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帝国.秦汉帝国【9】

萧规曹随


这又是一个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中的人物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前一个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西汉帝国的第一任宰相，萧何，后面的这位是接任萧何的第二位宰相，曹参。

翻开曹参先生的履历，了不得。领袖儿时的玩伴，领袖最早的支持者，对帝国无比忠诚，为帝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陆军元帅。革命成功后弃武从文，出任刘邦长子刘肥封地的齐国宰相。

曹参的这个宰相据说还是刘邦临死前亲自指定的。要说奇怪也就奇怪在这里，曹参最早是刘邦老家，江苏沛县主管刑狱的小吏，大概也就是今天的监狱典狱长吧。跟随刘邦起义后，一直担任的是军事将领，直至西汉建国，曹参的军功累积单论数量甚至都要高于韩信。就是这么一个人，刘邦临死前却指定他为萧何的接班人，主持帝国日常工作。

曹参对这个任命连稍微推辞一下的姿态都没有做。据记载，萧何身体欠佳后，曹参就已经开始做接替帝国宰相的各种准备工作了。这些经年累月血战出来的人就是胆子大，一个敢给，一个就敢接。曹参的大半生基本就和政务处理没有半分关系，到了刘肥的齐国后，四处咨询应该怎么治国理政，结果不知从哪听闻了所谓的“黄老之道”，就是不管一切，放任自流，这个当然最好，不作为谁不会啊。结果没几年功夫，倒也还算让饱经战火涂炭的齐国开始逐渐有了安定繁荣的气象。这就是曹参，作为偌大一个帝国宰相的所有的施政经验。

但要知道，政府不作为，或者刻意地选择无政府主义，这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方式，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否则还要国家，还要政府做什么？

那么，刘邦看重曹参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曹参自己信心满满地去上任的自信又从哪里来呢？可以肯定，绝不是所谓的行政管理技术水平的高低，刘邦没指望曹参搞一个什么五年计划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都是知根知底的兄弟，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人世间的生灵涂炭，悲欢离合，这些见惯了生死的人对人对己，恐怕都没有多少天真和狂妄，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干啥，能干啥。

那就只有一个结论了，就是执行萧规曹随政策所带来的实际结果，就是刘邦和曹参所乐于见到的。有时候，什么都不干才是最难的，你不干了，和你相关的一切就都要受到影响。曹参不干了，那么基本就相当于半个政府停摆了，一些人，想干也干不了了。这恐怕就是曹参厉害，非同凡响的地方。他以他的资历，声望保持了中央政府不作为的状态，当时，也只有他才敢于这么操作，也有能力这么干。要是换个资望稍逊一筹的人，不知道早被整死多少回了。因为你挡住了很多人升官发财的路。

最后，我们来分析，那为什么此时的中央政府需要处于这种半倒闭的状态呢？当然，让饱受动乱之苦的黎民百姓休养生息也的确是一个考虑，但是，恐怕打击吕后的势力发展才是重中之重，政府停摆，中央权力萎缩，各个刘氏藩王的力量就相对强大，吕氏家族的力量没有滋长的空间，只能停留在空中楼阁，对国家的实际力量缺乏深入的影响力。结果，吕后刚去世，吕氏家族就被很轻易地连根拔起，寸草不留。吕后毕竟是刘家的人，掌握最高权力没问题，最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不自量力的吕氏就要承担被灭族的残酷后果了。

曹参，确实紧紧跟随着萧何的路线，但他不是为了跟随而跟随，更不是对萧何的盲目迷信。他是为了刘邦，为了西汉帝国而选择了跟随，这是厉害之极的角色。

要我说啊，曹参绝对可以称为继刘邦和张良之后的汉帝国的第三位政治家，甚至可以考虑把汉初三杰里韩信的位置让出来给他。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发光，比如萧何，兢兢业业。有些人，一生只爆发一次，但非他莫属，曹参很像。

