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

总想到乡间邮递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常见到的那种古老的“信使”——已是我少年时遥远的记忆：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上，尘土飞扬，走村串巷的那个老邮递员，一天大部分时间都颠簸在路上。他穿着墨绿色工作服，骑着一辆二八加重的绿自行车，车子后架两侧各自垂下一个标有黄字“中国邮政”的绿邮包，里面分门别类装好报纸、信件和汇款单、电报。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在交通闭塞的农村，邮递员扮演着外部世界信息传递者的重要角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极其闭塞的小地方。我十岁以前连县城也没去过，除了在村里小学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村子周围疯跑。那时候七八十户的小村子在我眼里真大啊，彷佛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然王国。我见过大人们等待来自于外面信件焦急的样子，他们频频在村口伸长脖子转来转去，像拉磨的驴子，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信息望眼欲穿。我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但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呢？尽管听过几个远房叔叔的描述，我还是不满足，想亲自去经历一下。梦中，想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勾勒着它的模样……我甚至幻想着，有一天外面世界会有一个陌生人给我寄来一封信。他会是什么模样？多大岁数？信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但那封信似乎成为了我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信物，深深攫住我的心。
后来上学了开始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是我所想不清楚的，我要把它们一一搞明白。读古诗，背宋词，那些文字上刻印着我美好梦想。渐渐地，从那些诗句中我似乎懂了，古人一直奔波在泥泞的路上，交通工具落后反倒在慢节奏中发酵情感，才对信息弥足珍贵。书信成为汉语古诗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就有“双鱼”、“缄素”、“笺札”、“鸿雁”等多种美称，一再出现在诗词中。古人的情感比我们今人更丰富，他们在盼望与想象中寄托着自己的“志”与“情”，或孤傲，或缠绵，或洒脱。对他们来说，送别意味着天各一方，生离死别，因为交通不便，抑或战乱，他们才会倍加珍惜这份尘世间的情感。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雨霪道坏困泥涂，木石纷然赖里闾”，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勃的“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老杜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一个慢节奏年代里，信息不对称，诗人的想象力丰饶强大，自给自足，赖以构建自己的精神城堡，“一朝沟垅出，看取拂云飞”。
随着现代社会对速度的迷恋，世人转向对物质的疯狂攫取，欲望的膨胀，无瑕在驻守情感，精神的自我塑造，更多人世俗化带来自我迷失反倒成为一个显现的症状，使得这个时代在危机重重中走向衰败。作为社会整体和个体都面临着一个需要救赎的精神症状。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个体自身的问题。向内，向外，我们都在反省，寻找……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太关注于社会，反而失去了那个丰盈的自我，我们人云亦云地生存着，错把生存当做生活，错把他人看法当成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我们按照别人安排的方式活下去，反倒认为那才是自己最需要的生活。于是，我们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了精神，我们只是空心人……我们听任时代的列车一遍又一遍地碾压肉体与精神……我们羞愧于没有了自我。而当我们转向外部世界，我们看到了什么？信息时代，无效与有效信息杂乱混杂，快速更新，我们头脑里被这些无效和有效的信息所挤压和困扰，在茫然不可辨识中更加茫然，疲惫于信息的庞大与新陈代谢之中。每天手机中都会收到无数条垃圾广告，又会接听无数电话广告……我们倦怠了，我们的病症更加重了，迷失于自己狭窄与社会浩瀚的尴尬之中，在内心的胡同中一次又一次地走失，跌跌撞撞着……
对信息量的疯狂追求、迷恋到对它的厌倦，这同时构成当代人命运的巨大隐喻，成为现代人所面临的窘境。每一个写作者在享受信息化时代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被这头巨兽所吞噬，被那些无效的信息所纠结，所迷恋，从而废黜思想与独立的能力，我们被裹挟着混杂于平庸之中，享受这种“平庸之恶”。世俗化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工具的使用者，在使用的同时连自己也成为某种工具——从大的历史发展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独一无二的人类也成为了工具的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大众化中的读者，自然也被挟制其中。以攫取信息最大化，那种能以直接转化成利益的信息，为主要目的，自我获得满足，到后来掉入泡沫的信息池中而欣喜自得，连我们自己也成为无数信息泡沫的炮制者，各种功利化的，非功利化的，各种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包括各种写诗人也在其中。
