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的“嵌含”概念 嵌含一词即点明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
波兰尼：本书的主题是，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
现代经济学却辩称：上述这些虚拟商品都应该与真实商品一样按同一规则运作。波兰尼指出，这种诡辩有其致命后果。这意味着经济学理论乃是建构于谎言之上，而这谎言会将人类社会推向危机。
当国家政策朝向脱嵌，即变得更仰赖自律市场时，一般民众便会被逼得承担更多支出。

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有影响力的全球化捍卫者，道：“当你的国家领悟到自由市场的规则在今日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且愿意接受其规范时，它就穿上一件我所称的‘金夹克’。金夹克就是全球化时代中政治经济的决定性外衣。”
波兰尼：“权力与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现实。认为社会不应有此二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波：国际金融单不是设计出来作为一个和平工具的。社会学家则宁可称之为可适用定律。国际金融的动机是图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它什然要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的目的是权力与征服。

波：这个图利动机所推动的机制，在效能上来说，只有历史上宗教狂热所激发出来的最剧烈暴乱可以与之比拟。
圈地运动曾经很贴切地被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

波：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后者经常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而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
他们对这个进步之速度的主要考虑是，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是否能适应变迁的条件而不会致命比力伤及人性的与经济的、物质的与道德的本质；他们是否能在与变迁不直接连接的机会园地里找到新的职业；是否会因外销的增加而引起输入的增加，因而使那些因经济变迁而失去职业的人得到新的生活必需品。

听梅西说加妮不来了，俺有些伤感。今年书话里明着说不玩的，有好几位呢。喂喂喂，我一直会在的。

《巨变》：工业革命的智识源泉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它把自然的力量变成被人类支配的力量。
经济自由主义直到1820年，它才具有三个古典的教义：必须由市场来决定劳动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必须受独立机构的支配；商品必须能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挠或保护。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以及自由贸易。
阶级命运被社会需要所决定远甚于社会命运被阶级需要所决定。阶级利益在社会变迁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毋宁可说是相当自然的。其次，将阶级利益视为只限于经济本质者，同样是错误的看法。与阶级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是地位的高下、等级与安全，也就是说，阶级的意义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导致沦落的起因并不是通常所假设之经济剥削，而是受害一方在文化上的瓦解。经济过程自然可以提供其毁灭的工具，而且经济上的劣势会使得弱者让步，但是导致这些灾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上的理由，而是该社会之制度上的致命创伤——这些制度是社会所赖以生存者。其结果是失去了自尊及品格，不论就个人或一个阶级而言都是她此，不论这个灾变是源自所谓的“文化冲突”还是一个社会内某一阶级的地位有所改变。
将劳动力与土地转变为商品就是消灭一个有机社会之文化制度的秘方。
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后出现于欧洲大陆。那里的工人并不是因为圈地运动而离乡背井的；而是由于高工资与城市生活的到诱，使得许多半农奴似的农业劳动者抛弃了庄园而移居到城市里去，他们在那里与传统的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合流，并且培养出一种城市的格调。他们不但不觉得是沦落了，反而觉得在新环境中高升了。
一旦商船与铁路建造的大投资计划完成了，整个大陆就开放了。
经济自由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国家制结合在一起。
对商业保护的需要是由于货币供给在市场制度下是被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现代的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出来的策略，没有这个保护，市场将会摧毁它自己的产物——所有的商业。然而，最后正是这种保护措施最直接地告人成了国际体系的崩溃。
但1929年以后，这种稳定已经被证明不可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稳定的国内币制。
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用美国作为例子，以证明市场经济有能力自行运作。在一整个世纪里，美国的劳动力、土地及货币都完全自由买卖，而不需任何社会保护的手段，并且除了关税之外，工业生活一直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
保护主义之车是三轮驱动的。土地、劳动力与货币都各有其地位，但土地上劳动力是与特定的（虽然是广泛的）社会阶层——如工人或农民——相联结的，而货币保护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全国性的要素，经常融合各种不同的利益为一个整体。虽然货币政策也可以导致结合或分裂，但客观地说，在统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货币制度是最强有力的。

《巨变》：对一个强国而言，这些压力可以转嫁到拿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及其他形式的霸权竞争之上。
在其他国家，放弃金本位制无异于退出世界经济。货币的崩溃意味着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中断，因而要牺牲依赖进口原料之工业，要解散就业所依赖的国外贸易，它们不能像大不列颠那样，对其承办商人强制实施（与货币贬值）相似程度之减值，因而避免了货币对黄金价值跌落的内在后果。
西蒙相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性较其他任何政治因素都更为重要，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这个制度。现代人以为西蒙的措施只不过反映出绥靖主义政策。事实上，他是屈服于金本位的精神。
苏俄产生社会主义，苏俄的自立自足，实际上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的国际体制的失败上。
经济史显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并不是政府逐渐放松控制经济活动的结果。相反，市场乃是政府有意识且激烈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19世纪欧洲文明之转变所带来的大规模痛苦，如今已远离我们而成为历史了。我们这个时代曾目睹社会及经济的条乱、不景气的悲剧性起伏、币值的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对诸多国家的大规模毁灭等，我们已经经历过最恐怖的阶段。我们曾不智地为这个改变付出代价。
自从所有的重要国家引进“功能财政”之后，各国政府已经负起引导投资及调节储蓄率的任务。

