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姜锡东）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作者：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摘 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岳飞；南宋；平反昭雪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却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第一部分、凶手众多，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然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尚可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四大名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雲。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雲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粹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其实，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有鉴于此，宋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褫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八月份，台谏官万俟 、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3.“自登枢筅，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②。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粹编》卷23《山阳辨》）。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 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其二，万俟离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十月中间，岳飞被捕。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但万俟 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离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赵构求和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③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过：“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嚥，则已是勇也。”[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将中最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骁勇敢战之一代名将。死后被追封“循王”的张俊和死后被追封“和王”的杨存中，原本也是转战南北的一代猛将，后来地位崇高、斗志衰退、贪图富贵，支持赵构和秦桧屈辱求和。
张俊竭力诬害岳飞，除怯金避战外，还有诸多私怨私心。岳珂指出：“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赵鼎命之，怯敌不行，迨先臣一战而捷，俊则耻之，一也。视韩世忠军，俊迎桧意，欲分其背嵬，先臣执义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兴版筑，先臣又曰：‘吾曹当戮力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耶！’俊则怒之，二也。强虏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谈笑取之，主上眷宠加厚，逾于诸将。先臣于俊为后辈，不十数年，爵位相埒，俊则嫉之，三也。”[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还有第四，张俊极欲排挤掉韩世忠、岳飞，独揽军权。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爱财贪钱，也是人之本性，古今中外真正能够视钱财如粪土者能有几许？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君子需财，取之有道。不义不仁之钱，正人志士坚拒不拿。在宋代，不仅文官十分爱财，武将也非常爱财。南宋前期的几位名将，如刘光世、张俊、杨存中等人，贪图钱财都是路人皆知的。像岳飞那样清廉奉公之将，实在少见。文官爱钱贪财者，更为多见。卖国奸臣秦桧，其贪图钱财之不择手段，固权邀宠之厚颜无耻，举世难觅。
万俟之所以在陷害岳飞活动中不遗余力、穷凶极恶，一方面是投赵构、秦桧之所好，邀功取宠、汲求富贵，另一方面是忌恨岳飞、公报私仇。据《宋史》本传记载：
岳飞宣抚荆湖，遇（占内）不以礼，（占内）憾之。高入觐，调湖南转运判官，陛辞，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擢右正言。时桧谋收诸将兵权。 力助之，言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职，子女玉帛，已极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罚、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占内）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占内）代治，遂诬飞与其子雲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61（卷474《奸臣传·万俟 传》）。
秦桧、张俊、万俟离之流，谋取一己之私利、贪求一时之富贵而陷害岳飞，却落得一个千古长跪、遗臭万年之可耻下场。
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自私自利，一般人均所难免。凡克己奉公，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者，是历史英雄；反之则为历史罪人。这种分野平时不易彰明，每到二者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关键时刻则显露无遗，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的。像赵构、秦桧、张俊、万俟 这类卑劣无耻之辈，固不待言。即使岳飞部下的将士，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范澄之上书高宗时即曾指出：“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炼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炼以成狱者也。”从而使岳飞“居疑似之嫌”。“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岳飞）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在范澄之看来，岳飞治军太严，得罪了某些部将，导致王俊、王贵、傅选等人的诬告。张宪之事株连岳飞，是锻炼成狱。岳飞言语不慎，恐所难免。岳飞兵权被收，千里之外的将士们难免惊疑烦言（他认为对将士们加以抚谕即可平息，对岳飞的责难应由皇帝出面予以澄清，决不可妄开杀戒）。范澄之与岳飞素昧平生，上书目的是为了拯救岳飞，其言论虽失之片面与肤浅，但颇能代表当时一批人的看法：岳飞、张宪一案，并非空穴来风，是岳飞及其将士言语不慎，特别是个别将领，发泄私愤，出面诬告，使岳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居疑似之嫌”。
为了国家利益，主帅治军必须严明，但并非每个部下都能理解，有些部下会暗怀不满。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狭隘的不满情绪，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岳飞麾下一些将士也经受不住考验，或诬告，或协从，或落井下石，或中立不救。岳飞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二部分、昭雪之曲折
许多历史人物，盖棺方有定论。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死后仍然难得定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没有完结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对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死之后，其社会活动虽然终止，但其历史影响不一定同时终止。越是名人，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历史影响就越是深远，时人和后世的评论就越是聚讼不止，歧异难平。
岳飞冤案之昭雪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历时漫长。既由此反映出当时对岳飞之评价即已不易公正，已令岳飞后代和仁人志士抑郁难平，也表明当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大受各自立场、利害、认识之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其中原委，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岳飞、认识南宋历史，颇有必要。南宋王朝对岳飞冤案的昭雪，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高宗、宋孝宗时期
岳飞遇害后，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对金屈辱求和，对内残酷迫害主战派。通过文字狱和禄位相诱的软硬两种手段，操控舆论，压制不满。在这种情形下，对岳飞冤案自然不可能予以昭雪。
绍兴二十年（1150）后，形势大变。金朝完颜亮篡位之后，志在吞灭南宋，积极备战。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已不再遮掩；“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之严峻形势。赵构、秦桧等主和派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主战派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南宋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成感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黾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1]（《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御史中丞汪澈为备战抗金而“宣谕荆襄”时，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1]（《粹编》卷9《昭雪庙谥》）。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1）宋高宗下罪己诏。（2）“首正秦桧之罪”。“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国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2]（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未昭雪岳飞，只是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2]（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平反昭雪之意。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并列，更是别居用心，暴露出宋高宗赵构之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2]（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的宋高宗主动退位，皇太子即皇位，是为宋孝宗。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他即位伊始，未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便急忙下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1]（《续编》卷13 《追复旨挥》）。
乾道五年（1178年），鄂州获准为岳飞建庙，翌年赐庙额为“忠烈”。淳熙五年十二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讨论，宋廷又追谥岳飞“武穆”。
可以说，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及其冤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有所保留。
第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为岳飞复官平反的告词，用语比较暧昧。既然要为岳飞平反，朝廷就必须首先公开正式承认错误，分清是非曲直，还岳飞以清白。告词中谈到岳飞之死时写道：“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此用西汉周勃或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岳飞之狱为一冤案，为之平反，但又不肯明言直说。而岳云的复官告词，则直接了当地称其“困于谗诬”而被杀[1]（《续编》卷13《先伯雲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告》）。两相比较，凸显前告措词之隐晦。其实在此之前，宋孝宗已经为岳飞之死定了调子：“坐事以殁”[1]（《续编》卷13《追复旨挥》），措词更为含混不清。从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看，官方这一态度在孝宗朝具有连贯性，说明其隐晦措词决非偶然。
第二，相关公文讳言冤狱。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他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竞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将“坐事以殁”一笔带过[1]（《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中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第三，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7]（卷173《思陵录》）。有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3]（乙集卷4《高庙配飨议》）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6]（卷35《孝宗纪》）。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第四，诬告岳飞、制造冤案者，未予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最大帮凶秦桧，宋孝宗深知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不予追贬。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 ，也未予追究。韩世忠的哲嗣韩彦直，在孝宗朝“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6]（卷364《韩彦直传》），宋孝宗并未采纳，也未追贬王俊、傅选等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难道宋孝宗认为这些人没有错？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孝宗朝对岳飞冤案确已基本平反昭雪，但有所保留，并不彻底；对岳飞大加褒崇（仍有折扣，详见后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混、避讳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者：姜锡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摘 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岳飞；南宋；平反昭雪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却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第一部分、凶手众多，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然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尚可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四大名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雲。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雲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粹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其实，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有鉴于此，宋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褫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八月份，台谏官万俟 、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3.“自登枢筅，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②。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粹编》卷23《山阳辨》）。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 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其二，万俟离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十月中间，岳飞被捕。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但万俟 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离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赵构求和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③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过：“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嚥，则已是勇也。”[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将中最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骁勇敢战之一代名将。死后被追封“循王”的张俊和死后被追封“和王”的杨存中，原本也是转战南北的一代猛将，后来地位崇高、斗志衰退、贪图富贵，支持赵构和秦桧屈辱求和。
张俊竭力诬害岳飞，除怯金避战外，还有诸多私怨私心。岳珂指出：“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赵鼎命之，怯敌不行，迨先臣一战而捷，俊则耻之，一也。视韩世忠军，俊迎桧意，欲分其背嵬，先臣执义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兴版筑，先臣又曰：‘吾曹当戮力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耶！’俊则怒之，二也。强虏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谈笑取之，主上眷宠加厚，逾于诸将。先臣于俊为后辈，不十数年，爵位相埒，俊则嫉之，三也。”[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还有第四，张俊极欲排挤掉韩世忠、岳飞，独揽军权。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爱财贪钱，也是人之本性，古今中外真正能够视钱财如粪土者能有几许？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君子需财，取之有道。不义不仁之钱，正人志士坚拒不拿。在宋代，不仅文官十分爱财，武将也非常爱财。南宋前期的几位名将，如刘光世、张俊、杨存中等人，贪图钱财都是路人皆知的。像岳飞那样清廉奉公之将，实在少见。文官爱钱贪财者，更为多见。卖国奸臣秦桧，其贪图钱财之不择手段，固权邀宠之厚颜无耻，举世难觅。
万俟之所以在陷害岳飞活动中不遗余力、穷凶极恶，一方面是投赵构、秦桧之所好，邀功取宠、汲求富贵，另一方面是忌恨岳飞、公报私仇。据《宋史》本传记载：
岳飞宣抚荆湖，遇（占内）不以礼，（占内）憾之。高入觐，调湖南转运判官，陛辞，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擢右正言。时桧谋收诸将兵权。 力助之，言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职，子女玉帛，已极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罚、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占内）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占内）代治，遂诬飞与其子雲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61（卷474《奸臣传·万俟 传》）。
秦桧、张俊、万俟离之流，谋取一己之私利、贪求一时之富贵而陷害岳飞，却落得一个千古长跪、遗臭万年之可耻下场。
