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4282）•《酒店》
《酒店》，现代长篇小说。曹聚仁著。三联书店2000年7月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我与我的世界>（4258）》。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曹聚仁是个特殊的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知识渊博,一生著述丰富,所涉文类繁多,从学术著作到散文、杂文、小说创作,从新闻体写作到人物传记,从文学评论到文坛回忆录到自传,留下了几千万字的精神财富。大陆学者比较重视对散文家、批评家的曹聚仁的研究,而对小说家身份的他及其重要小说《酒店》几乎没有评述。这固然因为曹聚仁其他方面的成就淹没了其小说家的成绩,也跟他1950年移居香港后的尴尬处境和复杂身份有极大关系。香港学者已经重新挖掘并逐步重视对《酒店》的研究,但也仅止于史料挖掘和描述性分析,这与作为文学大家的曹聚仁极不相称。本文试图借用文化身份理论来探讨曹聚仁及其《酒店》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一、左右夹缝中的尴尬1950年前后来港的作家,除了某些左翼人士,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在香港 这个边缘小岛上,保持自由独立的个人立场。曹聚仁就是这样的乱离人,1950年到港。他始终想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当初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大陆的。对共产党政权,曹聚仁“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因为他一向对政治兴趣不大,却又对政治内幕有着相当的了解。在大陆,他长时间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工作和生活,除了跟文坛的要人如鲁迅、叶灵凤等认识外,跟政界不少重要人物如蒋经国、周恩来等也有交往,他是大家的朋友。“南来”对于他是一种无法消解的痛苦。
二、南来人的无根漂泊《酒店》中的人物皆为解放前后来港的知识难民,这是一群被时局无情抛到荒岛上的南来人,背负着不堪回首往事的“乱离人”(即在乱世中漂泊离散到异地的人),记忆时刻提醒并啮咬着痛苦的灵魂。即使M酒 店 及理发店里的擦鞋童、茶水伙计,也尽是来自四川、南京等中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主人公黄明中住的木屋区里的一个院落,便住了河南某行政区的督察专员、税务局长、江西省立中学校长及其曾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太太、四川L县商会会长及县参议会会长等。他们都有一份光荣的履历,但落到这木屋区,都已成为昔日黄花,徒添几分感伤而已。显然,作者想借人物身世以及乱世里的灵魂创伤来侧面描写国族动荡,以此观照更宽广的国族命运。
陈天声是故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不少南来知识分子在港遭遇的集中体现,在精神极其郁闷的情况下沉溺于情色圈中的追逐。他原是法国大学哲学博士,做过汉口教育局长,到了香港以后,昔日风光不再,失去了原有身份的他,无所依归,今朝有酒今朝醉,也许舞厅、酒店里的纵情声色才是在纷扰乱世中的生存策略,毕竟它可以暂时忘却因身份焦灼而带来的无所适从感。于是他沉迷于黄明中的肉欲性感,又为林弟的温柔痴情所累,还要面对滞留在澳门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远离中心、立足潮流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孤独的。有人能承受孤独,有人不能,有人游离于两者之间。他们可以化孤独为沉思、创作和生活的动力,或娱乐自己,或娱乐他人,或两者兼顾。可是找不到生活方向的陈天声负不起任何责任,优柔寡断。自己也是漂浮在小岛的无根浮萍,又怎么能够担当起那些沉甸甸的情感呢?祖国曾是他的精神家园,因此当年挤在恶浊的四等舱里到海外求学,虽说困难,精神却是极其愉快的,因为有“家”的支撑,有身份的立足点。可是来港后,满腔的寂寞、空虚、无奈向谁诉说?罗亭式的多余人性格使得他和周围的环境无法融为一体,无法调和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失落了精神家园,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陈天声觉得已经没有自救的途径了,想一死了之。以“死”来抗争被放逐和遗弃,是一种懦弱,但不妨可以看作陈天声身份危机解决的出路。
