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136）·《信》
《信》，现代散文集。方令孺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初版。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辑。
方令孺（1897—1976.9.30），现代女诗人，作家，教授。安徽省桐城县人。1923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威士康辛大学读书。1929年回国后，任青岛大学讲师。1938年任重庆国立剧专教授。1939年至1942年在重庆北碚任国立编译馆编审。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为“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之一。同时也写散文，在巴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她的一本散文集《信》，显示了一个女作家的聪慧和细腻。其间，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文化教育界的斗争。 1943年至1958年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 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参加上海市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 上海市妇联副 ; 参加上海市文代会，为上海市文联委 员。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老区访问 团，赴老解放区访问，并参加土改。1952年赴朝鲜慰问。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任浙江省文联 ，党组委员。解放前，发表不少散文、诗 歌以及翻译作品，散见于各报刊。选编成集的有散文集《信》(194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译文集《钟》(抗战时期，重庆中西书局出版，选译士梯文生、屠格涅夫、高尔基、梅特林克、阿列夫等外国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建国后的作品散见于各报刊。1980年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了 《方令孺散文集》 (梁实秋作序，李又宁、秦贤次编)，作为“现代女作家选集”之一。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选集》。其散文清新秀丽，显示了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和聪慧。
方令孺以《信》为代表的散文创作方令孺在生前唯一的一本散文集。《信》中收录了8篇散文,分别是《信》、《你们都是傻子啊》、《琅琊山游记》、《游日杂记》、《南京的骨董迷》、《家》、《悼玮德》和《忆江南》。
方令孺早期散文在题材上的私人性与文体上的开放性。《信》中8篇散文基本能体现方令孺早期的创作特色。从题材上看,方令孺解放前的散文可以说是根植于“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语),多写个人生活、亲朋和自然等,在内容上呈现出强烈的私人色彩。郁达夫曾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而这8篇散文之所以在不同时期被反复选录,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于作家的创作产量低,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真实地记录了作家一段时期对于人生的思考,体现了作家独有的情感状态。
在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之前,方令孺的身份曾是名门淑媛和豪门贵妇,尽管如此,日后她却说这样的生活是“读书没有权利,幸福没有权利”。方令孺生于安徽“桐城派”世家,自小接受的几乎全是传统教育。19岁嫁入南京陈姓大家,一度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不消说接触社会,连走出家门的机会都很难得。虽然后来经历了6年的留学生活,开始接触社会人生,但却也局限于知识分子狭窄的生活空间内。由方令孺早年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其“生活天地过于狭小”,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范围,生活体验停留于一己之内。
早年的这种人生经历使得方令孺在开始文学创作时,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强烈的私人性。作为她早年代表作的散文《信》是现代书信体文学中的精品,由10篇组成,按时间可以分为两组,前5篇为一组写于1930年,后5篇为一组写于1939年。这两组信件细致地展示了作家两个时期内个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心灵的挣扎。与其说这是方令孺的私人信件,不如说她是借信件这一特殊文学体式描绘一己生活,畅谈个人心境。而且这些书信在内容上绝少提及包括收信人在内的他人,纵观全篇,充斥着大量的“我怎样”的句子,体现出很强的排他性,更像是写信人自己灵魂的独语。