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自私自利，一般人均所难免。凡克己奉公，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者，是历史英雄；反之则为历史罪人。这种分野平时不易彰明，每到二者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关键时刻则显露无遗，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的。像赵构、秦桧、张俊、万俟 这类卑劣无耻之辈，固不待言。即使岳飞部下的将士，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范澄之上书高宗时即曾指出：“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炼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炼以成狱者也。”从而使岳飞“居疑似之嫌”。“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岳飞）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在范澄之看来，岳飞治军太严，得罪了某些部将，导致王俊、王贵、傅选等人的诬告。张宪之事株连岳飞，是锻炼成狱。岳飞言语不慎，恐所难免。岳飞兵权被收，千里之外的将士们难免惊疑烦言（他认为对将士们加以抚谕即可平息，对岳飞的责难应由皇帝出面予以澄清，决不可妄开杀戒）。范澄之与岳飞素昧平生，上书目的是为了拯救岳飞，其言论虽失之片面与肤浅，但颇能代表当时一批人的看法：岳飞、张宪一案，并非空穴来风，是岳飞及其将士言语不慎，特别是个别将领，发泄私愤，出面诬告，使岳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居疑似之嫌”。
为了国家利益，主帅治军必须严明，但并非每个部下都能理解，有些部下会暗怀不满。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狭隘的不满情绪，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岳飞麾下一些将士也经受不住考验，或诬告，或协从，或落井下石，或中立不救。岳飞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二部分、昭雪之曲折
许多历史人物，盖棺方有定论。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死后仍然难得定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没有完结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对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死之后，其社会活动虽然终止，但其历史影响不一定同时终止。越是名人，其对时人和后人的历史影响就越是深远，时人和后世的评论就越是聚讼不止，歧异难平。
岳飞冤案之昭雪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历时漫长。既由此反映出当时对岳飞之评价即已不易公正，已令岳飞后代和仁人志士抑郁难平，也表明当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大受各自立场、利害、认识之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探究其中原委，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岳飞、认识南宋历史，颇有必要。南宋王朝对岳飞冤案的昭雪，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高宗、宋孝宗时期
岳飞遇害后，主和派长期把持朝政，对金屈辱求和，对内残酷迫害主战派。通过文字狱和禄位相诱的软硬两种手段，操控舆论，压制不满。在这种情形下，对岳飞冤案自然不可能予以昭雪。
绍兴二十年（1150）后，形势大变。金朝完颜亮篡位之后，志在吞灭南宋，积极备战。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已不再遮掩；“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之严峻形势。赵构、秦桧等主和派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主战派重新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南宋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成感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黾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1]（《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御史中丞汪澈为备战抗金而“宣谕荆襄”时，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1]（《粹编》卷9《昭雪庙谥》）。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1）宋高宗下罪己诏。（2）“首正秦桧之罪”。“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国以和议者，无问存没，悉正典刑。”（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2]（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未昭雪岳飞，只是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2]（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平反昭雪之意。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并列，更是别居用心，暴露出宋高宗赵构之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2]（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的宋高宗主动退位，皇太子即皇位，是为宋孝宗。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他即位伊始，未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便急忙下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1]（《续编》卷13 《追复旨挥》）。
乾道五年（1178年），鄂州获准为岳飞建庙，翌年赐庙额为“忠烈”。淳熙五年十二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讨论，宋廷又追谥岳飞“武穆”。
可以说，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及其冤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有所保留。
第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为岳飞复官平反的告词，用语比较暧昧。既然要为岳飞平反，朝廷就必须首先公开正式承认错误，分清是非曲直，还岳飞以清白。告词中谈到岳飞之死时写道：“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1]（《续编》卷13《追复少保两镇告》）此用西汉周勃或周亚夫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岳飞之狱为一冤案，为之平反，但又不肯明言直说。而岳云的复官告词，则直接了当地称其“困于谗诬”而被杀[1]（《续编》卷13《先伯雲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告》）。两相比较，凸显前告措词之隐晦。其实在此之前，宋孝宗已经为岳飞之死定了调子：“坐事以殁”[1]（《续编》卷13《追复旨挥》），措词更为含混不清。从之后的一系列事情看，官方这一态度在孝宗朝具有连贯性，说明其隐晦措词决非偶然。
第二，相关公文讳言冤狱。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他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竞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将“坐事以殁”一笔带过[1]（《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中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第三，淳熙十四年十月，宋高宗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7]（卷173《思陵录》）。有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3]（乙集卷4《高庙配飨议》）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6]（卷35《孝宗纪》）。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第四，诬告岳飞、制造冤案者，未予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最大帮凶秦桧，宋孝宗深知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不予追贬。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 ，也未予追究。韩世忠的哲嗣韩彦直，在孝宗朝“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6]（卷364《韩彦直传》），宋孝宗并未采纳，也未追贬王俊、傅选等人。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难道宋孝宗认为这些人没有错？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孝宗朝对岳飞冤案确已基本平反昭雪，但有所保留，并不彻底；对岳飞大加褒崇（仍有折扣，详见后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混、避讳态度。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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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宁宗、宋理宗时期
前一阶段，主要是宋孝宗时期的平反昭雪，根本原因在于新皇帝宋孝宗急于收揽军心、激劝士气。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很理想，甚至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岳飞和岳家军情况比较了解的薛季宣，在给参知政事汪澈的一封信中，十分尖锐而激愤地指出：“皇上（宋孝宗）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乃反有纷纷之论。……徒为国家惜此举措不厌人心。……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也。”（《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愤懑不满者的主要看法和原因，大致如下：
“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贝胃赠，追加封爵，犹当反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赏犹世其家，而独于飞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难哉！德寿中兴之成，不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秦桧四人而已。四人之终。礼有异数，今其子孙或位孤卿。飞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毙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来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可见，临急难而抱佛脚、颇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反昭雪工作，因其态度暧昧，颇有欠缺，收效并不理想，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岳飞到底是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南宋朝廷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引起很多人的猜测、疑惑、不满。南宋朝廷对岳飞昭雪之后给予的恩数，不仅不如韩世忠、刘光世，甚至不如屠飞凶手张俊和秦桧！
是非尚未彻底分明，恩数尚有很大欠缺，公论尚存诸多不平，宋孝宗并非懵然不知。他后来又为此做了一些弥补，但拖拉不果，力度不够，大打折扣，并且很不主动。岳家江州被籍没之田宅，是在岳霖等家属后代上奏要求下才予以追还。在鄂州为岳飞立庙，是在乾道六年（1170），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进行所谓的“昭雪”之后的第8年，才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奏请之下予以允准。正式为岳飞追赠赐谥，是在淳熙六年（1179）正月，即宋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才在前太常少卿、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颜度奏请之后，讨论一年多时间，将“忠愍”降格为“武穆”方予追赐。秉公卓识之士不满，岳飞子孙更为不满。
赐谥，乃当时一件大事。必须首先由太常寺调查清楚本人的事迹功业，据此提出赐谥的具体理由，三省审议通过后，最后由皇帝审查批准。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本人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3]（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关者》）赐谥中有一忠字，表明朝廷承认并表彰该臣为忠臣。高、孝两朝赐谥有忠字者，为数不少，如文臣宗泽谥忠简、赵鼎谥忠简，张浚谥忠献、朱胜非谥忠靖、吕颐浩谥忠穆、胡铨谥忠简，武将韩世忠谥忠武、李显忠谥忠襄、魏胜谥忠壮、张俊谥忠烈⑤。
关于岳飞议谥，李心传记载说：“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谥为‘义节’，而秦丞相以无‘忠’字疑之，令别谥。太常谓若以忠为谥，则子孙诵之，非易名之义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笔者按：此事发生在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十七年）。太常议：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于上皇为失政，却之，乃改为‘武穆’。此二者皆于谥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也。”[3]（甲集卷9《渡江后改谥》）
前一阶段，主要是宋孝宗时期的平反昭雪，根本原因在于新皇帝宋孝宗急于收揽军心、激劝士气。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在当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很理想，甚至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岳飞和岳家军情况比较了解的薛季宣，在给参知政事汪澈的一封信中，十分尖锐而激愤地指出：“皇上（宋孝宗）即位之始，首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乃反有纷纷之论。……徒为国家惜此举措不厌人心。……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也。”（《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愤懑不满者的主要看法和原因，大致如下：
“使飞果反，朝廷不当昭雪，为之昭雪，是非真反。苟非真反，则亚保之礼不当有废。国家纵不能归其贝胃赠，追加封爵，犹当反其田宅，畀之恩数，亲降黼座，临奠其丧，会其子孙，以礼归葬……今独不然，惟复其封而已。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赏犹世其家，而独于飞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难哉！德寿中兴之成，不过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秦桧四人而已。四人之终。礼有异数，今其子孙或位孤卿。飞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毙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来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8]（《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可见，临急难而抱佛脚、颇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反昭雪工作，因其态度暧昧，颇有欠缺，收效并不理想，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岳飞到底是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南宋朝廷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引起很多人的猜测、疑惑、不满。南宋朝廷对岳飞昭雪之后给予的恩数，不仅不如韩世忠、刘光世，甚至不如屠飞凶手张俊和秦桧！
是非尚未彻底分明，恩数尚有很大欠缺，公论尚存诸多不平，宋孝宗并非懵然不知。他后来又为此做了一些弥补，但拖拉不果，力度不够，大打折扣，并且很不主动。岳家江州被籍没之田宅，是在岳霖等家属后代上奏要求下才予以追还。在鄂州为岳飞立庙，是在乾道六年（1170），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进行所谓的“昭雪”之后的第8年，才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奏请之下予以允准。正式为岳飞追赠赐谥，是在淳熙六年（1179）正月，即宋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十七年，才在前太常少卿、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颜度奏请之后，讨论一年多时间，将“忠愍”降格为“武穆”方予追赐。秉公卓识之士不满，岳飞子孙更为不满。
赐谥，乃当时一件大事。必须首先由太常寺调查清楚本人的事迹功业，据此提出赐谥的具体理由，三省审议通过后，最后由皇帝审查批准。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本人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3]（甲集卷9《大臣谥之极关者》）赐谥中有一忠字，表明朝廷承认并表彰该臣为忠臣。高、孝两朝赐谥有忠字者，为数不少，如文臣宗泽谥忠简、赵鼎谥忠简，张浚谥忠献、朱胜非谥忠靖、吕颐浩谥忠穆、胡铨谥忠简，武将韩世忠谥忠武、李显忠谥忠襄、魏胜谥忠壮、张俊谥忠烈⑤。
关于岳飞议谥，李心传记载说：“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谥为‘义节’，而秦丞相以无‘忠’字疑之，令别谥。太常谓若以忠为谥，则子孙诵之，非易名之义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笔者按：此事发生在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十七年）。太常议：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愍字，则于上皇为失政，却之，乃改为‘武穆’。此二者皆于谥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却也。”[3]（甲集卷9《渡江后改谥》）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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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反映出，有无“忠”字非常重要。宋孝宗显然认为给岳飞定谥，用愍不可，用忠也不行，否则，却愍留忠，有何不可？从“忠愍”降格“退却”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之故意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内心梗愤难平。所以，岳飞子孙岳霖等人在《谢表》中，一方面对朝廷追赠恩数、赐谥“武穆”感谢有加，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地用一半字数大讲岳飞遭诬陷而屈死。实际上是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示抗议[1]（《续编》卷14《赐谥谢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岳霖逝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哲嗣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1]（《粹编》卷9《昭雪庙谥》）
此后十年，岳珂不负父望，奋发努力，在岳霖等人工作基础上，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成“高宗皇帝御笔手诏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行实》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进献朝廷[1]（《续编》卷26《缴进奏状》），并将副本分别献给宰执大臣。这些文献和后来的其他相关著述，后厘定为《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并刊行于世。在上述文献中，多处谈及宋高宗、宋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一事，颇能反映岳珂等人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兹择要摘录9条如下：
（1）岳珂在《吁天辨诬通叙》中说：“先臣既殁之后，复有程宏图者，大书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当天，谗基悉殄。……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属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复其官爵，又锡之冢地；疏以宠命，而禄其子孙；予以缗钱，而恤其家族；给以元业，而使之不（飠胡）于四方；旌以庙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军之心。……盖自汉、魏以来，功臣被诬，诞谩无实，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际，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荣者也。”
（2）在《通叙》的后面，岳珂又接着说道：“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3）在《进<行实编年>、<吁天辨诬>表》中，岳珂说：“孤忠许国，有死弗渝。众毁盈庭，传疑未白。”
