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国联及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少帅坐拥38万东北军，但是他却直接撤进了关内。在此之后，1万多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在东北沦陷之后，老蒋把这一问题上交国际联盟。但经过一年多的商讨之后，国联终于做出了裁决，不过裁决的结果让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其实裁决的结果无外乎偏向中国或者偏向日本，而国联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出了第三条路，问题是这条路中日双方都不会答应。
一、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根本无力干预
有很多人都质疑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为什么不出兵收复东北。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首先是少帅方面的问题。在中原大战以后，少帅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且还掌控着华北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少帅没有抵抗而撤退的原因之一，他还有一半家底在关内，没有必要拼命。少帅和其他军阀一样把控制区视为自己的私产，坚决不允许中央军进入。此时的老蒋如果要收复东北，就必须先经过华北地区，但少帅担心老蒋鸠占鹊巢，绝对不会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东北。他不能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他做不了东北王，至少还是华北王。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绝对不会让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地盘。这是军阀的通病，在抗战初期，阎锡山到了十万火急时，才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
从老蒋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也根本没有精力收复东北。“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老蒋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时，老蒋正在江西前线忙于围剿红军，他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收复东北，至少在剿灭红军之前，老蒋不会忙于对付日本人。老蒋不出兵，其他军阀就更不会有什么动静。所以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把东北问题上交国联，由国际联盟裁决。
二、国联根本靠不住，国联的裁决让中日两国无法接受
在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不少地区之后，日本提出了不扩大的方针，施之“局部问题”由日、中双方就地解决的假圈套，南京政府未予理睬，而于9月21日向日内瓦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罪行。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寻找适当方法，互撤军队的决定。
这一决定，其本身就是混淆是非，极不公正。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后撤，岂不是任由日军侵略？
国联的主要组成国是英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所以国联的执行能力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国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凡尔赛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英法两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两国均元气大伤，根本没有精力再进行战争。因此英法两国一直希望天下太平，中国将东北问题提交给了国联之后，国联的反应向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来东北实地调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之后，国联得出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但是紧接着国联话锋一转表示不能排除中国方面的行为过当。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决定：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互撤军队，这一地区由国联直接托管。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都不能掌控东北，国联也就是英法两国来掌握。
最让人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无处安身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突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空地”，国联曾计划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但遭到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对，作为局外人的美国也表示反对。最终这一计划只能作罢，但是没有对日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满清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并且立刻承认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进入山海关，同时开始染指热河。英法等国在华北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日本占领山海关之后，英法等国遭到了很大的刺激。各国开始在国联会议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日本高傲的宣布退出国联。而在此之后，国联对日本毫无办法。

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美国、英国对日本的战备措施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犹如电波一样，向西伯利亚、太平洋、东南亚等地扩散着，它引起苏联、美、英等国的严重注意。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其东方政策的结论，同时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能力，急速开发和向外扩展而威胁东方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防，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安全、荣誉、声望和生存的大问题。
苏联为此于1932年即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远东增兵；在海参崴成立太平洋舰队；构筑国境线附近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防御工程和筑垒地域；成立骑兵和坦克的快速部队；兴建道比河（乌苏里江上游）等地的大型机场加强由空中攻击日本的能力；颁发了新的红军野战条令等等。1931年底，苏军共有71个步兵师，总员额达150万人，其陆空军为150个中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约1500架。
美国则加紧兴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山区大型地下军事工程；构筑马尼拉湾海口哥黎希律岛的地下海防工事。特别是哥黎希律岛，不仅在山上和山坡安装了大口径远射程的海防炮与修建在该岛东端的机场，还在山内的地下凿通五条主坑道和17条放射形的支坑道，设有发电站、指挥所、通讯网、营房、仓库、医院、生活区以及向坑道外运送重炮与飞机等武器的两条电气铁路。全部工程至1932年即交付使用，以防日军突然进攻菲律宾。1941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上述的美国军事工程发挥了作用，美、菲军利用这些工程，在原地坚持了近半年的抗日战争。美国在1931年有陆军27个师，总员额约为30万人，其空军为62个中队，装备飞机约1600架。
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他在远东不设防的政策，开始在马来亚、香港等地构筑工事，在九龙半岛上的大雾山一带之军事工程，于1936年竣工。

18、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1）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辽宁、吉林后，又迅速派兵占领东北全境，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东北人民则纷纷组织义勇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东北全境的沦陷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立即准备侵占黑龙江省，但因该省与苏联接壤，日本当局对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因此，企图利用叛国投敌的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其属下的伪军攻占龙江（齐齐哈尔），以达不战而得黑龙江省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有图谋黑龙江省政府 职位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策动张海鹏叛国投敌，这时，向张许以黑龙江省 职务，令他率部发起进攻。
“九一八”以后，黑龙江省 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不能返回，张学良遂于1931年10月8日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 职务并兼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马即以卫队团和工兵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布防于嫩江桥北岸，迎击张海鹏伪军的进攻。当时，黑龙江省省会设在齐齐哈尔。这座北满重镇，地处松嫩平原，无险可守，唯嫩江是天然屏障。而跨越嫩江的大桥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唯一通道，只有占领这个通道，才能占领齐齐哈尔，进而占领整个北满。10月15日，张部3个团在日军独立飞行中队第8中队支援下进入泰来，10月16日拂晓向嫩江大桥进攻。守军一齐出阵实施反击，当即将伪军击溃。为阻止伪军再犯，守军将嫩江大桥破坏掉三孔。
10月19日，在嫩江大桥阻击战的胜利声中，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宣誓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代省长。这位“身材痩小，才略出奇”的抗日名将，在就职典礼上当众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
张海鹏伪军进占黑龙江的企图失败后，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为制造出兵借口，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大桥损害了日本铁路权益为理由，向黑龙江省当局无理提出由满铁修理嫩江大桥的通告。10月27日，日本关东军代表林义秀少校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将嫩江大桥修复，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
10月29日，日方又由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再次提出由满铁派人修理，并要求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不得妨碍并予保护，倘妨碍修理，日本方面将采取适当措施。这时，关东军已决定由第二师第十六团步炮各一个营和一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马占山顾忌到张学良有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命令，决定釆取应付措施，对日方修桥采取放任态度，但嫩江大桥阵地不后撤，以便自卫。
11月3日上午10时，日军以铁甲列车和飞机、炮兵掩护强行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守桥部队后撤到北岸阵地。由于遭日军炮兵、飞机野蛮轰击，守军有部分伤亡。当日下午，一个连的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渡过嫩江大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求避免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后来退去。11月4日中午，日军一个连在飞机支援下进攻守军阵地左翼后营子北侧高地，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日军击退。
当日下午6时，日军一个营在铁甲车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守军群情激奋，英勇杀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11月5日，日军督战，驱使张海鹏叛军打前锋，向中国军队猛攻。守军“抱与城偕亡”的决心，与日伪军在嫩江大桥血战，再次将日伪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日军死167人，伤600人，伪军死伤共7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仅百余人。11月6日拂晓，日军再次向守军攻击。守军继续顽强抵抗，战斗至当日晚，因伤亡过重，趁夜幕后撤到大兴车站北休整补充。
嫩江大桥战斗是自九一八日军发动对东北的侵略战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中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所进行的一次自卫战斗。在战斗进行中，全国各地进行了有力声援。11月6日，守军虽然后撤，放弃了嫩江大桥阵地，但仍极振奋，战志不减。11月7日，马占山发表通电，说明了连日战况和与敌继续作战，绝不屈服的决心。接着命令部队在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布防，准备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三间房位于嫩江大桥和龙江之间，南距嫩江大桥约25公里，北距龙江约35公里，是保卫龙江的第二道防线。
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出所谓通告，逼迫马占山下野，马占山未予置理。12日中午，日军少校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通令马占山下野和黑龙江驻军撤退的通告，限令10日夜12时前答复。马占山当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当日晚，马以强硬态度回复日方。
13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三十九旅步兵3个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阵地进攻。
14日，日军骑兵进扰汤池防线，用重炮轰击，双方交火，战况激烈。中国爱国官兵在马占山将军率领下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进犯。但日军依仗优势兵力，几乎摧毁了中国军队的阵地。16日，日军300余名，在野炮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军队三间房阵地猛攻。两军血肉相搏，中国军队伤亡极大。
17日，马占山亲率手枪队猛力反攻，夺回阵地。同日，日军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师配备坦克8辆、大炮30多门，用猛烈炮火向三间房阵地轰击，中国军队冒着敌人密集炮火，仅靠步枪英勇还击。后来日军又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采用陆空配合进行夹击，中国军队奋力还击，持枪与日军肉搏，枪上没有刺刀，就用枪柄打，杀伤了大量敌人，几乎活捉了多门二郎中将。中国军队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颇大。19日，马占山率军政两署人员及部队2万余人撤离齐齐哈尔，移师海伦，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在克山、拜泉、泰安等地建立新防线。同日，齐齐哈尔陷落。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等地后，即将作战方向指向锦州。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撤退的东北军大部进入锦州和辽西。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 。9月底，两署开始在锦州办公。同时，为抵抗日军进攻锦州，调骑兵第三旅、步兵第二十旅和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布防。
日军大举入侵辽西之前，曾于10月8日空袭锦州，接着收买利用土匪凌印清部骚扰辽西地方治安，策动张学成部叛乱。日军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出兵辽西，但这两股汉奸土匪势力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扑灭，只好再寻别的借口出兵锦州占领辽西。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制造了两次暴乱事件。以此为借口，1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下令混成第四旅团沿奉（沈阳）山（海关）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军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和第三十九旅主力迅速向锦西开进。日军混成第四旅进入辽西后，在白旗堡西南的青岗子一带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于27日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因而混成第四旅退回巨流河以东，其他后续部队也退至沈阳。
但是，日本关东军决心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遂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增派兵力。日本陆军本部经报日本天皇批准，于12月4日及17日派遣混成第八旅等部队进入东北。26日，陆军本部又增派第二十师司令和混成第三十八旅和重轰炸机一个中队进入东北。
12月28日，日军第二师、第二十师、混成第三十九旅、混成第八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于12月初达成一项协议，划定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退入山海关内，听候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东北问题，驻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撤退，仅留公安骑兵3个总队，分驻大凌河南岸地区和锦州，所以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1932年1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向守军骑兵第三总队进攻，强渡大凌河，守军稍事抵抗后即撤入锦州城内。当日夜，日军第二十师开始攻城。城内辽宁省政府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率所有部队向锦西撤退。3日，日军第二十师未发一弹进入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派出户波支队乘火车向连山附近前进。东北军政当局都逃向关内。日军即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为日军侵占。
随后，日军又将进攻方向转移到北满，准备夺取哈尔滨。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为北满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因顾虑对苏关系，暂时未以武力夺取哈尔滨，而是策动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特区军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伪组织。11月间，远在锦州的原吉林军政长官张作相电令在宾县设立吉林省政府，委派诚允为省政府 ，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宾县抗日政权建立后，迅速恢复各县政权组织，对日军占领整个北满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时，日军一方面拉拢在哈尔滨的张景惠，一方面任命投降日军的原骑兵师长于琛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向哈尔滨发动进攻。
1932年1月间，于琛澄率伪军3个旅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榆树将东北军第二十五旅击溃，然后绕道至拉林，于1月23日逼退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所部，接着向哈尔滨市进逼。正当哈尔滨形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东北军第二十四旅一个团在旅长李杜率领下，于1月25日赶赴哈尔滨，与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这样，暂时稳定了哈尔滨的局势。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队决心保卫哈尔滨的情况下，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直接出兵。经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组成长谷部向哈尔滨发动进攻。由于中东铁路的广大员工不愿运送日本侵略军，致使进攻哈尔滨的日军先头部队在30日黄昏时才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在这里，日军受到预先埋伏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的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军长谷部支队北进后，本庄繁担心该支队受到东北军的打击，又命令第二师全部集结于长春，并立即向哈尔滨开进。2月1日晨，日军以汽车运送第二师第二十九团等部向双城堡开进，第二师其余部队于2日乘火车离开长春北进。敌援军到达双城后，立即向东北军第二十二旅展开进攻。守军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火力的猛烈射击下，伤亡惨重，于2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
双城失守后，哈尔滨门户洞开。这时哈尔滨市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为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指挥，在哈尔滨布防，抵抗日军进攻。
2月4日下午4时，日军两翼进攻部队向哈尔滨发起攻击。守军利用民房、围墙顽强抵抗，英勇战斗，激战至晚，将日军阻于阵地前五六百米一线，不得前进。入夜，日军调整部署。5日拂晓前打退了守军一部的反击，随即再次发动进攻。激战至中午，守军不支，全线撤退，在撤退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击，伤亡一部。日军在哈尔滨市南侧集结整顿，然后开入市内。驻宾县的吉林省政府也退往黑龙江省巴彦。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又以一部兵力沿中东铁路东段（哈尔滨至牡丹江段）进攻，3月4日占海林，6日占宁安，另一部于4月4日占方正。
哈尔滨的失陷，使北满局势发生了急骤变化，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原三省的政权和中国驻军东北军逐渐瓦解。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2）



