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本帖将记录十年来我数次还乡的复杂经历与感受：从给老人送终，带儿子重走求学路，到寻找儿时伙伴、同窗，怀念逝去的人们，见证一个家园的荒芜，最终通过发小回乡创业、产业扶贫，谋划一个村庄的出路，找到些许现世的安慰。欢迎关注乡村重建的人士来此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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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名为周家寨。
是中国西部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山村。从航拍的影像上看，乌江河打崇山峻岭之中蜿蜒而过，颇具气势，而我们的村子，是看不见汹涌澎湃的大河的，只见得在三道水流交汇的沟壑之上，绵延起伏着三座并不壮丽的山峦，多生长着枞树林，山野人家五六户一簇分布其间，一律青瓦木屋，三五十户为一寨，九寨十八弯为一村……

我该如何来描述它的平凡呢？
其一，它默默无闻：既没有名山大川，又没有名胜古迹或者深宅大院，甚至不曾出过一个知县老爷之类的官员或者可以上书的人物。
其二，它贫瘠荒芜：一无稀缺矿产，二无名贵药材，森林植被算不得茂密原始，土质算不上肥厚，山地耕作十年九旱不保收，正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少见骡马等大牲畜，也看不见牛羊成群的景观，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大地主，更无出产过富商巨贾。
其三，没有真正叫得响的民间文化：历史不过五百年，原住民为少数民族，现住民大多来自江西、四川，姓氏杂，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多带有外来文化的影子……总之一句话，我的故乡是偏远的大西南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山村了。
而奇妙的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带给我们的童年生活是极为丰盈和浪漫的，它带给我的人生感受是三十多年都市生活体验无法比拟的，是刻骨铭心的。
记忆中，山里的人生如大山一般厚重，寂静的山野有着诸多的情感因子与文化闪光点，它精彩、丰富，充满灵性。且不说那月光下的童谣带给我无数美丽的的遐想，也不说那传承数代的奇风异俗深刻地感染着我的心灵，单说那山间的一草一木，就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伴随我长长的人生旅程。
客居异乡的日子，我多少次梦回山野，与童年的景物亲密接触：我依稀见得家门前的桃花在雪后尽情绽放，开出一张张笑脸，猪圈旁有两棵童脚李在入夏后挂出黄黄的果实；坎下有一片竹林，我与童年的伙伴们在此捉迷藏、捉竹虫、扑蝴蝶；我爬上泡桐树去掏鸟蛋，冷不丁从鸟窝里爬出一条乌梢蛇；山间草木生长出数不尽的美食，有茶树泡、八月瓜、牛奶奶、红刺莓、嫩草苔、毛栗、红籽、巴茅尖……
故乡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财富，可它给了我无限欢乐的童年，一生里无穷无尽的思念，和绵绵无尽的感恩。

我的山居岁月，历经童年、少年与青年，直到考上大学，才算是走出了山野。而真正离开故乡，则是在毕业分配五年后，赴广东打工并成为一个“新客家”，一晃，有二十个年头了。

这二十年里，我每年至少有一次回乡，或是在艰难打拼之后满怀疲惫、行囊空空地还乡，或是在情场与官场志得意满之后的衣锦还乡，或是在历经世态炎凉的大起大落后失意还乡……每一次都是不同心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悟。

大抵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的故乡。五年前，我与铜仁日报社长周洑生先生一道造访沈从文的故乡，我们久久肃立先生墓前，看着“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便是回到故乡”的铭文，回想着《边城》中的一些片段，顿觉真正理解了故乡之于人类心灵的深刻含义，有些宗教的宿命色彩。

我的故乡偏安于贵州高原乌江之一隅，人穷地少，马瘦毛长，先民们皆为躲避战乱来此垦荒定居，乡名“三道水”，所见经传者惟清史志中提及的白号军起义，得到的是穷山恶水多刁民之评价，大意是：李元度与席宝田将军率军攻破荆竹园，八千乱匪全部战死或跳崖自尽，民风刁蛮可见一斑。
尽管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但先民们还是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自给自足，繁衍生息，如果不是饱受外来战乱或“主义”的入侵，我相信老辈们的日子会过得安逸又满足。
如今，投资近百亿的思林电站修建成功，家乡瞬息万变，可是在我的感受中，美丽的故乡是日复一日地衰败和凋零了，那种封闭自足、乡邻互助、民风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离我们远去，心中总涌起莫名的哀愁与忧伤。
“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诗句，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每次回乡的感受。