有论者认为,陈天声身上带有曹聚仁的影子,有一定道理。陈天声是南来知识难民保持中立却又找不到精神出路的代表。“我是倦于生活了,我对我的说话,我的思想,我的欲望都厌倦了—我厌倦一切人,厌倦他们的生活;他们与我之间,有一个东西间隔着。”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厌倦,而这环境联结着身份确认的有效性,他觉得始终无法融入那个环境,中间总有东西隔着,这“东西”就是“意识到的障碍”,是他这个边缘人和周遭生存处境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内心冲突和认同危机。他无法获得人类一切生存意义的价值体验,“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黑暗。但“死”能解决这种身份焦灼吗?显然不能。作者的故事结局是这样安排的,陈天声用裤带想上吊自杀未遂,十级台风吹向香港,也许又一场风暴就要来临。“天声站在窗前,双眼看那遥远的天空。”那远处也许有明天的希望,也许依然是绝望的深渊。
三、情色之网中的浮沉。中西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强烈对比和冲突使得这些被放逐到边缘小岛的难民无所适从,他们曾经挣扎过,却抵不住金钱法则和情色的无情诱惑。作者以“舞厅”这一充分体现着“畸形繁荣”的场所为切入点,穿插几段乱世男女发生在舞厅内外的情色纠缠,刻画了50年代初期香港社会光怪陆离的情状。女主角黄明中是当时许多南来舞女的综合体,她们流落异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伴舞、卖淫为生。三四千舞女中,有1/3以上是带着传奇性的人世悲酸的经历进入这个圈子的。很多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下海跳舞的,有客人时强颜欢笑,无客人时还为未出世的孩子打绒线衣;有四五岁时就被卖给职业贩子做养女,长大后进入舞场的;当然也有一些为了生活得痛快,心甘情愿做舞女,享用人生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作者的批判锋芒直指香港礼法纲常崩坏的情色世界。正如他所说,写此书的目的是“了解了这个社会,以及解答这个社会问题的答案”。
黄明中是高中毕业生,其父是银行小职员,在大陆因坠机意外死亡,母女两人流落香港,住在石硖尾的木屋区。不幸的是,母亲患了伤寒症,即使病好也仍然需要继续调理才能痊愈。人情淡泊的香港,昔日曾受过她父亲恩惠的亲戚朋友无力或无心帮助他们,在家中财物典当已尽的情况下,逼不得已,明中只有靠卖身救母(出卖自己的初夜给一名希望借处女红转运的富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与“饿死事大,失节事小”的现代观念的激烈斗争,终于后者占据了上风,贞操、伦理、道德、自重、自爱在那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从此黄明中便自暴自弃,阻街女、情妇、交际花、名舞女、淫妇… …一步步滑入深渊,难以自拔。
当她所宠幸的小白脸滕志杰投入另一舞女白璐珊的怀抱时,极度的失落、伤心、嫉妒、报复终于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内心的失常,最后她只能在疯人院里度过她的余生。
黄明中本可以有美好的前途,可动荡的时世、被放逐的经历、女性的弱势地位再加上殖民地环境的恶劣,使得其生存境遇更加艰难窘迫。她只能无根地漂流在欲海之中。一会儿栖息在邹志道身上,一会儿又停留在陈天声那儿,一会儿又紧紧抓住滕志杰,试图依存着男人对她的性渴望来满足其身份焦虑的想象性建构,证明自我的存在。
黄明中对男人的心理把握得非常透彻,玩男人于股掌之间。毫无疑问黄明中的坠落风尘是迫于生活窘境,开始时她确实不太懂风情,只是被生活和男人一步步向前逼着走,后来明中逐渐熟悉风月情事,对男人也有透彻了解,成为此中高手。她知道如何在最恰当时候展现自己最美丽的一面,让那帮男人们神魂颠倒。即使在性爱方面,她不仅使对方身心舒坦、满意而归,也能让自己获得全身心的释放,而不是单纯的买与卖的金钱关系。作为殖民地处境下的被放逐的女人,她性爱愉悦的背后掩藏不住的是深深的空虚和寂寥,所以明中渴望有个“家”,渴望有个孩子。这是一个女人最根本的依归,而这一些她都无法获得,只能无望地漂流下去。这是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金钱社会女人的生存悲哀。
在曹聚仁眼里,香港好似毒蜘蛛,那些被大陆新政权一脚踢到香港的人落到那张庞大的蜘蛛网里,或被当作点心吃掉,或从网上摔下来跌死,黄明中就是跌落网中被当作点心吃掉了,而另一主角滕志杰却在黄明中的盘丝洞里迷失了本性。滕志杰原是华西大学的学生,模样长得俊俏,聪明机灵,写得一手好字,念得一肚子洋文,还会唱英文歌,前途无量。可是国内时局动荡,已经60多岁的老父带着他从内地颠沛流离到香港钻石山的木屋区。老父患重病在床,两人生活拮据。在人情薄如纸、饿得死人的香港,读书人的架子是搭不牢了,不找个混饭吃的行当怎么生存下去?志杰只能沦落为擦鞋匠,就这还是父亲朋友鲁老伯推荐的。之前老伯反复叮嘱志杰心不要野出去,要自爱一些,再加上父亲“我们滕家是清清白白的”这句话的言传身教,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了。可是那充斥着香水、脂粉、发油的粉红色诱惑犹如撒旦长蛇不时在志杰心中游动,清香可爱、鲜甜可口的禁果不断地诱惑着他,内心的困惑、挣扎在摇头、沉默、叹气、失眠等动作中袒露无疑。终于一个自尊自爱、有志气的青年,被情欲、金钱编制的蜘蛛网网住了,越陷越深,迷失了自我。不仅如此,因为他,明中和璐珊两个女子两败俱伤,一个进了疯人院,一个虽然与志杰结了婚,但容貌已毁,美丽不再。沉溺在情色之网中的他或她都无法救赎自己。