（4）在《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中岳珂说：“是以蒙被污垢六七十年，虽高庙神圣，卒悟其奸，赐之昭雪，又以此意属于孝庙，葬之以礼，复之以官，录用其予若孙，宜若可以无遗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往往是非无据，而黑白易位……”“褒赠之典，视其同功者犹歉也。则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获尽伸者。”
（5）岳珂在《谢宰执启》中说：“然愍章虽渥于累朝，顾褒典尚惭于诸将。惧未湔于余谤。爰久玷于孤忠。”
（6）岳珂在《经进百韵诗》中说：“每念沉冤未雪。直笔久污……”
（7）岳珂在《吁天辨诬·淮西辨》中说：“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
（8）岳珂在《张宪辨》中说：张宪“一时被诬，衔恨地下。虽复官恤孤，尝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万世，而锟缕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无一毫之憾。……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窃意其罪之在宪，而先臣莫之知也。……宪之诬未明，则先臣之迹亦几于晦矣。”
（9）岳珂在《乞付史馆堂札》中说：“区区累年之廑，正以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先大夫不幸受秦桧之诬，而又与熊克有子孙一时之憾，暧昧之迹，无以自明，衔冤地下，永无信眉之日。”
从第1条可以看到，岳珂等人认为，宋高宗、宋孝宗已对岳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且眷渥有加。但是，从第2条至第9条可看到，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欠缺很多，致使岳飞“忠未显，冤未白”。尽管事过六七十年，人们对岳飞冤狱的看法和评论并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意其或有是”，或者“黑白易位”，或者“疑以传疑”，或者“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或者认为纯属诬陷。
此情此景，岳珂等人岂能不痛心疾首、怒火满胸？他发愤著述，辩飞之诬，昭飞之忠，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当局审其辨白，宣付史馆，传信后世；并且要求当局弥补对岳飞恩数之欠缺，追加褒崇之典。恰值“开禧北伐”前夕，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正在动员军民准备北伐，遂将岳珂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并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①。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大受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竟恢复秦桧的爵谥。嘉定六年（1213）之后，因金朝内外交困、国势大衰，宋朝对金改取强硬态度，主战派渐复居优势。孝宗即位初，曾拨临安府（杭州）显明寺充岳飞功德寺，但因赵宋宗室已先占用，长期没有落实。五十九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批准以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岳飞功德院，并特赐院额“褒忠衍福禅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定谥‘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赐谥‘忠武’。”[1]（《续编》卷16《碑阴记》）“实先赐谥‘忠穆’。……继而宸衷未惬，犹日：‘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1]（《续编》卷16《附录》）可以说，这才是宋朝官方对岳飞的最高奖评，也是最确切的奖评。后人往往受《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影响，多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实属不当，称“岳忠武”方为允妥。
显而易见，岳飞冤案之平反昭雪颇不顺利，过程相当艰难曲折。宋高宗退位前，基本上未予考虑。宋孝宗时期虽曾采取一系列昭雪褒赠措施，但昭雪并不彻底，褒赠也有欠缺，是非真假也不甚分明。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之后，才在岳珂等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廓清事实，洗雪冤污，给予公正奖评。如果不是岳飞本人一贯赤心报国，始终克己奉公、功勋卓著，如果不是岳珂等朝野人士数十年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国难不已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抗战派，岳飞冤狱实不易彻底平反昭雪。三者缺一不可。而年轻的岳珂所做的辨白工作及其作用非常关键，不容低估。例如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之诬，诚如岳珂所言：“秦桧当时之酝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1]（《稡编》卷22《淮西辨》）
若非十五道御札存世未毁、岳霖等人索回、岳珂整理辨明，那么岳飞被杀的一大“罪状”实难洗雪净尽。在此之前，朝野上下对岳飞冤案疑信不定，官私史籍黑白不分，平反昭雪保留不尽，确非偶然，肯定与此大有关联。所以，对岳珂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诚如学者所指责，岳珂《金佗稡编》缺陷之一是，对诬杀岳飞的元凶宋高宗赵构的罪行、对岳飞与赵构的矛盾冲突多有曲意淡化遮掩之处。然而，全面细究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岳珂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批进献朝廷并公布于当世的文献中，对宋高宗的揭露、诘难、厌恶，虽然隐晦，但并不少见（甚至对宋孝宗也多有不满）；在另一不必进献朝廷的私人著作《裎史》中，凡记高宗及其亲信之事，几乎全为恶行丑事，平实不激的文笔于取舍之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杀亲仇人的无比憎恨。
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卖国贼的势力消长沉浮有直接关系。凡前者当政时期，就顺利一些；凡后者当政时期，就置之不理、陷于停顿。所以，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工作，决非岳飞一人之私事，也非岳飞子孙后代之私愿，实关朝廷对金政策取向之大局，实乃南宋军民关注之国事。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岳霖逝世。老人临终之前，拉着哲嗣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1]（《粹编》卷9《昭雪庙谥》）
此后十年，岳珂不负父望，奋发努力，在岳霖等人工作基础上，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搜集、编撰成“高宗皇帝御笔手诏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行实》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进献朝廷[1]（《续编》卷26《缴进奏状》），并将副本分别献给宰执大臣。这些文献和后来的其他相关著述，后厘定为《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并刊行于世。在上述文献中，多处谈及宋高宗、宋孝宗对岳飞的平反昭雪一事，颇能反映岳珂等人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兹择要摘录9条如下：
（1）岳珂在《吁天辨诬通叙》中说：“先臣既殁之后，复有程宏图者，大书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当天，谗基悉殄。……绍兴更化，逐谗党，复纯州，还诸孤之在岭峤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属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复其官爵，又锡之冢地；疏以宠命，而禄其子孙；予以缗钱，而恤其家族；给以元业，而使之不（飠胡）于四方；旌以庙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军之心。……盖自汉、魏以来，功臣被诬，诞谩无实，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际，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荣者也。”
（2）在《通叙》的后面，岳珂又接着说道：“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3）在《进<行实编年>、<吁天辨诬>表》中，岳珂说：“孤忠许国，有死弗渝。众毁盈庭，传疑未白。”
（4）在《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中岳珂说：“是以蒙被污垢六七十年，虽高庙神圣，卒悟其奸，赐之昭雪，又以此意属于孝庙，葬之以礼，复之以官，录用其予若孙，宜若可以无遗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往往是非无据，而黑白易位……”“褒赠之典，视其同功者犹歉也。则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获尽伸者。”
（5）岳珂在《谢宰执启》中说：“然愍章虽渥于累朝，顾褒典尚惭于诸将。惧未湔于余谤。爰久玷于孤忠。”
（6）岳珂在《经进百韵诗》中说：“每念沉冤未雪。直笔久污……”
（7）岳珂在《吁天辨诬·淮西辨》中说：“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颠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于谗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
（8）岳珂在《张宪辨》中说：张宪“一时被诬，衔恨地下。虽复官恤孤，尝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万世，而锟缕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无一毫之憾。……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窃意其罪之在宪，而先臣莫之知也。……宪之诬未明，则先臣之迹亦几于晦矣。”
（9）岳珂在《乞付史馆堂札》中说：“区区累年之廑，正以孤忠未尽明，遗谤未尽雪……先大夫不幸受秦桧之诬，而又与熊克有子孙一时之憾，暧昧之迹，无以自明，衔冤地下，永无信眉之日。”
从第1条可以看到，岳珂等人认为，宋高宗、宋孝宗已对岳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且眷渥有加。但是，从第2条至第9条可看到，由于平反昭雪并不彻底，欠缺很多，致使岳飞“忠未显，冤未白”。尽管事过六七十年，人们对岳飞冤狱的看法和评论并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意其或有是”，或者“黑白易位”，或者“疑以传疑”，或者“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或者认为纯属诬陷。
此情此景，岳珂等人岂能不痛心疾首、怒火满胸？他发愤著述，辩飞之诬，昭飞之忠，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当局审其辨白，宣付史馆，传信后世；并且要求当局弥补对岳飞恩数之欠缺，追加褒崇之典。恰值“开禧北伐”前夕，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正在动员军民准备北伐，遂将岳珂辨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并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①。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大受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竟恢复秦桧的爵谥。嘉定六年（1213）之后，因金朝内外交困、国势大衰，宋朝对金改取强硬态度，主战派渐复居优势。孝宗即位初，曾拨临安府（杭州）显明寺充岳飞功德寺，但因赵宋宗室已先占用，长期没有落实。五十九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批准以临安府北山智果寺充岳飞功德院，并特赐院额“褒忠衍福禅寺”。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定谥‘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赐谥‘忠武’。”[1]（《续编》卷16《碑阴记》）“实先赐谥‘忠穆’。……继而宸衷未惬，犹日：‘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1]（《续编》卷16《附录》）可以说，这才是宋朝官方对岳飞的最高奖评，也是最确切的奖评。后人往往受《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影响，多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实属不当，称“岳忠武”方为允妥。
显而易见，岳飞冤案之平反昭雪颇不顺利，过程相当艰难曲折。宋高宗退位前，基本上未予考虑。宋孝宗时期虽曾采取一系列昭雪褒赠措施，但昭雪并不彻底，褒赠也有欠缺，是非真假也不甚分明。直到宋宁宗嘉泰四年之后，才在岳珂等朝野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廓清事实，洗雪冤污，给予公正奖评。如果不是岳飞本人一贯赤心报国，始终克己奉公、功勋卓著，如果不是岳珂等朝野人士数十年艰苦努力，如果不是国难不已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抗战派，岳飞冤狱实不易彻底平反昭雪。三者缺一不可。而年轻的岳珂所做的辨白工作及其作用非常关键，不容低估。例如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之诬，诚如岳珂所言：“秦桧当时之酝祸也，盖欲屏去先臣所拜之宸翰，如綦崇礼所被之诏，以泯其迹，而使先臣之忠，终于莫辨。何以言之？宸章圣画，固非人间所得而易见……抑犹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札并存而不失尔。故臣得以逐时日、叙次第而刊之石，以传万世。不然，则先臣之诬，尚何以为据依而辨之？呜呼！桧虽欲泯之，而天不泯之，是留以赐臣家，而使先臣之事有所据依而辨明也。”[1]（《稡编》卷22《淮西辨》）
若非十五道御札存世未毁、岳霖等人索回、岳珂整理辨明，那么岳飞被杀的一大“罪状”实难洗雪净尽。在此之前，朝野上下对岳飞冤案疑信不定，官私史籍黑白不分，平反昭雪保留不尽，确非偶然，肯定与此大有关联。所以，对岳珂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诚如学者所指责，岳珂《金佗稡编》缺陷之一是，对诬杀岳飞的元凶宋高宗赵构的罪行、对岳飞与赵构的矛盾冲突多有曲意淡化遮掩之处。然而，全面细究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岳珂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批进献朝廷并公布于当世的文献中，对宋高宗的揭露、诘难、厌恶，虽然隐晦，但并不少见（甚至对宋孝宗也多有不满）；在另一不必进献朝廷的私人著作《裎史》中，凡记高宗及其亲信之事，几乎全为恶行丑事，平实不激的文笔于取舍之间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杀亲仇人的无比憎恨。
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卖国贼的势力消长沉浮有直接关系。凡前者当政时期，就顺利一些；凡后者当政时期，就置之不理、陷于停顿。所以，冤案的昭雪和岳飞的褒崇工作，决非岳飞一人之私事，也非岳飞子孙后代之私愿，实关朝廷对金政策取向之大局，实乃南宋军民关注之国事。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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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非原则问题，丝毫不能含糊
是杀害岳飞还是保护岳飞，是诬蔑岳飞还是昭雪褒崇岳飞，对南宋人来说，是关系到选择奋战抗金、雪耻复国，还是选择投降求和、偏安江南的重大国策问题；同时也由此关系到，是贪图眼前一时富贵、自私自利，还是追求长远根本大功、舍身报国。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远非每个人都能分辨清楚、正确把握的。
岳飞生前即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批评、否定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对岳飞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对岳飞更是赞不绝口。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岳飞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独挡一面，忠心耿耿，确应受到时人的高度尊重和表彰。
到岳飞被害前后，尽管有不少体国卓识之士深信岳飞是难得的良将忠臣，但指责、否定的舆论占据了主流。宋高宗、秦桧集团将岳飞视为他们急于卖国求和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捏造罪状，横加诬陷，否定忠诚，定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和误国、残害忠良的大卖国贼秦桧，却被宋高宗公开表彰为“精忠全德”的“忠献”之臣[2]（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己酉、乙卯）。时人都很清楚，更有昭雪、追褒的官方文书及岳珂本人也都表明，岳飞被杀，主要由于坚决主战拒和；秦桧得宠，实由主和拒战。
宋孝宗即位后，为了收揽军心、抗金北伐，公开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并不彻底；对岳飞虽屡有褒崇肯定，但有折扣。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在岳珂等人的辨白下追封岳飞“鄂王”，承认岳飞“忠义徇国”[1]（《猝编》卷27《封王信札》）。
直到金国衰败之象尽显，南宋对金改取强硬政策后，才于宋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岳飞“忠武”，正式给予岳飞最高评价。
岳飞是南宋抗金爱国者的一面大旗，肯定或否定岳飞成为鉴别主战爱国或者卖国求和的一条重要标准。主战爱国者，无不高举这面大旗以作号召，充分肯定岳飞。
肯定、褒崇也好，否定、诬害也好，最关键的是一个“忠”字。岳飞誓死抗金、励志恢复、舍身报国之忠诚，始终不渝，一贯到底。从一时看，从宋高宗赵构一己之私利看，岳飞确非宋高宗之忠臣。构令飞停战，飞不愿也，且有怨恨；构欲卖国求和，飞坚拒不从，且有怨恨，岂非大逆不忠乎？从一世看，从赵构作为南宋皇帝、一国代表和象征看，岳飞实为难得的真正忠臣。岳飞多么渴望宋高宗能够真正代表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小则为父兄亲人报仇、恢复祖宗失地、雪耻复国，大则以战平定天下、保卫先进文明。岳飞欲助高宗做一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有为明君，不欲助宋高宗做一屈膝卖国、苟且偷安、卑鄙无耻的龌龊昏君。若非丧心病狂、良知不存，岂可弱也求和、强也求和？败也卖国投降、胜也卖国投降？一味求和投降，并且是不要脸面的屈辱投降！一片赤诚忠心，败类不察，“臣构”不悟，怎能不令岳飞大失所望、怒发冲冠？怎能不令后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对构之自私无耻、狭隘短视有所认识，对其大误祖国、巨害民族有所抗争，决然主战，励志恢复，坚拒求和投降，卒罹大难。飞死为谁？为了祖国！当宋高宗被迫抗金时，不乏忠臣。当他屈辱投降时，已经不配有也没有忠臣了。岳飞是臣构的逆臣，却是国家的忠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代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岳飞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杀害岳飞的一批凶手则持否定态度。对此，李安《岳飞史迹考》、《精忠岳飞传》已收集不少史料，从中可以略见大概⑥。兹不复赘。不过，明清时期也有极少数学者，虽然并不否定岳飞，却肯定秦桧及“绍兴和议”，甚至胡说什么“秦桧再造南宋”⑦。仅从绍兴和议之屈辱卖国内容对南宋军民抗金大业之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即知此说实属荒谬无据，不堪一驳。事实上，完颜亮挥军南下，早已宣告并证明了“绍兴和议”的战略错误，时人也由此看到了秦桧等人“倡和误国”[6]（卷473《奸臣传·秦桧传》）的滔天大罪。其实，此类言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在秦桧养子秦焙和秦桧门客曹冠那里早已有之⑧。抬高秦桧，必然压低岳飞。这既与历史事实大相悖离，也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岳飞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坚决摒弃。当今学界，更不可遽取轻信。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遗产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世必须对之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剔除糟粕，继承精华。对待岳飞本人及其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是如此。岳飞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不足以掩没其优点和功绩。岳飞忠爱祖国、誓死御敌的高风亮节，刚直不屈、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宋代不多见，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突出、非常难得的。从南宋以来，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克己报国、誓抗外侮的一面旗帜，成为爱国志士学习崇拜的一个楷模。
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岳飞，仍然能够从中受到震撼人心的教育，得到振聋发聩的启迪，汲取磅礴无敌的力量。凡过多贪求一己一时之私利、损害集体利益、破坏国家利益者，必遭唾弃，遗臭万年！凡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忠诚报国者，必获尊敬，千古流芳！
文章注释：