（二）伪满洲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残酷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为实现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就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洽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地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 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坂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 。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府”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四省区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由于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劫出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
从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坂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共和制，但溥仪等人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坂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溥仪在一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
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未到任），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为议员。
同日，溥仪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其主要内容是：“（1）敝国即‘满洲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要经费，均由敝国负担。（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4）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自欺欺人地于同年9月15日表演了一出正式承认“满洲国”的丑剧。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兼日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以前，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这样，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以出卖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自己的复辟欲望，由执政变成皇帝。伪满洲国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了这个十足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各个方面，实行了严格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镇压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强化其武装占领。日本当局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满业”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东北人民备受凌辱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了恐怖的黑暗统治，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罪名屠杀中国人民，在日本统治期间，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如1932年6月15日对辽宁省抚顺平顶山400多户共3000多人的大屠杀；1932年对今丹东附近南岗头全村270多人的屠杀；1935年对吉林省舒兰县长安、万寿、桂蒙、新安一带300多户5000多人的屠杀；等等。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还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为了绞杀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割断其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大搞“归大屯”的恐怖政策，即把住在山沟里的居民强迫搬到开阔无山地带，组织所谓“集体农村”（或谓集团部落），周围筑有五六尺高堡垒，墙上架有铁丝网，墙外挖有深沟，四周和各门口筑有哨所或炮台，“大屯”内驻有敌伪的地方武装，出入“大屯”都要凭满洲政权下发的“良民证”。这种政策首先在1932年从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实行，1934年12月3日伪满政权发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之后，1935年扩展到奉天、安东等省，到1936年，在黑龙江省广大地区已普遍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日伪在东北各地共建立12500多个集团部落。
日寇还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和“人圈”，热河承德等10县共64万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的就有21万多户。平泉、承德等6县的“无人区”达34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为了从思想上、肉体上推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还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从此，许多良田变成毒地，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的记载，仅所谓法律许可种鸦片的亩数是：1933年94.1万公顷，1934年是106.6万公顷，1935年是69万公顷，1936年是88万公顷，1937年是103万公顷。据1937年敌伪调查的材料，东北已登记吸鸦片有瘾者5901913人，尚未登记及嗜好鸦片者则更多。伪满政府从收买和销售鸦片中获得厚利，如1933年销售770万两值550万元，1934年销售380万两值1440万元，1935年销售770万两值2820万元，1936年销售1010万两值3860万元，1937年销售1230万两值4780万元。日本侵略者的毒化政策使东北各地毒物充斥，娼妓遍市，赌博漫开，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的掠夺。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换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后由“满铁”管理。从此以后，“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的经营权。
“满铁”除了垄断东北铁路经营权之外，“九一八”前还夺取了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的开采权。“九一八”后，又占领了复洲煤矿、八道壕煤矿和西安煤矿（即辽源煤矿），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满铁”垄断资本以办“参入公司”的形式，渗透到东北的工业、矿业、交通、电气、瓦斯、土木、信托、金融、保险等各经济领域。到1934年，这种公司已有57个之多。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除了“满铁”外，主要是由“满洲炭矿公司”进行的。“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成立时资本为1600万元，到1940年，资本为3亿元，6年中资本增加了19倍，完全垄断了东北煤炭生产。“满炭”不只垄断了东北的煤矿，还控制了东北的石油、轻金属、铁、油页岩、铝矿等。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一个伪中央银行，而且还设立了总、分、支行共128个。撤销了原来中国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四行号”，从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
日本通过对东北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垄断，实现了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而更加贪婪地、无止境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剥削东北人民。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东北的农村。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新国家主义的土地制度，首先以处理官地、公地为名，占领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国有林”等。
日本大量地夺占土地是以“收买”为名义实现的。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以“东亚劝业公司”为工具，在依兰“收买”了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当时依兰的地价：每垧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每垧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但日本占领者宣布，不论荒地、熟地每垧一律1元。这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夺取！
日本侵略者夺占耕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向东北移民作准备。1932年至1936年，日本共进行5次武装移民，人数达7296人。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100万户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向东北移民约270428人。到1944年末，日本移民占地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
同时，日本侵略者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完全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商品市场。从1932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东北境内各商埠海关。为了在东北倾销日货和掠夺工业原料，伪满政府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先后在1933年7月、1934年11月和1935年11月，修改了进出口货物的协定税率，许多日货还给予免税，从而使日货充斥东北市场。自1932年至1937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增加了3倍以上，东北输向日本的原料，尤其是军需工业原料，1937年比1932年增加了36.4%。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也进行大肆掠夺活动，如强迫农民缴纳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东亚之仓”。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此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所谓“青年爱国者协会”，其任务旨在对群众进行“王道国家之国民精神”的宣传，“教育他们尊重日本，效忠日本”。这个协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它在东北各地拥有2917个分会，其中有73名关东军军官在其总部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目的，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残暴法西斯统治。

20、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3）


（三）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知名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负责。救国会多次揭露日本鲸吞中国东北的阴谋；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回东北各地协助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创办《东北通讯》、《复巢月刊》和《救国旬刊》等救亡刊物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11月5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的请愿团到北平车站卧轨，向旅客做抗日宣传，终于将南下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10日，请愿团抵达南京，冒着倾盆大雨，饥肠辘辘，要求躲避不见的蒋介石出来接见。
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东北工人还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沈阳工人不畏强暴，坚持罢工。兵工厂的工人不愿替敌人生产屠杀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的运输线一时陷于瘫痪。中东铁路中国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方法来阻碍日军的行动。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人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曾创造了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最好战绩。
与此同时，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士，纷纷高举义旗，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武装斗争浪潮。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起初，进行武装抗日的力量主要是东北军，在东北军的抗日活动失败以后，则主要是由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义勇军，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九一八”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义勇军如燎原野火，发展迅猛，但无统一指挥，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不一。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的军警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他们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由于日本的侵略魔爪首先伸向辽宁，因此辽宁人民率先组织抗日武装，在辽西、辽南地区，义勇军反日斗争如火如荼。主要有黄显声领导的辽西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领导的辽北义勇军（又称辽北蒙边骑兵），李纯华领导的辽南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唐聚伍领导的辽东义勇军（又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苗可秀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吉林省的义勇军战斗力强，主要有李杜、冯占海等率领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会（又称中国国民救国军），冯占海和李文光率领的吉林省抗日义勇军，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有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海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朴炳珊和邓文领导的黑龙江抗日军（又称黑龙江省民军）。
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义勇军中的佼佼者。1931年12月袭击凤城的战斗，是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凤城约有日军200人，伪军200余人。邓铁梅在摸清敌人兵力布置后，先派一批智勇双全的队员潜入城内作内应。12月16日夜，义勇军以白皑皑的大雪作掩护发动进攻，一举打死日伪军警5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监狱释放了50名爱国人士。凤城站日本站长事后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
日军占领锦州后，1932年1月6日，被关东军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名将”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领日军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占据锦西县江家屯。9日上午，古贺率领50多名骑兵和28名步兵“扫荡”义勇军。古贺临出发前趾高气扬地说：“我所到之处横行无阻，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可怕的，有几百名老百姓算不了什么。如果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示弱，岂不是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面！”b10点钟，古贺所部在上起子、龙王庙附近遭到刘纯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袭击，死伤大半。古贺率残部后撤至通往县城的西园子，又被500余名义勇军痛击。古贺骑在马上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穿到右肋，另一颗子弹打穿其右侧的腹部，当即死亡。战斗到最后，共歼灭日军50余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日本侵略者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变”。锦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
从1932年3月到11月间，东北义勇军有了很大发展，较大的队伍增加到10多支，形成了30多万人的浩荡大军。东北义勇军以粗劣的武器和后援不足的30万之众，抗击着拥有飞机等精良装备、能进行立体联合作战的20多万日伪军，并歼灭了大量敌人。
1932年，义勇军经过血战，从侵略军手中夺回县城40多座，曾一度在部分地区消灭或驱逐了日军的侵略势力。在辽东南的丹东、岫岩、凤城之间方圆百余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东边道的通化、桓仁、临江、辑安、柳河、金川、辉南、宽甸、新宾、清源等重要县城，都曾成为义勇军的根据地或控制的地区。
在敌占区，义勇军经常袭击敌人的兵营，攻打城镇、拆铁道、炸桥梁、颠覆兵车，割电线杆、切断电讯联系，使敌人月无宁日，忧心忡忡。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达115次，安东（今丹东）128次，辽阳48次。在一年之中，义勇军袭击沈阳11次，袭击长春6次，加上袭击辽、吉两省其他重要城市，共30次以上。同时烧毁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溥仪就任执政典礼时，伪国都长春之交通部、实业部均被义勇军炸毁。当晚，在沈阳的日伪群丑正弹冠相庆之际，义军500人攻破大北边门，直入北关，击毙击伤日宪兵、伪警察数十人。
同年8月下旬，辽南义勇军对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沈阳发起了进攻，占领东塔机场并点燃机场油库，焚毁敌机27架。
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义军四起，战旗林立，势如风起潮涌。到1932年2月，东北各地的义勇军16万多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调查，从1931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义勇军仅袭击铁道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据日、伪官方报告所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达到50具。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1932年4月回东京的途中哀叹：“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引导。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建立自己领导的游击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同时，周恩来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党应领导和组织民众救国义勇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文中强调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的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出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11月底，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省委除派童长荣（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外，创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派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杨林到南满工作，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工作，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工作，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工作。至1933年初，在他们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建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还掌握了抗日救国游击军等数支武装。这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二道河子、杨木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执行了与苏维埃区域相同的过左政策，使得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一定影响。1931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这封信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但它根据日本独占东北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指导东北中共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作用。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各级党组织主动去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集安、濛江、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安图、珲春等县。赵尚志、李兆麟（张寿籛）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珠河、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活动在宁安、密山、勃利、穆陵等县。以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为基础于1935年2月组成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活动在绥芬河市及宁安、穆陵、勃利、额穆、敦化等县。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于1935年春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汤原、萝北等县。到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讨伐”军，袭击铁路交通线，使日伪军疲于奔命。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奉天、长春、哈尔滨、洮南4个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543次，全东北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锻炼，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其中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杰出代表。在1935年11月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她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为湔雪国耻而创造的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容抹杀的地位。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526/c396421-27056835-2.html

21、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1）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近二十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
“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
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足够实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蒋介石不会给他在任何军事上的支持，结果只会丢失东北领土和消耗自己的军事实力，
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张学良就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实，以公理为周旋。”所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张亦要求东北军主力力避冲实，退守锦州。在日军占领东三省期间，张学良严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挑起战端制造借口。
蒋介石的“不抵抗”，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据一九三三年的《大公报》报道：就在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热河之时，北平的侦缉队还在北大抓获了十五名共党分子，其罪名是非法进行抗日活动。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一直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他认为：南京政府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与日本人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于是就出现了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中国人抗日还违法的怪现象。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确系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他是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的消息。张学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是我的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中国，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张学良也是在一九三五年自己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才逐步认识到，蒋介石为了消弱东北军实力，命令他围剿红军却屡遭失败才走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中来。
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坚持东北抗战的唯一政党。在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第一线，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中流砥柱。纵观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都没有向中国共产党那样，在反侵略战争中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重任。
东北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截然不同的政策，毅然地冲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局势和应变措施。除向中央写出报告外，还发表了全国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份宣言—《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公开申明党的抗日主张。 中华苏维埃政府 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可蒋介石仍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进攻。此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做出决议，揭露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欺骗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满洲；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下，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
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到义勇军之中，与抗日民众并肩战斗。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也不断到各地巡视，检查党对义勇军的领导。在对敌战斗的前线，许多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党陆续派杨靖宇、杨林等到南满、东满等地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武装，并先后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抗日义勇军一道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抗战的号召。满洲省委在事变第二天发出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呼吁：“伟大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进一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利益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东北掀起了抗日热潮。在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东北各级党团组织认真贯彻满洲省委关于“积极的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的指示，领导广大城乡民众开展了抗税、减租、抢粮、反对日本资本家克扣工资、破坏生产等各种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斗争。
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对义勇军的抗敌斗争十分重视。一九三一年十月，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成立的东北抗日救国会，它的宗旨和坚决抗战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救国会的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救国会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受党影响较深的爱国人士，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共产党或走上了与党合作的道路。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到义勇军和抗日第一线。
自党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创建开始，以义勇军为主体的群众自发的抗日斗争转向了自觉的、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的抗日斗争的道路。后来改称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为了东北战场上抗敌的主要力量，并与侵略者拼杀到最后，直至取得胜利。
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一九三三年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二月二十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统一了抗日军队的建制，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十一个军，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各部队在广袤的关东大地上，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同日伪军进行几千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他们运用各种手段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和“围剿”，动摇了侵略者的后方基地，牵制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支援），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英勇斗争，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22、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2）

一九三九年后，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部队对抗联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讨伐”。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秘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指战员壮烈牺牲。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零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广大官兵的意志没有被打垮，他们转移到深山密林，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伴星月而眠，食树皮野果充饥。抗联部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的方式，继续与敌周旋。一九四零年冬，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在东北党委会的领导下，抗联不断派出小分队到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袭扰敌人，顽强地坚持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联军随苏军反攻回到东北，完成了抗战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东北十四年的英勇斗争过程中，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为国捐躯，其中包括以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赵尚志、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雅臣、宋铁岩等为代表的一百多名抗联师以上干部。他们和广大抗联官兵在一起，缔造了伟大的“抗联精神”，这就是“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不畏险阻、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党在东北抗战中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在东北抗战中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远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熠熠闪光。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最初实践就是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还很难想象，在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东北义勇军抗日的？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的活动中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进行武装抗日，不过这种活动由于受共产国际影响，在东北展开的比较晚。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系在抗日的部队里并不公开，或者不公开出现，需要公开出现的，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可以公开的组织，如“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其武器装备主要是步枪、机枪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基本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东北抗日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率先领导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当地的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
十月初，曾任凤县县城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时间，辽宁省的抗日义勇军遍及各地。
十一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十二月末，共编成二十二路共七万余人。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其部队总数达五万余人。
二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二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
十一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五万人。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二十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五十万人。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五十八路、几十个支队约二十五万人。五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辽宁六十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钢屯）、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八月下旬，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十五万人。其中，吉林自卫军三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四月初，该部五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二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七万余人。中国国民救国军于三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六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五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该部于呼海路（呼兰—海伦）、齐克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
九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三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三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东北一百零三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一九三二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二十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十四万余人伤亡，四万余人投降、被俘，六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又转赴新疆；近五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十五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到一九三三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七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六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二万多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五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另千余人战斗至一九三八年冬。
吉林省义勇军六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有数千人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四零年。
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三、第六军和改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少部分战至一九四零年。热河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坚持长时间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一九四零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二万余次，毙伤俘日军五万余人、伪军六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

第一章 义勇军抗战综述 1、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影响下，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在其建立和斗争中，有些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少帅也给予很多接济。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东北军民奋起抗日（1931.9～1932.2）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5万余人。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抗日斗争蓬勃发展（1932.3～10）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50万（一说30万）。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4月初，该部5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2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5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1936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1、第2军。另千余人战斗至1938年冬。吉林省义勇军6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9、第10军。另数千人战斗到1940年。黑龙江省义勇军2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3、第6军和改编为第11军，还有少部分战至1940年。热河省义勇军2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继续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1940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焦润明在《东北抗日义勇军“血肉筑长城”》的讲座中讲到：东北义勇军最多时曾达50多万人。仅从1931年9月至1933年2月，义勇军即与日伪军发生大小战斗1499次，日伪军死亡4万余人，义勇军战死10余万人。东北义勇军经历的许多战斗异常惨烈，其抗日精神、抗战意志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唤醒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意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及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揭开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暨东北局部抗战的序幕。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地区无疑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中心，沈阳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过。义勇军精神就是国歌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2、东北义勇军的成分和系统
东北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作为义勇军的基础的旧军队，原来都是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它们抗击日寇的举动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反的。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之下的正规部队，而成为一支以旧的正规军为基储包括民间武装力量和抗日群众参加在内的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了。

一、东北义勇军的成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1．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计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邰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 名义指挥军队。
2．丁超、李杜部:盯李所领导的东北军，是驻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 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们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溃败的吉林省军队和一部分义勇军，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3．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王廷团，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军的残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
4．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名义。
5．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6．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东北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 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曾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7．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旧军政人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收编的胡匪
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农民的秘密会社
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愤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推动和组织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二、东北义勇军的系统

