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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国古代的眼镜

一

自患近视以来，不知配过多少副眼镜（请注意，本文的眼镜一词，专指用于纠正视力缺陷的近视镜或者老花镜，不包括望远镜、墨镜之类），因眼镜意外损坏而经历过多少尴尬。以前只能配玻璃或水晶眼镜，配镜时间少则三天，多则一周，殊为不便。故每逢镜片碎裂就去眼镜店，然后匆匆回家，不敢出门，唯恐撞人撞车。后来出现树脂镜片，正常配镜时间也渐渐减至半天或一二小时，我却至少要等一天，因为我的双眼都有散光，道行又各有深浅，无法批量定制镜片。
多等半天倒无所谓，但令人悻悻的是，这种高科技也忒烧钱了，因为树脂镜片极易磨损，每过一年半载就得去配新的，而眼镜店与中国电信和药店差不多同样不以暴利为耻，只要跟它们搭上边，那就只能等着挨宰。
光是挨宰倒也罢了，谁让你的眼睛不争气呢，但令人更加悻悻的是，你掏了钱，挨了宰，他们的镜片却把你折磨得眼泪汪汪，甚至可以体验到大脑穿刺的感受。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应该选一家少做广告且配镜时间相对较久的眼镜店，而且只配普通的树脂镜片。当你走到某家眼镜店门口，听到门的大喇叭说“本店连续某某年无投诉”，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下次经过这家眼镜店时，你会听到大喇叭里广播的数字增加了一位。这就像笑话里讲的，当你听到卖报人高喊“惊人的诈骗案，受骗者已达83人！”就买了一份报纸，却看不到相关报道，而卖报人又喊：“惊人的诈骗案，受骗者已达84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高科技忽悠过。记得2008年初的一天，感觉我的眼镜片磨损得太厉害，就决定去配新眼镜。信步走进一家眼镜店，立刻经不住忽悠，配了一副带有所谓的超薄防辐射镜片的眼镜。从外观看，这种镜片泛着幽幽的绿光，很可能会把灰太狼吸引过来，但我想，高科技产品或许就应该这么狼性，有如后来震动世界的华为那样。可是，戴上这副代表全人类智慧结晶的高科技眼镜之后，没等走回家门，我已头疼欲裂，仿佛遭受了女巫的诅咒，看什么都仿佛隔着一层纸。三天之后，我忍无可忍，来到常去的那家眼镜店，重配一副眼镜，终于眼清目明，宛如连着吞下三枚朱果。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别的地方配眼镜，而且一直拒配什么防辐射镜片，给我来普通超薄的就行。
几个月前，我又去那家眼镜店配了一副新眼镜，刚才却在镜片上瞧见了划痕——我每天都用洗涤剂和清水冲洗，从来不用眼镜布，镜片上的划痕是怎么出现的呢？猫抓的？或许我应该去配玻璃或水晶眼镜，但这两种眼镜如今一定很贵，还不如到时候去配新的树脂眼镜。
不管怎样，我总算比古人幸福得多，因为眼镜直到清代才算基本普及。可是，在那之前，中国是不是一定就没有眼镜呢？