再来感慨一番。刘邦，张良和曹参都是真正的人杰，英雄。观察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式会让我们获益良多。刘邦，一介布衣，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倾心爱戴和支持。他取得天下，靠的绝不是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而毋宁说上天恩赐的正直，大度和良善。张良自不必再说，三人中，曹参是被低估的。跟前两位被无数光环笼罩着的大神相比，曹参显得是是那么的寒酸，土气，甚至浑浑噩噩。可能吗？我只能说，曹参已经高超到了连历史都能欺骗的程度，在我看来，张良的选择是直接的不为，而他的选择是以无为为有为。这是他们自己对生命的诠释。

他们三人可以说给中华帝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后世众多不同凡响的英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地都闪现着他们的影子。他们极大地代表着那个已经逝去的中国的风度和气质。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0】

文景之治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 在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的影响下，文帝和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虽然汉景帝时期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三个月便为周亚夫、栾布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

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华帝国的第一个治世，广被后世历史学家称羡。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首次发生了逆转，皇权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实事求是地讲，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这段时间。帝国最为迫切的事情有两件，它们彼此互相矛盾。首当其冲的就是让国家休养生息，其次就是削减诸侯加强中央集权，一个要收，一个要放。所以在执行所谓的“黄老政策”的过程中，诸侯叛乱是时有发生的，因为中央政府的力量相对薄弱。所幸的是，统一的诉求是大的历史趋势，是战国以来人们的共同心愿，所以诸侯们多次分裂国家的企图均没有得逞。

但从故事的角度，文景之治就没啥可多谈的了。没办法，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社会图景其实同时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乏善可陈，它们一般只是用来为真正的大时代提供必要的资源。用历史决定论者的腔调来说，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历史的必然，一定会发生的。

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它缺乏了创造性和神秘感。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1】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中华帝国史上最为知名的皇帝之一。他的声名主要建立在军事成就上，他发动和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对外征服战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将汉朝人民的老朋友，游弋于中国北方草原和荒漠的匈奴人予以毫不留情地痛击，使得他们在其后很多年内不敢，也没有能力再骚扰中国本土。算是终于给他的祖奶奶吕皇后当年所受的羞辱报了仇。这些巨大的战争使中国人的力量第一次触及了遥远的西域，使得华夏威名远播，为后世百代所称颂敬仰。

对外的这种征服战争，中华帝国干的很少。这倒不是说中国人天性就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爱好和平，主要是实在没必要，不划算。西方历史上的那些大帝国都是以大量地征服战争而著名的，比如我们熟知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道理很简单，仗打赢了能攫取巨大的财富啊。这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导致的结果，以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为核心的的地域是人类古典诸多文明体系的交汇处，这些不同文明彼此对立，争战不休，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文明成果，通俗一点说就是都有钱，征服了哪一个都获益巨大。打仗比种地，扑鱼的收益高太多，所以人们当然首选战争。

可是反观中国，周围被高山大海阻隔，北面西面不是荒漠，就是草原，居于其上的大多是一帮半野蛮人，即便打赢了仗也几乎捞不到半点好处。人都不傻，所以偶尔为了面子对付着打打也就行了，最多也就是把这帮野人赶得尽可能离自己远点，少点祸害我们就行，长期打仗根本没动力，因为付出和收益是不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帝国最在乎的是统一，而绝不是对外征服的最为朴素的理由，当然，朴素的一般都是真理。两千多年的帝国史里，干过这种面子工程的皇帝少之又少，干得还算漂亮的更是罕见，所以，汉武帝就很出名了。

军事上的成就因为其直接而容易被人记住。实际上，就国家和政治而言，汉武帝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在位时的标志性事件，其实应该算是全面接纳董仲舒的学说，所谓的“独尊儒术”，这使得儒家的教义和建构在其上的宗教礼法的诸多规范成为了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华帝国在自我精神上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可供类比的情形大概就像数百年后的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这一事实，二者基本具有同等的意义。