①此据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龚延明《岳飞评传》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50页：“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粹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③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④参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宋史》本传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七九至一一四等。
⑤关于这次秦桧追夺改谥，《宋史·秦桧传》和近人著作多为此述。然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卷9记载：“开禧初，李壁为礼官，请易以恶谥。事既行，卫泾诸人在奉常，定日‘缪狠’。议上，饨胄谓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献’之告已拘取矣。”存疑待考。
⑥前书据1976年正中书局修一版，后书据1980年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⑦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3《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2001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参见《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参考文献：
[1]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中国台北：大化书局，1979.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薛季宣.浪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作者简介：姜锡东（1961－），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辽夏金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7000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是杀害岳飞还是保护岳飞，是诬蔑岳飞还是昭雪褒崇岳飞，对南宋人来说，是关系到选择奋战抗金、雪耻复国，还是选择投降求和、偏安江南的重大国策问题；同时也由此关系到，是贪图眼前一时富贵、自私自利，还是追求长远根本大功、舍身报国。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远非每个人都能分辨清楚、正确把握的。
岳飞生前即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批评、否定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对岳飞也是刮目相看，特别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对岳飞更是赞不绝口。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岳飞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独挡一面，忠心耿耿，确应受到时人的高度尊重和表彰。
到岳飞被害前后，尽管有不少体国卓识之士深信岳飞是难得的良将忠臣，但指责、否定的舆论占据了主流。宋高宗、秦桧集团将岳飞视为他们急于卖国求和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捏造罪状，横加诬陷，否定忠诚，定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和误国、残害忠良的大卖国贼秦桧，却被宋高宗公开表彰为“精忠全德”的“忠献”之臣[2]（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己酉、乙卯）。时人都很清楚，更有昭雪、追褒的官方文书及岳珂本人也都表明，岳飞被杀，主要由于坚决主战拒和；秦桧得宠，实由主和拒战。
宋孝宗即位后，为了收揽军心、抗金北伐，公开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并不彻底；对岳飞虽屡有褒崇肯定，但有折扣。到宋宁宗开禧北伐前夕，在岳珂等人的辨白下追封岳飞“鄂王”，承认岳飞“忠义徇国”[1]（《猝编》卷27《封王信札》）。
直到金国衰败之象尽显，南宋对金改取强硬政策后，才于宋理宗宝庆元年改谥岳飞“忠武”，正式给予岳飞最高评价。
岳飞是南宋抗金爱国者的一面大旗，肯定或否定岳飞成为鉴别主战爱国或者卖国求和的一条重要标准。主战爱国者，无不高举这面大旗以作号召，充分肯定岳飞。
肯定、褒崇也好，否定、诬害也好，最关键的是一个“忠”字。岳飞誓死抗金、励志恢复、舍身报国之忠诚，始终不渝，一贯到底。从一时看，从宋高宗赵构一己之私利看，岳飞确非宋高宗之忠臣。构令飞停战，飞不愿也，且有怨恨；构欲卖国求和，飞坚拒不从，且有怨恨，岂非大逆不忠乎？从一世看，从赵构作为南宋皇帝、一国代表和象征看，岳飞实为难得的真正忠臣。岳飞多么渴望宋高宗能够真正代表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小则为父兄亲人报仇、恢复祖宗失地、雪耻复国，大则以战平定天下、保卫先进文明。岳飞欲助高宗做一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有为明君，不欲助宋高宗做一屈膝卖国、苟且偷安、卑鄙无耻的龌龊昏君。若非丧心病狂、良知不存，岂可弱也求和、强也求和？败也卖国投降、胜也卖国投降？一味求和投降，并且是不要脸面的屈辱投降！一片赤诚忠心，败类不察，“臣构”不悟，怎能不令岳飞大失所望、怒发冲冠？怎能不令后学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对构之自私无耻、狭隘短视有所认识，对其大误祖国、巨害民族有所抗争，决然主战，励志恢复，坚拒求和投降，卒罹大难。飞死为谁？为了祖国！当宋高宗被迫抗金时，不乏忠臣。当他屈辱投降时，已经不配有也没有忠臣了。岳飞是臣构的逆臣，却是国家的忠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元代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岳飞普遍持肯定态度，对杀害岳飞的一批凶手则持否定态度。对此，李安《岳飞史迹考》、《精忠岳飞传》已收集不少史料，从中可以略见大概⑥。兹不复赘。不过，明清时期也有极少数学者，虽然并不否定岳飞，却肯定秦桧及“绍兴和议”，甚至胡说什么“秦桧再造南宋”⑦。仅从绍兴和议之屈辱卖国内容对南宋军民抗金大业之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即知此说实属荒谬无据，不堪一驳。事实上，完颜亮挥军南下，早已宣告并证明了“绍兴和议”的战略错误，时人也由此看到了秦桧等人“倡和误国”[6]（卷473《奸臣传·秦桧传》）的滔天大罪。其实，此类言论并没有什么新意，在秦桧养子秦焙和秦桧门客曹冠那里早已有之⑧。抬高秦桧，必然压低岳飞。这既与历史事实大相悖离，也严重干扰了人们对岳飞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必须坚决摒弃。当今学界，更不可遽取轻信。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遗产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后世必须对之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剔除糟粕，继承精华。对待岳飞本人及其相关的各种文献也是如此。岳飞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但远不足以掩没其优点和功绩。岳飞忠爱祖国、誓死御敌的高风亮节，刚直不屈、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宋代不多见，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突出、非常难得的。从南宋以来，岳飞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克己报国、誓抗外侮的一面旗帜，成为爱国志士学习崇拜的一个楷模。
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学习、纪念岳飞，仍然能够从中受到震撼人心的教育，得到振聋发聩的启迪，汲取磅礴无敌的力量。凡过多贪求一己一时之私利、损害集体利益、破坏国家利益者，必遭唾弃，遗臭万年！凡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忠诚报国者，必获尊敬，千古流芳！
文章注释：
①此据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龚延明《岳飞评传》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据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50页：“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粹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③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④参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宋史》本传和《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七九至一一四等。
⑤关于这次秦桧追夺改谥，《宋史·秦桧传》和近人著作多为此述。然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卷9记载：“开禧初，李壁为礼官，请易以恶谥。事既行，卫泾诸人在奉常，定日‘缪狠’。议上，饨胄谓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献’之告已拘取矣。”存疑待考。
⑥前书据1976年正中书局修一版，后书据1980年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⑦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3《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上海书店.2001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卷93，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⑧参见《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参考文献：
[1]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中国台北：大化书局，1979.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周必大.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薛季宣.浪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作者简介：姜锡东（1961－），男，山东平度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宋辽夏金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70002）。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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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武将地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加之不愿承担继续对金国作战的风险，急着要尽快达成宋金和议，并解除武将兵权，偏安江南，为此，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割让大片国土，向金国称臣纳贡。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挫败了金军的进攻，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向来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开始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议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正因宋金对峙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暂时不用岳飞，让他在家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要知道，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同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飞所部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家军在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女婿，与完颜兀术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直接给南宋朝廷，也可能是暗中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宋史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同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八月，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假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九月，岳飞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与此同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宋高宗赵构自以为冤杀岳飞之后，南宋还有韩世忠、刘锜、吴璘、杨沂中等名将可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也许不行，但仅仅自守防御的话，已经足够了。这点正好符合赵构的需要。对于赵构“要自保要防着兀术撕毁和约，但是不要北伐”的底线来说，这些将领的能力不少也不多，正合适。而且吴璘（1102年生）、刘锜（1098年生）、杨存中（1102年生）等人与岳飞（1103年生）的年纪大小差不多，宋高宗认为这些将领在当时再过十几年也有能力带兵打仗。
宋高宗赵构选中了刘锜、吴璘、杨沂中等人做自己的底牌，同时毫无顾忌地舍弃了岳飞。对于赵构来说，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收复旧疆、甚至灭掉大金国，那么非用岳飞不可。但如果只是想要偏安江南、单纯防御，防着金国别再撕毁和约、撵自己下海的话，则不必非留着岳飞，还有其他人可以用。
所以，一心想要偏安江南、向来防患武将做大的宋高宗赵构纵容秦桧、张俊之流陷害岳飞，冤杀岳飞以满足金人提出的宋金议和要求，震慑抗金主战派，同时换取金人放回赵构生母韦太后。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问题】岳飞到底为什么会被冤杀？
【一句话答案】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50-1.shtml
因为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国遣使议和时，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准备偏安江南，所以为了与金人达成和议并确保自己能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南宋带路党秦桧，杀掉了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杰出将帅岳飞。
这才是导致岳飞被害的惟一的根本原因。其他什么“迎还二圣”违背了赵构的利益、功高震主令赵构觉得难以驾驭、兵权太大违背了宋代体制、不会做人和文武大臣以及君主关系不好、建议立皇储犯了大忌、甚至什么援淮西贻误军机罪有应得、本身就是不听话的军阀blabla。。。统统都是昧于史实的想当然式的错误臆断。
【升级版答案】
岳飞之所以最后会被害，是因为一个前提，三个原因：
1、一个前提是，岳飞的军事才华是南宋诸将领中最为突出和全面的，并且还是当时惟一擅长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并确实在进攻中对金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的杰出将领，同时岳飞当时还很年轻，对于金国来说，岳飞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这一点，在岳飞率领岳家军一旅孤军策动的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那一次北伐中，金军不是单纯被打得丧师失地、精锐尽毁的问题，而是在中原、两河地区的整个行政系统，都已经因为岳家军的攻势和受岳飞指挥的敌后义军的活跃而几近瘫痪了。所谓“燕京以南，号令不行”，“岳帅之来，此间震恐”，以至于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南侵时，金军将士中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2、在这个前提下，金国如果还想与南宋议和，并且保证和约的长久、稳固，就必须除掉对金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岳飞。因为岳飞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而且还很年轻，南宋中兴诸将和金国的将领大多是他的父辈。如果不搞定点清除肉体消灭，那么即便南宋方面罢了岳飞的兵权甚至把他软禁、流放、关押也没有用，只要金国或者南宋随便哪边出了点什么状况（比如南宋那边赵构突然挂了，支持北伐的太子赵瑗上台；或者秦桧挂了，上来个能震慑赵构的主战派宰相主持北伐；或者金国那边兀术挂了，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完颜亮上台），岳飞仍然会被起用，仍然会让金国有灭国的危险。所以金人在议和时提出了“必杀飞，始可和”的条件，这是岳飞被害的外因。
3、与金人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是，当时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完全不想再尝试进行北伐的努力，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偏安东南，如何安心享乐。至于为什么不想再努力，很可笑：因为赵构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对于这位漠视任何人类正常道德、伦理和情感的君主来说，什么祖宗基业、黎民疾苦，甚至个人的生前身后名都是虚的，只有现实中的安稳逍遥和个人的声色享受才是实打实的。而北伐的成功在当时再怎么垂手可得，要从计划到最终的现实总还是需要君主多少操点心。宋高宗赵构在当时就是连这点力也不愿意出了。惟一可能破他这点儿的就是如果有儿子，他也许还会抱着为儿子留份基业的心思努力一下。但是很不幸，他的独子早在建炎初年就挂了，而他自己以后再也没能恢复生育能力。（用王曾瑜的话说就是：不管他以后怎么祷告上天怎么跳大神，也特么改变不了连一只犬彘都不能生育的现实~~~）所以宋高宗赵构也一心盼着和金人的和约能够达成，自己好偏安江南，安心享乐；所以他只能接受金人的要求杀掉岳飞，否则自己尽快偏安江南的心愿就难以实现。这是岳飞被害的最关键的内因。
当然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奇怪：宋高宗赵构答应金国这一条件的时候，就不担心万一金人那边毁约，自己这边连保命的人都没了么？有此疑问的同学请跳回本版答案第一条温习一下，同时明确一个事情：南宋当时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就必须用岳飞，但是如果只想偏安江南的话，则不必非留岳飞不可。具体到当时，就是有吴璘和刘锜就够了。这两个人都是战绩不错而且很年轻的后起名将，也是宋高宗赵构为自己的偏安大业留的底牌。
4、在宋高宗赵构的私心和金国的长远规划一拍即合的情况下，赵构放纵金人的卧底、带路党先驱、当时的南宋宰相秦桧一手策划诏狱并最终杀害了岳飞。秦桧的存在，是岳飞最终被害的另一个内因。这位带路党前辈一方面撺掇的赵构在不思进取灭绝人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方面和金人里应外合促成和议相关的各种条件的实现，是岳飞之死中一个重要的加强变量或曰催化剂。
至于秦桧为什么要身在南宋替大金带路，原因也很简单：秦桧之所以能做宰相，就是因为他在金国有人，是金人指定的和议主持人，能够帮助宋高宗赵构实现他一直渴望的和议。否则的话，秦桧本来没有任何资本和能力进入绍兴初年的南宋中枢。而作为回报，金人在最终达成的和议里也明确要求宋高宗赵构“不得以无罪去首相”。至于秦桧凭借金人撑腰当上终身宰相后，又进一步觊觎皇位，临死前已经到了逼赵构给其“加九锡”的地步，只是因为没活过赵构才功亏一篑，那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岳飞最终之所以会被杀害，就是这一个前提之下，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而达成的结果。
【升级版答案补丁】关于岳飞其他种种稀奇古怪死因的便捷版辟谣
1、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力主迎还二圣，戳了宋高宗赵构的痛处。
——这是一个已经成为日经的谣言。为什么是谣言为什么不靠谱，如果没工夫去看邓广铭、王曾瑜等宋史泰斗的著作的话，请点这里：http://tieba.baidu.com/p/2421458540
（增补: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4177-1.shtml
历史上的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1629-1.shtml)
2、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建议立太子，犯了为人臣的大忌和武将干政的大忌；
3、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兵权太大已成事实上的军阀，为了集中军权到中央必须除掉；
4、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功高震主让宋高宗感到实在难以驾驭了；
5、岳飞被杀是因为他援淮西不力罪有应得；
6、岳飞被杀是因为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得罪的人太多，直到最后得罪了秦桧和赵构。
7、岳飞被杀是因为赵宋传统的重文轻武政策，这样出色又参与政治的武将必然被文官集团忌恨+除之而后快
以上种种解释，除了迎二圣问题已经写了一个专门辟谣贴所以可以玩“一句话答案”之外，其他的，你别说。。。还真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几乎都需要开专贴辟谣。
不过，还是有一个办法能“一扫光”的~~
那就是看完下面这个“死亡名单”：
赵鼎，文臣，准进士出身，曾经两次担任过高宗朝的宰相，并且援引支持过秦桧，秦桧独相后被迫害，流放到岭南，最后被逼自尽，儿子也差点被抓入狱中害死，只是因为秦桧突然病逝才逃得一命；
胡舜陟，文臣，准进士出身，在高宗朝历任监察御史、御史，后出为地方大员，秦桧独相后不久被论罪下狱，最后死于狱中；