二

有人说，1267年，英国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3）在他的《大著作》（Opus Majus）里面谈论过有关视力和透镜等方面的问题，而他的发现促进了眼镜的诞生。也有人说，1289年，一位叫阿尔马托的光学家和一位生活在比萨市的意大利人斯皮纳发明了眼镜。但维基百科英文版认为，全世界最早的眼镜大约出现在1290年的意大利，具体地点很可能是比萨。维基百科英文版还说，有人声称，马可·波罗说过，他在十三世纪去中国旅行时瞧见了眼镜，但这只不过是谣传，因为据学者考证，马可·波罗既不曾这样说过，也不曾这样写过，而中国直到十五世纪才开始从国外进口眼镜。
如果这些说法可信，直到十三世纪末，人类才算掌握了眼镜的制造技术。那么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懂得制造眼镜的呢？
据韩丛耀主编《中华图像文华史：图像光学卷》，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1630？～1662？）制造过近视镜、老花镜、望远镜、显微镜、万花筒等等，还曾撰写过《镜史》。孙云球是江苏吴江县（今隶属苏州）人，曾经去杭州向陈天衢学习光学，而陈的本事来自利玛窦和汤若望。
那么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就一定不懂得制造眼镜吗？
明代张自烈编的《正字通》说：“又：叆叇，眼镜也。《洞天清録》载，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元人小说言，叆叇出西域。……又：《方舆胜略》：满刺加国出叆叇。今西洋磨玻瓈为千里镜，以长筒窥之，可照数十里，亦叆叇之类也。”
《正字通》里提到的《洞天清録》原书，如今已不可见，但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所著《说郛》中，收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其一见于《说郛》一百卷本的卷十二，书名作《洞天清禄集》，其二见于《说郛》一百二十卷本的卷九十五，书名作《洞天清录》，两处作者皆署名：“宋 赵希鹄”。尽管从如今的《说郛》一百卷本和一百二十卷本的《洞天清录》里都找不到有关“叆叇”的记录，但既然《正字通》引用过，就说明《洞天清録》里应该有过这些内容。
《正字通》里提到的《方舆胜略》，乃明代程百二等撰写，全书十八卷，附外夷六卷，而其中的“外夷卷五”云：“满刺加：永乐三年，王西利八儿速刺遣贡；七年，遣太监郑和赐印诰，封为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来朝。……其土产则有……叆叇（观书可助目明）……”。
《方舆胜略》中所说的“满刺加”，就是马六甲王朝，明代称为满剌加国，其都城是如今的马六甲市。明代张燮著《东西洋考》的“西洋列国考”部分，也曾提到满剌加国和叆叇：“麻六甲：即满刺加也。物产：叆叇（俗名眼镜。《华夷考》曰：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昬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出满剌国。叆叇乃轻云貌，如轻云之笼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瞹??亦可。）”
满剌加国向明朝进贡“叆叇”事，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里面曾经提到，如该书第五十回：“满刺伽国国王西利八儿速剌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征西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窃以封疆阻阔，觏止无阶……某年某月某日某谨再拜。元帅读罢了书，国王又递上—张进贡的礼单。元帅接过单来，只见单上计开：珍珠十颗（径寸），叆叇十枚（状如眼镜，观书可以助明，价值百金）……”。又如，该书第九十八回：“元帅奏上进贡礼单，黄门官宣读满刺伽国进贡：珍珠十颗，叆叇十枚……献上万岁爷龙眼观看，……万岁爷道：‘叆叇是个甚么？’元帅奏道：‘眼镜之类，观书可以助明。’”
有人看书时大概戴错了眼镜，竟然把《方舆胜略》看成了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然后信誓旦旦地说《方舆胜览》里提到了“叆叇”，比如“观复博物馆”在2017年4月7日发布的网文《古人竟能神准预测今人“叆叇”眼镜》里面说：“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曾提到‘满刺加国出叆叇’”。其实，就算戴错了眼镜，也不该出现这样的错误，因为《方舆胜览》是地理类书籍，里面记录的是南宋临安府及其辖下十七路的风俗、土产等情况，根本不涉及国外，怎么会提到满刺加国呢？

三

至于《正字通》里提到的“元人小说”，因无具体所指，如今难以核实。所以，《正字通》里提到的最早而且可靠的有关眼镜的记录，应该出自赵希鹄的《洞天清録》。《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认为，赵希鹄生活在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 ，那么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早懂得制造眼镜的国家，早在十三世纪中叶的南宋时期有了眼镜，只不过当时的眼镜被称为“叆叇”，而直到清朝尚有这种称呼，如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第四十四回：“只见水陆正殿内，坐着一个半老教读，脸上拴着叆叇镜，在桌上看书。”
同时收于《说郛》一百卷本卷四和一百二十卷本卷二十七的《暇日记》则暗示，早在北宋时代，中国就有了水晶眼镜：“杜二丈和叔说，往年史沆都下鞠狱，取水晶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出乃知，案牍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见。”这一条抄自《说郛》一百卷本卷四，而一百二十卷本卷二十七是这样写的：“杜二丈和叔说，往来史沆都下鞠狱，取水晶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出乃案牍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见。”两者用词稍异，内容却是一样，即史沆（宋仁宗庆曆七年即1047年任鄂州临江军判官）曾经用水晶来当做眼镜，但他不知道凸度越大的水晶片才适合他的眼镜，所以才会“取水晶十数种以入”。既然如此，史沆使用的水晶眼镜，其实还不能说是定制出来的。
《暇日记》的作者是北宋的刘跂，《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说，刘跂是神宗元丰二年进士，政和末以寿终。神宗元丰二年是1081年，政和末年是1118年，那么至少在北宋时期，中国人就知道可以用水晶来当眼镜了，罗杰·培根却要到一百多年以后即1267年，才开始意识到透镜与视力的关系。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十三册“服饰类”中，有一则《眼镜》，其中提到：“眼镜，以玻璃片或水晶为之，所以助目力者。相传出自西域，明时始行于我国，亦名叆叇。《淮南子·泰族篇》：‘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注：金目，深目。’疑即今之眼镜。”对于“金目”即眼镜的说法，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也表示赞同，但《淮南子》的后半句原文，如果写全了应该是“教之以金目则（射）快”或“教之以金目则快（射）。”陈严忠的《淮南子译注》也说，金目“大约古代类似今眼镜之物。”
顺便说一下，除《淮南子》之外，其他古籍中也曾出现“近视”一词，如《韩非子·备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明朋党之分。”唐末五代谭峭撰《化书》：“远视者智，近视者拙”。但这些地方的“近视”乃是靠近观察的意思，与近视眼无关。
总之，既然《淮南子》被看作西汉时期的著作，那么中国会不会在那时就已经有了眼镜呢？你还别说，目前虽然没有发现西汉的眼镜，但却发现了东汉的，至少算是老花镜或者放大镜，那就是1980年在扬州邗江县甘泉镇广陵王刘荆墓室出土的“嵌水晶金圈”，而嵌在金圈内的水晶是打磨过的凸透镜，可将文字放大五倍，有如单片的老花镜。既然刘荆死于公元67年，这个“嵌水晶金圈”的历史肯定不会晚于那一年，那么可不可以说世界上最早的眼镜是中国人发明的呢？当然不可以。因为据记载，古罗马皇帝尼禄（37～68）曾经戴着用绿宝石打磨的双片眼镜观看角斗士比赛，而这件事令现代人产生灵感，设计出可以改变眼睛颜色的隐形眼镜（强生公司的“美瞳”或许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要是再往前看，据说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10年的新亚述文明时期已经有了水晶镜片，虽然那也许只是放大镜。
不知为什么，尼禄用打磨过的绿宝石来当天然眼镜的传统，起初并未得到继承。直到公元一千年左右，外国才开始流行用绿柱石、绿宝石、水晶或玻璃来打磨一种用来阅读的半球形镜片，名曰“阅读石”（Reading stones）。到了十三世纪，真正的眼镜被发明出来，“阅读石”也就不再流行。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才出现真正的近视眼镜，此前的眼镜基本是老花镜。