可惜这个看法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似乎不太受到重视，我想原因无非大概就是因为儒教，儒学一般不被研究者们视作和宗教一个量级的存在。对这样的认知我也不想过多地加以什么评论，只是多说一句，普通历史观察的无非就是国史而已，那么，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必须要予以严肃思考的概念。否则，你连国家的内涵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谈什么研究普通历史呢。

顺便介绍一下对国家本质，比较学究一点的认知。所谓国家的本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成熟度和可靠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帝国在实际历史中的命运。

回到我们先前谈及的儒教成为中华帝国的国教一说。将这个问题提高到思想史，或者说心灵史的高度来看，一点都不令人惊异，在中国，只有儒家才能承担起为整个社会提供完整意识形态的能力。这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只看结果，“独尊儒术”的实际政治结果其实就是使得皇权获得了合法性，在此以前，皇权对中国社会来说，完全就是个新生事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恐怕还因为秦始皇的一番暴虐操作而被污名化了。包括刘邦在内，汉武帝的诸多先祖应该对这个事实是深有体会的，皇权孱弱，诸侯们说反就反，心里根本没有任何忌惮。

所有这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其实说白了除了直接的利益诉求，很大程度上是更深层次地伦理失序的问题。董仲舒将儒家教义进行了适合帝国形式的剪裁，确定了皇权天授，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帝国伦理，这相当于为其后绵延两千余年的整个中华帝国确立了最为重要的一条宪法原则。

说到这里，索性来对中国政治史的脉络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吧。方便以后再提及的时候容易理解。

其实，理解中国的政治史并不难，如果可以把政治问题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管理的话，那么，中国政治实际上一直都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着演绎，并没有纵深的结构，换言之，中国人其实不太会搞所谓的政治。缺乏精细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动员的能力，大多数时候，中国人的政治都是粗糙的，模糊的，得过且过的。

从社会的权力结构上讲，最早，中国只有王权，这主要是先秦及更早的上古时期。西汉帝国建立后，引入了皇权的概念，在汉武帝朝得以确立。我记得先前说过，所谓皇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讲得民权的古典模式。皇权与王权的斗争是中晚唐以前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主流，一般历史上将这个情形称之为所谓的“门阀政治”。

中晚唐以后，贵族门阀的势力衰弱下来，平民地主阶层崛起，王权自然也就被代表官僚阶层的所谓“官权”代替，即平民政治，成为了皇权的制约者，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的覆灭为止。其间，皇权和官权此消彼长，互有攻守，维持着一个大体的平衡。

以上就是中华帝国政治史的基本框架，理解了这个框架，帝国在政治层面的变动一般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刘邦为什么能赢，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建立皇权以提供对民众的保护。再比如，西汉初年，为什么诸侯叛乱都比较容易平复，因为皇权在成长，而其对立面，王权在衰落。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2】


汉匈战争的将军们


这场战争中国人和匈奴打了前后一百多年，在汉武帝 时期达到了高潮。汉武帝之前，汉帝国对来自匈奴的骚扰和侵袭一般都保持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主要的应对方式是大家都知道的和亲政策。一方面的确是国力所限，经过了数百年巨大动乱的中国本土的确需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皇权还不稳固，根本无力发动反击。

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皇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还说不上碾压各个诸侯的势力，或者叫王权。但显然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还是获得了一些优势的，这个优势的取得倒不是出于舆论和精神的力量，刚刚成为国教的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力还很有限。这个优势主要是因为国力的巨大提升，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性好转，说白了，文景之治的积累给了汉武帝财务自由。人一旦财务自由了，想法就比较多了，皇帝也一样。

皇权稳固是帝国发动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行为是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中最纯粹，最绝对，也最需要统一意志的一种行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越是统一，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仗就打得越好，规模也越大。所以，在古代社会，当规模巨大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时候一般也就是整个社会强烈呼唤皇权，或者皇权澎湃的时候。而相反，王权和官权是这一过程的反作用力。

