和。日本人民正是抱着这种期望来支持吉田内阁的，这一点若不能实现，政局就有发生动荡的危险。”
道奇听了池田的话，字斟句酌地回答道：“美苏关系越像今天这样紧张，在远东让日本独立就越危险。这种意见在华盛顿已逐渐占居上风。特别是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军事上或战略上的考虑自然要比外交上的考虑占更大的比重。如果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日本拥有的军事地位，恐怕对日本也不利。这当然不是说反对缔结和约，而是说，日美对苏联的军事地位，不应该比今天更加削弱……”
“本人今天能够明白说出的，一言以蔽之，美国愿意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并希望早日具备此种条件。”
道奇强调，这只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政府。
5月3日的池田-道奇会谈，可以说是日美两国政府就媾和问题进行的首次正式接触。在困扰美国政府在日驻军的问题上，双方实际上达成了默契。

缔结日美合约（二）
池田圓滿結束訪美準備啟程返回日本時，他與道奇就日本的財政經濟問題也達成了協議。臨別，道奇提醒興高采烈的池田：“這樣你們可以滿載訪美禮品而歸了。不過，這個禮品箱的鑰匙掌握在麥克阿瑟的手裏，要想在羽田機場一下子打開禮品箱博得個滿堂彩可不行噢！”
5月21日淩晨4時45分，池田一行返抵東京羽田機場。
一下飛機，池田匆匆發表完訪美聲明後，便立即乘火車趕往京都，去同正在那裏進行競選活動的吉田會合。
飛馳的火車上，一份特急電報轉交到了池田手中，麥帥和盟軍總部給仍處於極度興奮狀態的池田當頭一棒，大致內容是：
池田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協調經濟問題，把這次訪美說成是為了舉行政治談判是非常不妥當的。
日本未來的政策應服從佔領軍最高司令官之決定，池田不能直接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
不得將道奇路線獲准放寬一事大肆宣揚，作為競選資本。
池田和宮澤看完電報十分氣憤，卻也無可奈何。與同盟軍總部保持和諧關係，對日本政府來說，畢竟是不可或缺的。
果然，第二天池田前往盟軍總部拜訪麥卡特局長時吃了個閉門羹，麥卡特拒不接見，只讓副官代為接待。雙方的僵持狀態持續了近半月有餘。最後經多方斡旋，日本政府方面想辦法給盟軍總部方面一個臺階下，先由池田寫一份訪美報告呈送給吉田首相，在報告裏敘述今後所要採取的措施，然後，由吉田備好一份公函，連同這份報告一併送給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請求“給予指導”。最後，麥克阿瑟對此寫一封復信了事。
顯然，麥克阿瑟和盟軍總部要在此問題上找回失去的面子。但不管怎樣，池田的美國之行，總算不辱使命，日本同美國媾和的大門終於被撬開了一條縫隙。
不過，以何種方式媾和，不但日美兩國關注，其他戰勝國也都在密切注意。
在日本國內，對媾和方式形成了兩種主張。以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為代表的知識界主張全面媾和，即與所有戰勝國締結和約，締約後不再重整軍備，美軍不能駐留日本，在冷戰當中保持永久中立。另一種觀點則支持吉田的片面媾和論，認為冷戰時代的日本“除依靠同美國簽訂軍事協定以外，別無其他現實的選擇”，而“美國絲毫也沒有放棄在日本的有利的軍事地位的意圖”。因此，在這種情形下莫如順從美國的意志同其結盟，儘快與美國為主的部分國家締結和約，這樣既可早日結束佔領又可以由美國來保護日本，日本可以專心致力於國內經濟的重建與發展，這才是現實可行的道路。
在美國國內，對媾和問題也主張不一。
從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夏，白宮與五角大樓之間就因對日媾和問題而產生分歧。分歧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早日媾和與推遲媾和之爭，二是片面媾和與全面媾和之爭。爭論的結果，是片面媾和論占了上風。
1950年夏季，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顧問杜勒斯開始全力推動對日媾和進程，並數次到訪日本。
6月22日，作為美國媾和特使的杜勒斯飛抵東京，對日本進行首次訪問。杜勒斯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日本的實際情況，並聽取盟軍總部和吉田首相對媾和的意見。
杜勒斯離開後的第三天，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美國方面加快了對日媾和的速度。同年11月24日，美國政府公佈了“媾和七原則”：
在對日交戰國之中，有締結媾和條約意願的國家作為條約締約國；
可考慮接納日本加入聯合國；
關於領土問題，琉球、小笠原委托美國統治，臺灣、澎湖列島、南庫頁島、千島群島由美英蘇中四國決定其未來（如媾和後一年之內仍未決定，則由聯合國大會決定）；
關於安全保障問題，在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決定之前，繼續由日本和美國及其他國家分擔責任；
在締結新的通商條約之前，日本享受最惠國待遇；
締約國放棄由戰爭所引起的賠償要求；
由特別中立裁判所解決糾紛。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第二次訪問日本。在日期間，吉田向杜勒斯提出了日本政府的意見：
日本國民希望擬定一個不傷害自尊心並能夠接受的和約；
根據這個和約，日本能夠恢復獨立，並達到民主化和經濟獨立；
3．希望日本在簽訂和約後能夠為加強自由世界的力量作出貢獻；
4．同美國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誼；
5．關於重整軍備，這並非日本所希望的事情。
杜勒斯對吉田表示：“如果三年前締結和約，情況將和今天不同，條件勢必十分苛刻。但在今天，我們已經不想締結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約，而是在考慮締結友邦之間的條約。”
在兩人會談時，杜勒斯還給吉田首相一個令他驚喜萬分的見面禮：把美國方面根據媾和七原則所擬定的和約草案交給了吉田。吉田閱後，認為內容比預想的還寬大，因此對杜勒斯十分感激。
離開日本後，杜勒斯立即飛往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進行遊說，希望各國能接受美國所起草的對日和約草案。
4月16日，突遭免職的麥克阿瑟離開日本，當天，杜勒斯第三次到達日本。
杜勒斯選擇這個時候訪問日本，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麥克阿瑟的下臺並不會改變美國對日政策，希望日本人放心。
杜勒斯對吉田表示：締結和約工作將繼續開展，相信剩下的問題一定能夠及時解決，美國政府將為建立真正的和平而向前邁進。
6月底，美國政府通過駐日大使將媾和方案交給吉田。方案的內容除賠償問題稍有變化外，其他方面同杜勒斯第二次訪日時交給吉田的草案基本一致。
關於賠償問題，因菲律賓、印尼等國不同意徹底放棄向日本索賠，杜勒斯迫不得已把最少限度的勞務賠償列入最後的方案中。因此，這份媾和方案基本上是按照美國的利益制定出來的。