不可以，说是我的相册空间已经满了。删去原先的图片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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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上可知，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和宋末及元代的中国同时出现了老花镜，但那时的中国老花镜也许出自西域，也许出自马六甲。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懂得用打磨过的水晶来充当老花镜，却不能够大批制作，更加谈不上定制，所以北宋的史沆才会在阅读时用“水晶十数种”逐个尝试。
随着利玛窦等人的来华，中国人最终懂得了制造眼镜的技术，而第一个让眼镜在中国普及的人，应即前面提到的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在《镜史》中，孙云球提到了他能制造的各种镜，其中就包括老花镜（昏眼镜）和近视镜：“昏眼镜：凡人老至目衰，视象不能敛聚，一如云雾蒙蔽，惚恍不真；或能视钜而苦于视微，或喜望远而不能视近，用镜则物形虽小而微，视之自大而显，神既不劳而自明也，量人年岁多寡，参之目力昏明，随目置镜，各得其宜。近视镜：凡人目不去书史，视不逾几席，更于灯烛之下，神光为火光烁夺，则能视近而不能视远；又有非由习贯，因先天血气不足，视象不圆满者，用镜则巧合其习性，视远自明，量人目力广隘，配镜不爽毫厘。”
由此可知，孙云球不但可以定制老花镜，也可以定制近视镜。所以明末的方以智（1611～1671）在他的《通雅》卷三十四中，先是引用《洞天清録》中的有关记录，然后补充说：“又：制小者于扇角，近视者可使之远。”
对于近视的原因，我们至今也不能完全搞清楚，只知道具体与不良用眼习惯、遗传因素等等有关。至于老花眼的原因，则不该让“老”字来背锅，因为有人在四五十岁就已花眼，有人七十多岁却照样不眼花，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翁学士晚年目力之胜》就曾提到，“相传翁覃谿学士垂老康疆，目力尤胜，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既然如此，我们目前所知的有关花眼与近视成因的说法，其实也不比《镜史》中的“老至目衰”（年老）和“先天血气不足”（遗传）高到哪里去。可叹的是，如今我们又是研究人工智能，又是研究刷脸打卡倒垃圾，对于人类自身的认知却并未比古人高出多少。
金代李杲等撰写的《东垣十书》认为，“能近视不能远视者，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乃气虚而血盛也。血盛者，阴火有余也。气虚者，元气虚弱也，此老人桑榆之象也。能远视不能近视者，阳气有余，阴气不足也，乃血虚气盛。血虚气盛者，皆火有余，元气不足也。”
这些话太高大上了，所以不予置评。《清稗类钞》中的《眼病》一则，却是可以当笑话看的：“眼病与种族至有关系，东亚人种之近视眼较西洋为多，以东亚国古种族旧也。加以近世事物之多，而东亚人之执业处事，又不知调护之法，近视眼之进步，其度更速。然此尚不足虑也，最可危者，则东亚最多之眼病，我国古名曰椒疮、粟疮，俗称痧眼，西人曰托拉呵谟。日本此病亦最盛，曰颗粒性结膜炎，或目为国民病，而我国眼医尚未知之。奉化某小学校，学生五十四人，而检其患椒疮、粟疮者，多至十人。问其家族，则父母兄弟姊妹常苦眼病，且发赤眼。又以此病传染最易，初时多不注意，及发觉，则病已甚重，且至失明。故美国海关检疫令，凡东亚人上岸，必检其眼者，即畏此耳。”
“眼病与种族至有关系？”外国人就不会得“托拉呵谟”（应即Trachoma即沙眼一词的中译）病？要是最近被中科院辞退的那个奥地利病人也能看懂《清稗类钞》，说不定又会找到一条蔑视中国人的理由吧？

