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已天涯日记的形式，记录所见所感，为自己的存在做一点记录。

一大早，看到微信一篇“游医李跃华：我治了100多新冠患者，可诊所关门了”的文章。我无法确认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或准确性，不过想起之前有人在朋友圈里发的完全否定中医的帖子。又想起一朋友说起她的妈妈在钟南山所在医院进修了解到，非典时期钟南山女儿感染非典，是钟南山找了老中医邓铁涛治好了女儿的病。以上毕竟都是听别人所说。但我自身的经历让我一直相信中医。据我妈说我小时有哮喘病，严重时喘不过气来，吃了很多药，打过很多针未有好转。有一位邻居老奶奶懂一些中医，让我妈用蓖麻叶煮水喝，慢慢好了。在我有记忆后，十几岁时有一次，又突然胸闷的喘不上气来，又找了这位老奶奶，她找了蓖麻子，用锤子敲碎后用纱布包着在前胸搓，搓的皮肤发红，胸闷症状很快消失，再也没有复发。 我相信中医，相信中医几千年经验的总结。1.中医主张对症下药，即使同一种病.每个人的症状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需要医生根据积累的经验去判断，每个医生的经验不同，能力不同，细心程度不同，治疗的效果也不同。2,中西医各有所长，但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庸医、都有唯利是图之人，不能因此否定全部。3，现在强调标准化的时代，而无法顾及普遍存在的差异性，而考虑个体差异是中医最大的特点也是优势之一，我想这也是中医被部分人排斥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政府管制越严，中医越难发展的原因。我发现这与律师办理案件有相似之处

突然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无为而治”

今天气温回升明显，吃过晚饭刚过七点，突然想出去溜达溜达。做好防护，主要带好口罩，犹豫了一下还是带上了两片擦手用的酒精棉（虽然觉得没必要，带了还是心安一点），就出门了。现在因为出门的邻居少，电梯基本上是专用梯。先去外边路上有三三俩俩的行人，公交站有五六个人在等公交。
本周基本上都已复工了，但北京路的冷清还是让我感到意外。平日晚上这个时间段摩肩擦踵的路上，如今人影寥若星辰。路两边的店里基本上只有营业员守在店里，采芝林已结束了营业，只有健民药店还能看到一两个买药的顾客。新大新，广百，天河城大门紧闭，商场外地灯均已熄灭。第一次走在暗淡，冷清的北京路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大佛寺门口侧边只有一个保安低头盯着手机。正中金色的观音像前面平台上摆满了信徒们供奉的百合花和康乃馨花篮，平台前面的案上平放着三柱平日免费供应的香。整座寺庙在乳黄色装饰灯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静谧。这也许是疫情让寺庙恢复了应有的静吧。

今天在财新网读到一篇文章，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2）：以为是黑天鹅，其实是灰犀牛。虽然不明白其中的专业分析及图表，该文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尤其是讨论到传染病防范体系时提到的其中几个问题。“第一个安全窗口，被李文亮医生打开，却被我们自己的无知而彻底关闭掉。那李文亮医生为什么看到，别的医生却不能看到？看到了，却不能说服上级部门呢？里面的技术环节在哪里？” 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有能力来判断第一个安全窗口？谁能打开第一个安全窗口？理论上第二个问题很好回答，既谁有能力判断就应该由谁来打开，尽管事实上并不尽然。第一个问题理论上也很好理解，谁先发现问题谁就是发现第一个窗口的人，理论上都是专业人员。传染病防治法也赋予了医生报告的权利，当这种权利被套上了多道绳索，必须按属地管理，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时，这种权利就成了水中月，雾中花。还有一个问题是由谁来判断达到疫情的标准？实际上医生一开时发现的是疫情风险，既导致疫情爆发的可能性。按经验很多领导因怕担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一定要看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可能性的专业判断是满足不了其要求的。因此，按照现有的行政管理逻辑，要求做到防患未然实在是有一定难度。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基于专业判断来决定，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怎么体系怎么完善都将是无本之木。我期待张文宏主任后续能给出可行的建议。

还有几个问题很想知道答案:李文亮是眼科医生，肯定不是他看到的被隔离病人的主治医生。主治医生有没有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后有没有上报？报道了哪些层级？上报过程中信息有没有得到准确传递？

