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147）·《文学大纲》
《文学大纲》，文学史著作。郑振铎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刊行。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桂公塘>（4140）》。
1924年1月起由《小说月报》刊登的《文学大纲》，至 1927年1月，共连载42章，出版时补全为46章，是中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首次大篇幅融入中国文学内容的尝试，处处关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为当时在世界文坛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文学争取学术地位的时代体现，也是新文化运动者借以重估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尝试。
1923年，郑振铎有感于英国德林瓦特等编的《世界文学史》里中国文学内容的缺席，于1924年1月开始在《小说月报》推出他自己编撰的《文学大纲》，成就了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也是中国“民族性”与“世界性”第一次统一的世界文学史。它隐含着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史书写使命，体现了“五四”一代学人欲借古代文学优势重塑民族自信的努力。
世界文学史里中国文学如何在场。《文学大纲》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囊括中西的气魄。全书共四十六章，《世界的古籍》即文字起源为文学的起始之篇，以《新世纪的文学》作结，叙述脉络基本上以公元纪年中的“世纪”为文学发展各阶段的分期依据，佐以地域为具体分节点。在同一个时间维度里，郑振铎为读者并行展示了来自东西方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中国、印度与希腊、罗马平分秋色，英、法、德、波兰等国文学与中国、波斯、日本的文学不分高低，同处一个展示平台。从篇幅上来看，他本人所最熟悉的中国文学占到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但斯坎底那、南欧等小国家的民族文学也并未偏废。
要想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度定位中国文学，就必须回答“中国文学究竟居何种地位”的价值问题。新文学创造者与提倡者尽管处处不忘口诛笔伐过去的“死文学”，但他们绝不甘心几千年文明在世界面前只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于是，面对一部宣称欲叙述“文学的全部发展的历史”的《文学大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表达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心声—即世界文学史里中国必须“在场”!
国外学者明明知道只用短短的篇幅，来讲述“那些比我们的文学更悠久古老.更有智慧的四五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然碍于语言隔阂，他们只能固守错误。但这种暂难避免的错误却正是国人脆弱的“民族”心理最受打击的地方，故郑振铎的尝试，被人赞为“何等壮勇的盛事”，正好可以弥补外国学者的缺憾。《文学大纲》出版后，关于译述德林瓦特的部分虽有梁实秋等人指责其“误译之处甚多”。但大部分的批评还是集中于其中的中国文学部分。也就是说，国人对郑振铎在世界文学史中补入中国文学的尝试是持肯定态度的，所病者不过是其论述中国文学谬误太多，“难免贻误后学”罢了。
既然中国文学必须“在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在场。对于世界文学史写作时著述者本国的文学史要不要写进去，其时世界上也并无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1929)没有包括日本文学，但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1923)与梅西的《世界文学史话》(1924)却明显在叙述本国文学时更为着力。
从郑著《文学大纲》的全书结构来看，郑振铎处理的方式就是按历时顺序在德林瓦特《文学大纲》的基础上直接插入中国文学。原文为四十二章分31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三年有余，(郑氏跋语曰“四年写成”)，1927年作为单行本出版时补入四个年表并增写了四章:《中世纪的波斯商人》《中世纪的印度与阿刺伯》《中世纪的日本文学》及《十九世纪的日本文学》。这种插入就篇幅而言更有“世界文学”气象，总体显得比较均衡，确实把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包容在同一部著作之内，尤其是西方论著中较少探讨到的东方文学，总共占了十六章。
除了数量上的均衡，郑振铎更多的“在场”提示存在于融入叙述内容的中外比较。笔者统计，《文学大纲》中的中外比较共出现17次:如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六经相比;《战国策》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传奇;但丁在意大利文学的地位则相当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及李白杜甫在中国文学上地位;《镜花缘》足与《高里弗游记》比肩而立……这些比较我们今天看来已显得有点单薄，似乎仅仅是郑振铎个人感觉上的类比而已。但将中国文学家与世界各国文学家置于同一平台相提并论本身，就已经“不是在中国文学封闭的系统中的描述，而是在平行比较中识别特点，以寻求、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郑振铎这种将中国文学列席世界文学之林以彰显“在场”的手段，在1935年他编《世界文库》时表现得更为清楚。他以杂志连载形式出版《世界文库》，其宏愿是“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其广告号称“是文学知识的渊源，是世界文化的总汇”。编排方式为:将各书一一拆散，按“中国之部”与“外国之部”并列，以各占一半篇幅的方式统在同一本杂志中。“各占一半”—就是郑振铎用最直白的表现形式展示中国文学应该在世界上处何地位的宣告。
不过，以篇幅和数量宣示中国文学之“存在”的作法毕竟有点流于表面，其插入式的融合方式看上去也似乎“合而未融”。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什么交集，除了“类此”式的对比，郑振铎很少在主观感觉之外挖掘二者或三者之间的可比性。分开来看，这种串珍珠式的叙述结构本来并无不可，各章之间的论述也不可谓不闪亮，然主线却一直隐而不显。总体而言，《文学大纲》只能说是各国别文学按历史时间的重新组合，看不到“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相互影响与差异。