五

回头再说孙云球。从《镜史》中的“随目置镜，各得其宜”与“量人目力广隘，配镜不爽毫厘”可知，孙云球已经掌握了验光方法，所以他的近视镜和老花镜必定是为每个人特别配制出来的，那么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专业配镜师兼验光师。而正是由于孙云球的努力，眼镜最终才得以飞入平常百姓家。于是我们可以在明代仇英创作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看到，就连南京的小商贩也戴得起眼镜。而在孙云球的老家苏州，眼镜更不算什么难得的东西，只要你去眼镜店验光配镜即可。
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苏州市景商业图册》高清扫描件中，可以看到两个戴眼镜的，一个是在街边与人聊天的老头，另一个是在眼镜店里试配眼镜的青年，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广告，上面写的是“起首老店”和“虎邱第一”，可见这里正是苏州。眼镜店的门口，挂着竖写的招牌：“益美斋精制水晶眼镜铺”，可见这家眼镜店是专配水晶眼镜的。那个青年穿着粉红色的长衫，站在柜台外面，戴着有框架的双片眼镜，正在用两只手调整眼镜的角度，而他的左手按在左耳上方，根本没有接触到镜框，那么他戴的眼镜应该是有绦带的，可以系在脑后，防止眼镜脱离，只不过眼镜带实在太细，所以在画面中看不到。那个青年显然是想要看清柜台上的书，而柜台后的青衣老者面带笑意，嘴巴微张，好像是正在告诉对方，究竟应该怎么调整绦带，而从那个青年的表情看，他对调整之后的观看效果感到满意。如果把目光往眼镜店的左边转移，你就会发现，店左的路边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五人之墓”，而这再次表明，画家描绘的正是苏州的街市。明代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的阉党去苏州逮捕大臣周顺昌，但苏州人民集体反黑，当场打死两个东厂特务。事后，阉党疯狂反扑，大肆搜捕参与此事者，为保护民众，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挺身而出，壮烈牺牲。1628年，崇祯皇帝上台，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人民把颜佩韦等五位烈士合葬在虎丘山前（即如今的苏州市姑苏区阊门外山塘街775号），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为之题写《五人墓碑记》。
从明末的眼镜普及到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眼镜的样式似乎没有什么大变化。1970年发掘的江苏吴县清毕沅（1730～1797）墓中，有一件随葬的折叠式水晶眼镜，今藏南京博物院（我今年去南博时却没有注意到，因为那里的宝物实在太多了），那是一副老花镜，镜梁装有铰链，以便卡入鼻梁，镜框边缘有孔，黄丝带由此穿入，可系于脑后。从照片来看，这副眼镜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和《苏州市景商业图册》中的眼镜，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水晶要比玻璃贵重，但直到清代，中国才能生产透明玻璃，这就是那以前的中国眼镜多用水晶制作的缘故，所以徐珂在《清稗类钞》的《眼镜》一则中总结说：“眼镜可分三种。一，用凹面玻璃，以补眼球内水晶体之凸隆过度，使得明视在远之物，是为近视镜。二，用凸面玻璃以补水晶体之过薄，而增其凸度，得明视目前微细之物，是为远视镜，大抵老人所用，故又称老花眼镜。三，用平面玻璃，以防尘埃避光线，是为平光镜。我国所制，皆以水晶为之。有色者，浅之为茶晶，深之为墨晶。自外国之托力克片输入，用水晶者遂少。”