四、传统文化的温情回望。为了批判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肯定传统文化温情主义,曹聚仁在处理滕志杰和明中、璐珊之间的情感时,前者以情欲宣泄为主,而后者以性爱人伦为基础。在风纪礼法纲常扫地的乱世中,只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性欲发泄。这一点,叙述人看得很清楚,战乱结束了一个“温情主义的时代”,如今风纪大乱,礼法纲常都扫到垃圾堆里去了。“酒精加上女人加上床板”,一副乱世图景。
经过时局动荡的明中已经懂得淫荡的艺术,懂得什么时候暴露那完美的肉体,也懂得局部的掩藏是最暴露的暴露。时而娇羞、时而泼辣,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惊涛骇浪。她把白天留给静女,让人可亲,把夜晚让给荡妇,使人可欲。她浑身都是解数,让每个男子都无法忘了她。陈天声也好,滕志杰也罢,只要进了她的盘丝洞,天底下顶大的事也会暂时放在一边,都付与战栗的肉体快感了。
白璐珊却是不同的韵致,温文、柔婉、蕴藉,特别符合男人想象中的好女人标准。在她身上,滕志杰可以自由操纵燕尔之乐,显现雄性的力量和男性的气概,而璐珊是一把好钥匙,唤醒了他的男性自尊,给予他家的真正感觉。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骨子里都向往的。经历了风月场的风风雨雨,经过了璐珊被毁容的情色巨变,志杰从沉沦中被温情所唤醒,鲁老伯和父亲这些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人物的宽容大量,给了志杰和璐珊一个温暖的家。这样的结局安排显示出作者对那个被崩坏了的传统温情主义的时代的留恋。
陈天声“伴着性的饥渴,闹了许多糊涂和近乎荒唐的场面”,最后厌倦了生命与欲望,上吊自杀未遂。唤起他对人间眷恋的,是妻子对他的宽大与包容,亦是为人父者对五个子女的责任。总之,曹聚仁借着性爱情欲与天伦真情之间的拉锯战,正视情色无限膨胀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重新回归家庭天伦,审视融洽家庭关系对动荡社会所起的平衡作用。因此,“当故事里荒诞错乱的人物关系渐趋简单合理,作者的笔调亦从浑浊的欲望纠缠走向明朗化的伦理温暖”,显现出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孺慕和归依。这种善恶分明的情感态度和理想化的结局安排,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初到香港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蚕食人性进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企图用传统伦理价值来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张美君认为,当一群人聚居时,他们不期然以独特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形态,这些形态除了包括较明显的传统和习俗以外,更包含了众人的意愿和欲望,透过不同符号及故事、神话、传说、小说等建构他们的文化想象。《酒店》中对以人伦情爱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回望,借以否定现实生活中金钱欲望的赤裸无情,可以说是曹聚仁进行家园想象和国族认同的核心。被抛出正常人生轨道的放逐者,家国是回不去的“痛”,只能在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中去重温过去,来抵抗被边缘化的身份焦虑。在这个叫外来人“看不懂听不懂的地方”、是“中国的地方,又不是中国的地方”、“有钱人的天堂,穷苦人的地狱”的香港,曹聚仁的现实主义批判是严峻的,是“它”逼迫黄明中、滕志杰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作者深刻揭示了人物身份焦虑和建构的外在环境。
总之,曹聚仁不仅描写出了这些难民流落香港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在繁华、歌舞升平的背后,人们远离故土家园的失落、无奈以及放纵,还有难言的辛酸与脆弱,不知身处何地,不知今夕是何年,不知自己是谁的身份困惑给这些边缘人带来的种种内心焦虑,他们试图用欲望狂欢来战胜内心的空虚,摆脱身份焦虑,却根本无法解脱,反而坠入更深的心灵地狱。
评：知识难民南来港，无根漂泊《酒店》人。不堪回首“乱离人”，记忆啮咬苦灵魂。
形形色色生活照, 欲望狂欢战内心。灵魂创伤国动荡,观照更广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