吉田茂在接到這份內容異常寬大的媾和方案後，欣喜萬分，立即致函杜勒斯，對他的一貫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並稱其為“值得感謝的恩人”。
7月12日，美國政府公佈對日和約方案，稍後，又發函邀請吉田茂親自率領超黨派政府代表團到三藩市參加和約簽字儀式。
9月2日，以吉田為首的日本超黨派媾和代表團到達美國三藩市。
第二天傍晚，吉田稍事休息後立即前往美國代表團下榻的皇宮飯店，拜會擔任和會 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杜勒斯，研究雙方在和會上對付蘇聯的策略。
艾奇遜告訴吉田：“儘管蘇聯決定出席這次和會，本人也一定要設法把會議變成迎接日本進入和平社會的典禮。因此，關於和約草案，在過去一年當中各國既已充分地進行了討淪，所以不容許作任何修改。……蘇聯及其衛星國姑且不論，巴基斯坦、錫蘭、印尼等國究竟採取什麼態度，目前還不太瞭解。按現在的情況估計，印尼不肯簽字的可能性很大。菲律賓雖然最為不滿，但它同美國有較久的關係，也許能夠設法使其同意。這些國家全是對規定賠償的第14條不滿，如果日本自己再對第14條提出異議，這次締結和約的希望就會落空……”
杜勒斯向吉田進一步解釋說： “日本目前勞動力還有剩餘，閒置的設備也很多。因此，可以讓要求賠償的國家自備必要的原料，交由日本不計利潤地加工，將產品運回國。第14條就是根據這一精神擬定的，這不僅可以使日本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且能夠促進雙方之間的物資交流，為將來進一步發展貿易創造良好的開端。”
日美達成默契後，吉田又逐一去拜訪那些對賠償條款不滿的國家的首席代表，爭取他們諒解，以免出現多國拒不簽字的難堪局面。
9月4-8日，在美國三藩市歌劇院召開了有52個國家參加的對日和會。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會上發表了演講；艾奇遜國務卿以和會 的身份，主導了和會的進程。美英兩國聯名向和會提出對日媾和草案。因杜勒斯事先已完成了對各國的說明工作，因此，各國的審議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蘇聯代表雖提出了對草案的修正案和邀請中國代表與會等要求，但均被美國方面拒絕。
美英兩國的草案被以多數票通過。
在吉田代表日本政府發表演講後，舉行了和約簽字儀式。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因對和約內容有不同意見，拒絕在和約簽字。除此之外，共有48個國家按英文字母的順序分別在和約上簽了字。最後由日本代表簽字，吉田茂、池田勇人及黨派代表等依次登臺簽字。
此時是美國西部時間8日上午11時44分，日本時間9日淩晨3時40分。
隨後，吉田在池田勇人等人的陪同下又赴三藩市美軍第六軍司令部，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杜勒斯共同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
條約僅五個條款，主要內容如下：
——和平條約承認日本擁有維持集體安全保障的權利。日本希望美利堅合眾國繼續在日本國內及附近地區駐紮軍隊。美國期望日本應避免擁有進攻性的、用於增進和平與安全以外的軍備。
——美國軍隊將為遠東的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在日本國內由於一國或兩國以上的挑唆、干涉而發生大規模內亂或暴亂時，為鎮壓這些內亂或暴亂，根據日本政府明確的請求，可以動用美國軍隊。另外，在日本遭受外來的武力進犯時，為了日本的安全也可動用美國軍隊。
——另行簽訂行政協定，對駐紮在日本及其附近地區的美軍及裝備作出規定。
——在日本和美國共同認定聯合國或其他國家為維護日本和平與安全採取了充分措施並已發生效力時，本條約隨時可以失效。
由於安全條約非常簡單，全文只有五條，只是原則性的規定。所以，日美雙方又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的細目協定，即所謂的行政協定。在行政協定中詳細規定了美國在日本駐軍的範圍和所享有的特殊權利：
允許駐日美軍使用日本國土上的“必要的設施及區域”和在“日本國內的任何地方設立美軍基地”；
日本必須負擔駐日美軍的全部費用；
在航空、交通、通信及公共事業等方面，給予優先使用的權利；
給予美軍軍人、軍人家屬和家族以治外法權，當其犯罪時，不受日本方面的審判；
美軍軍人、軍人家屬和家族可以免稅輸入生活用品。
吉田對自己能親手完成媾和並簽署安保條約十分滿意。可以說，這是戰後日本外交體制的源頭，標誌著日本對美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正式確立。

“缔结日美合约”（二）昨晚曾发过两次，均没有显示，今早试试繁体字，可以上传。繁体版给大家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黯然退场

1951年9月，吉田茂终身引以为豪的《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日本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被占领状态。吉田及其内阁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9月25日，日本某大报纸公布的民意测验显示，吉田内阁的支持率竟占参加测验总人数的58 %，而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4月进行民意调查时，支持率分别为43%和32 %。
在这种民意背景下，吉田准备再贾余勇、大干一场。
差不多在此前后，吉田战后政治生涯中最强劲的对手鸠山一郎，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虎归深山，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吉田的首相位子是鸠山让给他的，现在鸠山重归政坛，自然会向吉田讨要出让的宝座。而以吉田的性格，断不可能主动奉还。如此，这对昔日的战友就成了政坛仇敌，在三年多时间里上演了一出出闹剧喜剧。而吉田虽不断遭遇各种危机，却仍勉力苦撑，终得维持。
导致吉田下台的最后一击是其部下的腐败丑闻。
1954年初连续发生的保善经济会行贿案件和造船贪污事件，到最后都牵涉到吉田内阁的要员。
保善经济会，是战后日本经济形势混乱情况下出现的一个非法集资、融资的金融组织。理事长为伊藤斗福，1953年因经营失败而宣布倒闭。日本检察机关在调查保善经济会倒闭案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伊藤斗福为推动政府确立“互相金融法”，高薪聘请右派社会党议员平野力三、改进党议员柳右卫门、法政大学教授松本信次为保善经济会的顾问，并向自由党实权人物提供政治献金。
在野党对这一线索极为重视，希望借此打击吉田政权。
1954年2月1日，众议院行政监察委员会以证人的名义对平野力三等人进行传讯。平野在回答右派社会党议员今澄勇和中村高一的质询时，提供了具有爆炸性的证言。
中村委员质问：“听说去年（1953年）9月4日，伊藤君在东京会馆会见广川（弘禅）君，就立法问题委托他负责自由党的工作。当伊藤君说，如果自由党的负责人同意的话，可以提供一些活动经费。广川君立即应答说，让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二人负责如何？于是，伊藤君在广川的公馆亲手交给广川君3000万日元。”