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各有系统，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个系统，即: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
1．东北军系统
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原来都是东北军正规军队的军官。在事变以前，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们，不准抵抗日军，他们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们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们受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没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说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们就相信这种欺骗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们有的便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驻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说“容后再议”，加以拒绝（见苏炳文的秘书长贺圣达给国内的“支电”，载一九三 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将领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马、李、苏、冯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吴焕章、韩春萱、韩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军将领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们脱离国民党的领导。
2．救国会系统
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军的款项共用了卅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境内各部义勇军，经过救国会的组织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编制上虽然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CC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对义勇军的领导工作上就一直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国民党CC派由于自己单独号召不起来，他们就掮着救国会的招牌向义勇军勾结拉拢，暗地里搞小组织。金子明、石盘（解放后已被镇压）是公开的CC派，他们又暗中拉拢王全一、王显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党（全称是国家主义青年党，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法西斯政治组织，在当时很活跃。他们在后方打入了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吸收青年学生，拉拢重要职员；在前方渗入各部队，并且自己组织武装。他们的政治负责人霍郁文和军事负责人王慎庐常到前方去发展组织，很多政工人员如高鹏、纪廷榭等被拉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骨干分子苗可秀、赵侗等在三角地带自己组织铁血军，并发表反苏反共言论。

3．后援会系统
朱庆澜于事变后经上海各有关团体和一 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历年办赈有关的救济团体和个人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组织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后来与救国会合作，于同年九月改组了救国会的各军区。不久以后，后援会受国民党压迫，宣告结束，因而它在后期义勇军的领导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它对义勇军的援助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系统之外，国民党改组派朱霁青在一九三 二年曾亲自到过锦西、义县一带，召集他的家乡中的一批人组成“辽吉黑民众救国军”，并向救国会系统内的义勇军进行拉拢。他本想独树一帜，但为时不久，便告结束，影响也很校这里，还须说明一下东北义勇军和张学良的关系。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奉行蒋介石的命令也为了保存实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在东北沦陷以后，受到舆论严厉的谴责，不能不感到内疚，何况日寇是他的杀父之仇，因此他对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不仅表示同情，而且极力予以支持。但是他又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来支持义勇军，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对义勇军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例如:他利用救国会名义的掩护，曾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交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他曾用发行爱国奖券等方式给救国会以种种协助。他曾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到北平，他都随时接见，慰勉有加。张学良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暗中支持义勇军的。

3、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活动

（一）黑龙江、吉林各部的抗战
1．马占山部的抗战:
在马占山未到龙江就任黑省代理 以前，谢珂等黑省爱国官兵已在江桥南端击退了张海鹏伪军的进攻。马占山到龙江以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旬在江桥附近予进犯的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举世知名。日寇不甘挫败，随即大举进攻，龙江被占。马率部退往海伦后，思想动摇，汉奸复乘机引诱，遂至变节投敌，重返龙江。后来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际，马又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并率部东下。日寇派松木师团主力跟踪追击，广濑师团封锁两江，并以飞机沿途轰炸。马率部边战边走，七月下旬在刘家店附近遭到日军平贺、平松两旅团的袭击，全军溃败。马偕数十人遁入深山密林，经龙门镇绕道前往海拉尔与苏炳文会合，退入苏联。
其残部则由邰斌山、邓文、檀自新等率领，穿越中东路，经肇东、大赉、开通、瞻榆等地退入热河，由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
马部吸收的义勇军以李海青部人数最多。李部以扶余、肇州、肇东、兰西各县为其活动地区，曾袭击过农安、安达、昂昂溪等地，但因系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往往日军一来，即纷纷溃逃。
2．冯占海部的抗战:
吉林沦陷后，冯率部北上，并在途中吸收了宫长海、姚秉乾等部义勇军，日寇派于琛澄部尾追。冯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于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图一带休整，会合盯李等部，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冯拟率部反攻吉林，在团山子和伪军遭遇，激战后转向方正县退却。当时由哈尔滨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备队和其他残部均结集于方正附近，敌人遂分路围攻，企图一 网打尽，与冯、邢各部在桶子沟、会发恒、夹信子、宝兴隆各地发生激战。各部奋勇抵抗，牺牲惨重。邢部退往依兰，追随盯李；冯到大勒勒密一带整理，从此和自卫军失去联络。
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十二月中间，敌军以全力对付马、李、苏各部，冯部转战榆树、五常、农安、长岭、瞻榆各地，于十 一月到达热河，经朱庆澜委以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六十三军。
3．丁超、李杜部的抗战:
吉林沦陷后，丁超、李杜两人虽未附逆，也未讨逆；敌伪派汉奸孙其昌等多次向他们诱降，他们也不断派人到吉林省城探听情况。当时哈尔滨在敌军主力未到之前，成为三不管现象（张景惠无实力，李振声仅有虚名，丁超人懦弱无能），又是富庶之区，因而成为汉奸、野心家争夺目标。李杜和冯占海在蜚克图会商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 日，乘机进占哈市。丁超经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赵毅在双城护路，距哈很近，也与李、盯冯联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丁超为护路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李杜（兼）、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计划防守哈尔滨市，驱逐汉奸谢介石，并约请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
敌人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大举攻哈，经二月四、五两日战斗，各部不支，相继撤退，盯李退到依兰。这时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风起云涌，都和自卫军发生联系，其中以王德林部最为活跃，在绥芬的东北军第二 十七旅张治邦团也响应起义。敌人以广濑师团进迫依兰，五 月十七日盯李由依兰撤向勃力，以后转战于哈绥线东段。敌人松木师团于五月下旬到海林，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一面坡、乌吉密一带布置，切断盯李和王德林各部联系。丁超中途变节，在宝清投敌，自卫军士气大为涣散。一九三二年冬，敌人于结束对苏炳文部攻击后，又抽回骑炮空各有力部队，加入对李、王各部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一路沿穆棱河向虎林、密山追击，一路由绥芬河进军，占领八面通、东宁各地，在小绥芬河将刘万奎部包围，刘部缴械投降。至此，吉林自卫军大部分被消灭，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苏境。
王德林率孔宪荣、王玉振、吴义臣、陈玉清等，配合红枪会、大刀会，共约五六千人，出没于宁安、海林、延吉、和龙、汪清各县，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东宁战后，也退入苏境。
4．苏炳文部的抗战:
由于吉、黑各部义勇军将领不能团结一致、合力抗敌，日寇乘机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各个击破:一 九三二年四月间击溃了丁超、李杜、冯占海各部主力，五月到七月解决了马占山部队，十月里“扫荡”我辽宁东边各部，追击盯李残部并消灭了王德林部。至此，所剩下的只有哈满线上的苏炳文一部了。日寇派松木师团驻齐齐哈尔，在十 月开始对苏用兵。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一旅、张殿九 步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一万二三千人。日、伪进攻之前，先派冯广有接收张旅，苏、张不同意，又拟调张旅离开苏炳文范围去安达，形势越逼越紧。在群众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苏炳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发出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宣言抗日。敌人用对付马占山方式来对付苏:先由敌军参谋长小矶要求会晤进行利诱，经苏拒绝；继之，松木师团长发出布告，威胁苏炳文说，如不投降，将以空军轰炸札兰屯、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各车站。
敌军进攻开始后，朴炳珊先在泰安镇地区和敌人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压迫富拉尔基的张旅，另以骑炮步兵由铁路两侧直扑札兰屯（苏军前方指挥部），切断哈满线苏军的联络，并以飞机沿线轰炸。苏炳文率眷属、士兵四千余人于十二月四日退出国境。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王廷、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蒙古草地进入热河。

（二）辽宁各部的抗战
1．辽西（救国会第一军区范围内）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黄在沿途以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组织义勇军，并扑灭张学成部伪军。黄在撤退到锦州的途中，即和救国会联合动作。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起抗敌。日寇进攻锦州和榆关时，他们都配合正规军，或多或少起了牵制敌军的作用。国联调查团出关时，他们和各军区一道接受救国会命令，发动总攻，破坏铁路交通，对敌军进行扰乱。他们所在地区因为距北平较近，得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部成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热河战事结束以后，各部都次第溃散。
2．辽南（救国会第二军区范围内）抗战:
这一地区义勇军的实际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国民党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3．辽东的抗战:
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阁、李春润、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挥，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逼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桥抗战时期，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军，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军的抗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4、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部队与最终结局

东北义勇军是在918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鬼子强占我东北三省之时，那些揭竿而起，奋勇抗击日寇的勇士而组织的武装。他们的人数最多时达30万人以上。
在中华民族面临战危亡之际，中国东北的民众义勇军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成为了东北战场抗击日寇的主体力量。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省，随后遍布东北全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广泛性，按地域主要分为：辽宁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义勇军；一度分为58个路军和20多个支队。构成人员极为复杂，有东北军官兵、警察、学生、工人、农民、土匪、商人、教师、富家子弟、官吏、僧人等等，几乎包括各阶层和各行业民众。其中农民占绝大多数，约为总人数人的50%，土匪约占20%，有的是主动投入义勇军队伍，也有自己举义旗抗日的，还有的是接受义勇军改编而走上抗日道路的。
东北义勇军主要有如下部队：

（一）、以黄显声将军为首的几名骨干所组织的、以各县民团和公安部队为基础的义勇军，1932年5月，分为五个军区，总指挥分别是：彭晓秋、王化一和李纯华、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熊飞、高文彬。同年9月间又把军区改为军团。
1932年9月以唐聚五将军为首的辽东自卫军合编为7个方面军。总指挥分别是李春润（第6路司令兼），总指挥孙秀岩（第16路司令兼）、王凤阁（第19路司令兼）、邓铁梅（第13路司令兼)、张宗周（第15路司令兼）、徐达三（第8路司令兼）、刘景文（第50路司令兼）
（二）、以王德林组织的吉林救国军和冯占海、李杜将军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其主要将领为：吉林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副总指挥孔宪荣，总部参谋长李延禄、前方司令吴义成。吉林自卫军的主要将领是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右路军总指挥冯占海，副总指挥宫长海、中路军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陈宗岱、左路军总指挥张治邦，副总指挥马宪章。同时还有吉西的李海青、蛟河的田霖、珲春的王玉振等抗日军。
（三）、由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抗日队伍为主力的义勇军。吉林西部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主要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吴松林、陈海胜、李忠义、石兰斌、朴炳珊、张殿九、谢珂、朴炳珊、李海青、邓文。
从“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9月，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义勇军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也有记述为5000余次）的战斗，据日寇记述，此阶段（至1933年2月）每月阵亡官兵为73人，有尸体者50余人。《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二辑第17页中记述；这一个（1933年9月）阶段中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10500余人。
东北义勇军主力的结局：
1932年2年底，冯占海兵败退到达热河。1933年初，张学良接将该部改编为第63军。
1932年10月11日，孔宪荣义勇军受到日寇重创元气大伤。
1932年10月张宗周、王凤阁、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等部被打散。唐聚五将军率数人退往北平，张宗周、郭景珊先后退回关内。该部被强行改编为庞炳勋第40军补充团，由于受歧视，许多官兵潜逃，队伍瓦解。
1932年12月2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3000余人、非战斗人员1200余人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
1933年1月，丁超在宝清向日军投降。不久，李杜全军溃散，在敌人突然进攻的情况下，从虎林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1月王德林将军率残部等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4月中旬，义勇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谢珂、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20余人经莫斯科、华沙到柏林。
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记述，中国东北义勇军在两年的作战中，伤亡达13万余人，退往苏联和关内的总数约7至8万人，溃散者约7万人左右。降敌和被俘者约4万人左右。坚持抗作战者约4万人左右。
在主力失败后，邓铁梅、孙朝阳，陈东山、卢明谦、张锡武等部坚持战斗，但至1934年亦先后失败。
义勇军牺牲的高级将领计有：
李昆山：东北抗日义勇十七路军副司令1932年3月壮烈牺牲。
关耀洲：东北救国义勇军第6路军司令。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32年2月5日牺牲。
田霖：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司令。吉林省人。1933年7月29日在吉林省清原县牺牲。
李春润：1932年3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路司令。8月9日任自卫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12月初任东北义勇军辽东总指挥第三军团副总指挥、总指挥。1933年8月辽宁省凤城县塔沟与日军激战负重伤殉国。
孙耀祖：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副总指挥部总参谋、第四梯队司令官。1933年2月，被俘牺牲。
白子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5路军副司令。辽宁省开原县人。1933年9月2日在辽宁省开原县牺牲
武止戈：察绥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陕西省渭南县人。1933年10月在北平市近郊牺牲。
景振卿：民众救国军前敌总指挥。吉林省长春人。1934年5月1日牺牲。
邓铁梅：辽宁省本溪县人。1931年12月任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1934年5月因汉奸出卖被捕。1934年9月28日，英勇就义。
梁锡福：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军司令。山东省曹县人。1936年初在辽宁省新宾县夹河北牺牲。
王凤阁：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后任抗日救国自卫军司令。1937年4月6日重伤被俘。4月15日，在吉林省通化县英勇就义。
蓝天林，抗日灭满救国军统领，于1937年8月壮烈捐躯。
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司令1939年5月18日，在河北迁安平台山与日军激战时不幸受重伤，壮烈殉国。
刘桂五1938年4月22日在固阳县黄油杆子村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
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者有：
郑桂林：东北义勇军四十八路军总指挥，1933年11月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黄显声：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军统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投敌的有：
丁超、程志远、王之佑、邢占清等
由于日寇的残酷进攻和义勇军本身的严重缺陷，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运动，其主力仅仅只坚持了2年左右就走向失败。但是做为民间自发的武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更何况主力虽然失败了，但义勇军运动并未停止，许多东北抗日义勇军残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有资料称：东北义勇军在日寇侵占十余年中，历经大小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达5万余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战斗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推动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义勇军的广大将士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我们尊敬；而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更是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歌颂的。
英勇的东北义勇军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存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5、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战日寇


公元1932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在“总司令”(当时东北军民的习惯叫法)张学良将军内调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围剿”，一度发展到40多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州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为李杜、刘宾、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
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卡片般的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元月份后，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战斗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
1932年3月中旬的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所部活动的大本营(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抗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
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发起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掌旗官韩文举和4名掌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是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的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语辈里人无须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决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者的脑海里。
65年后，当这支部队的3位健在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的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
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部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宾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它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
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万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的计划，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州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攻防易手；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据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豫明老人53年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的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时嘴里还噙着日伪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伪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的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可以说决胜于战争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地退却。而这种退却并非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
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女孩)遭到日军的强奸、杀害和摧残者不计其数。
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诸多积弊，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浴血奋战抗战一年多后，由于没有外援和后续保障，缺乏统一指挥等诸多原因，在装备精良的日寇大规模进攻和经济封锁下，孤军奋战，伤亡惨重，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中。
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满州里退至苏联〈今俄罗斯〉；李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宾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的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宾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苏联境内。
留在东北的义勇军大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中国共产党收编，发展成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
撤退到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队伍，被苏联缴械。1933年2月至1937年止，约四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先后共分八批陆续由新疆塔城入境回国，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其中有黑龙江铁血救国军约28000人，吉林自卫军约15000人，他们分别被安排驻扎于伊犁、塔城、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