在喜庆祥和的正月还乡，我见到自家老屋前的桃花依旧灿烂开放，却不闻儿时欢天喜地的喧闹；在细雨纷纷的清明还乡，山野的花丛中往往又增添了一两座新坟，却依稀难记墓中人曾经的面孔；在稻穗飘香的时节还乡，偶见得夕阳下忙碌收割的身影，却衰老佝偻得不成样；在大雪封山的寒冬还乡，我见得“杀广”的童年伙伴们穿着洋装回到了老屋，却满脸的迷茫与沧桑。

看着伫立于风雨中孤零零的老屋，和故园里时过境迁的景物，童年的往事就会一幕接一幕地再现于眼前。年复一年，山野里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不断提醒我们的生命正在老去；山里的星星和月亮还是那样的清明，但已激发不起我的梦想……时光不再来，往事不可追，而这一切的一切，总让我禁不住怀想，心中涌起一种美丽的情愫，又夹杂着莫名的忧伤。

每次回来，我都要去村寨里和山野里转转，看看我们童年的后山世界，看看我们童年捉鱼的田野，看看教会我们游泳的小水塘。队里的老油榨房和那棵老皂角树已然灰飞烟灭，母亲长年相守的老碾坊遗迹依稀难辨，村东头那棵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小桂花树，已被县林业局挂上了“名木古树”的标签，如果不是严冬腊月，山花依旧烂漫，山野里的生命鲜活如旧，但感觉日子是逐渐落寞了。
青壮们都杀广去了，多处田园已经荒芜，再也见不到满坡乱窜的放牛娃，甚至再难见到几头壮实的牛羊了；再也见不到上山打鸟、砍柴爬树、下田捉鱼的少年，也听不见童年的歌谣了……

本帖以大西南边陲一个蛮荒的自然村为观察样本，而故事重点生发的村庄——周家寨，是我们自然村里九大寨子之一。全村人口在70年代末为800人左右 ，现已繁衍到1300余人，而周家寨现有300人口、60余户头，除春节外，寨子里平常能见到的人不超过50个。
村子里条件是一年胜比一年了，老辈人们都念着共产党的好，说是万万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而年轻一点的人从外面带着见识回来，开口闭口就骂政府、骂村官，即便是一年难得见着一回，但官民之间的隔膜在逐步加深。

村官是我们寨子里一个壮年，叫老五，有一股子冲劲，单凭为村里修马路这件事，我就认定他是一块干事业的好料。

老早就开始盼望着村里有一条马路了。寨子通往乡政府的路不到四公里，要修一条马路并不难，在那些劳力过剩又统一指挥的年代尤其容易，可修马路的事硬是拖到了2002年，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力量薄弱，村里缺乏一个想干事敢干事的带头人。
老五高考落榜之后，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在一个村官的位置上，刚上任就干了修马路这件大事，向乡里要了爆破物资，摊派各家各户出劳力，不到一个月，马路修成了，我个人出钱摆了个盛大的庆功宴。
而修路的过程并不顺利，主要是遇着几个钉子户，对占了自家两三分地耿耿于怀，一个青年还跟组织者动粗，老五急了，亲自赤膊上阵打了一架，赔了伍佰元医药费，总算攻克下最大的难关。还有个在广东打工的青年特意赶回来修猪圈挡路，连老五自家的父亲也为他出难题。
对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村官，人们在背后对他却颇有微词，这其中当然有他工作方法粗暴的原因，但我分析，主要矛盾还在于当今农村官民间互不信任造成的。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乡村政治，一直处于丢荒状态，想干事的村官很少，村官想干成一件事也太不容易。
老五上任之时满怀激情，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建设新农村的构想，可这些年他越来越灰心，已经没有想干大事的想法了，把家安到街道上去了，主要精力也转移到自家的生意上，回忆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感慨最大的是：“人心变了，那些村里人，你再对他好，都没用。”
官民互不信任，犹如一种可怕的瘟疫，在人们的心灵里蔓延，乡村整治丢荒的状态，一直未得以改变。

谈到人心的变化，对我触动最深的，是送人情的风俗。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幕幕的乡村盛典，记载着吾乡吾土淳朴的民风，全村人为一个懒鬼穷鬼送葬的场面是何等的感人，留在记忆里的是一段段温馨美好的人情往事。