广川弘禅曾任吉田内阁农林大臣，1953年时负责自由党经费筹措。
平野作证说：“据伊藤君说，给了广川3000万日元，这件事佐藤和池田也知道。他们这样对我说过。”
中村委员又追问：“9月4日在筑地的秀花，改进党的重光（葵）、大麻（唯男）答应立法。因此据说伊藤在自己家里交给驹井重次（改进党议员）3000万日元。另外，为了立法，听说伊藤君在鸠山的公馆里交给鸠山、三木武吉1000万日元。”。
平野作证说：“我听说过这类的话。”
根据平野的证言，行政监察委员会又立即传讯广川弘禅，但广川矢口否认。
雪上加霜的是，行贿事件尚在调查中，造船公司贪污行贿事件又被曝光。
吉田第五次组阁后，在国会中曾通过了由改进党提出的“远洋船舶造船利息补贴法修正案”，目的是复兴在战后经济重建事业中最落后的海运业。吉田对这一立法评价甚高：“造船利息补贴制度本身，是促进毁于战争的我国商船队重建、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的妥善措施。无论从当时萧条的海运事业来看，或者从因造船业不振而有裁减人员的威胁这一事实来看，我都认为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的国策性的立法。”
但事实上，正是借助这一法案，吉田内阁成员完成了一次典型的钱权交易，从而引发了这场行贿受贿丑闻事件。
1953年度第9次计划造船37艘，费用共计445亿日元。据同年7月国会通过的修正案，政府将对第9次造船计划提供266. 8亿日元财政补贴，并根据“补贴法修正案”进行利息补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日本船主协会、日本造船工业会向自由党内阁成员和运输省官员大肆行贿。
这起案件的败露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日本安全投资株式会社经理森协将光曾为日本特别产业公司经理猪俣功提供贷款，猪俣功无力偿还贷款，便通过一位报社记者捏造了个理由，向警视厅告发了森协，警视厅拘捕收审森协将光。但警察却从森协家中搜出了猪俣功抵押贷款的票据和证券。恼火至极的森协不甘受辱，又将猪俣功起诉至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厅受理此案，对猪俣功进行调查，结果从抵押的票据中发现了山下造船公司、日本海运公司的票据。
东京地方检察厅认定，如果造船公司和海运公司将无法收回的票据拿出来用于融通资金，在商业法上就是“特别渎职”行为。
1954年1月7日，检察人员对山下造船公司和日本海运公司进行了搜查，没收了有关文件，逮捕了山下造船公司经理横田及其他相关人员。
根据没收的文件，检察人员发现，在订货中费用的一部分作为回扣装进了公司主要干部的口袋。而造船费用的80%是来自国家贷款。由此，造船业主和运输省有关人员收受贿赂，为立法而提供政治献金等丑闻一并揭露出来，政界人士也被卷入其中。产业界和政界因涉嫌此案而被捕者达122人。
随即，自由党议员有田二郎被捕。造船工业会会长丹羽周夫、副会长土光敏夫，自由党成员冈田五郎、关谷胜利，改进党成员荒木万寿等人也相继遭到羁押。
调查开始触及吉田内阁的高层人士。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改进党总裁重光葵等都被要求前去配合取证。
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取证，东京地方检察厅认定池田勇人涉嫌接受饭野海运社社长贿赂200万日元，佐藤荣作涉嫌从造船工业会及船主协会等受贿2500万日元。检察厅向吉田内阁提交申请，请求允许逮捕佐藤荣作。
逮捕现职党的干事长，对一向自负的吉田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从面子上和感情上都无法接受。他认为：“干事长问题发生的当时，也是国会议事最紧要的阶段，纵使不得不加以逮捕，但也决没有理由急于执行，甚至使国政遭受重大的妨碍。”
内阁副总理绪方竹虎建议吉田动用首相特别行政权，于是吉田命令内阁法务大臣犬养健根据检察厅法第14条规定，对检察总长行使指挥权，将逮捕推迟到“估计国际和国家法案可以通过”之时，实行延期逮捕。
第19届通常国会原定于1954年5月8日结束，但吉田为避免佐藤遭到逮捕，竞将会期延期5次，直至6月15日才告闭幕。
吉田丢卒保帅策略获得成功，佐藤干事长躲过一劫，吉田内阁也避免了因此而垮台。但犬养法务大臣却因此而遭各方面的猛烈抨击，认为他是滥用指挥权。犬养万般无奈，只好引咎辞职
1954年8月10日，自由党召开全国支部长会议，自由党总裁吉田就社会各界对他滥用指挥权的指责进行辩解。他在会上发言时说：政府是本着它的信念行使了指挥权。然而竟有人叫嚷这是渎职问题，可是当我们追问渎职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逮捕干事长的时候，他们便说什么我党的账目有问题，账记得不清楚。我们认为，一个政党的会计账目无法完全一清二楚。因为善意的捐助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自愿地捐助党的资金，捐款人当然不希望暴露自己的姓名。然而，以账簿漏载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为由，便要逮捕负责人，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如果因为捐款人的姓氏不明就要逮捕负责人，这也不能不说是荒谬绝伦。”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人做干事长了，也没有人向党捐资金了，这简直是破坏政党政治。即使其目的不是为了破坏政党政治，但是却会造成破坏国家、破坏民主、破坏政党政治的后果。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当然要同这种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政府行使指挥权的理由。关于这一点，虽然引起了种种误解，而且有些报纸半开玩笑地加以传播，但是政府决未考虑这种流言蜚语，而是依法行使了指挥权。”
吉田的言论在日本社会尤其是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他对新闻界的攻击使日本各家报社纷纷作出强烈反应。
8月14日，日本新闻协会会长小田岛致函吉田，质问：“总理大臣这样一再对新闻报道加以不当的指责，损害整个新闻界的名誉和威信，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我们代表参加本协会的115家报社，要求总理负责说明在自由党全国支部长会议席上的致词中断定新闻报道为流言蜚语的根据，希见复。”
刚愎自用的吉田这次也知道不退让就无法摆脱丑闻。16日他复函小田岛会长，称：“因本人的致词没有原稿，所以用词欠妥，语意不清，以致引起了误会，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实属遗憾。”总算把这场一场风波平息下来。
由于受贿丑闻和滥用指挥权，各在野党和社会舆论普遍对执政的自由党产生反感，猛烈抨击吉田政府。国会内对立情绪加剧。
面对危机，吉田希望在自己所擅长的外交领域再展拳脚重振士气，重树日本国民对自己的信心。
然而，11月17日，当吉田结束50余天的欧美之旅踌躇满志地返回日本时，他没想到，他的权力生涯像日本的气候一样进入了寒冬季节。