接着说汉匈战争，战争的结果和过程就不多说了，总之，汉帝国大胜。毕竟，对于一个六千万人的巨大帝国来说，如果真得想对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民族动点真格的话（据考证，汉初的匈奴人口数大致为2百万到3百万之间），这样的结果不算太出人意料。我只来说说三个人的故事，他们是大名鼎鼎的霍去病，卫青和李广。

霍去病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古德里安”，这么称呼是因为现代人觉得他用公元前的战马替代了二十世纪的坦克，把所谓“闪电战”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史料大致也是能够支持这一判断的。霍去病最为擅长的战法就是使用精锐骑兵大范围的穿插迂回，撕裂包抄敌人，直取对手腹心。他直接指挥的战役歼敌总数合计就超过了十万人之多，是汉帝国对匈奴战争中战绩最为辉煌的将军。

霍去病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是在他23岁以前，因为他只活了23岁。23岁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连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恐怕都未必能算得上。只能说，小霍同志，天才中的天才啊。不过，天才也是有瑕疵的。他最大的瑕疵就是太年轻了，年轻的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了。

霍去病是私生子，母亲还是家奴，但这个家奴关系却成了汉武帝时期最为重要的外戚。这使得霍去病从小就能直接接触到帝国领袖，而且他擅长骑射，深得汉武帝喜欢。实际上，以他的经历，说是皇家贵胄可能更为贴切一些，除了汉武帝本人，怕就根本没有任何人能让他，这个名义上的小奴隶受什么委屈。这种生活环境培养出来的近乎于绝对的忠诚，自信和皇家特有的傲慢在霍去病其后的生涯，尤其是军事生涯中时有体现。

西汉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17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票姚校尉，随他的舅舅卫青出击匈奴。此后的几年间，他率领军队与匈奴数次激战，均大胜而归。就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霍去病的战术全然是年轻人的未经戕害的自信心和几乎不可一世的勇气的体现，从实际的战场过程来讲，在他的心中，很可能匈奴人和他平常狩猎活动的野兽没有什么区别，你不好说这是信心还是彻骨的傲慢。总之，以凶残，狡诈和强悍著称的匈奴骑兵被他的“闪电战”吓得屁滚尿流，望风而逃。

但你要说霍去病有名将风范呢，也不像，他只是战绩实在是太过于杰出。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古典名将的要求去要求他，很多方面，小霍同志都不会合格，没办法，毕竟他是太年轻了。比如，就拿对士兵的态度来说，据史籍记载，他对待小兵那可是出了名的傲慢无情，他只是拿他们当工具，他可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习惯，他是贵族，士兵们是否能吃饱穿暖他不关心，他个人的生活标准那可是绝对不能降低的，据说，有几次军粮供应困难，兵士们面有饥色的时候，他还能自得其乐的搞一些消遣活动。

没办法，你也不能因此就责怪小霍同志没有同情心，人生走得太顺利了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去体味心酸和悲凉，遑论苦痛。像他舅舅卫青和马上就要出场的飞将军李广一样做到爱兵如子，对霍去病而言实在是很过分的要求，实际上，他自己也不过还就是个孩子而已。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霍去病的孩子气，或者说年轻人特有的的“恶毒”。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飞将军李广暮年出征，不幸迷路，贻误了军机。老李广一世英雄，对这个错误无法释怀，选择了自杀身亡。李广的儿子李敢知道父亲的死讯后，认为是主将卫青故意从中作梗，才导致了自己父亲的愤而自杀。李敢找到卫青，并将卫青打伤。卫青被打后，并未声张，体谅到儿子失去父亲的痛苦，他将这个事情隐藏了下来。可后来霍去病听说了这一事件，无法按捺，一个小小军门居然敢殴打皇亲国戚，他要替舅舅报仇。在一次狩猎活动中，他直接射杀了李敢。史籍中没有记载事情的善后处理，但显然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有时候想想，得亏霍去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身后留下了一世英名。如果他要真再多活个几十年，大汉帝国的这个最为辉煌灿烂的英雄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还真不好说。