那个时候，人们都处于一种传统封闭的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中，一个人家的婚丧礼仪与修房造屋的大事，都得依靠众人来完成，谁也离不开谁，一家有喜，全寨来贺，一家有难，众人来帮，来者都要送上一份礼、出一份力，送出的是钱或者一份心意，是饱含感情的东西，所以才配称为“人情”。而今，人心不古，这种古老的风俗虽在延续，村里人家仍在过事务，送人情，只是个中人情味，变质得很严重。

曾三的葬礼是淳朴乡情最美的记忆，而在此二十多年后，人们又迎来了他儿子的葬礼。曾三的老婆相继病逝后，一对儿女寄养在村里一户人家，后来他们早早出走，去福建打童工，一打就是十多年，结果儿子摔死在建筑工地上，老板赔了二十万元，受益人是他的妹妹，为此引出了一场争产风波。曾三儿子的葬礼，差点演变成一场武打戏，我不便提及其中的细节了，还是说说送人情吧。

每次春节回家，应酬最多的是村里人家过事务请客，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见到从四面八方返回来的乡亲，正月里有时一天要吃上好几回酒。

酒桌上的话题也不再是家长里短的乡情，而是某某人在城里买了宝马讨了多个老婆，某某与省里的官人打了亲家，修了一座欧式豪宅，听者无不露出羡慕的表情。

而对于送人情，村里人大多摇头感叹，因为办酒的人越来越多，名目也越来越多，且花样翻新，红白喜事、造屋立碑这样的大事自不用说了，孩子满月要摆酒，孩子升学、参军、买房要摆酒，次数越来越频繁，成了恶性循环，有的人家一年要摆上五六回，送人情便成了村民们最大的负担，有的为此倾家荡产、卖牛卖猪，为了收回送出的人情，竟出现了母猪下崽十二胎也摆酒请客、主人摔伤也摆酒冲喜的怪事，塘头集镇上的人家还闹出了花伍佰元租来卖淫女，充当新娘结婚摆酒的荒唐事。我的五哥在外打工多年，患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本想回家从事老本行，但不到半年，他又拖着病体再次踏上打工之路，原因很简单，不堪人情之苦。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村里一户普通人家，一年送人情的支出在一万元以上，超过种十亩地的收入，如今很多上了五十岁的男人还漂泊在打工的路上，多年来一直过着夫妻分离、父子分离的日子，实在是迫不得已。像我五哥这样的农民工，前些年大多是为了子女的学费而操劳，这些年大都是为了可恶的“人情”而奔波。
变味的是人情，变化的是人心。

2005年大雪灾，五哥在打工回家的路上，获得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在从铜仁市玉屏县步行回家的六天里，他们晚上投宿的山里人家，给他们吃的是五块钱一个的鸡蛋，盖的是三十块一晚的被子，烤的是每人三十块钱的火……要是在过去，如果有山里人家收了过路人的饭钱或酒钱，会被全村人戳脊梁骨的！才短短的三十年，山里人为何变得如此冷漠？
2006年清明，我在回乡途中，从小车司机的口中听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刚过去的大雪灾中，一位从东莞回家的母女被困在一个大山中，当地居民向每位投宿者收取每日不下一百元的食宿费，她们的钱花光了，被赶出木屋，母亲无奈，用松树枝做成一个简单的床，拖着两岁的儿子艰难前行，儿子感冒发烧，母亲向另一户人家求助，终无果，最后，儿子冻死在雪地中……我深受刺激，向市里一位官员朋友求证，他回答：“没听说，可能是传闻。”
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传闻，而五哥是雪灾的亲历者，他的推测是：不稀奇，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
我们的家园荒芜了，难道人心也就此荒芜？
时代在进步，而可贵的东西却在退步，民风已经溃败如此，那个古老淳朴、乡情弥漫的故乡，该向何处去寻觅？

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对故乡有着太多的依恋，快到知天命之年了，也常常在梦里回到纯净透明的童年。应该说，我们的童年过的饥肠辘辘，是极为不幸的，可它留给我的却是幸福而温馨的回忆。而今也算是衣锦还乡，生活条件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可心里的感受更多的是落寞和忧伤：“山里的月色格外清美，一如童年。记得童年的山野住着一位吹唢呐的老人，他总在夜里为山民吹奏出迷人的小夜曲，如今他去世了，山里的夜晚从此变得死一般的沉静，而山风依旧哀切地吹拂着，犹如一种亘古的诉说，诉说着千百年不变的忧伤……”

山里有了马路、电灯、电话、自来水，豪华家电与小汽车在村里也不稀奇，可青壮年们都杀广去了，难得一见童年欢乐喧闹的场面，更不见了那象征幸福与吉祥的花灯。
一直有个心愿，想与一对儿女一起回乡，再观摩一回家家乡的花灯。

