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258）•《我与我的世界》
《我与我的世界》，人物传记。曹聚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曹聚仁（1900—1972），现代作家。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等。浙江浦江(今兰溪)人。1916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五四运动时，参加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曾任学生自治会 。1921年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教语文，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1923年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曾编写《国故学大纲》批判胡适派。“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救亡协会理事。1932年，主编文艺杂志《涛声》，鲁迅曾为之撰稿。1933年为出版《守常全集》开始和鲁迅通信。1934年与陈望道等在上海提倡“大众语”，任《太白》半月刊编委。1935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半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申报》、《立报》等采访战地新闻。上海沦陷后，以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身份，深入前线采访。“皖南事变”后，走访新四军领导人，向海外报道了事实真相。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前线日报》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驻沪特约记者。还在上海法学院、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1950年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56年后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回港后撰文热情介绍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情况。1959年与林霭民创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后三报合并为《正午报》，任主笔。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患癌症不治，病逝于澳门，终年七十二岁。7月26日，澳门举行公祭，港澳爱国同胞和进步人士多人参加，曹夫人邓珂云偕女曹雷、子曹景行也从上海赶到澳门，遵照曹聚仁生前的遗愿，“叶落归根”，将其骨灰运回故乡上海安葬。
生平著述甚丰，主要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鲁迅手册》(邓珂云编，曹聚仁校)、《蒋百里评传》、《蒋畈六十年》、《文坛五十年》、《文坛五十年续集》、《小说新语》、《人事新语》、《中国文学概要》、《文思》和《我与我的世界》等。
《我与我的世界》前有代序：《谈传记文学》，收入《我的自剖》、《金华佬》、《我的童年
》、《己酉辛亥之间》、《先父梦岐先生》、《育才学园》、《地盘动了》、《浙东》、《我的母亲》、《她的婆婆》、《神道的黄昏》、《父子之间》、《永生的时代》、《另外一群人》等14篇文章。环绕蒋畈的另一群人讲了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当然并不严格地限于“传记”或“自传”，包括“回忆录”、“忏悔录”、“感想录”、“随笔”、“谈话录”、“旅行记”、“日记”、“书简集”在内，见到了就看，当作现代史料看，颇有用处。三十五年前，由于政治关系，陈仲甫（独秀）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我就替他设法提供材料，写起自传来。他动笔写了八章，局势忽变，朝野合作抗战，便恢复了自由，自传便中停了。
抗战第二年，我还在汉口某里中，见了仲甫先生，他也颇有意写下去，可是，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几年，并没把自传写起来。坊间所见陈氏自传依旧是开头那么一截子，我们总觉得不够味似的。十多年前，我又曾劝知堂老人（周作人）写回忆录，这回总算劝成功了，全书有三十八万字，完完整整地一份史料。于今，倒是变成别人劝我来写回忆录的日子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以前三四个世纪还要多；而四五十年前，和我交游的年轻朋友，如今，都和“天下兴亡”有了密切的关系，值得用一条索子贯串起来。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也真的“匹夫有责”了。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
写“自传”、“回忆录”，也是过去二十年间潮起了的新风尚；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忽然如刘备那样过着灌园种菜的生活，自有髀肉复生之叹。
一九七二年七月,聚仁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次年三月,《我与我的世界》才在香港出版。出版者(三育图书文具公司车载青先生)在书名下加了“未完成的自传”字样,因为这只是作者前半生生活的记录。
一九六七年,聚仁孤身在香港,大病一场,经历了艰苦的治疗过程,这或许是促使他积极写回忆录的因素之一吧。一九七O年,他在编著其他著作的同时,开始执笔,每日千多字,随写随在香港《晶报》上连载,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重病不能提笔为止。原计划写三卷,一百万字,但到他逝世时只写了一半多些,即写至四十年代,而在港成书出版的,又只占写成稿的二分之一。
未出版的那部份手稿,在他逝世后,随同他的其他遗稿,由我从澳门带回: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被搁置了多年。一九八O年夏,北京《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来访,看到了这部份手稿,认为在新文学史料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样,才促使我和女儿曹雷、小儿景行一起对稿子做起整理、校订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新文学史料》编辑组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并与已在港出版的《我与我的世界》第一部份合并,先在《新文学史料》上陆续选载,现又编印成册。考虑到这是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的一种,所以就把抗战之“前夜’作为它的末篇。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聚仁参加了战场的实际工作。在他的遗稿中,尚有数十篇,记录了他在八年抗战中的亲」历和见闻。虽与新文学的关系不大,但作为史料,想来以后还是有机会得以问世的吧!