霍去病是中华帝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异类，一个传奇。在他之前，好像只有一个霸王项羽和他的风格有点相似，但即便是项羽也没有他的这种决绝和凌厉。在他之后，好像再也找不出什么军人和他能够类比。他身上几乎没有我们中国人惯常的对一个统兵大将的认知，比如谋略，细致，绵密甚至必须的狡诈和机变这样的素质。它具备的只是单纯之极的血性，刚猛和简单。再加我们后世中国极为罕见的贵族气质，使得霍去病似乎更像一个西方人。这恐怕也是他千年以来一直对我们散发着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匈战争的其他将军们虽然没有霍去病这么有名气，但他们看上去比小霍同志更像个真正的将军。霍去病的舅舅卫青，汉武帝刘彻的妻弟，和霍去病一样，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未尝一败。而且卫青爱兵如子，为人宽厚谦逊。据说时人评价卫青，说，卫青为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卫青是当时的国家柱梁，他在朝廷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声誉卓著，能力超凡。皇帝放心，众皆敬服。但是，这么好的人却没法写，因为往往坏人才比较有趣。

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没上述二位皇亲国戚这么威风了。对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最好的描述恐怕就是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职业军人，俗话说的“老军头”。李广平民出身，自小参军，打了一辈子仗，从国内的平叛战争到对匈奴的战争，一步步累积军功升迁上来。常年的征战使得李广深知军中疾苦，他爱兵如子的声名在中国历史上有口皆碑，没人会怀疑这种真正的像父兄一样一起出生入死的感情。

所谓性格即命运，李广是永远也打不了年轻的霍去病那样的仗的，因为他无法把他的士兵像纯粹的战争工具一样看待，所以，他也没法把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现在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战争的辩证法。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2】


“博望侯”张骞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故里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2千米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

张骞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 。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张骞的魅力在于冒险，在于在一个时人几乎一无所知，山高水远，又凶险莫测的新世界里闯荡的经历。这种不问生死，不知前路几何的冒险精神可能是人类心底里最为浪漫的追求之一，备受人们敬仰和珍视，尤其对素以保守和内向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来说，更是难得。今天的我们，遥望2000多年前的张骞，想象着他面对着几乎不可穿越的高山峻岭，大漠荒原，还有像鬼魅一般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恐怕心里涌起的情感几乎难以名状。我们甚至会嫉妒张骞，因为这样的机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再有了。今天的世界已经太小了，张骞所体会到的那种浩渺无垠的感受恐怕只有人类真正踏出银河系后才能再现。

张骞在他西行的路上数度被匈奴人俘虏，又数度逃脱。按今天的说法，张骞的行为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光明正大的外交行为，而是彻底的间谍活动，你这是要联合西域诸国，颠覆匈奴人的统治。可是，即便连匈奴人都舍不得处死张骞和他的随从，请允许我冒昧的揣测一下，除了政治上可能的诉求以外，我想，匈奴人也对这样的张骞和他的行为有着发自心底的尊重，认同，甚至热爱。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3】


司马迁与【史记】
有时候，当我们要说明一个人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无需介绍。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他被尊称为为中国的历史之父，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没有之一。如果这样的称号还没有触动你心中的某些东西，那我只能说，朋友，你对历史是什么，历史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还缺乏真正地认知。其实要更为坦率地说，依我个人的看法，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单确立了中国历史学的标准，更是后世中国文学和艺术体系的奠基性作品。这么说吧，他一个人带给中国的，比处以他腐刑的十个汉武大帝加起来还多。