即便是在游记中,方令孺也不是纯粹的写景,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个体私密性情感的书写,比如在《琅琊山游记》中,她写道:“我真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个‘野人'的家,在深林里傍着泉水,昼夜听的是风动竹叶飒飒的声音,流水潺远,并且一生不遇到一辆‘朱嘑'。”从中既可以看出作家对于自身恬淡自守性格的传神描绘,也间接体现出她身陷于人生低谷中的消极和无奈。
而作为直接抒发个人情感的悼文,传达的则是作家更加强烈的私人情绪。《悼玮德》不仅细致地描绘了青年诗人方玮德的生平和性格,还将方令孺自己痛彻心扉的巨大痛楚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也因为如此,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作品选编上,放弃了同为悼文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而选择了此篇。
在散文题材的选择上,早年的方令孺局限于个人生活经验,无法获得新的突破。可是在文体的选择上,方令孺却显示出极强的开放性,她敢于尝试不同文体。《信》中的8篇有书信体(《信》)、悼文(《悼玮德》)、回忆体(《忆江南》)、山水游记(《琅琊山游记》)和旅行游记(《游日杂记》)、文艺随笔《你们都是傻子啊》等,几乎是一篇一体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形式的重复。实际上,方令孺早期散文的文体选择也体现出强烈的个人文学话语特征,因为无论是书信体,或是游记,抑或悼文、回忆体等,都有便于集中书写内心世界,抒发个人情感。
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新的散文创作风格。对于早年这种人生方式以及创作状态,方令孺长期以来深感迷惘,这种无奈可以说从1930年她登上文坛之时便伴随着她,“……生活就这样枯索下去?常想与其这样还不低沉沉地埋在墓底”。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方令孺经历了情爱的挫折、病痛的折磨、亲友的离世以及生计的艰辛等一系列人生变故,直至抗战时期,在经受了个体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重大考验之后,她终于顿悟到自己长期以来在时代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对于未来人生的重新思考与定位,“我们仍然沉迷在自己的梦里;为了这可怜的梦的纠缠,我们疏忽了这伟大的时代,更淡漠了对于他们的感情。等有一天,时代的伟绩跟着时光消逝,自己只感觉到不过是从这边沿上滑过。”“实在我并不怕一个人走向荒原去,做一个时代摒弃的人,可是就现在这样抓住古老的情调,将来仍然是这样,就是我们对于生存的意义不管,生活究竟又给了我们什么?除非我们是存心享受这点古旧的,被人摒弃的苦味,不然就不能怪日子度得这样空虚,永远带着呻吟活下去。怎办?还是这样过,还是改?”
这两段文字出自于《信》的后5篇,从时间上看是1939年方令孺逃难至重庆北碚时期,既展示了作家战争时期的特有心态,也体现出方令孺对于以往人生观和文艺观的否定,以及融入时代的渴望。与张爱玲这样有意游离于主流政治生活之外的女作家不同的是,方令孺对于被时代摒弃有着一种无法释怀的忧心与无奈,以及一种试图打破这种人生与创作上封闭状态的决心。
在文本上,上海文艺以及百花文艺的方令孺散文集都有意对作家创作做了前后期的明确划分,不约而同地将《解放前后的一夕》、《一封家书》作为方令孺后期创作的正式开始。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方令孺明确展示了自己的变化,在情感态度上表现出一种近乎新生般快乐,一扫以往的沉郁和阴霾。
“……我比以前(在个人情感方面)冷静多了,我表现不出那样如火的热情,但是我心里却更诚恳,更能想到人的一切,真的,九姑不是在自夸,这不是自夸,是生活给我的学问”;“这不是梦,是真真实实的好日来了,我心里的快活,是有生以来所没有感到的,是这样透明的快乐,没有一点的渣滓”。
在时代主流的无形制约以及自身的有意迎合双重因素之下,方令孺最终如愿融入时代大潮中,创作上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她不再写个人的情感,转而写新的社会生活,甚至直接高唱赞歌,完全失去了早年创作的私人性特征。解放后的方令孺在散文中毫不讳言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军队的高度赞美以及对新生政党和新生制度的喜悦等,对于自身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时代地位的变化,她表现出极端的兴奋,甚至直言:“把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
在经历了早年生活的一系列不幸之后,方令孺的人生在解放后获得了新的转折,虽然新生的时代所带来的巨大的思想冲击也曾使她陷入过新的困境,但她总是能不断排除干扰,表现出向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靠拢。在散文创作上由集中书写个人的不幸转向书写时代的繁荣,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由婉约蕴藉转变为亢奋直白,在文体形式上也由多样性走向单一性。
评：八篇散文收作《信》，“自己的园地”根植。内容呈现私人性，亲朋自然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