6、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1）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本文说的是其中几个故事。

一、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马占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和中国的最初抗战联系在一起，和一座普通的江桥联系在一起。
江桥是黑龙江境内御敌北侵的屏障，大江襟带，巨野拱卫，长桥锁关，马占山将军就是在这里率部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日军16昼夜，歼敌数千余人。
1931年10月16日，汉奸张海鹏率三个团向黑龙江省进犯，刚与马占山的守桥部队交火，就遭到谢珂参谋长所部的炮火压制，守桥部队乘势出击，伪军狼狈逃窜。守军拆毁了江桥三孔，以阻止张海鹏的再次进攻。就在这时，张海鹏的两个团反正，宣布举旗抗日。张海鹏没有抢到头功，反而众叛亲离，被守桥部队打得丢盔卸甲，三天后狼狈逃回洮南城。
江桥被毁，日军乘机大做文章，一面通过满铁及各地领事馆提出所谓抗议，一面制造舆论，称洮昂铁路是“满铁投资项目”，包括嫩江铁路桥在内，均属“日本权利范围”。并且扬言关东军要“掩护满铁修复江桥”。延至月底，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已经进占了四洮路全线，日本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的1000多人开抵洮南。11月2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下了最后通牒：倘若妨碍修理江桥，日本方面则要诉诸武力。
11月3日，日军派出100余名满铁工人，在两列铁甲列车和日军掩护下开始强行修桥。日军飞机也开始出动，并开始向南岸增兵，炮击我军阵地。
马占山下达了“只准防御，不得攻击”的命令，这是中国军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接到的第一道可以抵抗的命令，江桥抗战从此爆发。
进入11月，嫩江流域气温骤降到零下30℃左右，江面及两岸泥淖结了厚厚的冰层。4日拂晓，我军守桥部队哨兵发现对岸哈拉尔有日军向江桥偷袭而来，立即开枪狙击，双方隔岸交火。日军凭借飞机轰炸，炮火轰击，向我方左翼阵地频频进攻。双方短兵相接，阵前呈现胶着状态，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我军斗志异常旺盛。
日军完全没有估计到会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近战中，飞机大炮又派不上用场，预先埋伏在江岸芦苇中的我军士兵也突然向日军发起冲锋，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日军血肉横飞，遗尸遍野。战斗持续到5日上午，我军一度突破日军右翼，敌人落荒而逃。10时许，日军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野炮兵第二联队、工兵第二中队一个小队，以及步兵三十九旅团、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三大队火速赶到大兴车站附近增援。
6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全线猛攻。黑龙江守军苦于装备低劣，又是连日的激战，主动退守三间房车站，作短暂的休整。
江桥之战，长了国人的志气，也灭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抗日热情高涨，举国上下、海外侨胞，纷纷捐款赠物，寄送前线。关内各种报刊对江桥抗战做了详尽的报道。马占山的形象上了各种广告、招贴，成为令人敬佩的民族英雄。一大批热血青年，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奔赴东北抗日前线。
12日，日军机械化部队越过嫩江，向三间房我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再次展开激烈战斗。炮火连天，大地抖颤，日军驻朝鲜弘前第八混成旅团，以及东京广崎混成旅团也赶到增援，马占山军“以一隅之兵力，抵日人一国之大敌”，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17日拂晓，日军分三路扑向我军三间房主阵地。战斗持续到深夜，阵地几次易手，失而复得，我军没有得到片刻休息。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我军只有绥化李云吉所部千余人前来增援，粮食储备仓库也被敌机炸毁。到了19日凌晨，被迫退守距省城10余里的蘑菇溪阵地。
齐齐哈尔陷落，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失败了，但是，它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1962年，担任吉林省体委主任的冯占海患了癌症，他瞒着家人为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并留下遗嘱：将我的骨灰埋在北大山（吉林）我的抗日发起地。1963年9月14日，一代抗日将领、忠诚的爱国者冯占海将军溘然长逝，终年64岁。
他从北山走来，又回到北山的怀抱。
1932年1月，各路义勇军齐聚哈尔滨，打响了著名的哈尔滨保卫战。
1月27日天刚放亮，伪军就在日军重炮的掩护下向市郊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宫长海率部凭借壕沟、坟地的有利地势进行猛烈还击。战地硝烟弥漫，原本军心涣散的伪军坚持没有多久，就被义勇军士兵打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几次进攻下来，伪军只丢下越来越多的尸体，却没有前进一步，惹得督战的日军痛骂不止。
战斗持续到下午，日军的四架“零式”战斗机前来助战，它们像苍蝇一样死叮在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义勇军士兵们用步枪击伤一架敌机，日军乘员清水清大尉被击毙。日机吃了苦头，再不敢俯冲，只在高空中胡乱地投下炸弹，然后逃之夭夭。
与此同时，李杜率部在上号、南岗一带与伪军交战，冯李二部协同作战，敌人尸横遍野，80多人成了俘虏，一个团的伪军在战场倒戈。到了28日，敌人再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攻，全线向南溃退，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1月30日，吉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在双城设伏，大败日军长谷旅团，后在数倍于己的日军不断进攻之下，放弃双城。哈尔滨门户洞开，形势十分危急。
1月31日，“吉林自卫军”在哈埠成立。推举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会上发表了抗日通电，号召各方武装力量一致团结，共赴国难。从2月3日起，日军主力部队抵达哈郊，日军集中火力，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兵分两路，向市区频频发动进攻。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战事异常激烈。
李杜亲临一线指挥，自卫军利用街区的民房、院墙和日军对垒，和日军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几辆坦克车被炸断了履带，前进不得，后面的日军狂喊着冲上来，和自卫军战士厮杀在一起，敌人的狂呼乱叫，变成了哭爹喊娘的哀嚎，敌人的一次次冲锋被击退。到了4日，几乎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战斗延至5日凌晨，自卫军由于连日苦战，装备低劣，损失严重，陷于被动的局面。赵毅部被敌人包围在一家油房院内，团长张春林不幸牺牲，部队伤亡惨重，他只好指挥机枪连突围，退往延寿。不久，南岗、上号一带阵地失守，几个阵地指挥官在战场倒戈投敌，李杜只好命令自卫军撤出战斗。
在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的同时，冯占海奉李杜之命，正率部从阿城出发南下，转战于团山子、会发恒一带，不久，几乎全歼了伪军李文炳的一个旅，成为一支吉林抗日武装的劲旅。

7、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2）


三、“老三营”勇夺敦化城
1932年2月8日，在吉林延吉的小城子，“中国国民救国军”宣告成立，王德林被公举为“国民救国军”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王德林首次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的口号。王德林时任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因此他的部队得了个远近知名的绰号“老三营”。
虽然王德林只是一个营长，可是个令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日本人强行修筑吉会铁路时，他就赏了领头的日本人几个耳光，旅长吉兴降了日本人，他更不买账，大骂吉兴忘了祖宗。国民救国军成立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乘日军兵力主要集中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无暇东顾，首先攻取敦化城。
敦化城位于长白山北侧，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又处于所谓“吉会铁路”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夺下敦化，既有了立足之地，又可扼住东北通向朝鲜的军事要道，打乱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计划。
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亡国之恨，冲淡了这个喜庆的日子，敦化城内显得冷落萧条。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虽然还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但是心理上还是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因此加紧了城内的戒备。这时，救国军各路攻城部队，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已经悄悄潜至敦化城外。
天刚放亮，攻城战斗在炮声中打响了。副连长史忠恒率领战士们搭起云梯，第一个跳上城墙，冲入敌阵，战士们紧随其后，守在城墙上的日伪军还没有从慌乱中醒过神来，就上了西天。
守在南门的伪军本来就对日本侵略者怀有莫大的仇恨，见部队来攻城，立即调转枪口，把9名日军捆了个结结实实，并打开了城门，一起投入了攻城战斗，与日军展开巷战。
城内民众闻听救国军攻打敦化城，都行动起来进行策应，使守城日军成了瓮中之鳖，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彻底溃败，日军守备队长长谷以下50多人当场毙命，剩下的残兵败将从西门夺路而逃。
救国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随后在王德林的带领下，连克额穆、蛟河二城，各地的山林队、大刀会、反正伪军和公安队纷纷来投，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到1932年3月，国民救国军人数已达到2万余众，各种武器7000余件。

四、“老北风”三战海城
辽南一带，有一股举旗抗日的绺子，当家的名叫张海天，练得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故在江湖上报号“老北风”。
日军沿南满铁路北犯吉、黑两省的时候，曾唆使汉奸凌印清成立“东北自卫军”，在海城县高坨子设立司令部，试图网罗各路土匪，配合日军行动。“老北风”假与周旋，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武装，生擒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冈繁以下日伪军200余人，凌印清和仓冈繁被公开处决。
“老北风”率部抗日的义举，受到张学良的嘉奖，并被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到了1932年6月，“老北风”的队伍已经发展到7000余人，编成13个大队，42个中队。北平的东北救国会委任“老北风”张海天为辽南地区义勇军前敌总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老北风”率部在台安、大石桥、田庄台、牛庄、高丽房等地与日伪军进行了50多次战斗。
1932年3月，张海天进攻了辽南重镇海城。
海城地处沈大线要冲，日军守备严密。3月17日，“老北风”张海天指挥着近万名义勇军，向把守海城的日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义勇军分几路铺天盖地地涌向海城及附近的乡镇，龟缩在各个据点的日伪军被这个阵势惊呆了，纷纷四散逃命，八里河警察局以及城内大批军事设施被捣毁。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警察局局长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同年8月初，张海天再度攻击海城，他选准了日军的一个兵站作为主要目标，“敢死队员”割断电网，一把火点燃了军需仓库旁的草垛，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兵站成了一片火海。
“老北风”的队伍平时分散在各处，有时，他把队伍化整为零，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到了用兵之时，很快就能拉起数百人、数千人的队伍。日军既摸不到义勇军的踪迹，又搞不清是什么打法，只好缩在据点里，惶惶不可终日。一天夜里，海城郊区响起了枪声，据点里的日伪军立刻炸了营，以为是义勇军攻了上来，便毫无目标地开炮放枪乱打一通，结果打了半夜才闹明白，原来是当地的农民得了病，放鞭炮祛病消灾。日伪军恼羞成怒，用炮火进行报复性轰击，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
“老北风”的部队得到消息，官兵们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叫侵略者血债血还。这一年秋夜，“老北风”率部第三次袭击了海城。这一次进攻的目标是海城火车站，义勇军实施分割包围，切断了各个据点和车站日军的联系，使敌人不能相互增援，然后集中兵力猛攻车站，敌人死伤过半，连还手的力量也没有。站区内火光冲天，建筑物被彻底焚毁。当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义勇军已携带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撤出了战斗。
“老北风”三战海城，打得侵略者闻风丧胆，成为辽南一带的抗日劲旅。1939年张海天在北平病逝，时年52岁。

五、王凤阁慷慨就义
在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一部历史图片集《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内，收录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王凤阁就义前的留影。尽管年代久远，斑驳的画面仅能见到模糊的影像，然而它所具有的震撼力，绝不亚于崩绝的山峰。
日军在行刑前，为王凤阁将军及被俘人员拍摄了这幅照片，将军大义凛然，手捧铁铐，端坐在前面，他的右侧是警卫员大丑，左侧是他的妻子张氏和两位义勇军战士。后面是两排日军“讨伐”队的官兵。
这幅旧照，是日军当作“功绩”来宣扬的，却为正义和邪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
1932年4月，王凤阁在通化、临江交界处，组成了以伐木工人为主体，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辽东民众义勇军”，并被唐聚伍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司令。他带领义勇军官兵，在柳河、海龙、临江、通化、辑安等地坚持游击战争长达5年之久。王凤阁将军的抗日斗争史，见诸于大量的档案文献之中。
1932年6月，王凤阁部击溃伪军一个团，攻克金川县城。
同年秋，王凤阁部包围海龙县城50余天，消灭日伪军大批有生力量。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日伪军对王凤阁部进行了多次残酷的“讨伐”，均以失败告终。
1935年，日军逮捕了王凤阁的岳母及亲属多人，并逼迫她们写了劝降信，王凤阁当众宣布：日军即使将我老母、妻子抓去，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任何亲友，同情我抗日者亲之，给日寇当汉奸者杀之。
1937年3月，王凤阁部在老虎顶子陷入敌人重围，部队伤亡过半，王凤阁及妻儿同5名救国军战士在突围中被俘。
王凤阁等人被押到通化，日军在城里东江春饭店摆了一桌酒席，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不吃这一套，还没等鬼子们端起酒盅，他就把这桌酒席掀翻在地。日军只好把他押到宪兵队的监狱。
4月1日，是行刑的日子。这天清晨，日伪军实施了全城戒严，整个山城被萧森的气氛所笼罩。
东北4月的天气，依然寒气袭人。人们驻足街头，寒流从心中滚过，凝成默然的仇恨，目送着刑车驶向玉皇山下的柳条沟门。这里，事先掘好了土坑，闻讯赶来的群众站在远处为他送行。临刑前，王凤阁将军高喊：“父老乡亲们，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就不会亡……”
英雄倒下了，英雄的呐喊在山谷里回荡。
将军就义时，年仅42岁，他的妻儿及5名战士同时遇难。

8、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3）

六、辽西义勇军痛歼古贺骑兵团
从锦州出发，经百余公里的山路颠簸，赶到了昔日锦西县城--钢屯镇。73年前的一个冬日，这里展开了一场东北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立一块石碑纪念东北义勇军的战绩
整洁的小镇上，不时传来叫卖声，街路上，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雨中的小镇看上去肃静而悠闲。
在钢屯镇镇政府一位王姓秘书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那场震惊于世的“痛歼日本侵略者古贺联队”战斗的原地。当时，这里被称为“西甸园子”，位于该镇的西南，是东北义勇军痛歼侵略者的主战场，古贺中佐毙命于此。钢屯镇人民在此地还立了一块石碑---“歼灭古贺战场遗址”，以纪念东北义勇军的战绩。
“一代一代传颂东北义勇军的事迹，现在钢屯镇人都知道这场战斗，这里已经成为钢屯镇人民的骄傲，更是锦西人民的骄傲。”王秘书说。
望着眼前这座纪念碑，时光仿佛又回到73年前，那场战斗中，东北义勇军挥枪痛击侵略者的呐喊声，再次在耳边响起……
当场击毙日寇古贺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年底，侵华日军开始向辽西进犯。1932年1月6日，日寇侵占了当时的锦西县城---今钢屯镇。锦西民众听说日寇古贺(中佐)联队占领了当时的锦西县城，义愤填膺。1月8日，当时的西五会民团首领召集刘纯启、刘春山、张恩远等人集会，推举刘纯启为抗日带头人，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准备歼灭古贺联队。
古贺听说县城西部有抗日武装，十分狂傲的他决心对城西一带村庄进行“扫荡”。
1932年1月9日，古贺率骑兵团向锦西县城西部进发，意围剿义勇军。上午10时半，古贺率队到达上坡子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好的义勇军和抗日群众的攻击。正当古贺联队被打得惊魂不定时，又忽闻锦西县城遭到袭击。古贺急忙率队往县城西撤，到达西甸园子处，再次遭到刘纯启部下刘国臣等人的伏击，古贺被当场击毙。