总之，司马迁代表着另一种浪漫和激情。就像他对张骞，“凿空西域”的认定一样，他本人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因此，要描述这样的司马迁和他的旷世名作【史记】非常之困难，因为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完全全地充盈于后世中国几乎所有的具有精神和文化意义的存在当中了。所以，在我此也不打算再啰嗦什么了，因为，了解司马迁的方式只有一条，那就是了解整个的中华帝国。

前面提到了关于历史，历史学，和二者与中国的关系，我本人以前写过一篇以这个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我把它作为附录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稍微有点长，也有点枯燥，不过看不看都行，不影响我们正文的展开。

原文标题：西方为什么没有“历史”？

其等同的意思也就相当于前面提到的，历史之于中国。以下正文：

您可能会疑惑？西方怎么可能没有历史呢？如果没有了历史，难道今天的西方伙计们真的像神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有必要先来做一个解释。实际上，此“历史”非彼“历史”也，本文题目中所用的这个“历史”，其实际内涵指的是作为一门学问，或者说学术存在的“历史”，即“历史学”。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展现在具体时空当中的真实历史过程。普通时空进程中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因为他存在着，或存在过。但历史学恐怕只有中国人才有，因为这是天赋。

回到我们的正题。西方到底有没有历史学呢？其实这个问题就像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科学呢”？总不能说古代中国没有一点科学的因素吧，只能说中国确实没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存在。同样的道理，西方有著名的历史学家，相关的学者，著作等等。但是，西方没有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存在的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至少在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前是这个情形。有的，也只能算是一鳞半爪，残垣断壁的历史记录，离学问还差十万八千里，就像科学在古代中国发展的情形一样。这方面的实际证据我就不再一一罗列了，因为互联网时代，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检索得到。只举一个常识性的例证，比如大概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期间，西方世界基本没有成体系的编年史和断代史留存下来，现存于世的基本上就是一些分散的历史资料和传教史，这跟同期浩如烟海，记录准确的中国历史典籍系统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为什么是这样呢？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的门径就是来看看到底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搞清楚了这一点，很多答案就不言自明了。这就和我们在回答“李约瑟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时候，首先要弄明白科学的内涵是一个道理。

历史学，仅就作为一门学术来讲，实际上也存在着很多非常模糊和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我们一般管“通史”称之为历史，我们也知道，通史一般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当然也就比较泛泛地总体性说明和研究。所以，一般我们也可以简单地将“通史”理解为“国史”，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者们基本就是这么处理的。

除了通史，我们还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门史，比如各种具体的学术史，思想史，艺术史的研究，他们显然很多时候有着与通史不太相同的特殊内在逻辑和发展历程。比如最为我们熟知的一个实例就是，往往社会动乱的时候，思想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却很高。那么这些具体的“历史”之间以及他们和“通史”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显然，这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而上述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就构成了我们本文中所说的“历史学”的基本内涵。

我如此详细，不厌其烦地来说明这一问题，其实说白了也就一句话，历史学不是那么简单的。常识中大家总会把历史和讲故事不自觉地联系到一起。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但巨大的误会。举个例子，一个人如果不懂数学，他基本上是不能谈所谓科学的。但似乎我们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就历史，或者某个具体的历史片段发表一番宏论，而且听上去似乎还颇有几分道理。是因为历史简单吗？但既然历史如此简单，那么为什么在真正的学术领域，历史问题又是那么得难于达成一致认同呢？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不同的族群，甚至跨国家民族的时候。

再具体到日常经验中，当我们在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中遇到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很简明，无非就是让我们来证明一下，或者让我们做个试验吧，这样得出的结果大家一般都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讨论中，尤其是涉及到历史意义，和价值判断不同的时候，而这又是讨论历史最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似乎除了争论和咒骂，好像又根本找不到达成一致的办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司空见惯，但又无可奈何。请诸位自行来个头脑风暴，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和历史高度相似呢？我立刻就能想到的是“爱情”，不可或缺，但永远也说不清楚，开了玩笑。但可想而知，历史到底得有多么复杂，复杂到甚至根本连答案都无法追寻。