六

但在眼镜尚未普及的明初，中国人戴的却多半是从外国进口的玻璃老花镜，不但价钱不菲，普通人就算有钱也没地方买去，因为那时还不流行网购。从一些明代的笔记里面，可以推知当时的眼镜是什么样子：
明代张燮著《东西洋考》转引《华夷考》：“（叆叇）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昬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出满剌国。”
明末陶珽辑《说郛续》卷第十八所收明人张宁撰《方洲杂录》：“向在京时，尝於指挥胡豅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世之硝子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於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刺，似闻其名为僾逮，二物皆世所罕见，若论利用于人，则火浣虽全×，亦当处于僾逮也。”
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二·叆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版39卷本《留青日札》中似无此条）：“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如大钱形，质簿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出於西域满剌国，或闻公得自南海贾胡，必是无疑矣。後见张公《方洲杂录》，与此正同，云见宣庙赐胡宗伯物即此，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未，合则为一，岐则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孙参政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马易得於西域，似闻其名为僾逮，则其二字之讹也。葢叆叇乃轻云貌，言如轻云之笼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叆叇亦可。”
这些记录表明，明初的眼镜使用的镜片不是水晶，而是玻璃，所以“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而且“类世之硝子”（硝子是用矿石烧成的假水晶）。这种眼镜可令“字明大加倍”，那么就是老花镜而不是近视镜；镜片可以“合则为一”，那么就是可折叠的双片眼镜；“以金相轮廓”且“中用绫绢联之，缚於脑後”，那就是无腿且有柄的眼镜。
有趣的是，明代文学家郎瑛不明白当时的眼镜片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就抱着什么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态度，坐在家里浮想联翩，最终骗自己相信，眼镜片是用《文选》里提到的“玉珧”或“海月”等贝类动物所产的珠子打磨出来的。当友人送他一副从甘肃得来的无腿双片眼镜，他立刻戴上，却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或许是因为度数太浅，或许是因为那是平镜），于是如同祥林嫂一般，见人就絮絮叨叨地抱怨。二十年后，有朋友大概被他弄烦了，就煞有介事地说：“连这都不知道？白痴！告诉你吧，眼镜片是用砗磲珍珠打磨出来的，必须活取，还得经常揣在怀里保湿，如果干死了就没法当眼镜用了。”听到这里，老实巴交的郎瑛居然就信了，只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甘肃所在的西番一带，包括四川、云南、陕西等等，都是没有海洋的，怎么会有砗磲呢？就算委托大连獐子岛集团代养，那也养不了太大，全都养死倒是很有可能的。想到这儿，这位藏龄已达二十年的眼镜收藏家拿起纸笔，委屈地写了一篇短文：
“眼镜：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虏人得而制之，以遗中国，为世宝也。予意恐即《文选》中所谓‘玉珧海月’，及读《临海异物志》载‘海月，如镜，白色正圆，有腹无口，目可炙食’，又《纬略》引郭璞《江赋》、晋安《海物异名记》、《侯鲭》等录，明‘玉珧’处俱不言制镜之事。后与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若圆灯剪然，可开合而折叠。问所从来，则曰旧任甘肃夷人贡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间，未若人言也。每疑而问人，丰南禺曰：‘乃活大车渠之珠囊制之者，常养之怀中，勿令干死，然后可照字。’予意西番所来是矣，然西番少车渠，人养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宝之无用，不犹鼠之藏金乎？书出而传之，博识者必有以告我。”（郎瑛《七修续稿》卷六）

中国古代虽不能大规模生产眼镜，却可以制造，东汉出土的老花镜或放大镜就是证明。这说明古人的观察能力超强，尽管不去研究虚无缥缈的科学理论，却能拿出科学成果。

西方的科学成就比我们高的时候，也不表明我们就一定不如他们，只是表明我们不重视科学而已。事实上，到明清时代，喜欢科研的人渐渐增多，出现了不少科学家，数学家什么的。阮元专门编写了一本《畴人传》，里面介绍了几百人，都是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之类。可见那时的科技人才也不算太少。所以我相信，甲午战争的失败，绝不是因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因为满清昏庸无能且不得人心。