这次战斗，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伤30余名，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剧事件。”当年出版的新闻杂志记载:夫锦西之战，闻之皆血泪也。日军说起这次遭遇战时，不禁谈虎色变，发出“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的哀叹。

渤海大学退休教授穆景元认为，锦西义勇军和当地人民靠自己的力量，敢于用劣势武器与骄横残暴、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搏斗，这场战斗点燃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火，为以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1937年的全民抗战开辟了道路。
时光流转了几万个日日夜夜，可是人们没有忘记东北义勇军，至今在钢屯镇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歌颂东北义勇军的民谣:“天狗咬、蜂子蜇、座山旅打的恶、杨麻子不用说……”

七、黄显声首倡创建义勇军
1931年沈阳沦陷后，黄显声率领的警察及公安武装部队撤到了锦州，当即下令整编省警务处所属公安部队，调集全省各县干警补充兵力，重新编成了3个公安骑兵总队，组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黄显声认为仅靠现有能够集中起来的这些力量，远远不足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众的武装抗日力量。在得到张学良的默许之后，黄显声以省警务处的名义，积极开展组织民众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与各地爱国人士广泛联系。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该会31名执委之一的黄显声，对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同时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鼓励和支持退役的及潜回家乡的原东北军官组建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还制订了民众武装的“编委方案”，方案中对民众抗日武装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方案中还规定:凡能举义抗日的民众武装的领导人，均授予一定的军职和军衔，“率武装100人者，以上尉待之”；“率开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营长”；“率武装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不满100人之部队，当俟与他部队合并，俟达定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同时还计划在辽西组编8万义勇军，后来随着辽西的义勇军广泛兴起，大大超过了原来预想的目标。
黄显声当即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委任张海天为乐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辽中；委任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驻台安。
一时间，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到锦州，商讨组建义勇军事宜，黄显声分别给予答复。并根据各地的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分别加以收编和委任，到1931年末，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已有20多路军，遍及辽宁各地，人数已达四五万人。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集结兵力，准备分别从沈阳、营口、通辽三路同时向锦州进攻。黄显声立刻命令各地抗日义勇军阻击各路入侵之敌。义勇军们充分占据有利地形，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损失惨重的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锦州的计划。黄显声在战斗结束后，给张学良转救国会的电报中说:“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敌工作异常收效。”并建议救国会“速派人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一致扰敌，到处袭击，则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腹背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抗日义勇军的胜利，推动了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成长。

八、苗可秀率铁血军汤沟伏击大捷
在凤城火车站以南的凤城南山上，有一片松林，在这苍绿中，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在这里，碑的正面刻着“抗日烈士苗可秀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1935年3月，敌人集聚了一个师团近6000人的兵力，扑向三角地区的岫岩一带，“围剿”苗可秀的铁血军。日伪军计划分路包抄，欲把铁血军裹在岫岩一角。
苗可秀率铁血军避开敌人的主力，沿岫岩、盖平、海城交界一带的山区迂回活动。
4月21日下午，队伍行进到岫岩北部的汤沟。苗可秀顾不上行军的劳累，到村里小学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他讲得十分生动，群众听得入神。突然南山响起枪声，接着子弹声响个不停，苗可秀率部迅速往北山撤退。不一会儿，敌骑兵200多人闯进汤沟村，见村内没有抗日军，以为被吓跑，当时天色已晚，敌人便就地宿营。
苗可秀得到情报，知道当天在汤沟的伪军有200名由大石桥守备队西泽中尉率领，分住两个大院。苗可秀决定攻打这支日伪军。
深夜，铁血军悄悄进入汤沟开始进攻，刘壮飞率领一大队袭击西大院，白君实率二队进攻东大院。刘壮飞首先将敌哨兵击毙，接着枪声大作，敌人不知来了多少抗日军，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刘壮飞心生一计，令战士稍缓攻击，向屋内喊道:“马贼已被我们打跑了，我是奉命来接西泽指导官的，请太君出来吧。”敌人信以为真，西泽从屋内走出还喊着:“我是指导官，我是指导官。”西泽一露头立即被铁血军战士击毙，日军大乱。当前院战斗打响时，住在后院的伪军慌忙起来应战，白君实首先向伪军喊话:“你们若是中国人，赶快逃命，我们是专来打鬼子的。”伪军听到喊话，纷纷逃去，丢下武器。
此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大部分伪军遣散，缴获三八式马枪百余支，手枪4支，机枪2挺。待敌人大批援军赶到时，铁血军早已无影无踪了。
汤沟一仗，铁血军重创敌军，令日伪军思之胆寒。

九、凤城监狱大门被自卫军砸开
1931年12月26日，这一天并不寻常。它在凤城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夜里12点，凤城枪炮炸响，火车站的日本警察署和宪兵分遣队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惊恐失措，衣服也穿不上，枪也找不着，想和外面联系，电话线也被割断。他们只好龟缩在掩体内，几次拼命往外冲，都被打了回去。
当车站的枪声响起之后，驻在城里的敌守备队西河小队长，一面命令驻车站的自卫团固守还击，一面向鸡冠山守备队和连山关大队部报告紧急情况。这时电话线被割断，他们只好拼死据守。邓铁梅亲自调动人员，以密集的火力向院内开火。在自卫军猛烈的攻击下，守备队只得缩在院内。这样，车站和城内的日伪军便被分割包围起来。
监狱大门被砸开，“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日伪军逮捕的500名爱国人士被救了出来……清晨4时，搬运战利品的大车驶出县城。
这是邓铁梅自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来的首战告捷，三角地带军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这一仗打出了东北人的志气，振奋了民族自救、抗日到底的决心。至此，邓铁梅和他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威名远扬。

9、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


赵殿良：沈南组建二十一路军
1932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下，曾在东北军任职的爱国军人赵殿良在沈阳城南一带联络组织抗日队伍。赵殿良又名赵振国，1929年在奉天北大营教导队肄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在沈阳联络抗战一事。
赵殿良在沈南召集林子升、沈宝林、吴殿祥、崔洪武、魏五洲、徐黑虎等11股民众武装，在庙儿沟玉皇庙内集会，共商抗日救国大事。他们在会上盟誓：“为国报仇，卖国求荣者，必死于炸弹之下；卖友丧心良者，天神共诛之。”遂正式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任司令，白广恩任参谋长，下设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吴殿祥、第二支队司令沈宝林、第三支队司令林子升、第四支队司令徐黑虎。

白广恩：联络各方，慷慨赴死
在赵殿良的队伍里，参谋长白广恩发挥了很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白广恩在铁岭县古城子小学任校长。白广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1931年年底，他回到家乡歪头山一带，联络知识分子，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赵殿良受命组建抗日队伍，首先找的就是白广恩。因白广恩是歪头山村人，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且与一些自发的抗日组织有过接触，便主动为赵殿良介绍情况，出面联络。白广恩身为参谋长，积极出谋划策，赵殿良对他亦十分器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倾听他的意见。白广恩富有正义感，又有学识，因此颇受义勇军上下的尊敬。他参加抗日后，又动员其弟白广泽、妹夫刘永丰等亲属投身到抗日队伍，当义勇军的交通员。
义勇军刚刚建立，武器装备较差，有些还使用土枪、大刀和棍棒。为解决武器问题，白广恩多方进行筹划。当时歪头山村一些大户为保护各自利益，出钱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枪队。白广恩得到这个情报后，通过内线联系，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将这个洋枪队全部檄械，补充了义勇军武器装备。通过他的教育，洋枪队人员有的自愿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义勇军。义勇军纪律严明，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义勇军筹备给养。岱金峪的冯绍义和冯绍礼姐妹开设的缝纫铺也成为义勇军指定的服装加工厂和秘密联络站，白广恩经常派白广泽与她们取得联系。
1932年8月，赵殿良与白广恩研究攻打沈阳的具体方案。攻打沈阳战斗之后不久，白广恩又协助赵殿良指挥义勇军攻打歪头山、石桥子、姚千户等火车站。同年9月19日，在进攻歪头山火车站之前，白广恩亲自策划组织了炸毁歪头山铁桥的行动。由于义勇军没有现成的炸药包，白便亲自制做土炸药。他用大茶壶装入炸药和碎铁片，重量达20余千克。当晚8时许，他和两名战士装扮好，用担子挑着土炸弹，来到歪头山铁路桥上，将土炸弹埋好后点燃捻子，马上撤离现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桥被炸毁。当晚，白广恩又指挥攻打歪头山火车站的行动，参战的义勇军有200余人。白事先侦知，敌人在歪头山车站周围设置了三道铁丝防护网，因此，事先从当地群众家里借来三口铡刀和几十把菜刀。凌晨1时，义勇军从三面包围了火车站，号角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当义勇军砍破铁丝网，冲向火车站时，受到站内日伪士兵和警察的抵抗，双方对射达数小时，后驻苏家屯、沈阳的日军赶来增援。义勇军于凌晨3时主动撤出。义勇军炸桥和攻打火车站的行动，使安奉铁路交通中断达十几个小时，使日伪当局极为惊恐。
二十一路军曾三次攻打沈阳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日伪对其采取军事围剿和诱降等手段，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1932年9月，日伪先后诱降了徐黑虎、肇宝昌等部，并将其头领杀害。同年9月中旬，二十一路军在辽阳东部高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林子升、吴兆林、高占腰、王中一、宋明廉部攻打本溪县。但由于沈阳被打后，日军在安奉线增派部队加强防守，义勇军虽然打进了本溪县城并扒了一段铁路，可仍无法立足，只好撤出来。不久，由于日军加大围剿力度，到处讨伐，义勇军很难集中搞大战役，只好化整为零。10月，赵殿良回北平，二十一路军逐渐解体。1933年1月，白广恩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他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并高声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林子升：据守浑河堡，敌如鲠在喉
如今的浑河堡高楼林立，成为沈阳浑河南岸的一处高档住宅区。
这里1932年是沈阳城市近郊，是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的桥头堡。这里的抗日活动使敌人如鲠在喉，昼夜不宁。林子升当时是浑河堡村村长，被赵殿良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第三支队司令。1932年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城后，日本人在《满洲国地方事情》一书中也承认：“曾袭击奉天省城之林子升、燕子、徐黑虎，仍然盘踞在城南十二三里，居然形成一大敌国，且使拥有四百名警察之县警察队，亦难踏入其地区一步之状态。”
在沈阳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1988年2月26日苏家屯党史部门对林子升长子、浑河堡村村民林奎村的访问记录，当时他已83岁。据他回忆：
九一八事变前，我爹是浑河堡村村长。
“九一八”夜，北大营的炮声把全村人都惊醒了。第二天天大亮后，很多人跑出来，有的路过，有的到本村住下。这些人多数是兵工厂的工人。日本人占了兵工厂后，工人们都跑出来，远道的回不去家。大家商议，求助于村长。有鞍山、辽阳、营口等地的几十人，受到我爹帮助回了家。后来，辽阳兴起义勇军，有两个报号“七侠八侠”的人，领一大伙义勇军投奔林部，此二人就是事变时受到我爹接济的。
当时各村都有一种组织叫“会勇”，我村有四五个人。由于地方不太平，我爹决定扩大“会勇”，凑钱买了些枪支弹药，把上深沟子、榆树台、黄泥坎、夹河等村都联合起来，总共三四十人，成为一支队伍，天天巡逻防范，名声越来越大。
奉集堡有个当小学教员的，叫赵殿良。他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常到这里与我爹取得联系。
攻打沈阳后，我爹部队曾驻过蛤蚂塘、石桥子、白清寨、白旗沟等地，最后在石官屯驻防，已是冬月，准备换季。日本领商团、保安队包围了石官屯，抵抗到天黑，日本人往烧锅院里攻，我爹全队已经把子弹打没了。我爹趁天黑骑马跑了出去，在杨士屯南的太家屯我舅舅家换了衣服，就去了北平。
我爹到北平找到（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我爹要后援会助他回来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但何应钦与日本后来签了一个协定（《何梅协定》——编者注），后援会撤销了。无奈，他在东北军的一个被服厂任了职（当一个少尉科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端午节前后，我爹领全家回到浑河堡，到1955年去世，时年73岁。
攻打沈阳之后，赵殿良就离开此地，临行把二十一路军的官方（即官印）交给我爹，说队伍重新发展起来，你任司令，我去向救国会汇报。我爹把官方交给挚友吕景绪，吕景绪托他哥保存。直到我们从北平回来以后，吕景绪把官方交还给我爹。我爹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被告知）让自行销毁。于是，我经手把它烧了。官方为木质，上刻“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官方”字样。
林子升曾驻防蛤蚂塘。1988年2月3日，党史部门到蛤蚂塘村访问了4位年龄均70多岁的老人梁成果、梁守珍、李殿厚和李殿文。其中一位老人回忆：“别的队都称号，惟林子升报真名实姓，自称林子升。有一次在这村讲话我听到了——‘我林子升的部队不准抢掠’。所以，林队军纪很好，老百姓都不怕他。有小股土匪，真正的胡子，他还抓。有一个王大个子领几个人行抢，还有一个报号‘草上飞’的人也领几个人到处抢，被林子升抓来，两个人都毙了。他的队伍人数较多，大概有六七百人。打沈阳后，林子升就住我们村。那时日本人常来，三五个人，骑着大马，来与林子升谈判，最后不知怎么就被日本人包围在石官屯一个大烧锅院里。”
石官屯那次战斗，林子升部奋勇突围，后又在麦子峪、祝家南一带遭伪警截击，第三支队终被打散了。义勇军战士王守贵、李玉成、郑广福、尚士德、周洪恩、李凤友、张荣士、王俊山、闻呜山等被俘，被敌人野蛮杀害。