如果要是仅止于复杂，那倒好说了，科学复杂吧？但都能说清楚。历史更困难的特点在于今天的一句俗话所表达的，“太接地气”了。换个文艺一点的说法，历史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本无法分割。这句俗话用历史学家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看上去上档次了吧。真正的历史并不存在于书本上，也不在课堂中，更不会在实验室里。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在具体而微的日常行动中，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

以下让我们用比较严肃的类学术语言来谈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历史以应有的尊敬。

不难看出。历史学作为一个宏大的学术系统，它不仅研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主要的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历史本身，其结果直接与我们的当下相关。其实，这个结论并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觉得奇怪，那只是我们的思维盲点罢了。就最为广泛和一般的概念而言，历史学几乎研究所有和人相关的事，如此只能得出结论，历史学研究的实际上就是“人性”。道理很简单，所谓人性，无非就是“人”曾经做过和经历过的所有事情罢了。

处在这种地位上的历史学，其艰难就可想而知了。用具体的个人举一个不是太恰当的例子，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一个人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过往，并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应该怎么生活？而且这样的问题几乎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答案，但生活还要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活的，历史学相当于是活着的“历史”再给自己做活体解刨。而我们说科学只是相当于拿着手术刀在分割我们外部的自然而已，我想，这样的比喻虽然稍嫌血腥，但用来说明这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差别应该还是挺贴切的。

继续拿科学做对比来说明历史学的特征。我们知道，科学的构造有两个要素，形而上学和实证过程。而历史的本质决定了她必然是开放的，发展的，是一个“活的”，或者说动态系统。这样一来，历史学只能是整体化的，并且几乎天然地摒弃纯抽象的形而上学，当然，具体的形而上学无法避免，比如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历史观的构成，这些都是将历史形而上学化的产物，也同时自然的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科学体系里的实证过程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工具的意味更重；而历史学里的实证过程是历史自然蕴含的，价值的意味更重。可见，同样都是求真，但历史学里的实证要比科学的实证过程艰难何止百倍。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对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和他的特殊性质做了必要的介绍，可以开始回答本文题目所提出的问题了，即“为什么西方没有历史？”，其实这个问题基本等同于“为什么历史学是中国学术系统的核心”。

作为一门学术而言，显然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她必然根植于更为深厚的土壤之上。孕育历史学的这片土壤只能是独特的中国文明，或者叫儒家文明。作为世界三大核心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其相对于一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保守性，和终极的开放性。我在其他文章里有详细说明，这里简单提两句。所谓保守型是指中国文明不对终极问题下断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切根植于经验，对超验问题不过多的进行追寻。开放性是相对于保守性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是这种保守性的自然延伸，因为重视经验本身就蕴含着不对发展设限的意味，这在精神逻辑上是几乎必然的事情。

多说两句，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尴尬的国际地位和所遭遇的巨大失败，使得中国文明的这个特点饱受诟病甚至无情的批判和攻击。应该说，这是历史应有的正义体现。但就本文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正是中国文明的这个特点，才能孕育出中国独步天下的伟大历史学传统。

重视经验，务实，开放，强调整体论，不做形而上切割的，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天然是孕育历史学的温床。或者说，中国人重视历史是几乎唯一的选择。有且只有通过历史，中国人才能把自己和祖先，后辈完整地连接在一起，使得自己成为漫长的生命链条上的一环，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历史对中国人的无比重要，研究历史的历史学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里的核心。不太正经地想想，是中国选择了历史学？还是历史学选择了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写到这里，其实我们的问题“西方为什么没有历史”已经得到了回答，简单再说两句吧。对于一神教文明的西方，“人”是由先验的“神”来确定的。这个原则下降到学术领域以后，实际上就是对“神”这一观念的认知和对自然，这一“神”的创造物的关注要远大于所谓人，以及人类社会。具体的说，圣经里的【圣史】部分已经对人类的一切做出了确定的安排，那么显然再去关注人类的历史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西方没有历史学的基本逻辑。