清代阻碍科技发展是自然的，必然是异族统治，愚民最好。即便如此，满清失败的主因也不在科技或者说武器装备上，而在于独裁。

孙荪意有一个朋友，叫做许宗彦，他就是一个天文学家，《畴人传》里就提到他，可惜死得很早，下面是百度里的介绍：


许宗彦 （1768－1818），原名庆宗，字积卿（一字固卿），号周生，德清（今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明星村）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初一生。九岁能读经史，侍郎王昶爱其才，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科进士，官至兵部车驾司主事，居官仅两月，即以亲老辞归。好藏书，有“藏书三十六橱，类多精善”。精天文、历算，自制浑金球，曾观测到天王星，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卒。著有《鉴止水斋集》二十卷。妻梁德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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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清代小说家曾衍东认为，下西洋的郑和返回中国时，从海外引进了懂得烧玻璃的技术人才，从此中国人渐渐懂得了如何制作玻璃制品。但不知道是外国专家留了后手，还是中国人没有好好学，反正中国制作的玻璃镜片，质量总不是太好。所以清朝人放弃了玻璃，重新改用水晶制作眼镜片，感觉看起来更加透澈：
“水晶为水精，《山海经》：‘堂庭之山多水玉。’《拾遗记》：‘孙亮作琉璃屏风，莹澈内外。’此类是也。今闽广出产水晶，好丑颜色，各有不同。其白而无绵者为上。为器玩最煤焦。明三保太监出西洋，携烧玻璃人来中国，制如水晶。用以硝礁，无所不烧，如灯、瓶、珠、簪之属。镜之制，本范铜为之，粉以元锡，磨以白茹，则须眉毫发可得而察。移之玻璃，愈倍其光，因之以有玻璃之镜。更即镜收之于目，为眼镜焉，昏者亦可借镜而视，故玻璃遂缀于眉睫间，充其类为老花，为少花，为短视，因人而施，量力而厚薄之以为的。是眼之有镜，实创于明。《庶物异名疏》‘叆叇’，今俗名眼镜是也。若壮岁用之，则反昏暗伤目。时人复以水晶之无绵者作眼镜，更较玻璃而著明。是眼镜之初作于假，而今乃变为真。玻璃之犹嫌于火，而水晶则实取于水也。……”（曾衍东《小豆棚·卷六·水晶眼镜考》）
按照清代文学家赵翼的说法，广东人重新改用水晶制成的眼镜片，比玻璃的更好：
“眼镜：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张靖之《方州杂录》云：‘向在京师，于指挥胡豅寓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其名曰僾逮。’又郎瑛云：‘少尝闻贵人有眼镜……予得之二十年无用。’……瑛，嘉靖时人，是知嘉靖时尚罕见也。《吴瓠庵集》中有《谢屠公馈眼镜》诗。吕蓝衍亦记明提学潮阳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细书，其来自番舶满加刺国，贾胡名曰叆叇云。则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则遍天下矣。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瓈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乃更出其上也。刘跂《暇日记》：史沆断狱，取水精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牍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则见。是宋时已知水晶能照物，但未知作镜耳。”（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
不管怎样，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的无腿双片水晶眼镜似乎仍然是主流。毕沅墓出土的眼镜，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和《苏州市景商业图册》中描绘的无腿双片水晶眼镜，看起来几乎没有分别。当然，玻璃眼镜也还存在着，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副雍正皇帝留下来的“牛角活梁玻璃眼镜”，另外还有一个鲨鱼皮制成的眼镜套呢。
以上所言，多是明清时代的眼镜，那么明初与之前的呢？据我推测，明初与之前的眼镜，应该多是手持的单片镜，可以有框，也可以没有。明清的无腿双片眼镜固然更加先进，但毕竟不够稳定，所以后来又出现了有腿眼镜。当现代人发明了隐形眼镜，眼镜又开始“返古”，再次回到无腿时代。那么未来的眼镜将会是什么样呢？欲知其中端倪，不妨摘下眼镜，拭目以待——只是目前还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八

最后简单说说中国古代的眼镜诗。
明代文学家吴宽（1435～1504）写过《谢屠公送西域眼镜》：
“眼镜从何来，异哉不可诘。圆与荚钱同，净与云母匹。又若台星然，两比半天出。持之近眼眶，偏宜对书帙。蝇头琐细字，明莹类椽笔。余生抱书淫，视短苦目疾。及兹佐吏曹，文案夕未毕。太宰定知我，投赠不待乞。一朝忽得此，旧疾觉顿失。谢却拨云膏，生白讶虚室。扁鹊见五脏，未必有奇术。随身或持此，遂使目光溢。世传离娄明，双睛不能没。千年黄壤间，化此直百镒。闻之西域产，其名殊不一。博物有张华，吾当从彼质。”
从“蝇头琐细字，明莹类椽笔”句判断，吴宽大概是老花眼，诗中的屠太宰知道他老眼昏花，就送了他一副眼镜。而吴宽戴上眼镜之后，“旧疾觉顿失”，从此再也舍不得与它分开，所以写了一首《谢屠公送西域眼镜》，对赠镜人表示感谢。
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1582～1664），也曾向人赠送老花镜，然后专门为此赋诗《眼镜篇送张七异度北上公车》（收于《初学集》卷九崇祯诗集五）：
“西洋眼镜规璧圆，玻璃为质象絣缘。千年老冰出玉渊，巧匠消冶施刻镌。薄如方空吹轻烟，莹如月魄濯清泉。帷灯帘阁对简编，能使老眼回少年。蝇头蠆尾如儿拳，氂虱岂必非轮悬。贾胡赠比黄金千，伴我纶阁今归田。短檠曲几相周旋，无复椽烛辉金莲。兔园敝册啮且穿，琐碎雠勘虫鱼篇。此镜失职吾所怜，摩娑三叹夜不眠。张兄偕计北上燕，束刍襚丝当赠鞭。侑以此物非弃捐，如遘美女诒朱鈆。万蚁战酣昼日殷，五星明聚夜纬联。春蚕食叶秋毛旋，此镜㸌㸌开盖缠。目光如炬笔如椽，六丁下取奎避躔。春王三月花婵娟，纱灯玉斧听胪传。万言长策贡细旃，阁老次读当御筵。君家金镜此其先，天地章光宜节宣。有镜覆目光乃全，惟皇聪明曜八埏。冕旒蔽明垂邃延，知白守黑通重玄。眼有瘴膜得镜蠲，如灯能炤日月偏。并观兼听无愚贤，不见炼石能补天？老农潦倒牛背边，负日欲献无因缘。长歌此诗风谣然，愿君采进重瞳前。”
从“玻璃为质象絣缘”和“能使老眼回少年”句判断，钱谦益送出的是老花镜，镜片是玻璃的，镜框似乎是象牙的。这副眼镜曾经跟随钱谦益多年，听说友人要“北上”，钱谦益特此以此赠送，希望他好好珍惜。