李光，文臣，准进士出身，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也算是援引支持过秦桧还因为这事儿被年轻后辈当面指责过，秦桧独相后被迫害，流放海南最后终于被赦免后，还朝途中挂了，被评为赵宋历代宰辅中“被祸无如此之惨者”；
王庶，文臣，准进士出身，曾任兵部尚书和枢密副使，岳飞被害的次年被秦桧一党贬到地方含恨而死，葬礼上两个儿子喊着秦桧的名字发誓要报仇；
牛皋，岳飞部将，但是因为不是岳飞的原从将领，没有卷入冤案中。岳飞被害后五年，被秦桧密令田师中毒死；
邵隆，义军出身的抗金名将，后长期镇守商州并将其打理成前沿要塞，和议后因为不满议和政策被秦桧毒死；
还有很多南宋大臣也遭受了迫害但命大没死，活到平反昭雪之日。考虑到他们已经算得上非常幸运，这里又是讨论的岳飞之死的话题，所以就不列举，只举上面这几个了。
那些已经相信、或者准备相信前面所列2-7条、或者更多版本的“岳飞死因解释”的tx，不妨再看一下这份死亡名单，然后尝试用岳飞的死因解释一下这些人的死因，看看能不能解释的通？？
很抱歉，如果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因为“不会做人、过多干涉国家大事”而死的人，那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就是个荒谬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
归根结底一句话：
当时被赵构、秦桧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远远不止岳飞一个。所以只有能解释以上所有这些人死因的理由，才是历史的真相，才是赵构秦桧的真实动机；否则就不是。
岳飞是和议的最大障碍，这是岳飞的死因；然后把那个“最大”去掉，就可以解释上面那个死亡名单里基本所有人的死因了。
其他的呢？
“迎还二圣”“建议立储”“功高震主”“兵权太大”“不会做人”。。。。等等
统统不能说明原因。
所以说除了“阻碍议和”之外，所有其他的对“岳飞之死”的解释都是扯淡。
【一句话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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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前提是，岳飞的军事才华是南宋诸将领中最为突出和全面的，并且还是当时惟一擅长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并确实在进攻中对金军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的杰出将领，同时岳飞当时还很年轻，对于金国来说，岳飞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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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宋高宗赵构的私心和金国的长远规划一拍即合的情况下，赵构放纵金人的卧底、带路党先驱、当时的南宋宰相秦桧一手策划诏狱并最终杀害了岳飞。秦桧的存在，是岳飞最终被害的另一个内因。这位带路党前辈一方面撺掇的赵构在不思进取灭绝人性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方面和金人里应外合促成和议相关的各种条件的实现，是岳飞之死中一个重要的加强变量或曰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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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兵权太大已成事实上的军阀，为了集中军权到中央必须除掉；
4、岳飞被杀是因为他功高震主让宋高宗感到实在难以驾驭了；
5、岳飞被杀是因为他援淮西不力罪有应得；
6、岳飞被杀是因为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得罪的人太多，直到最后得罪了秦桧和赵构。
7、岳飞被杀是因为赵宋传统的重文轻武政策，这样出色又参与政治的武将必然被文官集团忌恨+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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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皋，岳飞部将，但是因为不是岳飞的原从将领，没有卷入冤案中。岳飞被害后五年，被秦桧密令田师中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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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南宋大臣也遭受了迫害但命大没死，活到平反昭雪之日。考虑到他们已经算得上非常幸运，这里又是讨论的岳飞之死的话题，所以就不列举，只举上面这几个了。
那些已经相信、或者准备相信前面所列2-7条、或者更多版本的“岳飞死因解释”的tx，不妨再看一下这份死亡名单，然后尝试用岳飞的死因解释一下这些人的死因，看看能不能解释的通？？
很抱歉，如果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因为“不会做人、过多干涉国家大事”而死的人，那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就是个荒谬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
归根结底一句话：
当时被赵构、秦桧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远远不止岳飞一个。所以只有能解释以上所有这些人死因的理由，才是历史的真相，才是赵构秦桧的真实动机；否则就不是。
岳飞是和议的最大障碍，这是岳飞的死因；然后把那个“最大”去掉，就可以解释上面那个死亡名单里基本所有人的死因了。
其他的呢？
“迎还二圣”“建议立储”“功高震主”“兵权太大”“不会做人”。。。。等等
统统不能说明原因。
所以说除了“阻碍议和”之外，所有其他的对“岳飞之死”的解释都是扯淡。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秦桧热衷议和、破坏抗金斗争、出卖南宋国家利益的动机何在？
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绍兴二年（1132年）因秦桧第一次当宰相时胡作非为而遭到南宋大臣百姓的一致反对，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加上当时金国尚没有准备专心议和，宋高宗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汉名“完颜昌”）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还待别嘱咐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他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 ，别无其他用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宋高宗赵构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求和，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金军将领聂贝勒质、宵揭录，金军统帅完颜挞懒，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宵揭录不仅关心秦桧的近况，而且别有用心地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秦桧最熟知金国情况，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秦桧，否则就休想和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金国统治者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宰相之事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必须重新重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赵构，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完颜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再次起用秦桧做官。 秦桧再次进入朝廷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南宋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赵构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收回兵权，冤杀岳飞，根据同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金议和后，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随意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由于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巩固。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秦桧十分擅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但是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是一心希望与金国议和、偏安江南，如果秦桧没有得到金国权贵撑腰，无才无德的奸佞秦桧根本不可能当南宋宰相。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可以与金国达成和议，得以偏安江南，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而致武将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与金人议和、收兵权打压武将、偏安江南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一心只想通过求和而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才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能够长期当宰相。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绍兴二年（1132年）因秦桧第一次当宰相时胡作非为而遭到南宋大臣百姓的一致反对，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加上当时金国尚没有准备专心议和，宋高宗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汉名“完颜昌”）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还待别嘱咐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他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 ，别无其他用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宋高宗赵构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求和，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金军将领聂贝勒质、宵揭录，金军统帅完颜挞懒，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宵揭录不仅关心秦桧的近况，而且别有用心地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秦桧最熟知金国情况，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秦桧，否则就休想和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金国统治者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宰相之事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必须重新重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赵构，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完颜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再次起用秦桧做官。 秦桧再次进入朝廷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南宋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赵构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收回兵权，冤杀岳飞，根据同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金议和后，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随意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由于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巩固。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秦桧十分擅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但是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是一心希望与金国议和、偏安江南，如果秦桧没有得到金国权贵撑腰，无才无德的奸佞秦桧根本不可能当南宋宰相。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可以与金国达成和议，得以偏安江南，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而致武将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与金人议和、收兵权打压武将、偏安江南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一心只想通过求和而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才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能够长期当宰相。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宋高宗赵构个人小档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赵构
出生：大观元年（1107年）
属相：猪
卒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享年：81
在位年代：建炎元年（1127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当太上皇的年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永思陵
父亲：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折磨致死，尸身被金人用来炼油）
母亲：韦贤妃（被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要了，还给宗贤生了两个儿子）
初婚：17岁
配偶：邢皇后（元配，被金人掳走蹂躏）、吴皇后
子女：一个儿子（三岁时受惊吓夭折），五个女儿（靖康二年被金军掳走）
继承人：宋孝宗赵眘（养子，原名赵瑗）
最得意：当太上皇期间生活安逸、备受尊称，继承人赵眘对自己十分孝顺
最失意：绍兴和议之后秦桧长期专权、架空皇帝
最不幸：建炎年间颠沛流离、逃亡海上
最痛心：建炎三年，金军突袭扬州时受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
最擅长：屈膝求和、苟且偷安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康王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即为宋高宗。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元配王妃和五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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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构
出生：大观元年（1107年）
属相：猪
卒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享年：81
在位年代：建炎元年（1127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当太上皇的年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
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永思陵
父亲：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折磨致死，尸身被金人用来炼油）
母亲：韦贤妃（被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要了，还给宗贤生了两个儿子）
初婚：17岁
配偶：邢皇后（元配，被金人掳走蹂躏）、吴皇后
子女：一个儿子（三岁时受惊吓夭折），五个女儿（靖康二年被金军掳走）
继承人：宋孝宗赵眘（养子，原名赵瑗）
最得意：当太上皇期间生活安逸、备受尊称，继承人赵眘对自己十分孝顺
最失意：绍兴和议之后秦桧长期专权、架空皇帝
最不幸：建炎年间颠沛流离、逃亡海上
最痛心：建炎三年，金军突袭扬州时受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
最擅长：屈膝求和、苟且偷安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高宗本纪》的结尾对宋高宗赵构做出了如下评价：
『赞曰：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
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
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
千古奇葩宋高宗赵构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赵构的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康王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即为宋高宗。但是，宋高宗赵构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母兄弟妻女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
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后来被金人折磨致死，宋徽宗的尸体还被金人拿去炼油，后来宋金和议达成之后，金人归还的所谓“宋徽宗梓棺”里面装的并不是宋徽宗的遗体，而是一截朽木。
包括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北宋皇亲国戚几乎全部被金人抓走，在金国受尽凌辱，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沦为金人的奴隶。
在被金人掳走的宋朝战俘中，女性的遭遇尤其悲惨。金人把从宋朝掳掠到的女子，不论是皇后妃嫔、公主太后，还是宫女和民间女子，全部集中关押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的“洗衣院”（官方妓院）里，供金国女真人玩弄、蹂躏，而且金国的达官贵人们还可以把他们看中的宋朝女子带回家当“性奴”。
在健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元配王妃和五个幼小的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兄弟姐妹也都被金军掳掠而去，并曾多次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 但是，宋高宗赵构并没有感到很耻辱，也没有因此而对金人恨之入骨，宋高宗赵构后来甚至一再奴颜婢膝地屈辱求和，祈求仇敌金人让他当“太平皇帝”。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在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以及爱国文人陈东、欧阳澈等人时，宋高宗赵构有足够的凶狠，在南宋臣民面前，宋高宗赵构也具备足够的帝王专横霸气，但是对待杀父之仇敌金人，宋高宗赵构却表现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奴气。
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他们原本都是宋臣，后来投靠金人，给金人当鹰犬，成了汉奸），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赵构对他们的指责。
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灭亡北宋，侵占宋朝疆土，屠戮宋朝臣民，害死宋高宗赵构父兄，奸淫宋高宗赵构母姊与宋高宗妻女，宋高宗赵构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今浙江省庆元县），曾经和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岳鄂王墓
（南宋）林升
天意竟如此，将军足可伤。
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
苔雨楼墙暗，花风庙路香。
沉思百年事，挥泪洒斜阳。
次韵徐宰题岳王祠庙
（南宋）方岳
杀气犹缠岳字旗，秋风铁马已南归。
和议两字误人国，今且百年遭祸机。
白骨自荒公论在，青山良是物情非。
羊腥大秽长陵土，泪落囊封御笔依。
（摘录自《秋崖先生小稿诗集》）
太学同舍徐应镳誓义沉井后十年众为营墓立碑私谥正节先生
（南宋）刘汝钧
高名不与魄俱沉，鱼腹孤忠耿至今。
翠碣已书身后谥，寒泉犹照死时心。
神游旧地山河改，梦断疏槐风雨深。
埋骨誓终从武穆，栖霞岭树隔秋阴。
《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公元1276年，蒙古兵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灭亡，以皇太后谢道清为首的南宋皇亲国戚投降。不久，蒙元将帅下令将包括宋恭帝在内的原南宋首要人物押解往北方，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三百多太学生。
南宋太学生徐应镳不愿做亡国奴，于是在南宋太学（原是岳飞故宅）祭奠岳飞祠，然后全家自焚，以身殉国。《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徐应镳自焚殉国，但是徐应镳同学写下的这首诗则称其投井殉国，两者有出入。