诗歌中的信息是无用性的，根本无法转化成任何实际效益。庄子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诗歌正可贵于此，以无用为之用，正谓之大用，避免了诗歌下落后沦于工具化，而诗歌中负载的“信息”，由于高度精神化、凝聚性、个性化，避免了无限世俗化的命运。无法工具性的转化，因而诗歌中的信息反倒不如现实中的信息更世俗，更功利。诗歌中的信息融合着诗人体验世界的经验和直觉，以隐喻化呈现出来，由于追求精确化，因而更加晦涩，造成当代人对诗歌的漠视与不可理解，于是读者转向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的阅读。这种窘境对于现代诗来说更加显著，而古诗的普及被心灵鸡汤化，轻薄化，也成为不争的事实。真正独立的诗人早已返回了他们的心灵世界，构建一座宏大的人类精神世界家园，而他们自身则成为一种标本。在一个世俗化泛滥的时代里，唯有谁坚持最后的精神操守？诗人与谁交谈？曼德尔施塔姆就曾经对这个问题深度探讨过。这同时构成当代诗人的必然命运，被同时代人所轻视，他们必然不会以自己的作品去迎合读者，以求得虚荣心的自我满足，正如同巴拉丁斯基所说的那样：“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诗人作品的“信息”，以其精神化刻印着神秘的基因密码。这种密码来自于灵魂深处神的旨意，也意味神的声音。
曼德尔施塔姆用过一个极其精彩的比喻来说明诗人与读者的关系：“一位航海者在危急关头将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瓶中有他的姓名和他的遭遇的记录。许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漫步的我，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我读了信，知道了事故发生的日期，知道了遇难者最后的愿望。我有权这样做。我并非偷拆了别人的信。密封在瓶子中的信，就是寄给发现这瓶子的人的。我发现了它。这就意味着，我就是那隐秘的收信人。”
这只漂流瓶兼具封闭与开启两个特质。坚硬的外壳，便于保有内部信息的贮藏，对诗人来说，同时是一种自我保护，从而保护了诗人心灵的纯粹，像一个密闭的器皿，专注于精神的纯粹性，使得其心性的敏锐、细腻、谦卑免其遭受到强大外部世界的破坏与羞辱，避免了被世俗化的潮水所湮没。代代薪火相传，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隐秘史，这主要是诗人的功劳。而开启性，是说漂流瓶内信息的无限性，正如同诗歌这种载体承载的那些有效信息趋向于未来，其中的密码等待未来者去诠释、解读，写作自身就构成一种隐秘性，通过一个偏僻、狭窄的经验渠道，打开一无限个敞开的世界。读者在寻找好诗的同时，好诗也在未来之中寻找着优良的读者，寻找着知音。这同时说明了现代诗歌绝不是向广大多数群众打开，它只向所需要的那一小部分读者敞开，“那隐秘的收信人”，意义正在于此。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指出：“如果一个人轻视群众的掌声，那是因为他寻找能够在每一个世代的少数分子身上取得不朽。‘后世是由各种少数精粹分子所组合成的’，古诺（G-ounod 1818-1893 法国作曲家）如是说。他宁可使自己在时间之流里——而不是在空间里——取得永恒。群众很快就会抛弃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偶像，而任凭雕像破落躺在脚架之下，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至于那些赢取少数精粹分子注意的人，他们将会置身在某些圣殿——无疑的，地方很小而且远离尘世，但是却能使他们免于遗忘浪潮的冲击”。
诗歌与真正的读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的碰撞，又是一种同构。这种碰撞必然不是逻辑、理性能说得清的，那种灵魂与心灵震撼所带来的能量是前所未有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诗人构建了自己的读者，读者同时又构建了他们心目中的诗人。
另一方面，“许多年之后，在海滩上漫步的我，发现了沙堆中的瓶子，我读了信，知道了事故发生的日期，知道了遇难者最后的愿望”，也标识了写作者的必然宿命。荷尔德林、卡夫卡、佩索阿那种幽闭型的写作者都自我承当了这种写作的宿命。每一个合格的读者，都是在获取精神密码的同时，在打捞诗人生前早已消逝的生活图景，以拼图的方式复活他们的心路历程。
投递漂流瓶的写作者同时也是隐秘的收信人，每一个诗人同时必是一名合格的读者，他们获取到一些精神密电码的同时，构成一种精神的启迪，又将这种精神的能量转移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如T.S.艾略特对于约翰•但恩的发掘，波德莱尔对于爱伦•坡的推崇，曼德尔施塔姆对于维庸的发现与重塑。然而这样的写作者和读者何其稀少。博尔赫斯说：“我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我以为读书是一种享受，另一种较小的享受乃是写诗，我们或将它称为创作，这是对我们读过的东西的一种回忆和遗忘相结合的过程”。
“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曼德尔施塔姆说到了诗歌的本质。还是回到曼德尔施塔姆的那篇《诗人与谁交谈》中来吧，“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写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只有真实性才能促生另一个真实性。”这是神赋予诗人的特权 ……“叮铃铃”，我耳边似乎又传来那个老乡村邮递员的车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