《文学大纲》的学术史价值与影响。创始者难。正如当年的《中国新书月报》评价所言:“繁，难在考据精确;简，难在取舍适宜”。郑振铎《文学大纲》洋洋八十万字，自作的中国文学部分亦近二十万字，如此篇幅全赖他用编辑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写就，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然尽管《文学大纲》错误极多，引来的批评也不少，但其开荒拓土的功绩是值得文学史界肯定的。作为国人撰著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文学大纲》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人所能掌握到的世界文学的面貌与发展状况，也开创了国人写作世界文学史的先河。时至今日，此书仍在不断重版，充分证明了它长久的学术生命力，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典范，无怪乎陈福康先生会对它极力称赞:
郑振铎此书不仅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通史，而且，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文学史类专著。书中一举突破了欧人撰写的当时极少的这类文学通史的严重弊病与局限，是自百年前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思想之后的一次破天荒的学术实践。
在他之后，《世界文学史纲》《世界文学大纲》等以“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标目的著述层出不穷，这些著述不仅在体例上因袭郑振铎“概述重要书籍”之旧，连书名都不约而同地沿用了“史纲”之称。在这些著述中，《文学大纲》常被列为第一参考书，他不取朝代而以公元纪年编次的分期模式也每每能在后来者那里找到追随者。正如蔡元培所言:“郑振铎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扩而之世界，著有《文学大纲》，对于国内外各时期第一流文学家的作品。纲举目张，已为我们开示途径。
当然，就学术性而言，郑振铎大力鼓吹的世界文学史观仅仅体现于主线的同时代可比性上，没有更深入地挖掘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学之间真正共通的“文学性”，与他自己曾经在理论上宣称的“人类的文学史”理想尚有一定差距。语言风格上，文字处理的瑕疵也较为明显，叙述语言亦稍显主观。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苛求古人，其内容浅显，是因为编者之目的本就不过“使一般读者能用最经济的时间，对于世界文学的思潮和变迁及其作者，知道一个大概。以“大概”衡量，郑著还是相当称职的。只是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中国文学各朝代各领域的研究尚不深入的时候，强而为之撰“完备的文学史”是不太现实的。虽然学界对于文学史之与作品选集及文学批评的不同点均有共识:即它讲明的是“文学的变迁和其因果”，然实践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创始期的文学史许多是兼有作品选与文学批评史之功能的，引用作品过多难免滑向“资料长编”，而述批评史太过则不免学科意识混乱。当然，其时文学界还没有真正的“批评史”观念，郑振铎著文学史里涉及到具体作家评价时，除了自我的带时代气息的感性判断之外，更多的只能是引用《文苑传》或其他诗话之类的作家评语。故他曾嘲讽林传甲钞《四库提要》，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抄《文苑传》与各种别集呢?给材料中的已有作品按时间先后重组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据此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理出一条发展脉络，显然不仅仅是郑振铎，即便是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也还不具备这种理论储备。
如果说“世界的视野”是《文学大纲》的眼睛的话，“中国本位”就是它基本的内核。在强势的西方物质文明面前，鲁迅说“拿来”，胡适说“利用厚生”。郑振铎则用文学史书写为中国文学寻找世界定位。他用近二十万字的论述，证明了中国文学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世界文学史有了中国文学的加入才算完整。这部《文学大纲》，也许今天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可商榷甚至是讹误之处，然中国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曲等，却第一次被推到一个与欧洲文学等价齐观的平台上，中国历代作家第一次被赋予与世界名家一竞高下的底气。郑振铎首创的成功，也奠定了此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虽然在体例框架上大都延用了西方学者的模式，但它近百万字的篇幅规模，它对东方文学的重视，它的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直到现在都难以超越。
正如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言:“文学史是借着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目的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的“文学史”撰著热，从根本上说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界欲重建民族信心的共同焦虑—因为中国文学伴随着国家文化的沉暮以及语言文字的隔阂而被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忽视，世界流行的文学创作方式与研究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学模式相距甚远。为了在世界文化领域证明中国的存在，他们选择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话语，试图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同时宣判“旧文学”走向末日，以便中国文学真正融入世界潮流，在世界文坛争取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乃至重塑国家形象，从而为导入“新文学”扫清障碍。
评：《文学大纲》创始性，学术史价值影响深。考据精确繁简宜，错误之处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