寄居中山的旷华周老先生曾是我们乡里的花灯丑角，为配合我的乡土文化收集，他亲自将记忆中的近十首花灯词手书后送上门来，忘情地吟唱，我也依稀记得一些唱词和韵律，跟老先生一起扯开嗓子唱起来，家中三岁小儿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两个农民的怪相，嬉笑不已。
在娘胎里就饱受摇滚乐干扰的下一代，他们将无法理解我们这一辈如此单纯而丰富的快乐。因为“乡村地僻少音乐”，故而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花灯调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了。

我常常怀念童年唱花灯的日子，我们寨子里几十个被称作“夜叫花子”的小屁孩在夜晚轮流举着花灯，跟着大人们走村串寨，大人们忘情地唱，我们起劲地和，在体验歌舞欢乐之余，肚子里还收获了不少主家敬奉的酒水和油水，一个通宵下来也不觉得累，整个正月就快活的像神仙。
老辈人们都说，我乡老虎沟田家花灯班子在民国时候，曾名扬百里，旦角田景堂在凤岗县与一个大家闺秀恋爱，被情敌算计抓进监牢，即将重判，其父田应芝提前组织起花灯班子前往施救，时任凤岗县太爷史少洲听说思南田家花灯来到，亲派手下来请，田家班子临上台前告知缺少旦角，这样，美男子旦角便从阶下囚摇身一变成舞台上明星，不但化险为夷，还带回来三百大洋……这一个电影中才能见到的关于才子佳人的故事，就在吾乡吾土真实地上演过。

而今，老虎沟田家班子的旦角田景堂早于八十年代作古，我们周家寨里唱丑角的老人们也一个接一个去世了，当年唱旦角的“花姑娘”，也拖儿带女“杀广”去了，“花灯飘舞、山歌流淌”的日子便成了永远的记忆，我们的下一代更无缘看到这流逝的风景了。正因为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尽一点文化人的责任，整理一下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帮助乡里办起一个文化刊物，但想与儿女一起回家看一场花灯戏的愿望，至今没能够实现，今后还能实现吗？

多少个回乡的夜晚，对着山野的月亮，我除了怀念儿时的花灯，还会情不自禁地怀想起儿时山野里吹唢呐的老人，和他的唢呐曲，想起那深情并茂的哭嫁歌，亦辈亦喜的送葬歌，还有那些充满真趣的童谣……这些曾经启蒙了我们童年梦想的民间文化，代表了野生一代纯真的娱乐，我一直将其视为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产品，而今，随着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的流失，我们的娱乐精神难道也将随之一起失传？

哲人说过，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古老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没有了花灯与古歌的故乡，还是我的故乡吗?

寨子里青瓦木屋依旧，但一年三百六十日，它们真正能够见到主人的时日不多，大多是关门闭户，任凭风吹雨打，犹如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们家坎上就有一间，是堂弟法初的，他结婚后拖家带口去肇庆打工，父母俱在，而他十五年间只回来过一次，我至今都记不清他的摸样了，或许是小时候遭遇母亲太多的毒打，使他心里早已丢弃了自己的故园？还有好好几个童年的玩伴，都是长年拖家带口在外打工，我也多年没见他们的身影了。

偶尔，会在一两处有炊烟的屋子里见着一个佝偻的身影，或者是一两个孤独的鼻涕虫，他们中老的很衰老，小的很幼小，老的大多严重哮喘，说话接不上气，一两句就咳嗽不止，小的眼神很落寞，全然看不见我们童年的欢乐与生趣。

当然，寨子里还有着不少留守妇女，她们的身影散布在山林与田野间，依旧很忙碌，她们已经成为山里人家的主心骨，是家园最后的管理者。队长也换成了留守妇女，是我七叔的儿媳，叫任三妹，很能干，老公在贵阳干背背蔸的活，每年春节只回来几天，她在家拖着两个儿子，年底杀猪的活都由她自己来完成。提起队里的管理工作，她说：“一年没有几件事，不用催粮，不用催提留款了，除了计划生育检查组和打防疫针的下来，要招待一下，就是低保的名额下来要去落实，男人们都不归家，想找个吵架的人，也找不到了……”
是啊，想找个男人来吵架都成了一种奢求，这就是农村留守妇女的哀怨与无奈。尽管如此，她们还是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的重担，为山村繁衍着后一代，延续着故园的希望与未来，也延续着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