九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写过《试眼镜》（收于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编六《岸堂稿》）：
“行年四十余，两眸渐觉眊。少壮耽书淫，精力皆所耗。午夜焚膏油，求衣就晨耀。矻矻今不休，明知且故蹈。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眼借镜之光，镜借日灯照。借借境不穷，至理固难料。见少怪自多，何妨儿童笑。上天假我年，赖兹以学道。”
既然刚刚四十多就“两眸渐觉眊”，孔尚任的老花眼时间应该大大提前了。“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句说明，他戴的是广东从外国进口的玻璃眼镜，而后来广东人自己制作眼镜，把玻璃片换为水晶片，因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眼镜》中说过：“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瓈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乃更出其上也。”
除了撰写专门的考证文章《眼镜》，赵翼还写过一首《初用眼镜》：
“少年恃目力，一览数行下。能从百步外，远读屏满架。又能寸纸上，心经全写罢。因之不自惜，逞用弗使暇。萤火贮囊照，邻灯凿壁借。倦勿交睫眠，怒或裂眦咤。岂知过则伤，索债乃不赦。年来理铅椠，忽惊眩眵乍。欲作蝇头书，晴窗墨研麝。不敢对南荣，取光要旁迓。恭逢廷试期，方觊一战霸。生平见敌勇，坐是临阵怕。眼光故如豆，况复蒙绡帕。真愁雾看花，几俾画作夜。何来二圆璧，功赛补天罅。长绳系双目，横桥向鼻跨。莹比壶映冰，朗胜炬燃桦。平添膜一层，翻使雾翳化。凉月净无尘，澄潭湛不泻。蹄神失所居，赁此得宅舍。晦者摄之显，漆宝变台榭。小者拓之大，蚁垤屹嵩华。空中花不存，镜里影逾姹。遂觉虱悬轮，可以命中射。亥豕宁被讹，焉鸟漫受诈。药堪决明蠲，刮岂金篦藉。奇哉洵巧制，曷禁频叹讶。直于人力穷，更向天工假。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内府赐老臣，贵值兼金价。所以屠公馈，匏庵作诗谢。初本嵌玻璃，薄若纸新砑。中土递仿造，水晶亦流亚。始识创物智，不尽出华夏。繄馀愧结习，把卷颇嗜炙。旧时多目星，去我一帆缸。抱兹千年冰，如刀难离把。已知老渐侵，幸有光可贳。誓将刮目待，肯舆反目骂。佩遂共结绶，诗草同祭腊。收宜近笔床，挂岂杂弓吧。留伴炳烛馀，观书味啖蔗。”
从“忽惊眩眵乍”句来看，赵翼似乎不是近视，而是老花眼。
前面提到，钱谦益曾经向人赠送眼镜，但与康熙和雍正皇帝相比，钱谦益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那两个皇帝不但是收藏了大量眼镜的眼镜控，而且喜欢向大臣赠送眼镜。金庸的先祖查慎行就曾获得过康熙皇帝赠送的老花镜，感激涕零地写了《谢赐玻瓈眼镜二首（五月初一日）》：
“其一：玉比晶莹镜比圆，一时披豁覩青天。明珠吐晕泥沙外，爝火分光日月边。名纸尚堪题细字，秘书仍许对新篇。此生视息真何幸，双眼摩挲敌少年。其二：霁月光风在紫垣，海西佳制赐频烦。潭空秋水清无底，壶贮春冰薄有痕。絶胜金鎞除脃膜，不须藜杖照黄昏。曽经隔雾看花后，老恋余光尽主恩。”（收于《敬业堂诗集》卷二十九）
此外，查慎行还写过一首《眼镜》：“巧制海西传，能争造化权。隙光分日月，宿障扫云烟。顿觉生虚白，犹堪续草玄。一编聊炳烛，兀兀慰衰年。”（收于《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六）
乾隆年间的举人戈涢，写过一首《眼镜分韵得可字》：“少年观书如观火，偏傍点画推细琐。年老双目渐昏眊，睻目空花飞朵朵。临池未写意已疲，展卷欲诵眉先锁。叆叇何物乃尔神，能使精力还故我。两片轻冰彻底明，满轮蟾影凌虚堕。鲁鱼豕亥辨毫釐，大似燃犀走轻舸。朝朝铅椠那辞劳，夜夜校仇犹自果。我笑杜陵对佳节，看花常愁雾中坐。又笑东坡观细字，向龙乞水计何左。至宝无由持赠之，若令一见应许可。”（收于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
清代的张木威，写过一首《眼镜》：“冷光匣底出霏微，黑蝶分张翅欲飞。星隔绛河双耿耿，月悬银海并辉辉，朦胧透雾花能辨，黯淡依灯草易挥。大阮不愁青白废，圆冰自解发清机。”（收于《三家咏物诗》）。

