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歌描红与赏析！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随着人类的进步，写字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美国再强大五百年，中国人写字都是ABCD，没有汉字了。描红是小孩子学写毛笔字的一种方法，随着中国人语言的变化，描红这个词语就消失了。在它没有消失之前，我暂时用一下，以表示对我童年的纪念。
在写诗歌上，不叫描红，叫做和诗。过去的诗歌是吟唱的，和是声音的描述，现代人都不会吟诗了，我觉得用和诗不如用描红比较妥帖了。
先上项羽原本：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翠花！把杨神经的描红也上来：
道至远兮理盖宇。时不利兮世不识。
世不识兮可奈何！振兮医兮奈若何！
最后上赏析：
我如果在这里对项羽的原本垓下歌来个赏析，那我就太棒槌了。论坛上出现一个自称菜九斗的网友，不瞒你们说，他才高九斗，那我就是才高九斗半了。既然我的才这么高，再来赏析项羽的原本垓下歌，不让世人笑话嘛！
下面对我的描红逐句赏析。
“道至远兮理盖宇”一句，意思是，我发现的真理呀，永远是对的。其中的道理是涵盖整个宇宙之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时不利兮世不识”一句，意思是，现代的主流科学对我的理论很不利，世人当然就不能认识到了。
“世不识兮可奈何”一句，意思是，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苦衷和感叹，哥白尼曾经有过。
“振兮医兮奈若何”一句，意思是，振字代表了振动论，医字代表了疾病原理，这两个重大发现，比项羽的心爱的乌骓马和虞姬还要可爱。如今我马上要离开网络，或者是很快就要老去，如同项羽马上自刎乌江了，对心爱的战马和妻子又有什么办法保护它们呢！
正如项羽自己认识到的那样，项羽的失败，不是项羽无能，而是命该如此。上天既然安排中国要出现一个汉代了，项羽即使过了江东，也无济于事。项羽的才能是无可怀疑的，那力量，那气概，无人能比！但是，他认命，说明他很聪明。国家的命运，跟人的命运一样，都是上天安排的。上天安排出了一个新中国，老蒋就躲避到台湾去了嘛！论力量，项羽比刘邦大得多，论命运，刘邦比项羽强得多。论军事力量，老蒋比老毛强大得多。论命运，老蒋的命运太差了。我也认命，论实力，那些院士和教授比我差多了。论命运，我的命运就太差了。
你没有话语权，你没有说话的平台，报纸和电视都没有你的位置，你去弄吧！所以，我只能在论坛上意淫，赚取一些粉丝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项羽，我是老子。项羽一死，才能等于零。老子一死，道德经永远传颂。只要我的书存在于世上，迟早被后人歌颂。至于我的死活，已经毫无意义了。
古人认为，无论你是否立功，立言是必须的，前提是你非凡的人。因此，在我离世和离开网络之前，尽量留下一些经典的语言。至少，在我生前，还要树碑立传。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361069/answer/4776141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并不是蒋委员长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屠户之嘴。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强烈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 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而当时的武汉三镇，红旗依然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仅桂系来汉的那个月就发生两起重大事件:11月中旬，人力车工人领袖马得胜率领群众几千人攻打友益街，试图夺回被国民党改组的总工会；11月下旬，震寰纱厂又闹工潮，几千名工人和学生在集会上当场处决5名“工贼”。乱世用重典，便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胡宗铎成立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兼“督办”，升陶钧为新扩编的18军军长、兼公署“会办”。黑云压城，一度是大革命中心的江城终于进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胡宗锋、陶钧在湖北的统治与崩溃》一文披露了这样一段史料:据程汝怀的副官长郭亚屏谈:武汉卫戌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军法处的犯人名单向陶钧请示，名单上案情轻重不等，有的可以交保，有的可以定案，有的还待继续侦查。陶钧接过来信笔一圈，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8个字，谁知圆圈划大了，把写签呈的军法官姓名也圈了进去，余良才用手一指说“这是法官”，他才意识到圈圈没有画准，便一面改划一面说“法官不杀。”陶屠户的草菅人命，可见一斑。震寰工潮刚一平定，避难在日租界的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时期原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又被军警带走，并于当晚（1927年12月17日）惨遭枪决。-九二八年元月，由于武汉当局大开杀戒，引起一片非议，陶钧便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嗥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①而胡陶两人的政治部主任、督办公署秘书主任卢蔚乾，则能加以旁证。他在一篇文史资料中回忆:抗战期间，陶钧在重庆，曾去拜访李济深，谈话之间，满口进步名词。当时有人问他:“你在武汉时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那是怎么回事呢？”陶钧回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可见，说这句话的，是陶钧，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史料上却找不到蒋介石说这句话的确凿依据。相反，蒋介石于4月15日发布的清党布告，也只是说将首要各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对于“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才“定当执法以绳其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