10、墙缝大捷（1）


一、首战墙缝

1932年3月13日，由吉林救国军补充团在墙缝伏击天野旅团，拉开镜泊湖连环战的序幕。补充团是王德林脱离东北军十三旅序列筹备起义时，李杜自卫军给王德林送来一万元扩团军费，当时王德林已决意以抗日救国军旗号抗日，又不想退回这笔“雪中送炭”到手的银子，为合理收下这笔军费，成立了名义上属自卫军的补充团，这样救国军仍保持独立而不受自卫军的节制。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对士兵工作紧急决议》，李延禄是受中共延吉中心县委指派，深入东北军做下层抗日兵运工作的。这样，他利用早年与老三营王德林交情关系，来到老三营，王德林念及早年过命之交和赏识李延禄的才干，委以救国军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职务。
墙缝在牡丹江流入镜泊湖入口处北侧山地，这里江道弯曲，柳毛丛生，冬天从敦化去宁安的生意人，就会摒弃弓背山岭旱路，从江面冰道上抄直线去敦化。刚入冬冰面路滑，路人先在冰面上撒些麦芋子，人畜车就踏出道了。
九一八关东军攻占东北后，极力想打开敦图铁路战略通道，没成想吉东地区暴发各种报号反满抗日武装，干拢和阻碍了关东军控制吉东地区的稳定，最为猖獗的要属原老三营的救国军王德林部，攻敦化，打额穆，克蛟河，吉敦铁路不保，关东军急了，从哈尔滨前线调来天野旅团进占敦化，对活跃于吉林至黑龙江交界的救国军进行武力清剿。
面对关东军强劲压力和东北军节节败退颓势，救国军闻风躲进山里避战。补充团在补充团党支部书记孟泾清指示下，准备把补充团拉到镜泊湖山区，利用山地和关东军干一仗，以示中国人民不甘示弱的抵抗意志。补充团团长李延禄完全支持孟泾清的主张，来到牡丹江入湖口山地踏查，寻找伏击天野旅团的理想战场。他是先来到湖南岸鹦哥岭的苏吉额穆巡查地形，恰好遇到窜山狩猎的湖西村猎户李长发，两人经过短暂交流，互为认识。李延禄向他宣传抗日思想，介绍自己是抗日队伍的，要找个好的地方伏击关东军。李长发看到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高高个子的人，打关东军他当然高兴，指着江北一线墙崖的山地说，那里打埋伏会比这更好。李延禄在他的向导下，来到江北墙缝山地。
墙缝，就是在江北拱起的沿长山地，临江是陡立如墙面的蜿蜒五里长的山崖线，石崖与崖之间出现大小不同的豁口，山角下就是冰面通商古道。李延禄踏查看完地形，当即决定在这里设兵埋伏。
在棺材脸子村召开的救国军高级会议上，李延禄提出在南湖头设伏抗击关东军，遭到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的反对，他认为组建救国军不易，不能轻易碰敌，想上山“抱山头”。王德林组建救国军就是为了抗击关东军，如果面对强敌不抗躲进山里，从脸面上说不过去，就说你们年轻人有抗日决心是好的，那就打打试试吧。并且把老三营库存所有手榴弹调拨给补充团，当地老百姓用了二十几匹的马，帮着往墙缝补充团阵地上驼运手榴弹。
李延禄执行孟泾清指示设伏抗击关东军，是有必胜把握的。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日军的骄狂不备，三是武器的利用。救国军连克三县后，补充团武器得到加强，捷克机枪二十一挺，三八式机枪七挺，大小枪支一千六百余件。
当时，在敦化沙河沿的地主戴凤龄，全村近百十口人，是个远近闻名的高墙大院，四周高台上有炮台，养了一二百名炮手，因关东军的入侵，决定和盟兄王德林一起抗击关东军，挑选一百名身强力壮的佃户村民，举家加入救国军，王德林给了戴家兵独立营的番号，戴凤龄任营长，戴凤龄的几个儿子当了正副连长。这个独立营别看只三百来人，不可小觑，戴大院是方园几百里有名的富裕人家，这样的人家树大招风，时常会遭到胡子的抢劫和绑票勒卡，所以戴家很早就在院里养着百来名炮手，不惜重金购置的有连珠枪、“大抬杆”、三八式，管事的队头挎着进口的二十响捷克匣子枪，更替陈旧的老套筒，很是威武气壮。这次戴凤龄听说补充团要拉到南湖头打关东军，向王德林争取配合补充团伏击战。戴凤龄是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地主，他向王德林表示，眼见关东军入侵，戴家不去迎战，那我们举家抗战还有何用！王德林见戴凤龄上前线打关东军心切，就准了他这一要求。戴凤龄出师抗击关东军，还是因为前不久攻打敦化，部下擅自违反军纪，戴凤龄想通过加入打关东军的战斗，给自己争回脸，昭示自己参加救国军不是占便宜而是来抗日的。
敦化那边热心的群众纷纷捎来口信，说关东军已经过了敦化，正顺牡丹江朝这边开拨了。李延禄给补充团各连和戴营布署战斗位置，西山岭是关东军顺牡丹江进来的第一个阵地，让戴营扼守，做为收狼打尾。而顺着西山朝东江北的墙缝各山头阵地，则由补充团分布扼伏。在阵地与阵地之间，李延禄挑选有战斗历练的老兵用机枪把守，因为阵地之间是大小不等的开阔地，如果火力配备不强，就容易被关东军钻进来对设伏实施反包围。李延禄命令各部从后山进入阵地，以免在阵地前留下脚印引起关东军的警觉。并嘱咐设伏西山岭的戴凤龄，说关东军进入时一定要隐蔽好，不能暴露一点声音，东边5号阵地不开枪，你们不要惊动关东军。整个设伏部队最东头的5号阵地枪声为令。5号阵地既是掐头阵地。
指挥所设在5号阵地后边无名高地上，那里山势很高，和5号阵地只隔一沟，山上一块巉岩石。脚踏在巉岩上，可以俯瞰牡丹江通往镜泊湖的弯道，各阵地守伏的补充团全在李延禄眼皮底下，从这个无名高地，可以掌握战场发生的全景。
牡丹江下江瓦房店有个猎户叫陈文起，闻知关东军来了，带着全家逃到西山戴营驻地，因为他是使枪的猎人，平常和戴家炮手熟悉。这次躲避到西山上，他想参加戴营的伏击战，把关东军当猎物打，体验一把打猎的乐趣。不过自己手里围猎用的是松口猎枪，看着戴营手里都是快响的钢枪，很是眼馋，心想，趁战斗打响机会也缴获几支关东军的好枪。早春三月的天，北方还在零下十来度，天冷又不敢生火取暧，就守在山后生生被风吹寒袭。守了三天不见关东军动静，补充团和戴营守着有点耐不住性子，陈文起想趁夜潜回家取点东西来，顺便再探探风声。谁知日军半夜偷偷开进瓦房店，正在炕上抽烟的陈文起被关东军逮个正着。开始关东军认为他是抗匪的探子，经过审问和他的装束，就认了他是窜山林的猎人，逼他给关东军带队。陈文起一听，这好呀，他知道救国军设伏的位置，就答应了。
去牡丹江不走山地旱路，顺江面上有两条冰路可选择，一条是江南苏吉额穆下的冰道，一条是补充团设伏的墙缝地段的冰道。正像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回忆中评价，如果陈文起怕死，可以带关东军从瓦房店渡江绕道走江南冰道，避离墙缝伏击阵地，如果他以此卖主求荣的话，可以将救国军设伏秘密告诉关东军，引导关东军从后山实施反包围。关家小铺阻击战，是因为汉奸魏学海事先探知设伏情报，使得关东军从设伏的八连后沟包抄过来，将一场伏击战改成被动的阵地战。这是后来李延禄总结整个镜泊湖有失有得的连环战，通过八连的损失，才更加称赞陈文起勇敢把关东军引入伏击圈的行为。
那么现在，陈文起真就把关东军天野旅团大军，勇敢地引到墙缝冰道上。天刚蒙蒙亮，从无名高地的指挥所上，老远就能看到浩浩荡荡开拨过来的旅团战队，四排纵列，扛着枪，有押着抓来运载武器弹药的马车，马车和行列的关东军拥挤走在冰面上。等关东军先头部队到达最东边5号阵地，史忠恒首先开火，一时间整个潜伏在墙缝沿线阵地后面的补充团勇士，拼力往崖下冰道上的关东军堆里扔手榴弹。关东军队形乱了，遭受着5号阵地、4号阵地、3号阵地、2号阵地和1号阵地上的手榴弹的轰炸。补充团躲在岸石后面保险地形，只往崖石下投掷手榴弹，就可以听到崖石下狼嗥似的惨叫声，那是关东军肉体被炸零碎和炸飞的绝命声。补充团听见关东军惨叫声，更增添战斗的勇气，他们急速往下投手榴弹，一个专拧手榴弹盖，递给投掷手，投掷手只管拉弦往下边人堆里扔，投掷节奏很快，如同连发炮弹效果。冰道上光溜溜毫无遮挡物，关东军只有挨炸份，没有躲避地儿，江中间的柳毛丛离冰道很远，再说指挥官命令士兵不许后撤，成集团往崖缝上冲，又成团被手榴弹炸碎，他们既恐怖紧张又不甘心失败，崖缝都是陡立的墙面岩石，很难仰面冲上去，后来关东军想通过两阵地之间平坦开阔地对补充团实施反包抄。李延禄事先预计的机枪手，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守在5号阵地的刘金峰掌控着捷克机枪，和几名补充团战士拼命往冲进开阔地的关东军身上猛扫。补充团机枪据守高地，看得清楚，冲进开阔地的关东军毫无遮掩地被机枪突突死，扔下一片一片尸体。
守在西山阵地的戴营更是过瘾，他们据高临下，独立营2连和3连在正面半山腰截住关东军，配合东边的补充团关口子。这些炮手个个都是摆弄枪的老炮手，枪打的准，毙命率高，三百人的炮手，形成一排排射下来的枪弹，雨点式地射在关东军的身上。戴万龄三儿子戴克吉，开战前带着三名炮手守在西山东山腰，山根是一条沟加接东山一号阵地，那里窜进一队关东军，想对一号阵地反包抄。戴克吉三个炮手朝窜进来的日军开火，日军背部受敌，扔下几具尸体，退逃出去。
打了近两个小时，关东军渐渐支撑不住，开始认输往江中间柳毛丛里撤，江中心距墙缝远，手榴弹对那里构不成威胁，补充团子弹又少，补充团有劲使不上，双方处于僵持阶段，但是关东军不甘于失败，想捞回惨败的损失，组成一次又一次反扑，终因近距离被补充团的手榴弹炸退。关东军开始朝墙缝崖上发射炮弹，一次次炮击墙缝，又因墙缝特殊地理特点，打近了碰在陡石墙面上滑落下去，在崖底下爆炸，打过了就绕到伏在补充团后边的山地里爆响。补充团头顶上是嗖嗖而过的萝卜弹头，在他们身后爆炸。关东军再派出集团式的团队往墙缝豁口处冲击，又被崖石后的补充团轰炸下来，留下一堆一堆的尸体。又有几队朝墙缝阵地之间开阔地冲击，在两侧高地崖石后面是补充团的机枪手，正好朝冲进开阔地豁口的关东军扫射。
日军经过几次轮番冲击，都被补充团的机枪和手榴弹控制住。但没想到的是，关东军队尾的部队占据了西山半山腰阵地，这样一来，补充团1号阵侧冀就露给关东军。关东军开始通过西山沟底反抄1号阵地。关东军用迫击炮轰炸，1号阵地的碎石四裂腾起，关东军趁补充团躲避山石蹦裂，冲上1号阵地半山腰。这时给李延禄当通讯员的当地村民李长发急急跑来，告诉守在1号阵地的连长朴根重赶紧转移撤走，1号阵地补充团这才遵令朝后山高地后撤。站在指挥高地的李延禄看的明白，开头是听到西山戴营没有枪炮的动静，后来通过望远镜发现关东军占据西山高地，并向补充团1号阵地冲突，就告诉身旁充当通讯员的李长发赶紧让朴根重撤下来。为保存补充团实力，命令墙缝各连不要恋战，整个墙缝补充团也开始有序陆续撤出战斗。

11、墙缝大捷（2）

二、关东军向导陈文起的作用
自九一八关东军跟东北军开战以来，关东军一路凯歌，所向披靡，马占山的江桥决战，虽停滞了关东军进攻的步伐，最后马占山还是被关东军收买而占据齐齐哈尔；冯占海邢占清的哈尔滨保卫战，在李杜联盟下，最后也没顶住关东军钢铁阵势，铜墙铁壁被攻破。现在，关东军怎么也没料到，会在墙缝上遇到伏击，并且是不见经传的地方部队。他们从损失的惨败中，得知这是对方一场有准备的伏击战，占据天时地利条件，对十五旅团构成死亡危胁，天野从急战取胜中冷静下来。整个墙缝战斗从早上天放亮开始打，持续到下午两点，虽然关东军攻占了西山高地，但对于控制墙缝阵地，天野还是心有余悸，通过损兵折将，他体会出对方战地长官是位善于诡黠兵计的对手，再往前冲，还会遭到神幻莫测的陷阱，他决定撤出战斗，急令部队在江中湾集结，成梯队交叉往后撤。
墙缝伏击战成功取得，不能不提陈文起向导的作用，然而在关东军遭到墙缝山崖线上手榴弹轰炸，损失惨重中，得知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伏击战，那就是抓来这个向导故意把他们引入伏击冰道上，他们开始四处找那个向导。
陈文起在战斗打响后，和从敦化抓来的“官车”车夫，一起躲难在巨大卧牛崖底下，躲避着上头的手榴弹的轰炸。他们身旁有个墙体豁口，日军就想从这个豁口中冲上墙缝上去，又一次一次被炸回来。那些被炸死日军扔掉的三八大盖，陈文起在石底下看的清楚。他在戴营发过誓，在这次伏击战中一定要缴获一支不比你们逊色的好枪。他起身离开崖石，靠近豁口在瞧准时机，车夫一见他站在那，一个劲喊他赶紧猫起来，别让流弹刮着！胆大的陈文起没有惧色，还朝车夫挟挟眼睛，他想趁日军退下来的间歇再去取枪。散布五华里的日军各分队接到长官的命令，在抓来民夫堆里寻找那个把他们引入伏击圈的向导。所以还没等陈文起去取枪，被搜索他的日军小队发现了，他们还在躲在石墙底下的民夫翻认着呢，正好看见他就站在崖石旁朝墙缝豁口探望，就拥过来抓住他。
陈文起被抓住后，没有惊慌，面对抓他的日军得意哈哈大笑：我早就没想打算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这里来！哈哈！这更惹起日军的恼怒。他们死亡代价太惨了，好多同班同队的兄弟都惨死在墙缝阵地底下，他们要拿这个向导出气，把他带到江北黄姓村舍里，吊在老黄家的马架子大梁上。那也没服过软，大骂不止：王八犊子，老子被你们弄死也够本了！看看墙缝冰面上你们的尸体，老子够本啦！
日军开头用皮带抽他，后来用剌刀划开他的肚皮，陈文起知道自己必有一死，死前也不给中国人丢脸，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骂不绝口，最后陈文起被日军的剌刀折磨死了。
陈文起，父辈在敦化至宁安的通商古道瓦房店开了一家车马店，供长途商人驻店歇脚喂牲口。可是陈文起打小就喜欢摆弄枪打猎钓鱼，不喜欢看人脸色端茶倒水伺候人，不安心和家父经营店铺，喜欢无拘无束的山野生活，夏天打鱼冬天打猎，练就了一身轻灵矫健的体格。那天晚上他偷偷潜回瓦房店家，虽然被日军抓住，并让他带路，他乐了，凭他身手到时候一定会脱身，就答应给日军带路，故意往李延禄设伏的圈里引。
他回头看着身后的万人敌寇大军，心里禁不住喜色，这帮兔崽子，一会让你们在墙缝见见中国人的威风。他知道，别看这帮兔崽子跟他使横，到了墙缝那，他会看到一场精彩过瘾的伏击战，这比他平常逮着大个子的狍子还过瘾，战后他可以向戴家炮手炫耀，如果没有他勇敢的“向导”，你们就不会打出这么漂亮精彩的伏击战。他也暗暗发誓，通过英勇的表现，战后就有资格加入补充团，以后就和他们一起打关东军，这比打猎更过瘾。所以他盘算好了，一定要在战场上捡几条好枪，更有资本加入补充团。他要参加补充团而不加入他熟悉的戴营，是因为戴营炮手个个都是神枪手，他到那里显示不出手把来，到了补充团，那多数是刚参军不久的搂锄杆的庄稼户，凭他一手好枪法，说不定弄个班长排长当当，以后会带很多的弟兄们去打关东军，那才让他有充实感。
墙缝打响后，他站在山石那还在想，捡到枪后该朝哪伙日军射击，他的这些想法不没等实现，就被搜索他的日军分队发现了，一拥把他抓住。
战后，陈文起烈士的坟墓被补充团掩埋在2号他牺牲的山坡下。据陈文起后代叙述，陈文起被关东军残忍杀害后，陈文起老伴黄海珍在乡亲们掩护下，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回到敦化，隐姓埋名躲避起来，那个罪遭的简直都没法活了，没有男人的黄海珍还是坚持艰辛度日，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闺女出了嫁，儿子娶上媳妇成了家，后来人丁也兴旺起来。直到建国后，陈家后代来到陈文起牺牲的地方，那里隆起一座坟，当地村民告诉陈文起后人，那就是陈文起坟墓，是战后补充团打扫战场，把陈文起尸体抬到他被日军抓住的2号阵地，淹埋，并立了块木板碑。后来陈文起后人就将墙缝的2号阵地做为自家祖坟墓地，多年以后黄海珍过世，家人把她合葬在陈文起幕里。如今陈文起地下有灵，看到陈家后代人丁兴旺，会很欣慰的。
2019年3月13日，镜战真相求证者在那天去墙缝旧战场踏查，碰见了陈文起的三个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子重孙媳妇。我们一起站在陈文起幕前，三叩头拜奠抗日民族英雄陈文起，是他的向导作用将天野旅团在墙缝损兵折将，陈文起是抗日英雄！当年他亲眼目睹了关东军被他导入墙缝伏击圈，遭受的损失，如今看到孙儿一大帮，他一定会认为八十七年前他给关东军做的向导，很值！