今年正好是他逝世的十周年,仅将此书的出版,作为对他的纪念。
抗战八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大的,对聚仁尤其如此。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正以抗战爆发为界。在他的后半生中,一世事激烈动荡,他所看到的场面更伟大,所经历的社会更复杂,所接触的人物更广泛。他未及将这些史料有系统地写入他的回忆录,在他定觉得是终生的憾事:在后人,亦会惋J借不己。`他生前曾对别人米完成的自传,感到惋惜,现在是轮到别人来惋惜他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吧!世事就是如此。
世上恐怕没有人能代他讲完他的一生和“他的世界”,我也不能。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曾记录下他的人生踪迹。八年抗战,和旅居香港,他写了《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等;回国旅行,他写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这些著作里,有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世界。在这里,我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一些材料,简单地代他叙述一下。
聚仁一生中,无时无刻不在剖析自己,他经常感到自己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不断从中探求人生的真谛,不断从自我怀疑中获得更生。他一直称自己为虚无主义者,是罗亭式的人物,但他又是以积极而乐观的态度来应付人生的挑战,使自己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自己的一生同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他最大的特点是敢于坦率地讲出自己所认定的道理,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也坦率地讲出自己的弱点。他说过:“我承认自己可能看错说错,却不可以故意看错说错。”
他在《我与我的世界》续篇《军旅之事》一节中写道,抗战开始“我所选择的乃是和军事有直接关系的`战地记者”这一职业,冥冥之中仿佛命运之神替我安排着,我一跨出书斋,便走向战场去了。”他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中换上了戎装、住进了前线指挥所,此后的八年战争风云中,他的战地通讯便在新闻战线上占了它的地位。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他和我随着战线的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我们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战时当个记者是艰苦的,他说:“我个人的幸运乃是二十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成果,当时,复旦、暨南、大夏各大学的友生遍布南北”(《军旅之事》),他们给他的新闻工作以很大的协助和方便。
一九三八年初夏,我们到了洛阳,我在前线染上伤寒,儿乎丧生,无法再随军行动.我只得到武汉经广州、香港,回上海租界养病,他则继续在鄂闽浙赣前线奔波。次年,我们在宁波会聚,又同去赣北战地采访。一九四O年初,我快生孩子了。我们打开全国地图,想就近找个地方安家。最后定下去赣南,这不仅因为那里离开东南前线不远,便于聚仁工作;也因为当时在我们心目中,赣南的政治空气或许要比大后方的重庆清新些。“但是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心目中所羡慕的是谁,只有珂云,她知道我一心一意要到西北极边去,如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样作亚洲腹地的旅行。我们几乎达成了这一心愿。那时,已经到了洛阳,想出撞关一到西安,再作第二步打算。”(《万里行记》前言)只是因为我的病和孩子的诞生,才使聚仁的梦想永无机会实现。