11月30日，战后第20届临时国会召开。
这届国会上，社会党左右两派和民主党一起准备联手对吉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吉田面对巨大的压力仍不愿放弃政权。12月2日，他在预算委员会回答民主党议员川崎秀二的质询时，语气仍十分坚定地回答说：“现在，并没有考虑总辞职。”相反，他仍决心以惯用的手法即解散国会来保持政权。但是，这一次吉田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差错，党内高层如副首相绪方、总务会长大野等人，都反对用解散国会的方式来维系政权。
12月6日下午，全体在野党议员联名向国会提出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议案，决定提交7日举行的大会表决。
吉田派成员得知在野党的举动后，6日晚紧急集会商议对策。池田、大野、佐藤、林让治等人在永田町首相宫同绪方副首相共议对策，会上总辞职派和解散议会派出现严重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吵。
吉田的左膀右臂池田和佐藤主张应解散国会，这项提议的附和者甚少；而绪方副首相提出的内阁总辞职却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后，绪方将会议讨论详情向吉田做了如实汇报，请其定夺。
当晚21时30分，吉田召见池田，命其着手解散国会并准备大选。
第二天上午8时，在白金外相官邸召开了政府和自由党首脑联席会议。会上内阁成员中的运输大臣石井光次郎、文部大臣大达茂雄、通商大臣爱知揆一、国务大臣加藤镣五郎，以及自由党的首脑人物大野、益谷、松野、林等人都支持绪方提出的内阁总辞职，池田、佐藤等人成为绝对少数派，阁员中只有农林大臣保利茂、劳动大臣小坂善太郎、内阁官房长官福永等几个人支持解散国会。
会上的争论依然相当激烈。
绪方副首相明言：如果坚决解散国会，自己作为内阁成员不会在文件上签字，甚至不惜从政界引退和发生党的分裂。
会议开始后一直在二楼书房静候消息的吉田，对绪方的顽固态度大为恼火，扬言要撤掉绪方的职务。还是池田比较理智，他苦苦地劝阻吉田：“绪方是您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如果您撤绪方的职务，这关系到您的声誉。”冷静下来的吉田觉得言之有理，只好作罢。
其实，绪方的主张完全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党内多数人的意见而提出来的。
进入执政晚期的吉田政府，重用亲信官僚、腐败渎职、追随美国、自以为是等遭到国人的厌恶和批评。
同屡遭非议的吉田相比，作为纯粹党务活动家的鸠山因命运多舛而深得国民同情，而且他所提倡的自主自立的国民外交、重整与国力相适应的军备、实行清朗的政治等主张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因而在日本列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鸠山热”。
据吉田的女儿麻生和子回忆，吉田见首脑会议争吵不休毫无结果便离席到了隔壁房间，拿起他喜好的雪茄悠闲地吸着，好像是在那里休息。可是不大功夫，吉田便离开沙发，站起身来，对他的女婿麻生太贺吉说：“那么，我就辞职到大矶安安静静地读书好啦！”说着便回到了会议室。
麻生太贺吉奉命起草了吉田辞去自由党总裁的辞呈。当天下午，正式辞去自由党总裁一职后，在战后日本混乱年代执政长达六年之久并带领日本人民渡过最艰难时期的吉田茂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

第五章 腾飞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期间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发展成果十分显著：国力大大增强，百姓生活逐渐改善，尤其是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让日本民众提升了民族自信。

1955年体制

吉田茂黯然离职，在野的民主党迅即推举其总裁鸠山一郎参加首相选举。左右两派社会党提出，如鸠山上任后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则支持鸠山担任首相。12月9日，众议院举行总理大臣提名选举，鸠山获257票，自由党绪方竹虎191票，鸠山顺利接任首相之位。
鸠山一郎得到这一觊觎已久的相位实在不易。他出身名门，其父鸠山和夫是日本第一位法学博士，后从法律界转入政界，明治中期出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母亲春子是共立大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教育界的女杰。鸠山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酷爱读书。1907年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在父亲所开办的法律办事处当了一名律师。
鸠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政治家，为此，他加入了政友会，并当选为东京市议会议员、议长，1937年一度代理政友会总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鸠山与芦田均、大野伴睦等人组织同交会，从事反东条内阁的活动，未果后在轻井泽隐居。
战争一结束，鸠山便迫不及待地复出招集政友会旧部组建了日本自由党，自任党的总裁。1946年4月的首次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正准备组阁一展身手之际，却突遭占领军当局的整肃，被迫将党总裁的职位托付给了自认为信得过的吉田茂。
鸠山性格开朗，但不善权谋，在公众中人望颇高。他对来访者无论高贵低贱一律欢迎。同“往来无白丁”且高傲自负的吉田相比，鸠山的身上更具有平民政治家的气质，因而很受国民的欢迎。
现在，天降大任于他，岂能放过毕生为之努力的机会？因此，鸠山希望借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的机会获得多数议席，以利于长期执政。
1955年1月24日鸠山正式解散国会。2月27日众议院举行3年来的第三次大选。投票结果，鸠山一郎由于他被整肃、病倒这一充满悲情的经历拉到了大批同情票，其民主党得到了185席，自由党112席，左派社会党89席、右派社会党67席。
民主党和自由党都属保守派，两党的议 超过了革新派社会党的席位，左右派社会党似乎并未能通过重新大选得到便宜，革新派单个政党都无法在议会中与保守派抗衡。
为此，大选后的3月2日，左右社会党的书记长和田博雄和浅沼稻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约定各派10名统一交涉员，把左派社会党的《日本社会党纲领》和右派社会党的《统一社会党纲领草案》合起来，作为新的统一的社会党的基本纲领。到9月3日，两派达成合并共识，发表了《日本社会党纲领案》。