《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徐应镳，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镳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
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
琦亦赋诗以自誓。祭毕，以酒肉饷诸仆，诸仆醉卧，应镳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积诸房书籍箱笥四周，纵火自焚。
一小仆未寐，闻火声，起至楼下穴牖视之，应镳父子俨然坐立，如庙塑像。走报诸仆，坏壁入，扑灭火。
应镳不得死，与其子女怏怏出户去，仓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诸仆为具棺敛，殡之西湖金牛僧舍。
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后十年，其同舍生刘汝钧率儒者五十余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今浙江省庆元县），曾经和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岳鄂王墓
（南宋）林升
天意竟如此，将军足可伤。
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
苔雨楼墙暗，花风庙路香。
沉思百年事，挥泪洒斜阳。
次韵徐宰题岳王祠庙
（南宋）方岳
杀气犹缠岳字旗，秋风铁马已南归。
和议两字误人国，今且百年遭祸机。
白骨自荒公论在，青山良是物情非。
羊腥大秽长陵土，泪落囊封御笔依。
（摘录自《秋崖先生小稿诗集》）
太学同舍徐应镳誓义沉井后十年众为营墓立碑私谥正节先生
（南宋）刘汝钧
高名不与魄俱沉，鱼腹孤忠耿至今。
翠碣已书身后谥，寒泉犹照死时心。
神游旧地山河改，梦断疏槐风雨深。
埋骨誓终从武穆，栖霞岭树隔秋阴。
《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公元1276年，蒙古兵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灭亡，以皇太后谢道清为首的南宋皇亲国戚投降。不久，蒙元将帅下令将包括宋恭帝在内的原南宋首要人物押解往北方，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三百多太学生。
南宋太学生徐应镳不愿做亡国奴，于是在南宋太学（原是岳飞故宅）祭奠岳飞祠，然后全家自焚，以身殉国。《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徐应镳自焚殉国，但是徐应镳同学写下的这首诗则称其投井殉国，两者有出入。
《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记载：“徐应镳，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镳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
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
琦亦赋诗以自誓。祭毕，以酒肉饷诸仆，诸仆醉卧，应镳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积诸房书籍箱笥四周，纵火自焚。
一小仆未寐，闻火声，起至楼下穴牖视之，应镳父子俨然坐立，如庙塑像。走报诸仆，坏壁入，扑灭火。
应镳不得死，与其子女怏怏出户去，仓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诸仆为具棺敛，殡之西湖金牛僧舍。
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后十年，其同舍生刘汝钧率儒者五十余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小球球的天空 2017-06-01 21:54:54
现在早就不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了，看看教科书，都只能说抗金将领
-----------------------------
岳飞、文天祥是不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问题
当代御用文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属于国内战争。并以此为依据，剥夺了以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的称号。
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谬论。以宋辽金时代为例，辽国、金国、宋朝分别是契丹、女真、汉民族建立的三个互无传承 ，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们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承认自己从属于其他政权。
那么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是怎么跑到中原来建立政权的？汉民族与他们既不同源也不同宗，难道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当然不是，他们是骑着马、挥着刀、一路烧杀、奸淫掳掠打进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侵略者， 你死我活的敌国关系，就如同抗战时的中国和日本。
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却超越时空，干涉这三个国家的内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楞把他们说成是同一民族、同一个国家，这岂不是比美国还霸道。
请问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对汉人大屠杀、满洲人对汉人大屠杀、日本人对中国人大屠杀，这三大暴行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大屠杀发生时的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怎么日本人是侵略者，蒙古、满洲的入侵就成了“兄弟民族”吵架？？就成了“国内战争”、“民族内部矛盾”？？？据说元朝时因为蒙古人对汉族女子享有初夜权（就是汉族新媳妇第一个晚上必须要和蒙古人睡），所以汉族女子都有“摔头胎”的习惯，就是头一胎孩子一定要打掉，为的就是不留下蒙古人的种。这就是“民族大融合”？？？？？？？？这就是“文化同化”？？？？？？？？？？
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施琅是民族英雄，凭什么就把岳飞从“民族英雄”降格成了“抗金将领”？？？
是不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顾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下武器向金军、 元军、清军投降，以免成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是不是当年女真、蒙古、满洲入侵的时候，全中国的汉人都应该夹道欢迎，高呼“民族大融合万岁”？？ ？这样就顺应历史潮流了？？？不抵抗就没有大屠杀了？？？
如果那时侯这样喊了，1931年9月18日东北三省的父老乡亲该喊什么？？？
1937年7月7日的北京市民该喊什么？？？？？？？？？
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市民又该喊什么？？？？？？？？？？？？？？？？？？
“假使中国让美国灭掉，那么美国是不是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
假使元清是不是中国亡国史，那么英国霸占印度的时代，现在印度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印度曾经做过日不落帝国？
假使元清不算中国亡国史，那么韩国人现在宣扬的他们古代是亚洲，乃至世界霸主的论调也是对的了？
俄罗斯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说雅克萨之战 珍宝岛之战是“民族融合”？沙俄逼签《瑷珲条约》是不是可以算作是民族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外来侵略”呢？ 还有，甚至于日俄战争可以看做是民族的反侵略自卫战争呢？
难道我们揭发满清、蒙元的残暴落后统治对汉文明的摧残就是大汉族历史观？
如果一切历史观都按照所谓的利益来编写，那就是标准的奴才，标准的汉奸。
汉奸都是遵照实际利益的！
历史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问，对重大历史事实的表述：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民族入侵和杀戮的事实必须 全面而准确，这不是老百姓见面说客套话：“你们家孩子真漂亮”。写史的必须忠于史家的操守，是侵略者你就得写“他们是侵略者”。在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强行“挤 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前，对于汉民族来说他们就是万恶的侵略者，和日本鬼子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岳飞 、文天祥在今天被称为“中华民族英雄”不合适，但他们绝对应该获得“南宋民族英雄”的称号，否则的话就会混淆侵略者与“少数民族”的界限，亵渎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否则的话就会混淆侵略者与“少数民族”的界限，亵渎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现在这种历史氛围和舆论导向：阉割、掩盖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北方民族侵略事实以及带来的巨大灾难和 痛苦，把所谓民族融合、文化同化编造成温情脉脉的美丽故事；对大屠杀和文字黑狱轻描淡写；把当年的 蒙古、满洲入侵称为“兄弟民族”吵架，而对日本人破口大骂，就因为蒙古人、满洲人彻底征服了汉民族 ，与汉民族融合“成功”了，而日本人没有。
这种历史观可怕就可怕在这里：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他彻底征服了汉民族，然后再与汉民族“融合”，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份，过去的那些强盗行径、禽兽作为就 可以一笔勾销。
这不是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日本人当年也是一个劲地鼓吹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如果 二战轴心国获胜，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试问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我 们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历史观导致中国人对“侵略”、“抵抗外虏”、“民族独立”这些概念灾难性的认识混乱和模糊。
这样的历史观培养出来的将会是一大批“秦桧”、“汪精卫”。
现在早就不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了，看看教科书，都只能说抗金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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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文天祥是不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问题
当代御用文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属于国内战争。并以此为依据，剥夺了以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的称号。
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谬论。以宋辽金时代为例，辽国、金国、宋朝分别是契丹、女真、汉民族建立的三个互无传承 ，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们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承认自己从属于其他政权。
那么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是怎么跑到中原来建立政权的？汉民族与他们既不同源也不同宗，难道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当然不是，他们是骑着马、挥着刀、一路烧杀、奸淫掳掠打进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侵略者， 你死我活的敌国关系，就如同抗战时的中国和日本。
现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却超越时空，干涉这三个国家的内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楞把他们说成是同一民族、同一个国家，这岂不是比美国还霸道。
请问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对汉人大屠杀、满洲人对汉人大屠杀、日本人对中国人大屠杀，这三大暴行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大屠杀发生时的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怎么日本人是侵略者，蒙古、满洲的入侵就成了“兄弟民族”吵架？？就成了“国内战争”、“民族内部矛盾”？？？据说元朝时因为蒙古人对汉族女子享有初夜权（就是汉族新媳妇第一个晚上必须要和蒙古人睡），所以汉族女子都有“摔头胎”的习惯，就是头一胎孩子一定要打掉，为的就是不留下蒙古人的种。这就是“民族大融合”？？？？？？？？这就是“文化同化”？？？？？？？？？？
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施琅是民族英雄，凭什么就把岳飞从“民族英雄”降格成了“抗金将领”？？？
是不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顾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下武器向金军、 元军、清军投降，以免成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是不是当年女真、蒙古、满洲入侵的时候，全中国的汉人都应该夹道欢迎，高呼“民族大融合万岁”？？ ？这样就顺应历史潮流了？？？不抵抗就没有大屠杀了？？？
如果那时侯这样喊了，1931年9月18日东北三省的父老乡亲该喊什么？？？
1937年7月7日的北京市民该喊什么？？？？？？？？？
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市民又该喊什么？？？？？？？？？？？？？？？？？？
“假使中国让美国灭掉，那么美国是不是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
假使元清是不是中国亡国史，那么英国霸占印度的时代，现在印度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印度曾经做过日不落帝国？
假使元清不算中国亡国史，那么韩国人现在宣扬的他们古代是亚洲，乃至世界霸主的论调也是对的了？
俄罗斯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说雅克萨之战 珍宝岛之战是“民族融合”？沙俄逼签《瑷珲条约》是不是可以算作是民族的内部矛盾而不是“外来侵略”呢？ 还有，甚至于日俄战争可以看做是民族的反侵略自卫战争呢？
难道我们揭发满清、蒙元的残暴落后统治对汉文明的摧残就是大汉族历史观？
如果一切历史观都按照所谓的利益来编写，那就是标准的奴才，标准的汉奸。
汉奸都是遵照实际利益的！
历史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问，对重大历史事实的表述：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民族入侵和杀戮的事实必须 全面而准确，这不是老百姓见面说客套话：“你们家孩子真漂亮”。写史的必须忠于史家的操守，是侵略者你就得写“他们是侵略者”。在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强行“挤 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前，对于汉民族来说他们就是万恶的侵略者，和日本鬼子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岳飞 、文天祥在今天被称为“中华民族英雄”不合适，但他们绝对应该获得“南宋民族英雄”的称号，否则的话就会混淆侵略者与“少数民族”的界限，亵渎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否则的话就会混淆侵略者与“少数民族”的界限，亵渎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现在这种历史氛围和舆论导向：阉割、掩盖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北方民族侵略事实以及带来的巨大灾难和 痛苦，把所谓民族融合、文化同化编造成温情脉脉的美丽故事；对大屠杀和文字黑狱轻描淡写；把当年的 蒙古、满洲入侵称为“兄弟民族”吵架，而对日本人破口大骂，就因为蒙古人、满洲人彻底征服了汉民族 ，与汉民族融合“成功”了，而日本人没有。
这种历史观可怕就可怕在这里：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他彻底征服了汉民族，然后再与汉民族“融合”，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份，过去的那些强盗行径、禽兽作为就 可以一笔勾销。
这不是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日本人当年也是一个劲地鼓吹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如果 二战轴心国获胜，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试问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我 们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历史观导致中国人对“侵略”、“抵抗外虏”、“民族独立”这些概念灾难性的认识混乱和模糊。
这样的历史观培养出来的将会是一大批“秦桧”、“汪精卫”。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西溪寨将官子弟（宋）
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
丹心似石凭谁诉，空自游魂遍九州。
建康人（宋）
强金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
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
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几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 实为不易.
吊岳飞
胡铨（宋）
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
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感事
陆游（宋）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 淮西帅李忱和仍为书庙额
刘过（宋）
高皇神武，善驾驶豪英。
攘北狄，驱群盗，命天膺，救苍生。
奈梦绕沙漠，隔温情，屈和好，
召大将，归兵柄，列枢庭。
公指汴京。威已振河洛，不顾身烹。
失一时机会，嗟左衽吾民，痛岳家军，孰扶倾？
久沉怨愤，七十载，还复遇，帝王真。
表遗烈，锡王号，日照临，激士心。
始识安刘计，宁祸已，是忠臣。
我乘传，访壁垒，想精明。
英气凛然若在，仍题匾，昭揭天恩。
笑原头荒草，一死不能春，交怨天神。
观岳侯石像
刘仙伦（宋）
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
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形，
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
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作者注：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岳武穆王墓
王英孙（宋）
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
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
赖有皇天为吐气，岂无青名更诛奸。
字留陈迹何年泯，烟锁空山尽日间。
世事关心眠不得，今朝下涕为潸潸。
谒岳王坟
郑超（宋）
我来拜谒岳王坟，松柏苍苍上宿云。
臣子报君终一死，权奸卖国欲中分。
鹰扬当日谁能及，雁叫中原不可闻。
石马石人山寂寂，英雄于此忆将军。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古木号风抱不平，百年忠义日争明。
坟前人马空存石，何似当时听用兵。
（竹所吟稿）
鄂王墓
贯酸斋（宋）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江山把不牢。
武昌
苏泂（宋）
南楼丝管日纷纷，一带春江浸碧云。
遗老相逢问年几，白头闲话岳将军。
岳鄂王墓
董嗣杲（宋）
将军魂梦绕旌旃，偃月谋成尚忍言。
一旦风波谁左袒，八陵荆棘自中原。
更无雁带边头信，惟有天知地下冤。
郁郁栖霞霞外树，墓门不掩鹳雀喧。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读岳武穆王传
吴龙翰（宋）
鬼蜮为妖天地昏，将军那可一朝存。
泰山颓喻哲人死，东海旱为孝妇冤。
当日主和甘下策，到今无计复中原。
清风凛凛一编史，拭尽英雄几泪痕。
读岳鄂王行实编年
胡仲参（宋）
飞鹄来何意，英雄此日生。
山河张胆气，宇宙载风声。
一片堂中纸，千年身后名。
至今坟上木，犹作不平鸣。
岳王祠
林景熙 （宋）
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
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
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鄂王墓
陈允平（宋）
鄂王墓在栖霞岭，一片忠魂万古存。
镜里赤心悬日月，剑边英气塞乾坤。
苍苔雨暗龙蛇壁，老树烟凝虎豹幡。
独倚东风挥泪客，不堪回首望中原。
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
丹心似石凭谁诉，空自游魂遍九州。
建康人（宋）
强金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
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
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几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 实为不易.