《巨变》：20世纪的发展已经超出19世纪之有害的教条，即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各国政体都要完全一致。从旧世界的废墟中浮现出的新世界的奠基石是：各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有组织的国家生活的自由。
在市场经济及金本位制下，人们视联邦制的观念为中央集权制与整齐划一的可怕噩梦。但市场经济的终结意味着各国能更有效地合作以及内政上的自由。
我们无法在一个经济体制中将自由与和平制度化，因经济的日的是制造利润与福利，而非和与与自由。若我们将来能得到这两者，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去维护它们；它们必须成为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也可能是当前全球努力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真义。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应能自由追随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担心在社会生活中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力量。
任何社会若无公权力与强制性即不可能存在，或是在现实世界中力量变得无用。
欧文说：若是人类即将得到的新力量，都无法清除一些邪恶的起因的话，他们就该知道这些邪恶是必然的，而且无可避免。他们于是不再会发出一些幼稚而无意义的抱怨。

《巨变》：在新的商业形态之下，战争的利益迅速衰退；而随看金本位制所带来的新国际通货与信用结构之出现，一股肯定和平的态度亦因之兴起。如今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有赖于维持稳定的货币及世界市场的运作。后者正是收入与就业机会所依存的。
。。。。。。（a）对人类而言，图利动机并不是“自然的”。
（b）对人类而言，为报酬而工作并不是“自然的”。
（c）对人类而言，将劳动限制到无可避免的最低限度并不是“自然的”。
（d）劳动较平常的动机并非图利，而是互惠、竞争、工作的喜悦与社会的认可。
（f）一般说来，经济制度植根于社会关系；物质利益的分配由非经济的动机决定。
在中古时代，乡村与贸易无缘。“对抗农村交易与农村手工业的斗拿，至少延续达七八百年之久”。
熊彼特或米切尔等一流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时，从未谈及斯皮纳姆兰的情况。
毁灭性的文化接触基本上并非经济现象：
梅尔指出，大多数的土著社会今天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强迫性的变质过程，只有革命的剧烈改变堪与并论。尽管侵略者的动机无疑是经济的，而原始社会的崩溃常常也确实由经济体制的破坏引起，但一项明显的事实是，土著文化无法消化新的经济制度，于是在没有其他任何一贯的价值系统取代它的情况下，这个土著文化瓦解了。
西方制度所包括的第一个破坏性趋势，是“广大地区的和平”；它粉碎了“氏族生活、族长权威、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它几乎禁止氏族或部落的迁移”。
“古老的习俗正在衰败中，可是又缺令新的指导方针”。
或用莱塞讨论另一群工业文明的受害人时的尖锐措辞来说：“波尼人从文化成熟期被迫退化成处于文化幼稚期的白人”。
此种虽生犹死的情况，原因并不在经济剥削。依照公认的意义，剥削意味着经济天系中某一方牺牲另一方，以获取利益。但它确与土地所有制、战争和婚姻等的经济条件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而上述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各式各样的习惯、风俗和传统。
各种形式的土地保有权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因为，社会组织大多即直接以此为基础。表面上的经济冲突，如重税、高租金和低工资，几乎都是迫使土著放弃其传统文化之压力的伪装；如此，他们被迫适应市场经济，亦即为工资而工作，并在市场采购货物。就在这种过程之中，有些土著部落，如卡菲尔人和迁移到城市的族群，丧失了他们祖先的德行，变成萎靡不振的群众，包括游荡者、盗贼和妓女，恰似1795--1834年英国贫穷的人群。
（《巨变》读完）

20190828保罗.克鲁格曼著《兜售繁荣》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对错，均有超出常人所想之影响力。其实统治世界者，或许仅仅是这些思想而已。自认为绝不受学理影响之务实者，往往不过为某已故经济学家之奴仆。秉政之狂人，自以为于冥冥之中得天授命，实则其妄想之元之源，不过为数年前学界中某信笔胡言之徒……无论好坏，世上危险之物，始终为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阿瓜：寥寥数笔就把一个经济理论的精髓勾勒出来的经济学家非常稀缺。曼昆推荐此书非同门之见。

通过了解上世纪80年代经济界的斗争，我们能很好理解当下的精神特质：
增长魔力消失了
通胀，该死的通胀(猪排35)
对能源危机的余惧犹存(08金融危机)
保守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大获全胜，凯恩斯这下真死了
供应学派全面夺权(你懂的)
战略贸易论兴风作浪(美国人把经济停滞归因于全球化，日本人抢走好岗位)[什么2025]
贸易战硝烟四起

假如历史是一出样板戏，那么，此次扮演倒霉的老大哥会是谁？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20190920）

贫穷并非因为品行有亏或个性软弱，而是因为系统性的经济剥削的结果。——这句话正好佐证《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还有坚信新教伦理：穷只是因自身不努力，可能就中国与美国。

埃斯特尔.弗里德曼：美国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工作道德和苦行主义才能积累资本，才能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企业领袖们需要的是消费者。……，鼓励购买消费产品的道德同时也养成了对愉悦感、自我奖赏、个人满足感的接纳；这种观念可毫不费力地移植到性范畴。

在现代社会中，自私自利被视为成熟心智的一种标志。

现实已沦为现实本身的模拟物。

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这就是汉普希尔的立场。我对此深有同感，因为我能了解自我预言常常是一种拒绝艰难决定承担责任的托辞，实际上是让事情放任自流，并通过把责任推给我自己的所谓不可改变的本性来掩盖这一点。————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

对每一种欲望都问同一个问题:满足了它我能得到什么，压制了它我又会失去什么?————《自由论》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希腊化时代的个人主义被这些思想家归因于人们在新的大众社会里的孤独。然而，他们感受的也许并不是孤独，而是一种在城邦中的窒息感?它远非一种悲伤而缓慢的衰落，而是视野的扩展。公元前三世纪标志着新价值、对生命的新理解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及其现代弟子对它的遣责是建立在某些至少并不那么自明的假定之上的。————《自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