可以再从比较学究的方面稍微再加一点说明。这就要对比一下中国文明和一神教文明基本气质的差异了。显然，一神教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的保守和开放，是决断和封闭的，表现在学术领域就是教条和形而上学的并存和斗争。也正是这种不和谐的内部要素使得西方文明成为了孕育科学的温床。而这也就同时地拒绝了西方进入真正“人”的历史的一切可能性。用现在时髦的流行语来讲这个事可能更好明白，历史属于那种“自带黑”的学问体系，他的一个基本诉求，或者说天生的特性就是自我否定，而且很可能是全面的否定。所以可以想见，“人”再痛苦还是能被否定的，可“神”怎么否定呢？“神”最多能接受的否定只能是部分否定，这种否定就是我们熟知的科学。而历史性否定，遍观人类，恐怕能做到的也就只有中国人了。虽然痛苦不堪，但我想我们还是值得自豪的。

以下，我再引用两张以前制作的描述东西方不同学术体系的简图来说明这种差别。









中国孕育了历史学，西方孕育了科学。

中国只能孕育历史学，西方也只能孕育科学。

只能慨叹一声，造化弄人，造化同样也弄文明。

结语：

最后简单再写两句话最为本文的总结。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比较研究是全球进入一体化以来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课题。本文仅就二者在学术层面的差异做了一个总体的，简单的探讨，总之，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的学术核心是科学，而中国文明（东方文明）的学术核心是历史学。

就总体的气质而言，科学是分割开来的，破碎的，精密的。而历史学是整体性的，完整的，模糊的。如果要拟人化的进行一个比喻，我个人更愿意认为科学是“女性化的”学问，她更多地关注空间，具体，缜密，事无巨细。而历史学是“男性化”的学问，他更多地关注时间，深邃，宽广，大而化之。

科学的西方为人类社会发展出了“社会文明”，而历史的东方为人类带来了“人本文明”。

今天，这两条道路正在合流。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14】


昭宣中兴


伟大的汉武王朝落幕了。一如常识，常年的对外用兵固然让汉武帝时代的中华帝国在历史中取得了赫赫声名，但王朝的中后期，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却开始逐渐地困难起来。新一轮的促进生产，财政紧缩政策迫不得已地被推到了前台。结果还算不错，毕竟西汉王朝在这个时候还处在上升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死扶伤的努力，其中最为主要的历史典故是“霍光辅政”，西汉帝国继前述的“文景之治”后又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盛世，“昭宣中兴”。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汉宣帝治国摒弃不实际的儒学，采取道法结合的治国方针 ，在位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并借公田来安置流民 ，时常派遣官吏巡查民生以此减免赋税赈济受灾百姓 ，又设置常平仓供应边塞军需及平衡粮价 ，并多次下诏扶助鳏、寡、孤、独、高龄老人、贫困百姓等人群 。经汉宣帝治理，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国势达到西汉极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史称“孝宣之治” 。

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于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汉廷政令得以颁行于西域。 汉宣帝时期，匈奴进一步衰落和分裂，南匈奴臣服于汉朝。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 ，并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 ，自此汉匈战争告一段落。



国事有如人生，起起落落，寻常事尔。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到昭宣之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存在相当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皇权通过“削藩”，通过打压诸侯和贵族集团的力量进一步的得到了加强，这是自然的事情，只有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才能进行对外征服。当然，这种加强了的皇权只是和以前贵族化，封建化的中国相比较，和高祖刘邦时代的政治结构进行对比的结果，和后世真正超越的，进而被神圣化的皇权还无法相提并论。但仅就这种状态下的皇权存在，应该说就已经为我们将要提及的王莽时代的出现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