我们在赣南青山秀水之间安起了故时的家。聚仁仍是云游四方,无所定踪。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后,情况有了变化:蒋经国在赣州办了个《正气日报》,一直搞得不景气一天,他派了个人来找聚仁,要聚仁去帮忙整顿,聚仁因为战地记者专职在身,答应只去六个月。岂知期限未满,报馆遭日寇轰炸,只得再重新整顿。一九四三年春,蒋经国要聚仁一起去重庆;一月后,聚仁回赣南便辞职不干了。其中原委我一直不甚了了,直到一九五五年,我看到他在香港出版的《采访外记》,才清楚底里: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从赣州到了币庆,在亚庆住了一个月。去的时候我是赣州《正气日报》的负责人(主笔、总经理兼总编辑);后来我回到了赣州,第一件事就辞去了《正气日报》一切职务。朋友们一直不知道此中有什么道理,我也一直不曾有机会,把这段经过说出来。本来,蒋经国找我办《正气日报》,对于我的一生是件大事;因为,我这个自由主义者,一直不曾和政治发生组织上的关系,这一来,不管我个人如何自处,外间总以为我是太子系的人。泰和(注:战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朋友们,私下总说曹某准备做陈布雷第二了。当彭建华兄代表经国征求我的同意时,让我考虑三天;可是,他又加强语气道:“蒋先生已经要我来征求你的同意,就没有考虑的余地了!”这样,我就非接下来办不可了。接办以后,我才知道蒋的左右有着练兵处、留俄派、CC派这样三派的明争暗斗,《正气日报》便成为共同争取的目标之一,成为最粘手的东西。他们争夺不已,乃落在我这个在赣州作客的人的身上。但从CC系和练兵处的朋友看来,我是留俄派的代理人,显然是留俄派的胜利。那时,赣南的行政权和财政权,抓在CC系的手中,他们看明白办报是赔钱的行当,我如要专署的钱,就非听他们的话不可。那知我接办《正气日报》的第三个月,销数就增到了一万份,不仅收支平衡,而且赚了钱;这一来,蒋的左右要争取这份报,便趋于表而化了。
或许我个人当时的想法是过于天真的,我曾经准备把《正气日报》移到桂林去(总社设桂林,赣州只留下分版,把重心放在杜林),和当时的《大公报》、《扫荡报》、《大刚报》去争一日之长。这一打算,很合留俄同学派的口昧,也配上了经国的雄心;我呢,也可以脱离那个小圈予殉斗争丁。我们准备请萨空了兄主持牛上务,大大干一下。那知,跳出那个小的是非圈,立即卷入更大的是非圈;在崔扫甫系、CC系看来,徐庶走马荐诸藕,曹某已经变成民主人士的工具了。一位在桂林做特务的M某,向中枢主持文化工作的G某上了报告;我乃不得不随着经国到重庆去走一回了。G某的表示很简单,在萨空了到籁州去以前,必须先到重庆去见他一次,否则我的一切打算,都不便进行。这在我,情势显然不能再干下去了,而且,我个人并没有干下去的兴趣。然而,空了兄却以此受累了,M某继续破坏他们的文化工作,因而失去了一段长时期的自由(《采访外记》)。
到了重庆,聚仁“才触到政治斗争的核心”,这对他的感触很深。“我从重庆回到了桂林,见了萨空了兄,第一句话就说:`我先前还以为抗战的血流过了,不会再流内战的血了;此刻,我觉得内战的血,还是要流呢!,这便是我当时的观感”(《采访外记》)。
聚仁在这段时期的思想愿望,了解的人是不多的,一般人只看到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却不知道他思想的寄托在另一方面:他自幼打下了国学的底子,对史学又有兴趣,战地记者的工作给了他大好机会,使他可到处作实地考察;尤其是闽赣浙皖的山水,本来就是南末以来中国东南新思潮的摇篮,他作为浙东学派的后继人,自然对那里有更深一层的兴趣。“我自己带到江西去的四个课题:一、弋阳腔之演变。二、太平军与湘军的盛衰。三、宋明理学之发展。四、红军在江西的起伏。经过这一回整理,闲静引我于深思,这才脉络分明,可以说头头是道了”(《采访外记》)。他晚年在香港写的《国学十二讲》和论及戏曲的各种文章,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无关系吧!