吊岳飞
胡铨（宋）
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
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感事
陆游（宋）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 淮西帅李忱和仍为书庙额
刘过（宋）
高皇神武，善驾驶豪英。
攘北狄，驱群盗，命天膺，救苍生。
奈梦绕沙漠，隔温情，屈和好，
召大将，归兵柄，列枢庭。
公指汴京。威已振河洛，不顾身烹。
失一时机会，嗟左衽吾民，痛岳家军，孰扶倾？
久沉怨愤，七十载，还复遇，帝王真。
表遗烈，锡王号，日照临，激士心。
始识安刘计，宁祸已，是忠臣。
我乘传，访壁垒，想精明。
英气凛然若在，仍题匾，昭揭天恩。
笑原头荒草，一死不能春，交怨天神。
观岳侯石像
刘仙伦（宋）
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
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形，
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
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作者注：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岳武穆王墓
王英孙（宋）
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
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
赖有皇天为吐气，岂无青名更诛奸。
字留陈迹何年泯，烟锁空山尽日间。
世事关心眠不得，今朝下涕为潸潸。
谒岳王坟
郑超（宋）
我来拜谒岳王坟，松柏苍苍上宿云。
臣子报君终一死，权奸卖国欲中分。
鹰扬当日谁能及，雁叫中原不可闻。
石马石人山寂寂，英雄于此忆将军。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古木号风抱不平，百年忠义日争明。
坟前人马空存石，何似当时听用兵。
（竹所吟稿）
鄂王墓
贯酸斋（宋）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江山把不牢。
武昌
苏泂（宋）
南楼丝管日纷纷，一带春江浸碧云。
遗老相逢问年几，白头闲话岳将军。
岳鄂王墓
董嗣杲（宋）
将军魂梦绕旌旃，偃月谋成尚忍言。
一旦风波谁左袒，八陵荆棘自中原。
更无雁带边头信，惟有天知地下冤。
郁郁栖霞霞外树，墓门不掩鹳雀喧。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读岳武穆王传
吴龙翰（宋）
鬼蜮为妖天地昏，将军那可一朝存。
泰山颓喻哲人死，东海旱为孝妇冤。
当日主和甘下策，到今无计复中原。
清风凛凛一编史，拭尽英雄几泪痕。
读岳鄂王行实编年
胡仲参（宋）
飞鹄来何意，英雄此日生。
山河张胆气，宇宙载风声。
一片堂中纸，千年身后名。
至今坟上木，犹作不平鸣。
岳王祠
林景熙 （宋）
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
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
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鄂王墓
陈允平（宋）
鄂王墓在栖霞岭，一片忠魂万古存。
镜里赤心悬日月，剑边英气塞乾坤。
苍苔雨暗龙蛇壁，老树烟凝虎豹幡。
独倚东风挥泪客，不堪回首望中原。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正本清源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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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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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经过几十年的频繁征战消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然而，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军将领甚至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太多战斗力的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多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主力只能是作为金国正规军的女真骑兵，金军战斗力和士气主要靠女真骑兵维系，一旦女真骑兵接连在野战中遭受重创，那些金军就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汉人签军也会分崩离析。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关于朱仙镇之战，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但是否定其存在的说法牵强附会、并不充分。而表明朱仙镇之战存在的证据其实比较有力。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虽然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两书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某些描述颠倒错乱、残缺不全，其中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记述更是漏掉了颖昌大捷之后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提到朱仙镇之战。
尽管如此，但是根据《金史》以及宋人记述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证明岳家军在颖昌大捷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并与金军对阵作战的真实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记载：『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这次大捷是在临颍东北取得的，即在开往东京开封府的路途中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的临时出城应战。除岳家军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岳家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1130～1200年)比岳飞（1103～1142年）稍晚，《朱子语类》卷136记载了朱熹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一段论述。朱熹指出：“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此说间接证明了朱仙镇之战存在的可能。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很显然，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即东京汴梁，也即开封府）进军的。故岳家军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很大的可能性。
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这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率领六十个金国骑兵绕到宋军后方侦察，来到了鄢陵，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方。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府和朱仙镇之南，金军的侦察兵绕过宋金两军对阵的前线，来到位于朱仙镇以南的鄢陵刺探敌情，金军侦察兵到达朱仙镇之南的鄢陵已经被金人视为“深入”宋军腹地。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并与金军在那里对阵。这也就有力地印证了岳飞朱仙镇之战的存在。
而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岳家军获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这在《金史》记载中得到了间接印证。《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在“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发生在岳飞北伐之前。而“宗弼遣孔彦舟下汴州”，也即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则发生在既在岳飞北伐之后，显然是金军撤出开封之后的重占。《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以上分析足以印证绍兴十年七月中旬颍昌大捷后，岳飞所部乘胜进军至朱仙镇并与金军在那里交战。
朱仙镇之战的前提是，在此前的郾城之战、颖昌之战期间，金军接连遭受重创，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军统帅完完颜宗弼（兀术）不肯认输，继续签军，也就是抓壮丁充军，但被强征入伍的签军大多数都是汉人，曾经都是大宋子民，得知宋军连连告捷、金军接连败退的消息，他们更加不愿意去做签军，给女真人当炮灰。气急败坏的完颜宗弼就拿昭武大将军韩常出气，你韩常好歹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如今屡次战败也太不给我台阶下了，完颜宗弼开始鞭打韩常，此时在金军阵营之中，不少人看到了完颜宗弼的残忍，更加深了对完颜宗弼的不满。同样也知道完颜宗弼这个靠山是快靠不住了，要赶快找个靠山才是！此时岳飞无疑便是他们唯一的靠山，如果投奔岳飞肯定有希望！ 故此有部分金将便向岳飞投诚，如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杨进、高勇等人接连向岳飞投诚，而被鞭打的韩常也对完颜宗弼十分不满，在颍昌大战之后，韩常的军队囤积在长葛县境内，曾经派出密使向岳飞投诚，岳飞一一接纳。
在郾城之战、颖昌之战之后，各路岳家军经过数日整顿，便大举进兵开封府，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在临颖县的张宪带领岳家军诸位统制向北方发动攻击，途中轻松击溃六千金国骑兵，扫除了向开封府挺进的阻碍。同一时间王贵也从颍昌府发兵进军开封府，岳家军左军统制牛皋也随之发兵进军开封府，各路岳家军人马纷纷挺进东京开封府，金兵闻风丧胆。
当时的情况是，岳家军各路人马兵临朱仙镇，完颜宗弼指挥金军带着被强征入伍的那些的“剃头签军”号称十万，企图负隅顽抗，岳飞派遣骁将（这个骁将很可能是牛皋）以五百背嵬骑兵作为前锋，士气低落的金军看到了岳家军的骑兵背嵬军作为先锋冲了过来，没有太多抵抗，就败退而逃。这就流传出岳家军五百精锐大破十万金军，——注意是“大破之”，只是击溃士气低落的十万金军（大部分应该由“剃头签军”组成），而不是歼灭，具体杀伤多少，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明在接连战败之后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无法继续与岳家军抗衡。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接连在野战中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绍兴十二年正月（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去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将宋高宗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以国书形式传达给了金熙宗，同时把岳飞遇害的消息告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金国履行议和条件，派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护送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归南宋。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上述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著有《浪语集》、《古文周易》、《书古文训》、《春秋经解》、《论语直解》。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然而，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军将领甚至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太多战斗力的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多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主力只能是作为金国正规军的女真骑兵，金军战斗力和士气主要靠女真骑兵维系，一旦女真骑兵接连在野战中遭受重创，那些金军就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汉人签军也会分崩离析。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
关于朱仙镇之战，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但是否定其存在的说法牵强附会、并不充分。而表明朱仙镇之战存在的证据其实比较有力。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虽然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这两书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某些描述颠倒错乱、残缺不全，其中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记述更是漏掉了颖昌大捷之后的部分，当然不可能提到朱仙镇之战。
尽管如此，但是根据《金史》以及宋人记述中所间接透露的关键信息，仍然可以证明岳家军在颖昌大捷之后继续向北挺进并与金军对阵作战的真实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记载：『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的这次大捷是在临颍东北取得的，即在开往东京开封府的路途中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的临时出城应战。除岳家军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岳家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1130～1200年)比岳飞（1103～1142年）稍晚，《朱子语类》卷136记载了朱熹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一段论述。朱熹指出：“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此说间接证明了朱仙镇之战存在的可能。
《宋史》卷368《牛皋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并没有参加颍昌大战，故牛皋的战功显然应该是在向开封挺进的过程中立下的，也就间接表明朱仙镇之战有可能发生（朱仙镇即位于颍昌与开封之间）。
很显然，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即东京汴梁，也即开封府）进军的。故岳家军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很大的可能性。
还有一条很有力的证据，《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这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率领六十个金国骑兵绕到宋军后方侦察，来到了鄢陵，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方。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府和朱仙镇之南，金军的侦察兵绕过宋金两军对阵的前线，来到位于朱仙镇以南的鄢陵刺探敌情，金军侦察兵到达朱仙镇之南的鄢陵已经被金人视为“深入”宋军腹地。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并与金军在那里对阵。这也就有力地印证了岳飞朱仙镇之战的存在。
而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之战岳家军获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这在《金史》记载中得到了间接印证。《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在“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发生在岳飞北伐之前。而“宗弼遣孔彦舟下汴州”，也即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府），则发生在既在岳飞北伐之后，显然是金军撤出开封之后的重占。《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以上分析足以印证绍兴十年七月中旬颍昌大捷后，岳飞所部乘胜进军至朱仙镇并与金军在那里交战。
朱仙镇之战的前提是，在此前的郾城之战、颖昌之战期间，金军接连遭受重创，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军统帅完完颜宗弼（兀术）不肯认输，继续签军，也就是抓壮丁充军，但被强征入伍的签军大多数都是汉人，曾经都是大宋子民，得知宋军连连告捷、金军接连败退的消息，他们更加不愿意去做签军，给女真人当炮灰。气急败坏的完颜宗弼就拿昭武大将军韩常出气，你韩常好歹也是骁勇善战的猛将，如今屡次战败也太不给我台阶下了，完颜宗弼开始鞭打韩常，此时在金军阵营之中，不少人看到了完颜宗弼的残忍，更加深了对完颜宗弼的不满。同样也知道完颜宗弼这个靠山是快靠不住了，要赶快找个靠山才是！此时岳飞无疑便是他们唯一的靠山，如果投奔岳飞肯定有希望！ 故此有部分金将便向岳飞投诚，如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杨进、高勇等人接连向岳飞投诚，而被鞭打的韩常也对完颜宗弼十分不满，在颍昌大战之后，韩常的军队囤积在长葛县境内，曾经派出密使向岳飞投诚，岳飞一一接纳。
在郾城之战、颖昌之战之后，各路岳家军经过数日整顿，便大举进兵开封府，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在临颖县的张宪带领岳家军诸位统制向北方发动攻击，途中轻松击溃六千金国骑兵，扫除了向开封府挺进的阻碍。同一时间王贵也从颍昌府发兵进军开封府，岳家军左军统制牛皋也随之发兵进军开封府，各路岳家军人马纷纷挺进东京开封府，金兵闻风丧胆。
当时的情况是，岳家军各路人马兵临朱仙镇，完颜宗弼指挥金军带着被强征入伍的那些的“剃头签军”号称十万，企图负隅顽抗，岳飞派遣骁将（这个骁将很可能是牛皋）以五百背嵬骑兵作为前锋，士气低落的金军看到了岳家军的骑兵背嵬军作为先锋冲了过来，没有太多抵抗，就败退而逃。这就流传出岳家军五百精锐大破十万金军，——注意是“大破之”，只是击溃士气低落的十万金军（大部分应该由“剃头签军”组成），而不是歼灭，具体杀伤多少，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明在接连战败之后金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无法继续与岳家军抗衡。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接连在野战中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绍兴十二年正月（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发去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将宋高宗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以国书形式传达给了金熙宗，同时把岳飞遇害的消息告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金国履行议和条件，派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护送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归南宋。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起侵宋战争，金军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上述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1134～1173年），南宋学者，永嘉学派创始人，早年随伯父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著有《浪语集》、《古文周易》、《书古文训》、《春秋经解》、《论语直解》。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16 20:49:05
关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历史事件，要弄清楚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杏林心经
一、铁的事实证明秦桧矫诏杀害岳飞（也即秦桧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岳飞究竟是被宋高宗赵构下圣旨赐死，还是奸相秦桧谋杀？的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裁断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但只要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内容继续看下去，再阅读，就会看到这段记载：“癸巳，岳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
上述记载看到了吧，最后一句怎样说的，“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这个“初”就是在圣旨未下达之前，就已经是“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也就是秦桧以手书付狱杀岳飞之时是没有圣旨的——秦桧矫诏杀岳飞，也就是谋杀岳飞。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史料可以佐证“秦桧手书付狱杀岳飞”，就不逐一举例了。
结论是：在宋高宗赵构尚未下圣旨的情况下，秦桧密令其党羽万俟卨杀害岳飞。
那么，为什么这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记载有圣旨赐死岳飞呢？我们再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下一卷怎样记载——
上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的相关截图。
我们看看下划线的文字：“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我们理解一下这句话——
1、岳飞死后的十六天才研究岳飞案的程序。