10月12日，两派社会党分别召开解散大会，第二天，在东京神田举行统一大会，以前左派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右派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两派合起来在众议院有156席，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保守势力。
面对革新力量的左翼大联盟，日本的右翼保守力量依旧处于分裂状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和执政的民主党有着很深的隔阂。然而社会党已经实现联合，要想维持右翼的长期执政，就必须寻求“保守联盟”，形成更大优势压住社会党。
这时候，几位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三木武吉。
三木武吉是自由党的元老。鸠山一郎战后成立自由党，三木就是骨干成员，并有可能出任阁僚。但因其在战时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分子，因而被占领当局整肃。他对吉田茂鸠占鹊巢、拒不归还相位给鸠山很是气愤，因而长期追随鸠山，反对吉田，成为民主党的总务会长。
三木还是被日本政坛称为“寸铁杀人”的长老。他总是脚踩木屐、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国会红毯上，眼中带着一股妖气。中曾根康弘曾这样形容三木武吉：从他身边走过时总有种触电般的感觉。一旦三木接近你，他就会突然睁开眼睛，直视你的双眼，让你瞬间如遭电击一般。三木平常少言寡语，坐在议员的位置上时，他总是把脸贴在拐杖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可是，一旦登上讲坛，他就唾沫橫飞，那“寸铁杀人”的语言会立马飞射出来，当演说进入关键阶段时，原本气息衰微的老人会体内喷着火焰般时而奚落、时而褒奖，最后把人推向谷底。听着三木的演讲，人的身体会像着了魔一般颤动，在座位上忽左忽右地随着他的情绪移动。
眼瞅着左翼联盟的威胁越来越大，身为民主党总务会长的三木发出呼吁：
“为了推进保守联合，如有必要，鸠山内阁可以总辞职。其后继人可以是鸠山，也可以是绪方。如果吉田愿意的话，也可以选他。”这一呼吁表明了民主党不计前嫌的态度，使两党的对立情绪大大缓解，营造出互相靠拢的的氛围。
当然，对立之间的政党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三木召集那些反对保守派联合的议员做劝说工作。
在饭馆里，三木又施展其激情洋溢的演讲天才。他说，为阻止左派单独执政而维持多党派的想法荒谬至极，联合的左派不会选择与分裂的右派共同执政。围坐在他身边的中曾根康弘、樱内义雄等年轻议员看到这位已身染重疾的老者虽来日无多，却依旧执着，为完成夙愿在跟自己的生命赛跑，觉得如果再不同意他的主张，实在太对不起他了。
在三木的努力下，自由党的吉田茂、绪方竹虎和民主党的鸠山一郎、岸信介、河野一郎等人迅速行动起来。两党领导人频频会谈，达数十次之多。为了执掌政权，这些曾经的对手展示出了自己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表示愿意拋弃成见共图大业。
政党合并，名称可是大事。为保持影响力，他们决定简单地把两党名称合在一起作新党的名字。但谁在前谁在后呢？自由党干事长石井光次郎为表示客气，说民主党议席居多，理应在前，应将名称定为“民主自由党”。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却说自由二字若放在前面读起来更顺口。几经磋商，最终定名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1955年11月15日，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正式合并。合并后，自民党占众议院299席，而合并后的社会党也有156席。这样，战后日本政坛左、右翼两大势力对立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日本政治从此进入“1955年体制”。
自民党是在没有总裁的情况下成立的，因为两党都推举了自己党内的领导人作为新党首人选。由民主党的鸠山一郎，还是自由党的绪方竹虎担任总裁，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为大局考虑，鸠山、绪方、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四人组成代行委员会才把合并后党组织的启动问题解决。
然而没有党首终非长久之计。鸠山深知，要稳妥处理好内外大政，不是单单坐上首相之位就可以的，还需要在党内握有话语权。对党首之位，他势在必争。
对手绪方竹虎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早在战前绪方就是橫跨新闻、政治两界的风云人物，曾任《朝日新闻》主笔和情报局总裁，根基深厚，不论何党何派均要对他礼让三分，连吉田茂都不敢怠慢他。
为尽早结束纷争，党内决定通过公开选举确定总裁，选举的时间定在1 956年4月。
也许是上天对鸠山一郎坎坷经历的补偿， 竞争对手绪方竹虎竟在这年1月28日因冠状动脉硬化突然病故。
如此一来，接下来的选举就只是形式了。在自民党的临时党代会上，鸠山一郎获得的选票远超过半，总裁之位轻松获取。
历经坎坷的鸠山一郎终于在自己人生的暮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日苏邦交

顺利当上两党合并后新总裁的鸠山一郎已成功的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此刻，国内经济状况良好，党务、政务可以交给幕僚们处理，他的当务之急是让战败的日本重新走进国际舞台。
当时的国际格局已明显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美国是日本的大哥，小弟的要求只要不过分，大哥一般会给予支持。麻烦的是苏联，没有苏联这一个另一阵营老大的点头，日本就不可能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更何况，苏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以后日本要加入联合国，苏联的态度很关键。但问题是，至今为止，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许多问题都没办法沟通商谈。
因此，对鸠山来说，首要的任务是与苏联建交。
实际上，早在1955年1月25日，鸠山一郎已经收到了苏联驻日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递交的一份苏联“随时准备开启谈判”的信件，明确知悉了苏联方面欲缓和双方关系的信号。