一九四四年冬,赣州沦陷前夕,我们举家仓皇避难,迁至赣东北小城乐平,其地和上饶相近,他与上饶《前线日报》日渐接近。这报是抗战期间第三战区的报纸,社长马树礼(解放前夕去台湾),总编辑宦乡,他们原都是熟朋友。聚仁在《采访外记》中说:
我个人虽曾替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我的工作岗位,依旧是中央社的战地记者;和《东南日报》、
《前线日报》同样是朋友。到了这一段时期,我接上了《前线周喇乏》的编务,这才和《前线日报》发生了进一步的关系。我个人总觉得《东南日报》的CC气息太浓,不如马、宦诸兄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容易合作些。这就注定了胜利后,形洲门要叮上海去打天下的命运了!(《采访外记》)
这份进步的《前线日报》,它的言论、新闻,时常被重庆《新华日报》所引用,这就不能让带有色眼镜的人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了。马树礼兄一团高兴从芷江飞南京,从南京到上海,打定了天下;那知,祸不单行,他自己到了上海,积劳吐血,到南洋医院去医理;而政治性的攻击,密集到《前线日报》身上米,真所谓风雨飘摇,儿乎支持不下去。
顾将军(视同)的意思是(他十分契重宦兄的),他要宦兄改变态度,池以为宦兄一泛二依从他的劝告的。那知,宦兄于顾将军及进步的前途间作选择,他是选中了后者的。他断定了顾将军这一班军人已经没有前途,他就在顾将军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以后,便和顾将军分手了。这就是说,他要离开《前线日报》,和马兄也分手了。••…马兄病了,宦兄走了,这只石臼就落在我这个半客卿头上,要我顶着做下去的。宦兄希望我不要去(一去就等于拆台)。这样,我也就在上海定居下来变成《前线日报》的一员了。
我这个满怀壮志的战地记者,原想出关到大连去做博物馆的工作••…也想以大连为中心刘关外九省,作民期的旅行考察。初不料到了上海,就由一于政治情势的恶化,把关外旅行之梦收起来了。(《采访外记》)
我对于局势的演变,比较看得明白,一待《前线日报》的基础稳定了，,我就开始和报社的关系疏淡了。我把写通讯的工作移到香港一家日报去,把上海方面的新闻工作,移到上海法学院的新闻系去!一比会教育学院的新闻系去;这一来,便适宜于我静观默察。有一天,蒋经国到南京《前线日报》分社米看我,我就旧话重提,说:“今后六个月,乃是你的最后的考验机会;经不得考验的话,前途是难于预料的!’’我认为蒋家政权是经不得考验的,我希望他自己能够离开南京到边疆去打开天下来。这话,当然等于白说,可是,我的南京通讯,居然可以J冈在带前线日报》上;那通讯,居然可以让找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话,总算对于我是十分宽容了!(《采访二记》)
这里他说的香港一家日报,乃是《星岛日报》,那时他为该报担任驻京沪记者。至于社会教育学院则设在苏州。
到了解放前夕,聚仁只是《前线日报》同人办的`;`前进中学”校长,而《前线日报》社的主笔.总编、社长早到台湾去了。他已失去了新闻工作的岗位。报社曾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要我们一家同去,我们拒绝了。聚仁处在“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地位,看着解放大军开进了大上海。
上海解放了,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感到:“我几乎在二十年前,预想到这样一场社会大变动的到来,等到这一大场面到来了,我又觉得十分陌生的了。”(见《采访三记》)“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就下了决心,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也不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的漩涡。胜利以后,我就不做任何属于资方地位的工作;出卖自己劳力以为活,这便是我能够在那个大动乱的场面,勉强可以旁观下去的本钱。”(同上)
但是,这样的“旁观者”他只当了一年多,一九五O年夏,他去香港了,这是他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上充满了矛盾。一九五六年他在香港出版了《采访新记》,首篇题为《南来》,谈到他的真实思想(当时海外报刊的一些习惯提法和用词,这里保留原状,未予改动):