12、墙缝大捷（3）

三、配属墙缝战的西山口戴营

再说说配合补充团墙缝阵地战的西山戴营，战前李延禄交代过独立营长戴凤龄，让他们在西山岭构筑好阵地，藏好，先放关东军进来，东边的史忠恒的5号阵地不响枪，你们这边不要急于动手，要尽可多地放关东军入围。同时还交代注意封住西山岭与补充团扼守的1号墙缝阵地，提防日军从两阵地间的割口冲进来，包抄补充团。戴凤龄领受任务，做好岭南正面战场的准备，又派三儿子戴克吉带两个弟兄移到西岭东山半截坡上，修筑工事，按照李延禄的吩咐，在这里扼守与东山岭墙缝1号阵地之间的开阔地，据高临下保证1号阵地补充团的侧冀安全。
戴营是救国军独立营，下属三个连，共300来人，是由敦化沙河沿大地主庄园戴凤龄，由一家老小和大院的炮手为基干，又从百十口佃户中挑选身强力壮的村民，补充到戴营。戴凤龄已经年过六十开外了，家大业大，是个远近闻名的大院庄主，大院四周有炮台，院内有烧锅酒房和笨榨油坊，生活的充实使得脸色红润，体态肥胖。戴凤龄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农民业主，眼见关东军的入侵，他不能坐以待毙，见盟弟王德林组建抗日救国军，也将一家老小组建起来。王德林开始给了救国军直属第五营的番号，但考虑戴营组成人员跟老三营组成不同的特殊性，将直属第五营称作独立营。戴凤龄向刚组建的独立营作动员：关东军来了，我要跟你们年轻人一起上战场。没有国哪来的家，只有联合一起打关东军，先把关东军打跑了咱们老少爷们才能过安稳日子。可以说，戴家自发性地请缨抗战是很感人，是具有英勇不屈民族反抗精神品质的，除了把老幼病残送到关里老家，凡是能跑能动的妇女都编入独立营后勤队，老伴儿媳妇和还有没满十八岁的孙女戴素芸都加入了，后勤队有伙房，救护队。再安排一些年龄稍大一些在家留守继续经营大院和庄田地，为独立营储备粮秣保障，所以独立营除了三个连为300人外，加上营部后勤队二十多妇女，已达到三百多人，可以说戴家为了保卫家园驱除关东军，是举家抗战的。为保证独立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戴凤龄腰挎捷克镜面匣子枪，亲自担任营长，几个儿子分别为下属连队正副连长，以大院护院炮头和叔伯兄弟还有叔侄为连队骨干队长班长，挑选出来的青壮村民，在炮手训练下充当兵员，戴营很快就成为救国军里独当一面的家族式管理的抗日队伍。戴营武器精良，就连原系纯正的东北军老三营都比不过，这是戴凤龄平常为防犯土匪绺子，花钱通过白俄黑道贩运过来的外国军火。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初踏戴家大院，猛见戴家炮手拿着青一色外国造武器，心里也是一惊，因为在东北军携令不抵抗，不是逃跑撤退就是降日局面下，很多地方部队不顾及同为东北军，比如于大头（于琛澂）、张海鹏等东北军旧属，他们纷纷主动投向关东军，充当攻打坚持抗战东北军的马前卒，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李延禄担心，这样一支没有军令训练的民众组成队伍，一旦被敌伪势力瞄上策反收买，指不定坚定不了自己的抗日决心，顺势投降日军，给抗日武装造成威胁。
组建不久，戴营跟随救国军主力攻打敦化，李延禄在分配任务时，考虑戴营是由农民组建起来的团队，保证不了军令的军法约束，分配戴营在外围打援任务。不料一件戴营违反军纪的事件发生，差一点被军法处决，事情是这样的。
攻打敦化是为了收缴敌伪储备的公款和捐款，这是事先和城内商会暗地达成的秘密协议，但表面还要打马乎眼遮掩以免走露风声，说攻城是为了收缴武器，充实逐步扩大的救国军队伍。后来戴营通过吴义成探知，攻城是为了去银庄缴获敌伪公款和商会募集的大批捐款，这让戴营手下几个人很是不服，这样攻城的好事不让武器精良的戴营攻城，让他们在城外闲搁起来，显然是拿戴营不识数。戴凤龄看出部下有意见，斥责部下严守军令，不能挑挑捡捡，都是统一行动。敦化城攻入很久了，城里也没有枪声，也没人来通知戴营是收队还是继续在这闲搁，是不是救国军攻进城，光顾着大吃大喝，把城外的戴营给凉晒了。戴凤龄有个赵姓弟媳的侄子是营部通讯班长，就向戴凤龄建议去城里打探一下什么状况，应该主动和攻城指挥部取得联系。戴凤龄觉得总指挥王德林和副总指挥孔宪荣远在五十里外的大荒沟坐镇，这样攻入城里的救国军没了硬人约束，他们在城里干嘛呢，加上一直没人来联系戴营下步做什么，部下的建议到是有理，就准他们进城看看是啥情况，找到攻城指挥部的人问问，仗打完了戴营是撤还是进城。临走前戴凤龄嘱咐赵家侄子，遇到救国军大摆宴席咱也别跟人吵不跟人闹，咱戴家不是没见过好吃的，只是探探城里是啥个情况，找到攻城总指挥吴义成和参谋长李延禄，问清独立营下步往哪调？
赵班长带着一些人进城了，城里到是挺肃静。开头救国军攻打敦化城，城里守军几经枪战就撤了，只是逃在离城很远的地方不甘心地往城楼上打炮，以显示他们在抵抗。这样，救国军按照事先跟银庄说好了，要取走存放在官银钱款，但是钱庄经理和襄理还是不放心，说关东军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他们一家老小都在城里，性命都掌控在关东军手上。李延禄说可以把家属送到关里另图生计，职员愿跟救国军的，可以跟救国军走，不愿跟救国军的可以随家属回关里，但是钱款必须提走。
钱庄职员主动将钱款交给救国军是暗地里进行的，救国军这边就李延禄和先遣官知道。银款打包是很费时间的，他们好几个人在过数，一条一条地记账、核对、盖章、签收这样很繁絮的程序。李延禄一看这过账速度急了，命令把所有公款打包封存，等到了救国军那再细点验，把捐款人名册也保管好，这样速度快起来，大家忙着搬运装车。李延禄总揽的城里事务太多，嘱咐几句就出去巡视城防安保去了。大家搬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装，经过一上午忙活打包装车，总算装的差不多了，现场监场的敦化商会长万茂森这时被人叫了出去，来人向他嘀咕了几句，万茂森脸色突变，进院指令装车的人不要再装了，装上车的也卸下来，银庄炮手举枪不让银款车走。李延禄得到报告说万茂森反悔了，急忙跑来问出什么事了？万茂森一脸怒色说，有一股救国军闯进北大街一家小钱庄，把打包好的钱拿走了，暴露了我们是主动配合你们提款，将来会有人告发的。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求把捐款人名册都烧了，并撵救国军走，再让钱庄炮手打几枪，不然关东军来了无法交代。
任凭李延禄怎么开导，万茂森就是坚持不准拉走官银捐款。这样，救国军违纪擅闯钱庄，造成救国军攻打敦化城没有提成款子，无功而返。经查，是戴营一小股窜进城里，正在街里打探攻城指挥部，碰见慌张跑过来的身穿马褂的银行职员，问他们慌什么，钱庄职员就说救国军在银庄打包装钱款，还保密不让其他队伍知道。赵家侄子觉得这是救国军搞偏心，把戴营支开城外远远的，他们在城里捞银行。
其实是钱庄经理们动了个心眼，虽说商会长万茂森私下和救国军商议好，要秘密运走官银和捐款，这些钱庄职员不愿离开熟悉的职业而躲避逃亡外乡，所以看见一支救国军队伍在街里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就拉过那个领头班长，就唆使他们说，有一伙救国军在永衡钱庄打包装钱，你们再不动手就晚了，现在是谁动手钱就是谁的。赵班长一听，把老戴老爷子临来叮嘱进城只打探消息，不准乱来的警训早忘脑瓜后去了。赵班长眼珠转了转，鬼精心眼上来，捞不到肉吃还搂不到钱吗！在眼前小职员带领下，来到一家小钱庄，扛走了打包好的钱袋子。随后，小职员紧跟跑去找到万茂森，如此这般挑唆，惹得万茂森不让先遣官装走官钱和捐款，救国军攻打敦化提款计划落空。
李延禄在万茂森那碰了鼻子灰，救国军三军费力攻城又空车而返，就让军法处长郑兴下去调查是那股队伍违反军纪。经查，戴营的通讯班赵家班长被查出，李延禄带着赵家班长去大荒沟临时总部王德林那交命，为整肃今后救国军统一军令，以赵家班长为戒，要求严惩处决。戴凤龄听说后，赶到大荒沟总指挥部，请求要枪毙就把他拉出去枪毙吧，违反军纪的虽然是部下，但是自己看管不严，罪责难逃。一旁的孔宪荣见六十开外的戴老爷子跪在地上，请求处罚，内心不忍，说戴家为了抗日，砸锅卖铁倾家撇业，戴营毕竟不是正规教化的部队，念戴营第一次违纪，往后仗有的是要打，给戴营立功改过的机会。王德林是重情重义大哥型主事人，心里也不忍枪毙了戴家人，见孔宪荣这么说，借桥下坡扶起戴凤龄，劝慰都是自家兄弟，不要在钱财上伤了义气和感情，那就按二弟说的，给戴营立功改过的机会，行吧，参谋长？王德林这样问李延禄，李延禄自然不好抹了总指挥的面子，心虽生气，也没做反对，戴营违纪就这样撂下了。
随后不久，天野旅团进犯，救国军为保存实力躲进山里，只有补充团拉出去要跟关东军干一仗，戴凤龄觉得给戴营增脸的机会来了，就主动请缨要求配属补充团打伏击。