日苏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由于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不同，日本和苏联间的战争实际结束近10年仍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结束并恢复外交关系。理论上讲，日本和苏联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多姆尼茨基的信之所以直接送交鸠山首相，是因为外务省拒收。为什么？一方面是信件格式不符合外交文书惯例，既无署名也无日期，且外务省认为《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的占领已经结束，为占领而设的苏联驻日临时代表团等于失去了法律上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们不承认多姆尼茨基的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外务大臣重光葵和苏联人有个人恩怨。重光在战前曾任日本驻苏大使，战时又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外相，战后，苏联方面要求把他列为战争罪犯的名单中。所以，重光对苏联人心有芥蒂。
苏联人在这时发出缓和信号，其原因是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接掌苏共中央，主张加强与西方的关系。这与鸠山的意图可谓一拍即合。
收到苏联人的信件，鸠山即派人与苏联交涉北方四岛的归还问题，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北方四岛即日本北海道东北方的四个岛屿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这几个岛在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由苏军占领。领土被他国管辖，对政治家和本国国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
但有雅尔塔协定作为国际法依据的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放弃已到嘴的肥肉，谈了一段时间，到 1956年3月，此事仍毫无进展。
执着的鸠山岂会轻易气馁？同年4月，他派其心腹大将农林大臣河野一郎前去谈判，并制定了新策略。
河野到苏联后，不提建交事，先拿两国渔业协定说事。也是，作为农林大臣，他来主谈渔业协定是分内之事。鸠山给他的指示是，用对苏联有利的渔业协定做诱饵，吸引其继续谈判。
谈判的关键时刻，“老江湖”河野使出了一招非常手段：他把日方翻译人员留在外边，只身一人进入会谈场所。也就是说，他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谈话时只用苏方翻译，这样一来，不管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只要河野不说，苏联人不讲，就谁也不知道。在诡异的气氛中，日、苏谈判取得了进展。苏联翻译后来承认，在签署渔业协定前，河野主动提出：“如果今后不举行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话，这个渔业协定自动作废。”布尔加宁先是震惊，后来竟同意了。
见谈判有了进展，日本人便想得寸进尺。参与谈判的外相重光葵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苏联“先归还齿舞、色丹二岛”，因为这两个岛很小，只占北方四岛面积的6%。没想到苏联人竟然答应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交还领土必须在订立和平条约之后；第二，交还领土应在美国撤出冲绳岛之后。
消息传回日本，政府内无一人敢表态赞成，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在流逝，鸠山的身体状况也在恶化，他可耗不起啊！深思熟虑后，鸠山決定采取更务实的态度，暂时搁置领土争端。他直接给苏联去信，提出包括“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在内的五项条件。9月，他收到了布尔加宁可以继续谈判的回信，双方重回谈判桌。
1956年10月12日，鸠山一郎以赌命的决心拖着病体飞往苏联，亲自与布尔加宁举行会谈。到了莫斯科，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到这种情况，在谈判开始前，河野一郎主动找到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告诉他：“鸠山首相不可能再来莫斯科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达成协议，日苏邦交正常化就要推迟好些年……”日本人把首相的健康状况这一绝密情报都递了出去，希望以此直率“感化”苏联。
或许苏联人真被“感化”了，或许他们权衡清楚了其中的得失利弊，总之，此后的谈判竟顺风顺水。10月19日，双方终于在莫斯科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签字仪式结束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乐队在来宾面前奏响日本国歌，鸠山一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几乎要流下泪来。他相信，这是日本重新迈向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
没有了苏联的掣肘，加入联合国也就没有大的障碍了。1956年12月18日，在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成为第80个会员国。同年12月20日，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完成了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心愿的鸠山一郎宣布辞职。

下午先更一次，晚上不一定有时间了。

“妖人”出山

鸠山宣布辞职后，争夺自民党新总裁的战斗随即打响。宣布出马的有三个人：干事长岸信介，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
这三个人各有派系支持。岸信介除了本派以外，还得到了佐藤派、河野派的支持，前者是其胞弟佐藤荣作的派系，后者的首领河野一郎在1956年8月与岸信介一起访美期间曾达成互助密约。石井光次郎除本派以外，还得到池田派的支持。石桥则得到了旧自由党内反吉田的一些派系及鸠山直系还有三木-松村派的支持。相对来说，岸信介势力最大，但只是接近半数，另外两派甚至不到三分之一。现在，就只剩下自民党内八大派系之一的大野派还没表态了。
大野派首领大野伴睦其实暗地里早就找好了支持对象——石桥湛山。在石桥的参谋石田博英的策划下，石桥暗中许诺“把党务委托给大野”，意思是让他当干事长或副总裁。大野的支持，让石桥派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紧接着就展开一系列动作。他们公然派人行贿乃至使用“肉弹”。石田博英等人四处活动，像新宿红灯区的皮条客一样，出没在上野车站、羽田机场，把进京的议员拉到高级酒店，又给钱又送美女三陪。石田还大撒封官帖，内阁一共才18个大臣职位，但据说石田给60个人开出了大臣职位的“空头支票”，光通商产业大臣就许了5个人，农林大臣甚至许给了8个人，总之先拉拢人再说。
石桥派动作如此放肆，岸派和石井派自然不甘落后，据说岸派也拍出了至少一亿日元大肆收买人心，整个总裁选举充斥着铜臭色相，可谓明目张胆，无所顾忌，甚至在党的大会会场走廊里都敢公开“交易”。