1950年,我忽然要想到香港来走一走了。找先替我的“忽然”下个注解,那时整个大陆已经解放了,中共之成为大陆中国的统治者,已成为定局。这个统治的局面,三五十年是不成间题的,以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力量,尚且建立了三十年政权,中共政权自会比国民政府更稳定更长久些;即说要有变化,也要看五十年以后的世界了。我相信再伟大的思想家,也只能看到三五十年的远景的,何况世变是这么剧烈呢?正如莫洛金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类的头脑,能把种种问题的无穷的底蕴窥测得十分周到,更没有人能预料到答案与前途。一个麦考莱(Macaulay)所能预言者,只是此种平衡状态必能觅得而已。
解放的局面,已经在我们面前实现了,不管这个政权给我们怎样一种印象,不管我们对这政权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必须面对行这一现实间题,那是无疑的。领导这一政权的中共六百万党员,在人口比例上,可说是占汲少数的,但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有史以米未有的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他们正在发动一个富有潜力的民族,把这个刚从封建社会蜕变出来的国家,推进到现代化工业社会去。对于政权的演变,我有个和东汉仲长统约略相同的看法:一个政权初建立时,一定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存在着,慢慢地这些要想推翻这政权的力量都消失了,于是这一政权就有长期的国运了。从老百姓立场说,这些要推翻现政权的暴力行动,愈少愈好;民生,只有在安定状态中才能谈到康乐太平的。
所以过去我们不想推翻国民政府的政权,到了蒋介石政权实在不中用了,我们应该承认人民政府政权的存在,让他们慢慢安定下米。
人民只能在新的政权之下适应环境的,空谈革命,只有增加人民的苦痛。这是我们的基本看法。
那一时期,从上海到广州的直通车已经开行,也有许多经商的朋友,往来港沪之间。我曾经找过他们,谈谈关于港方舆论界的看法。他们举了一些十分生疏的报刊名称,和一些刺眼的大标题。我说:“你们所说的,一定道听途说,胡说一阵的!’’他们却说确有其报,确有其语的,我心头依旧不能相信。
我又疑心身在上海,或许坐井观天,并不曾看到整个世界的动态。我乃决意要到香港来看看:究竟怎么一回事?(那时,我们只能肴见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给我们参考的新闻,一也并不很多。)我白信我这个新闻记者,还不至于落伍到这个田地,连大局的演变都看不明白。
我个人和香港的一家报社,从创办那天起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中间也经过了很多变动,除了太平洋事变以后那个沦陷时期,一直写着通讯的。为了重新提起采访的工作,颇想周游全国,再做一回旅行记者,只不知中共的尺度究竞放宽到什么程度。同时,也不知报社的态度究竟怎样。他们虽说汇了一笔稿费,却不知所写的通讯还能适用否?
我更觉得有自己到香港来看看之必要。这样,我便于秋间到香港来了。
“叶落归根”,也算了却了他的最后的心愿。他终身不愿受金钱的羁缠,唯以教授与写作为生,身后留给子女的只是数十板箱的书和手稿。不过,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目中,也唯有这才是值得珍贵的。
聚仁的一生便是如此,他与他的世界便是如此别人如何评论他,他是从来不大管的。他的回忆只是要把他与他的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他是个多侧面的人,在不同角度的人们的眼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曹聚仁。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过:“假使我死了,一定有许多人在拍手称快,要运用他们的幻想来构成对我的诬蔑与嘲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所想的所说的大体都是对的,他所做的或许有点儿折扣。社会上所有批评他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中肯的。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他最不爱写文章,但他却不能不靠卖文以为活;他从来与世无争,处处让人,不幸却落在最爱相轻相妒的文人圈子里。
他自己的坦率真诚的自白吧!聚仁因晚年多病,记忆力有所衰退,手头资料亦十分缺乏,回忆中所引各文,且多是旧时版本,定有不准确之处,还望读者指正,以保证史料的真实。
最近,我粗粗整理出一份聚仁一生编著目录,脱漏错误之处,当有不少,亦望海内外读者、友人,给予增订补正。
评：坦率真诚我世界，孤独心灵在独白。时代变迁心演绎，深厚生活语精彩。
生活人生谈看法，刻骨铭心娓娓来。平淡描述智哲言，爱恨交织难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