13、火烧松乙沟

墙缝战役后，李延禄刚想布署下一场战斗，就接到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命令，让他和军法官郑兴抢在天野旅团前，将宁安城官银钱庄的公款提出来。刚刚结束了墙缝伏击战获得大捷，王德林不急于布署救国军继续阻击天野旅团，而抢先天野旅团去宁安提款，不是对歼灭天野旅团胜心不足，是他心里清楚，对于缺少弹药的补充团来说，那是靠地形取胜的，下步如何取胜，王德林不是先知诸葛亮，所以在副总指挥，也是紧跟他多年的贴身义弟孔宪荣的唆动下，他做了先提款的决定。因为在吉林连克三县，除了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官银钱号事先都被敌伪提走了，救国军军饷仍然空空，部队还在发展，没有钱很难保证部队军需给养问题，所以提前去宁安提款是救国军头等大事。其实，去宁安提款完全可以让救国军的军官去提，但王德林认为李延禄有学问，头脑有思路，对自己忠义，不像孔小鬼生性贪婪，小心眼，只看眼前利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李延禄起义前为延吉镇守使监运局缉私连连长，经常和东北军上层军官打交道，这是优于一直为下级军官出身的老三营，包括他这个前营长在内所不能的见历。还有前不久代他去宁安会见抗日盟主赵大头，又与宁安驻防军官有过接触，选他去宁安提款比较合适。
李延禄阻击天野旅团战斗打的正起劲，冷不丁接到总指挥让他去宁安提款任务，有些拧不过弯来，从墙缝战场上逃出去的天野旅团，现在还保持一定的战斗实力，如果不及时消灭后患无穷，自己做为这场战役前线指挥官，怎么能临阵脱离呢。但又一想，公款对于刚组建起来的庞大救国军来说，极为重要，他是救国军生存的军费保证。如果不去，王德林肯定会让他亲信孔小鬼去，那孔小鬼办事莽撞，急功近利，肯定要带一批人去，那阵势就是抢银行来的，在二十一旅地盘上乱来，弄不好就得兵戎相见，关东军还没消灭先自己阵营里掐起来，才是最大的不幸。
李延禄思前虑后，有了自己的计谋。临去宁安提款前，将第二次伏击天野旅团战斗做了布署交代，他根据地形做了这样的布署。天野旅团在江北墙缝地段遭到伏击后，绝不敢再重蹈二次墙缝覆灭命运，那就避开墙缝江面而走江南靠山的苏吉额穆，江南那地势高山险要，林立的山峰、悬崖、巉石随处可见，人称阎王鼻子，天野刚遭到伏击的惨运，量他不敢再冒险走江南靠山路，但战场上没有绝对不可能，李延禄还是请示王德林的批准调来姚甲航营在江南靠山处设了疑兵，促使天野按照他预计的布署走松乙沟。
松乙沟，是从镜泊湖南山鹦哥岭去东京城旱道，是块平坦开阔的大草甸子和榛柴丛生的空旷地带，加上冬春交季，冰融草干大地回暧。李延禄决定让天野旅团走这条路，他想让当年诸葛亮火烧葫芦峪在他运筹帷幄中重演！看到春干地燥刮起的沙风，李延禄更在心里念叨：天公作美，烧死这帮王八狗日的！
其实天野真想抄近路通过镜泊湖冰面赶到宁安，但望见鹦哥岭方向人声噪杂，人影晃动，打锅做饭灶烟从森林各处冒出，他心胆怯了，墙缝恶梦记忆犹新，他不想再招惹这伙在东北军序列查找不出来的劲旅，他放弃了硬碰硬跟这些惯常山沟里的土豹子。他指挥部下绕路走旱道，就是李延禄事先计划的，派作战参谋李延平去调赤手待命的崔永贤领头的老头沟矿工。这是要求参加救国军的爱国矿工，由于武器缺乏，救国军没能把这些一千五百人的矿工编入队伍，只做为预备兵员徒手待命。这时，李延平去挑选出五百名矿工，人手一盒洋火，来到松乙沟潜伏，按照预定任务做蓄柴准备。而江南岸鹦哥岭方向，姚甲航按照领受的疑兵任务，带几个骑手，马身后拖着捆绑的榛树枝催马来回跑，荡起尘灰。
天野旅团派造遣支队来到江南冰道，看到前边灰尘荡起，森林里人欢马叫，这里要放了多少精兵，关东军虽然装备精良，配有迫击炮和掷弹筒，但对方是隐藏在暗处，他们是在明处，还会遭到墙缝伏击战那样的被动局面，所以他改道走顺嘉吉河走松乙沟。而松乙沟是宽宽的一目了然的大草甸子，两山对草甸子威胁不大，如有伏兵正好发挥关东军武器的优势预以歼灭，天野决定走没遮掩物的宽敞松乙沟，这一决定让天野旅团又遭致第二次火海劫难。
出身日本军大的高材生天野少将，是第二师团、曾给他当过教官的师团长多门得意门生，自九一八发动奉天战役以来，第十五旅团一直担任第二师团主力先锋。九一八当晚攻占奉天就是第十五旅团的第二十九联队，随后驻扎在辽阳的十六联队，在天野率领下，随第二师团主力攻占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还有辽阳、长春、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地，都留下天野旅团的战绩。11月4日，天野旅团逼近嫩江的齐齐哈尔的马占山防地，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经多次反复轮番攻击，终在19日将齐齐哈尔占领，随后12月中旬哈尔滨外围，配合长谷旅团合围了冯占海李杜组成的哈尔滨联盟保卫战。可以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第二师团的天野旅团，是一支王牌劲旅，几战顺利得手，所向无敌，也让天野旅团骄狂气傲，在他们认为，被他们称为支那病夫的中国军队，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实也正如此，不足二万的关东军，竟然把十多万留守东北军打的满地找不到牙，关东军更加胆大妄为，从偷觑惹动战争到带动日本大本营对侵占满洲的支持，都与关东军第二师团两个劲旅敢打敢拼的勇猛顽强作战分不开的，万万没想到，天野旅团竟在南湖头墙缝遭到中国游击队的伏击，这给关东军丢尽了颜面。
经墙缝遭到伏击，天野决定先逃出死亡魔区，尽快赶到宁安，再想办法回师哈尔滨。经墙缝遭受伏击战，马车被炸毁了，车夫跑光了，各分队损失不少，现在统计起来，还剩下三千来人的战力，他命令拉着炮车和驭马，避开墙缝通商古道和江南岸的苏吉额穆，绕道向南朝开阔的松乙沟进军。
天野又一次失算了，他遇到的对手是足智多谋的李延禄。李延禄年轻时爱听行侠丈义的梁山好汉，也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论谋布阵，这次他就仿效诸葛亮火烧葫芦峪，他领崔永贤和李延平带着五百名徒手矿工，在松乙沟备足干柴榛树枝，手拿洋火在这里等待多时。
天野残余进入松乙沟，等他们全部进入草甸子时，一颗信号弹升空，四外窜出手拿洋火的矿工，他们猫腰点燃榛柴棵子，躲开等关东军发现窜出的人影，慌乱开枪，但是已经晚了，一时火焰冲天，火势借助风力，四处燃烧起来，正是春干气燥，草木易燃的时节，冲天大火度卷着扑来。日军只好顾命逃离火场，四周被大火包围着，灼烤着，他们见那大火如张开缭牙的血盆大口，怒目圆睁朝他们涌来。他们朝没有燃烧的草甸子躲去，但是很快那没燃着的很快被铺卷来的大火盖住，关东军被烧死很多，加上他们身上背的子弹盒，被火燎烤引燃爆响，炸死了还没有被烧死的日兵，他们痛楚地翻滚着身体，地上是刚烧完的火炭，更是灼烫着他们伤残的身体，火势过后，留下糊焦的尸体。
天野急得热锅蚂蚁团团转，悲哀着等着被烧糊在这里，本庄繁还等着他回到哈尔滨给他这个惯勇悍将授勋加奖呢，他也不跑了，跪在草甸子上等着被烧死。有个年长的老兵出了主意，拉他们跑到上风地还没烧的草甸子自先点燃，等烧完了他们就躲进烧过的那里，来势汹猛的山林大火扑来了，到了他们已经烧完的地方灭了，这里就成了安全避难地处，他们就传令各分队，如此效仿自保，动手点燃附近的草甸子，他们再跳进烧过的黑糊糊炭灰上，果然山林大火没有烧进来，他们幸免逃过大火。

第一章　14、宁安风云

1931年9月18日午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军令，使得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东北军不是避战就是卖身投靠关东军，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率先举旗抗日，去联络从吉林撤退到哈尔滨的冯占海、邢占清等东北军等爱国军官，在哈尔滨组成联合阵营，各自阻击关东军的入侵，终因没有统一协调各部被日军分而击破。驻在延吉的十三旅吉兴服从汉奸熙洽的命令，率先投敌，形成吉东三角防护的南门洞开，此时牡丹江告急！李杜从哈尔滨败退回到依兰自己驻守的地盘后，准备另行举旗继续抵抗关东军，并四处招兵买马壮大阵营，派亲信携银两去吉林汪清活动，拉拢延吉的老三营入伙一起抗日，老三营王德林刚脱离十三旅，不想再受人支配，另行组建抗日救国军。此时驻扎在宁安的东北军二十一旅赵芷香，老谋深算地欲趁乱世招兵买马壮大阵营，作为将来是主战还是降日的交换资本。
关东军攻下哈尔滨后，开始向东部渗透，对宁安二十一旅赵芷香进行拉拢收买。开始赵芷香因与东北军吉林长官张作相亲属关系，还想借助张作相的影响力当吉东抗日联盟的盟主。吉东联盟包括二十一旅嫡系部队，密山的单桂香和宁安保安总队刘万奎，都被他收编，李延禄代表王德林参加了这次联盟会。但是赵芷香头大鼠胆，面对哈尔滨被日军攻陷，关东军对东部地区的步步紧逼的形势，他又不想当盟主了，脚踏两只船暗地里派人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关东军也不是吃醋的，既然赵大头有这个意思，直接将吉林伪警备旅的郭英奎团派驻宁安，逼迫赵芷香改二十一旅为伪满警备旅，更不给他忧虑时间，在牡丹江、宁安等地周围都派驻了日本警备队，牡丹江基本上已经被关东军控制。赵大头直系部队都分散密山、东宁、牡丹江和横道河子几处，镇守使总部就一个营，追随赵芷香的刘万奎带着保安总队（团）离开宁安躲到穆棱去了。
墙缝大捷，大大振奋了周边东北军和伪满武装的抗战信心，明里投靠救国军，暗里支助救国军。李延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和郑兴闯进宁安城提款。李延禄到了伪官银钱号的时候，宁安县和各局大大小小头目都到了，等着配合李延禄提款，是因为他们听说了墙缝大捷。但是这些人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救国军派队伍来宁安打几仗，这样他们事后也好向日伪有个交代。李延禄这个时候上哪调拨部队，疲于墙缝战的补充团需要休整，崔永贤那五百矿工正在松乙沟，救国军的主力在墙缝阵地战感召下，也下山到南嘉吉河一带阻滞从敦化方向开拨来的关东军援军。再说那个警备团长郭英奎，是个心里红的伪满军官，他表面来宁安是监军的，在墙缝大捷振奋下，私下偷偷准许李延禄进城提款。如果真就调部队来，郭英奎也会令警备团象征性打几下，那样费时耗力。李延禄从商会会长那获取了郭英奎的心里红动态，采取了大胆直面的要求，他直接给郭英奎打电话，声称自己是从南湖那边来的，郭英奎一听对方口气，就知道是谁，当即回复：你们干的好呀！知道你们来提款，怎么样，提走了没有？经过短暂的交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准许李延禄提走官银。另一个消息传来，天野旅团真没走苏吉额穆的阎王鼻子，崔永贤和李延平带领的矿工火烧队，在松乙沟再现了当年诸葛亮火烧葫芦峪的画卷！天野从火海里逃出的剩余部队正往宁安赶。李延禄要赶早布置第三场战役，他让郑兴押着两大卡车的现款，在伪警察署的配合上，安全押赴救国军总部新驻地五虎林。
李延禄要考虑第三场战役在哪发动。赵大头是鼠胆之辈，他能坐上东北军二十一旅旅长兼宁安镇守使位置，完全靠与东北军吉林当家人张作相亲属关系，平日对张作相表现的附首听命巴结奉承，见风使舵，又用积攒的银两上下打通，才稳稳坐上现在的位置。眼见东北军衰败伪满强盛，他又动起了准备接受伪警备旅长的心思。受南湖墙缝大捷影响，赵芷香部下两个亲信连长把赵大头绑了，直到赵大头献出现洋两万元作为支援抗日军饷才作罢。所以第三场战役指望赵大头是不可能的，李延禄建议刘万奎不要退守牡丹江乜河一带，要西进中东铁路，开到海林或山市一带，把守宁安西大门，在那里可以堵截从哈尔滨来援之敌，又可以阻挡天野残余部队的西窜。这样，宁安城就剩伪警备旅郭英奎团了，郭英奎虽暗地里支持李延禄，并提供电话让李延禄调动布署兵力，但要站在明面配合李延禄阻击天野，他是万万不敢的。远在亚布力的由中共党员李延青率领的铁路工人游击队，离海林路途很远，既便调过来也不会赶在天野前到达海林。刘万奎抗日到是坚决，是刚刚起义的部队，军心混杂没有统一性，刘万奎是土匪出身，是半路收编没有实战经验的队伍，不可能担当这么重的阻击任务，他想到了前不久曾经见过一次面的二十一旅600团团长张治邦。
那是在三个月前，李延禄代表王德林来宁安和赵大头协商联合抗日的事，赵大头碰到这样决定二十一旅前途命运的事，他忧虑的自己做不了主，找来两个参谋长，一个是负责军方参谋长，一个是负责任镇守地方参谋长，还把手下三个团长也召集到一起商讨如何面对局势。晚上，李延禄应邀参加赵大头招待部下的晚宴，在走廊里，李延禄找个机会主动靠近张治邦，问他如果让二十一旅打关东军，委你接任二十一旅旅长，你敢不敢接？张治邦毫不迟疑回答：那有啥不敢接的。李延禄又补充一句，那两个团在左右观望，兴许要坏你联合抗战的事，到不如先把那两个团缴了，你敢不敢？张治邦说：敢接旅长就敢缴了他们。这话就撂到这，李延禄为什么不避嫌地这么胆大直问张治邦呢，是有把握的。吃饭前，他从刘万奎那里得知道那两个参谋长不主张跟关东军碰硬。另两个团长没有表态坚决抗日，只服从辅帅的指示，只有张治邦立场坚定地表示坚决抗日。李延禄在掌握这些情况，才有了进入饭厅走廊上，简短和张治邦达成了协议。
李延禄手上没兵，自然想到张治邦的部队，张治邦的部队都驻扎在绥芬河东宁一带。李延禄离开宁安城，朝海林方向走去，沿途眼睛也没闲着，一个劲查看周边地形，决定在宁安通往海林途中设伏阻击天野残部。走到关家小铺，他相中了两山夹峙的东侧山峰做阻击阵地，这里是张广才岭的支脉，山崖陡立，公路似沟，如果两山放置阻击力量，定会将天野残部消灭在这里。主意已定，他飞快朝海林车站奔去，到了海林，就给绥芬河的张治邦团长打电话，你不用问我是谁，我是镜泊湖来的。张治邦一听对方口气，知道他是指挥墙缝阵地伏击战那个李大个子，当即夸奖道：你们打的好啊！李延禄见对方称赞战果，就直奔主题：你说的那个墙缝阵地伏击战都是老账了，在松乙沟我们又烧他一家伙，现在就剩四百来人要往海林逃窜，我要在路上把这四百来人处理掉，可是手上没兵，能伸伸手吗？
张治邦听说要借兵，当然愿意支持，问要借多少人？李延禄考虑张团长背着二十一旅私下擅自调拨部队，是违反军纪的，为缩小暴露目标，一个连就够了，反正对方是败兵流寇。为了遮人耳目，告诉张团长派来的兵要戴上救国军臂章，这样就遮掩600团配合救国军的泄露。张治邦见李延禄考虑周全，索性答应出三个连。随即命令三营钱营长将部下八连九连和补充连五百人，戴上救国军的臂章，坐火车沿中东铁路赶往海林站，听从友军长官李延禄的调配，要积极配属，救国军能打那么好的漂亮仗，咱自卫军也不熊气啦，都给我600团增脸！
600团今晚坐上火车，最快也得明天早上到达海林。李延禄胸有成竹告诉张团长，不会迟到的。天野旅团在南湖一带被我救国军零敲碎击，已成惊弓之鸟，行军速度不敢过快，走一段山路就要派人上去侦察一遍，恐怕再有伏兵什么的，所以走走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