12月14日，总裁选举结果，岸信介得233票，石桥得151票，石井得137票，都没有过半数。于是，岸和石桥进入第二轮，石桥得258票，略超岸信介的251票，以微弱优势逆转败局。
石桥派其实是势力比较小的一派，石桥湛山之所以能获得这次“弱胜强”主要赢在战术得力。除了大肆拉票以外，石桥还使用了“二三位联合”的策略：他和石井暗中达成协议，联合对付实力最强的岸派，所以在第二轮投票中，原本投给石井的票大部分被心照不宣地投给了石桥，这样就顺利地把石桥抬上了总裁的位置。
石桥188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职东洋经济新报社，在战前就是一位出名的评论家。1945年，他受鸠山一郎邀请成为了自由党的顾问。在吉田内阁中曾任藏相，与吉田茂关系十分密切。
后来在对美政策上，石桥湛山与吉田茂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他反对吉田的一边倒的对美政策，并对吉田茂的官僚政治和任人唯亲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造成两人关系破裂的焦点是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吉田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对华政策也十分消极，而石桥却主张与中国修好。石桥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想法，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他一直致力于“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而且直到晚年还为此不懈努力。而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也正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实现的。
石桥担任首相不久，就在当年的预算草案中加入了提高米价的内容。这可是得罪民众影响选举的大事。虽然同时提出了减税1000亿日元作为补偿，依然使自民党遭到猛烈抨击。
对此石桥显然准备不足。更要命的反对来自内部。党内其他派系首领与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人开会决定搁置米价问题，使内阁的政策被执政党自己轻易推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政治的残酷无情地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竞选时在严冬中四处演讲，作为少数派艰难组阁，刚刚上台便遭重创。1957年1月24日，石桥因过度疲劳和天气寒冷等原因突发脑血栓，在自家浴室里摔倒。此时国会马上就要开幕，但他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出于政治良知，2月23日，石桥只得宣布辞职，并且指名外相岸信介为继任首相。
岸信介并非战后才冒出来的政治黑马。
出生于1896年11月12日的岸信介，原姓佐藤，因过继给岸姓家族当养子才改姓岸。所以他和胞弟佐藤荣作虽同父同母却不同姓。
岸信介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长期在农商省任职。1936年出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其职位虽在部长之下，却是伪满国产业行政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等并称为“满洲五巨头”。在中国东北，这只脱缰野马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清浊同纳，让人难以捉摸，故被称为“满洲之妖”。
1939年，岸信介奉调回国。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后，他即被召入阁出任商工大臣。在“偷袭珍珠港”后的对美宣战诏书上，他是副署人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他当选为众议员。1943年，岸信介改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东条的得力干将。
随着战局的恶化，岸信介比东条更早地认识到日本败亡的不可避免。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时，便向东条进言：轰炸日益频繁，军需生产已显著下降，应尽早设法结束战争。却被东条责骂：你们文官懂个屁！由此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后来更是直接加入反对东条英机的阵营，逼使东条下台。
岸信介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日本投降后很快便以甲级战犯的嫌疑逮捕，关在巢鸭拘留所。在无边的彷徨与孤寂中，他仍坚持着看报纸的习惯，精神和身体状况保持不错。
1948年12月24日，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被无罪释放。出狱后，他立刻组织人马，欲东山再起。他先是被吉田茂笼络，后因与吉田政见不合又被鸠山一郎招致帐下。岸信介主张“反共亲美”，还希望把保守势力的支持层向左“扩展”，颇有号召力，与他臭味相投者多聚拢而来。
1952年，岸信介被解除整肃，恢复政治自由。同年，他组织起“日本再建联盟”，并于次年当选众议员，1954年与鸠山一郎合组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并一直在幕后支持三木武吉统合保守势力。当自民党成立时，岸信介已是自成一派的党内元老。
有了这样的历练，岸信介接任首相后自然会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

“岩户景气”

岸信介知道，自己头上顶着甲级战犯的名号，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因此，刚开始他完全沿用石桥的内阁班底，行事颇为低调。
内政有陷阱，那就向外交领域发展。岸信介搞过经济，又当过外相，对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发展经济并不外行。从前炮火没能征服的地方，他要用商品去占领。很快，他就发表了日本战后首份外交蓝皮书，提出“经济外交”的概念，即以“和平的经济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以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
在战后历任首相的努力下，自1955年起，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人们认为这是神话般的繁荣，就用第一位天皇的名号，称作“神武景气”。日本开始全面复苏，进入到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
