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这几天重读《毛选》一。我注意到与某些引经据典的大家不同，毛写文章往往从具体问题讲起。这里只怕有一点胡适的影响。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1918年毛泽东就拜访过胡适，还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请教过胡适。关于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的问题等，他都曾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够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列出大大小小81个题目中，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13）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25）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28）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章程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

过年花了几天闲功夫读毛选，感觉在 的视野中，资本、资本家、实业家，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这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
总结起来，搞实业，利用资本，其实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跟人们想像中的浑身流血的资本家不一样。当然，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