十

作为以佩戴、收藏和赠送眼镜出名的雍正皇帝之子，乾隆皇帝则以拒戴眼镜出名，因为他与雍正皇帝不同，并不是近视眼患者。尽管没有逃过花眼这一关，乾隆皇帝还是坚决拒绝眼镜，而且几次作诗明志。乾隆四十年（1675），六十五岁的他这样写：“器有眼镜者，用助日昏备。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璃制。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水晶贵艰得，玻璃贱易致。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挥毫抚笺际，原可蝇头字。抑更有进焉，挈矩具精义。赖彼做斯明，斯明已有蔽。敬告后来人，吾言直深思。”六年以后，七十一岁的他这样写：“眼镜不见古，来自洋船径。胜国一二见，今则其风盛。玻璃者过燥，水晶温其性。目或昏花者，戴之藉明映。长年人实资，翻书柒几凭。今四五十人，何亦用斯竞。一用不可舍，舍则如瞀定。我兹逮古稀，从弗此物凭。虽艰悉蝇头，原可读论孟。观袖珍逊昔，然斯亦何病。絮矩悟明四，勿倒太阿柄。自注：余昔年喜作蝇头细书，令所藏卷册甚多。近作忆昔诗，仍书册尾，目力颇觉逊前矣。”嘉庆四年（1799），八十八岁的他在咽气之前这样写：“古希过十还增八，眼镜人人献百方。借物为明非善策，蝇头弗见究何妨。”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拒绝眼镜的理由有四：一、就算眼镜再好，我就是讨厌这东西（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二、想要借助眼镜明目，其实反倒障目（赖彼做斯明，斯明已有蔽）——这个大道理倒与孔尚任在《试眼镜》中说的差不多：“眼借镜之光，镜借日灯照。借借境不穷，至理固难料。”三、就算再也写不了小楷，我也不想戴眼镜，免得上了瘾，再也摘不下去（一用不可舍，舍则如瞀定）。四、就算随时都要咽气，就算再也瞧不见小字，我也坚决不戴眼镜，因为我要终生捍卫“借物为明非善策”的治国道理。
作为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似乎并不反对眼镜，因为他写过一首《咏眼镜》：“精工传靉靆，能鉴雾中花。月映双轮满，绳牵两鬓斜。无劳千里远，偏借一层遮。开卷心怀畅，秋毫信无夸。”而从这首诗来看，道光皇帝戴的应该就是他爷爷深恶痛绝的老花镜。
明清时期的眼镜诗，此外还有许多，如《清稗类钞》的《眼镜》一则里提到的：“咏眼镜者，查初白云：‘隙光分日月，宿障埽云烟。’李星辉云：‘白发几人非借力，红颜对尔独无情。’若以咏今之眼镜，‘独无情’三字当易为‘亦多情’，盖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
还有曾衍东《小豆棚》的《水晶眼镜考》里提到的：“又有养目镜，虽少年戴之，无损于目。明人有诗云：‘西洋眼镜规璧圆，玻璃为质象并缘。’可考也。国朝查慎行诗：‘隙光分日月，宿障扫云烟。’阮芸台应制诗：‘眸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考第一。余有绝句云：眼前物障视难明，物障安能明更生。有物照同如无有，眼光取入水中晶。”从曾衍东的“眼前物障视难明，物障安能明更生”看，他不愧是乾隆皇帝的好学生。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面，也记录了一首眼镜诗：“张若瀛诗，好游戏，咏《眼镜》云：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要是张若瀛知道，将来居然会有不需镜框的隐形眼镜，他又会怎么说呢？此外，《随园诗话》里面还收入了一首眼镜词：“何承燕咏《眼镜》：非关四十视茫茫，也欲借君光。自从与子，囊中相处，—鉴休亡。谁为白眼谁青眼，相对总无妨。阅人世上，观书灯下，只怕心盲。”这首词的末三句“阅人世上，观书灯下，只怕心盲”写得意味深长，只不过这算是借题发挥，与眼镜本身倒没有什么关系。

19-11-12 星期二 20:25 肖毛

有啥可研究的，从考古出土的那些镜片就知道，汉代的古人就知道打磨过的水晶具有眼镜的作用，但那只能放大，当老花镜而已，却不是近视镜。

这只能说明白居易用眼过度，眼睛出了毛病，却不能证明他有近视眼。我正在写第二篇文《话说中国古代的近视眼》，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批驳网上的胡说。因为单从白居易等人的诗歌里，根本看不出他们一定是近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