1956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用石油取代煤炭发电。从外国进口大量原油，促进了炼油业发展。同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写道：“由于战败的原因，使日本人感到了绝望，就加速了日本摆脱困境的速度和决心。这样，日本有了推动经济上升的力量……现在已经不是战后，我们正面临着和过去不同的新情况。经济恢复已经结束，今后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期。”
正是在这样景气的经济形势下，岸信介从石桥手中接过了相位，颇有点踌躇满志。为此他提出了“大东亚主义”，希望重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友好情谊”，并为此进行了几次前所未有的出访。
1957年5月，上台不久的岸信介出访东南亚。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成为战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日本首相。他的主要目的是重新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日本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开拓市场。
希望能给“神武景气”添把火，岸信介努力推进石桥内阁时的积极财攻政策，并于1957年制定了金额巨大的财政预算。受此鼓舞，国内的技术引进规模和设备投资规模急剧扩张，日本民众开始敞开口子花钱，你也买进，我也买进，大家比着买。没多久，钱就花超了，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产生大量外贸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减少到5亿美元，连日常的贸易决算都无法应付。
受此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有心栽花花不发，“神武景气”逐渐消退，出现了日本战后经济史上的“锅底大萧条”。
为什么叫“锅底大萧条”？一般的解释是，外贸逆差巨大，经济下滑严重，萧条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如在扁平的锅底一样难以上升，所以称为“锅底大萧条”。
萧条苗头刚一出现，敏锐的岸信介就感觉到了。为此，1957年6月，岸信介紧急访美，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借钱。这位将军总统对冷战格局看得已经相当透彻，自然愿意对现在的坚定盟友日本扶危解困。一周之内，日本就从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借到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时外汇储备的一半。
这笔资金使电力、灌溉等很多关键项目得以继续推进。同时，岸信介吸取教训，开始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他先从金融业入手，指示日本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少放款，缩小企业的投资规模。接着，又制定了《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削减财政投资15 %、限制输入、振兴输出、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对策。为进一步扩大出口，1957年1 1月，他再次访问东南亚和澳洲。
岸信介先后到达南越、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拓展市场推销商品。
岸信介的努力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958年6月，日本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 %以上的速度递增。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明显变化，人们口中念叨的不再是粮食价格，而是新的“三大件”——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取代了原先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开始转变其出口产业结构。战前，丝绸和花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其轻工产品的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这些产品不仅技术含量低，还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各国的激烈竞争，出口利润不高。对此，日本的经济部门作出了改变出口产业结构的决策，制订了鼓励企业家向重工业化学工业投资的计划，引导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日本企业于是开始大量生产电器、汽车，钢铁业逐渐取代轻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物资，日本经济随之出现了被称为“岩户景气”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岩户”一词来源于日本的神话故事，说的是远古时代成千上万的神仙在太空聚会，当祭典结束时，诸神终于将岩石砌成的天门即岩户推开，里面的天照大神下降人间，从此开创了日本国。“岩户景气”意为开天辟地的繁荣。
经济的回升使岸信介有点志得意满，他重组了内阁成员，把石桥的人马全部更换，支持岸的河野派和佐藤派成为新内阁的主力，河野一郎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该派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取代池田勇人成了大藏大臣，河野派掌握了岸内阁的经济大权，人称“岸河内阁”。
人事布局完成了，岸信介的注意力开始从经济转向国防。考虑到 根本不可能，岸信介就开始在解释宪法上做文章。他在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自卫所需要的武力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甚至说：“如果在自卫权的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
在此之前的1957年6月，日本国防会议已通过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内使陆军兵力达到18万，海军舰艇吨位达到12.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1300架。由于经济的发展，这些计划的推进就没有从前那样遭遇太大阻碍。

“岩户景气”一节倒数第六行，“考虑到”后面被屏蔽了“修订宪法”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