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癸巳）在狱中被杀，而现在这个史料是戊申，距离岳飞被害的十六天。这个时候也没有提及岳飞已被杀，而是现在才召集“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鞫岳飞狱”，就是召集跟审理岳飞案有关的人员，万俟卨、周三畏等人对审讯岳飞案的事情进行校对、研究，统一定案等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毕故也），秦桧要求将岳飞案的结果印发至各路（宋朝时期一级行政区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2、秦桧杀害岳飞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圣旨，而是杀害之后补填的圣旨
南宋朝廷要杀害岳飞这样的大臣而没有正当的程序就实施？这已经说明在岳飞被杀害时不是执行圣旨的。再看看之前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桧以书付狱，(万俟)卨卒致飞于死”。已经是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秦桧矫诏杀岳飞，假托皇帝诏书杀害岳飞。
至于赐死岳飞的圣旨，其实是在岳飞被杀害之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周三畏等官员在理顺岳飞案程序时“倒填圣旨”，把此前擅自跳过的法定程序补上，补写一份赐死岳飞的“圣旨”。
二、宋金议和不太可能把杀害岳飞作为正式谈判条件，杀害岳飞其实是秦桧按照金人的密令暗中操作、秘密进行的
宋金议和以杀害某个人作为条件之一？这不太可能！
两国谈判是不太可能在正式场合提出这种低劣、下作的流氓条件，这是非常丢格、非常不体面的条件，是不可能在两国高层的正式谈判场合直接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何况当时金国已经处于劣势，有什么底气、有什么资本提出这样无理的耍赖条件？再说，金人最起码也会考虑到，如果对方不答应怎么办？这是一个最普通人都自然想到的问题。实际上，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是暗中密令内奸秦桧谋杀岳飞，通过密使捎带密信要求秦桧谋害岳飞，而非在官方正式谈判中提出。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兀术遗书桧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风卨劾飞，又风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飞累章请罢枢柄，寻还两镇节，充万寿观使、奉朝请。桧志未伸也，又谕张俊令劫王贵、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改命万俟卨。卨诬：飞与宪书，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云与宪书，令措置使飞还军；且言其书已焚。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卨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1、金国当权者完颜兀术（宗弼）给内奸秦桧的是私人信件，不是交给南宋朝廷的官方正式公函。秦桧正是私下执行这封密信去谋杀岳飞的。
2、秦桧就自身的处境而言，也要杀害岳飞——“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为谋杀之”，秦桧认为岳飞不死，早晚会妨碍和议，会祸及自己的权位、利益，这就是秦桧谋杀岳飞的动机。
3、在岳飞案秦桧以手书纸条付狱的方式，指使负责审理此案的万俟卨等人（秦桧党羽）成功谋杀了岳飞——“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
三、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有疑点
基于上述史料的记载，秦桧属于矫旨杀害岳飞，除非杨沂中是秦桧党羽，否则他绝对不会监斩。
1、“桧召飞父子证宪事。帝曰:‘刑所以止乱，勿妄追证,动摇人心’。”（ 《宋史•张宪传》）既然杀害岳飞不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又何来如此大方的令杨沂中监斩岳飞？这明显不符合逻辑。除非是杨沂中故意迎合秦桧，否则没有这个可能。
2、李心传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录入了南宋赵牲所著《遗史》，而《遗史》采用了“桧以书付狱”的说法。
3、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很多次提醒读者，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的很多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出自秦桧养子秦熺，例如“臣考其故，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卷122、“其(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卷148
……很多记载都已经证实秦桧指使其养子秦熺伙同秦桧党羽大肆篡改南宋官修高宗朝《日历》记载，因此，关于杨沂中监斩岳飞之事纯属秦熺之流篡改《日历》时加上在岳飞死后的半个月补写的“案发经过”，完全没有可信度。
四、岳飞被杀后宋高宗赵构的尴尬与无奈
秦桧谗言怂恿“军改”，宋高宗赵构赞成了；秦桧力主与金国议和，理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宋高宗赵构非常反感，拒绝了。但在秦桧的“不懈努力下”，宋高宗赵构最终同意了。
然而，最后的局面却是让宋高宗赵构始料不及——岳飞被杀了，岳家军解散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瓦解了，最后全国的兵权集中在权奸秦桧手中，成为胁迫皇帝的祸害。
最让宋高宗赵构无奈的是，岳飞是由赵构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军改”之后，打算给岳飞一个没有权力的闲职，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岳飞也是宋高宗赵构手中的一张很重要的王牌，也可以说是压箱底的宝贝。但能料到放手让秦桧全权负责岳飞案，结果让秦桧先下手为强，来个先斩后奏，将岳飞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秦桧擅自杀害了岳飞，就不怕宋高宗赵构问罪吗？你看看现在的宋高宗赵构还有什么底气能向秦桧问罪？秦桧手中握有兵权，秦桧党羽遍布朝野，背后还有金国撑腰，岳飞已被冤杀，南宋其他将帅兵权被解除，敢于反对秦桧的南宋朝臣要么被清洗迫害，要么被贬官在外。这时摆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的只有二条路，要么选择鱼死网破，要么选择投降（屈膝议和）。
因为现在的议和不是宋高宗赵构先前计划中的议和那么美好，本来赵构打算的议和是重新划定国界，双方平等相好，互不交战。现在却只能向金国割地、称臣、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匹银绢，金主华诞之日要厚礼祝贺，更让宋高宗赵构失尊严的是，每次金使到来，赵构要恭恭敬敬的哈腰点头，唯唯诺诺。
谁也不会相信，宋高宗赵构赞成议和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失算造成客观环境、内外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奈结果。
事实上，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但其本意主要是收回兵权，而非杀害抗金将帅。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经过秦桧一手操办，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事权增重、军人势力做大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作为金国的代理人，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无不唯命是从，故金人全力支持秦桧为相。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逐渐转变成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显然，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才能确保秦桧权势、地位稳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国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此后，倚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朱文公文集》卷75），『秦桧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朱子语类》卷131）。
剖析“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
——杏林心经
岳飞，我国南宋的抗金名将，在他十多年的戎马征战中，亲自指挥了近一百三十次大小战役而未有败迹，是我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以“壮怀激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的英雄气概创立了巍巍战功。然而，岳飞却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所杀害。
岳飞虽已身殁，但他“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的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正义、忠诚、爱国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同时，人们对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及其党羽恨之入骨，成为千古罪人。
但世事难免跌宕颠簸，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消息，对忠臣岳飞与奸臣秦桧的历史定义颠倒过来，似乎要改写八百多年前的宋代历史。对此，笔者查阅历史资料研究，分辨了这些有悖史理的网文存在诸多误区。
误区一：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
近些年有关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的消息时有见诸网络，而且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一是讲在杭州一个叫“壶侑”的地方发现秦桧坟墓，经考古专家研究还发现有秦桧的“政治遗嘱”，写在一块绸缎上，内容大致讲秦桧高度赞扬岳飞的抗金卫国事迹，并强调害死岳飞是宋高宗赵构的“上意”，秦桧只是无奈执行而已。同时秦桧的遗嘱还“分析”了岳飞必死的“原因”，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赵构的皇位；二是岳飞劝皇帝立储而犯忌……认为是岳飞自己招来的杀身之祸等等。
秦桧遗嘱的另一种版本是：遗嘱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内容大致与上例相同。
这些消息不仅充斥网络，有的小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谎谬之大！
纠误：秦桧坟墓发现遗嘱之事纯属虚构杜撰！
笔者了解到，关于秦桧坟墓发现遗嘱的网络消息其实源自某位自由撰稿人的文学作品。他坦言是以新闻形式虚构杜撰了“秦桧坟墓里发现政治遗嘱”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巨大的反响。因此，特意撰文声明，“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章是纯文学作品而非真实事件予以澄清，还特意解释了原“遗嘱”文章引用了杭州方言 “壶侑”即“忽悠”的提示，只是非杭州人看不懂其方言，才把它当真的。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原创人发文澄清辟谣，但仍然抵消不了人们对“秦桧坟墓遗嘱”的议论。那么，现在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为大家做分析：
1、所谓“遗嘱”就是当事人将未了之事向后人，或者亲友交待嘱托，但秦桧这份遗嘱却藏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向谁嘱托？因此，这个“遗嘱” 显然是不存在的。
2、资料有记载，秦桧的坟墓早已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多次被人盗掘，坟墓的防护设施早已被破坏，就算有写在布绢里的“遗嘱”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一块绸布埋在地里八百多年不变质，还能辨认文字，有可能吗？
3、如果这份“遗嘱”是刻在石碑上，那就更加不可能，要明白这份遗嘱的内容要是被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知道会怎么样？这么大方的刻在石碑上，皇帝会不知道吗？除非是近代造假做上去的。无论怎么看，秦桧坟墓里发现“遗嘱”都是不可能的。
误区二：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帝动摇宋高宗赵构的皇位
这条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但是不成立的。
其内容大致是：因岳飞抗金连续取胜，并提出要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一雪国耻。因宋高宗赵构担心一旦迎回二帝后，自己就要退让皇位，因此必须阻止岳飞北上抗金，用十二道金牌急招岳飞回朝，为了不让岳飞“迎回二帝”，所以将岳飞杀了。是皇帝要杀岳飞，而秦桧只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而已。
纠误：在岳飞被害前宋徽宗在金国已经死了，争皇位之说是不成立的。
真正的史实是：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北宋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这就是宋史上的“靖康之耻”。
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缺少真凭实据，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岳飞被冤杀，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宋高宗父亲）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的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宋高宗哥哥）于宣和七年（1125年）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而且宋钦宗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罪责，宋朝臣民即便不追究其误国罪责，也不可能再支持此亡国昏君复位。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的势力，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缺少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宋高宗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不可能再率军北伐。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达成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钦宗才未能回。
第九，宋高宗赵构在自己的即位诏书最先提出“迎回二圣”的口号。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国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综上所述，岳飞不是因积极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杀的。
误区三：因岳飞劝皇帝立储，犯了大忌而被杀害
这条内容大致是这样：宋高宗赵构年近四旬无子，也没有设立皇帝的继承人，而作为武将的岳飞则多次劝皇帝赵构设立继承人（立储），这是犯了皇室的大忌。曾有岳飞的随同者劝岳飞不要管皇室的事，但岳飞不听，屡次劝皇帝立储，结果令宋高宗赵构震怒而招致杀身之祸。嘿嘿，还再三强调岳飞的头脑是如何如何的“幼稚”。
纠误：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不可能是“犯忌”
有关岳飞劝皇帝立储是否犯忌，没有相关史料证实这种“律例”，但笔者作为看过不少古典小说，还与文科老前辈交流过，从未看过朝廷大臣劝皇帝立储是犯什么“大忌”的事例。其实，主要你了解皇帝立继承人（立储）的作用和“功能”，就不会认为是犯忌。
1、皇帝设立继承人并不等于让出皇位，而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或者皇帝想“退休”之时由继承人继位。因此，这个继承人必须预早培养，这是对国家和皇帝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当时宋高宗赵构已年近“不惑”之年还未立继承人，这对古代皇族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岳飞作为朝廷大臣，劝他立储完全是好意，也是尽朝臣的责任，不可能让皇帝迁怒而杀害岳飞。哈哈，就可比现在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未结婚，人家劝你找个对象吧，难道你就把别人杀了吗？
2、皇帝立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与皇帝政见一致的势力范围，皇室的势力将更大，更有利于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这个道理，宋高宗赵构是不可能不懂的。因此，说劝皇帝立储是犯忌，无论怎么看都是讲不通的，更不可能因这个原因而杀害岳飞。
3、最关键的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宋高宗赵构已经采纳了岳飞提出立储的建议。不久，宋高宗赵构就选中了皇族中的赵昚为继承人，并在他五十来岁时，也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让赵昚继位，即宋孝宗，而赵构自己就当了太上皇。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是，在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构仍然在干预着朝政事务。也就是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是太上皇赵构授意的，至少是赵构默认了。
误区四：宋高宗为了与金人讲和而杀了主战派的岳飞
有部分文章认为，金军连年与宋朝交战令宋高宗赵构倍感惊恐，为了求得安稳，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人求和，但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却极力主战，与皇帝的观点相冲撞，皇帝赵构为了达到求和的目的，只好将岳飞杀掉。
纠误：大敌当前而自毁长城来求和？更不可能！
为了求和而斩杀大将自毁长城，这是何等谎谬的观点。不过，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当时岳飞与金军交战连连告捷，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经过多次大规模挫败金军，完颜兀术带领的金军元气大损，恐怕感觉连逃回黄龙府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情急之下，急修书信传至宋朝的内奸秦桧，并成功挟制岳飞班师撤军。第二年宋金和谈成功，这实际上是以战迫和，可见岳飞对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第二年宋金议和，岳飞被诬陷囚禁二个多月，继而被杀害。如果说是为了与金人和谈而杀害岳飞，那肯定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因为当时只有岳飞才有能力克制住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至少是发挥最大的作用。那么，杀害岳飞之后，金人反悔怎么办？这是小孩都会考虑的道理，除非是本意就要卖国投降。
误区五：因为打仗要消耗钱财，皇帝为了节省开支而杀了岳飞
这方面的网评大致认为：岳飞长期打仗消耗了朝廷很多钱财，这样就要向老百姓增加征税，而征税多了就会引起民间造反，出现连带性的问题。因此，皇帝为了避免打仗，决意向金人讲和，但岳飞又太好战，不得已只好将岳飞杀掉。哈哈，还煞有介事的说：“假如你是皇帝赵构怎么办呢？当然要杀了岳飞啦”。
纠误：和谈之后付出的财物比打仗高出十倍以上
打仗要消耗财物，没错。但在古代作战最关键的是士兵有得吃，所以有“无粮不聚兵”之说，但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而且非常节俭，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战事之时，岳飞命军队“种禾植谷，屯粮待战”，基本能做到“自给”。
再看与金人求和后宋廷付出的代价：宋朝向金国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看到了吧，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误区六：因为岳飞不贪财、不贪色、不沾酒被怀疑有野心而被杀
也有评论认为，岳飞性格太完美，皇帝要帮岳飞盖房子、赏赐钱财、赏赐美女、甚至皇帝为岳飞敬酒都被岳飞统统拒绝。就是因为岳飞的性格太完美，被皇帝误认为有野心——什么都不想要，莫非是想要皇位。因此，皇帝赵构就下决心除掉岳飞。
纠误： “三个不贪”是将《楚汉相争》的故事移到岳飞身上
南宋的岳飞根本没有皇帝为他盖房子、赏赐钱财、送美女不要和敬酒不喝的事件。这个故事原是发生在秦末汉初期间的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的一个情节，是项羽的军师范曾对刘邦的评述，认为刘邦不贪财、不好色、不沾酒，唯一就是想独占天下。但现在居然把这个故事转到岳飞身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
还有很多有关“岳飞被害真相”的误区，由于过于偏离常理，只能当作笑话，笔者也不屑去逐一“纠误”，否则就是浪费读者的时间。
总之，岳飞被害已是历史事实，但如果说宋高宗赵构不是因为被秦桧误导蒙蔽错杀岳飞，那么，就目前网络的消息来说，还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把它交还给历史吧，毕竟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南宋时代的政治环境。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护送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的金国使臣刘祹等人到达临安，金国使者刘祹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可见于南宋赵葵所著《行营杂录》、南宋叶寘所著《坦斋笔衡》
岳飞遇害二十年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岳飞遇害六十多年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上述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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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关天茶舍
发表时间：2017-02-10 05:47:00
更新时间：2020-02-16 20: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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