不忮不求，何用部臧

关于孙杨案仲裁视频
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看完了这几天沸沸扬扬的国际体育仲裁院关于孙杨案的10小时视频，
仲裁院的仲裁小组由五人组成，其中有两个仲裁员(一个是孙杨一方指定的，另一个是WADA一方指定的)，一个
坐在中间，这三个是主要审理人员，可以提问。另外还有一个秘书，一个法律顾问。仲裁庭组成与国内的仲裁委员会有点类似，有自己的仲裁规则。

庭审过程中主要围绕主要争议点进行审理，控辩双方交叉询问证人，有些证人被问的晕头转向。最后控辩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

本案的争议点主要就两点，所有的询问也都围绕着这两点展开，
1.检测人员的资格是否合法，（这一点WADA是掌握主动权的）
2.孙杨是否拒检，包括是否知道拒检的后果。从第三部分证人交叉询问环节证人的回答对孙杨非常不利。尤其是还有污点证人，这也是WADA律师逮住不放的一点。

另外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从庭审表现来看WADA的律师对法律规则研究的非常透彻，在质询孙杨方证人的时候表现特别明显，孙杨方证人自称对反兴奋剂法律法规很熟悉，结果却被问的方寸大乱，连中国的法律都被问倒了，我都忍不住想说一句:一群草包。
另外WADA的律师对相关判例也非常熟悉，最后陈述时直接提到了很多判例，其中关于瑞士法院的判例直接击倒了FINA律师的陈述意见。
庭审结束，结果已成定局
总结一句:公开审理还是要以实际说话

从对钟南山、张文宏的质疑说起

疫情初期，大部分人都是看到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的节目后才意识到武汉不明肺炎的严重性。随后的几天网上各种关于不明肺炎的图片、视频在朋友圈中传开了，看到的医院里挤满的病人和病人绝望的哭喊，看到护士在视频里无助的哭泣，恐惧很快在朋友圈中弥漫开来。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很快被抢断货。春节本是个欢乐的节日，如今每个人都惶惶不安，时刻提防着身边的陌生人，因为你不知道ta是不是武汉或与来自武汉的人有密切接触。防火、防盗、放邻居，成了这个春节最直接的写照。
这次突发的疫情，关系都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大部分人都参与到了疫情相关信息的传递中。与公众的激烈反应相比，政府信息却姗姗来迟。其实这也不能说完全是政府的错，因为除了武汉外，各地政府对疫情信息的掌握也不一定充分，要立刻做出关系民生的措施来实在是一项艰难的抉择。历史实践证明在类似公众事件中，政府的决策不一定是最优的。尤其是部分政府的行为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警惕性。
另一方面微博、微信等各种网络平台加快了信息的传递，公众很快收集到来自专家的声音，其中国内典型的专家广州的钟南山院士和上海的张文宏主任很快成为公众认可的权威。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出现了一位权威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些专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专业性强；2、真实、正直3、有自己的观点，不屈服政府；4、理性。这些专家很快赢得了公众的信任，“钟南山说动才能动”在朋友群里传开了。而不是政府说动才能动。公众接受了专家的意见，呆在家里。对专家的依赖，消除了公众恐慌，对社会秩序从混乱转为有序也起了很大推动的作用。专家的专业意见也推动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可以说，专家在本次疫情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
但对专家的过度依赖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专家的吹毛求疵。即专家说的话必须是对的。事实上把专家神化为公共权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要求专家对事实认识无误是不现实的。法律专业人员都知道一个常识，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因为已过去的事实已无法复原。同样道理，疫情中的专家也不可能对疫情事实完全掌握。
2.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要求专家对疫情的预测准确无误。毕竟专家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啊。
3.对专家的过度依赖，会让公众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忘记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理。即使专家说错了也当对的对待。这对专家也是一种挟持，及公众会要求专家只能对不能错，一旦错了就会大肆攻击。如张文宏在科普讲座中讲的部分内容有人就指出了其中不准确的地方，有人甚至以此否定奇科普的水平。钟南山说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4.公众对专家的依赖，可能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这必将会引起政府对专家的警惕或试图通过专家传递政府信息。这可能会削弱专家在疫情处理中的作用。如美国政府要求Anthony fauci对外发布的信息要经过政府审查。作为一个理性的专家，他们不会与政府对着干，因为这不利于他们获得信息和向公众传递信息。

因此，作为公众和政府对待专家不论是钟南山、张文宏还是Anthony fauci都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
1. 相信专家，但不依赖专家。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自身的分辨能力。
2. 允许专家犯错误，也允许他人对专家提出质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3. 作为政府来说，专业的事应交由专业的人做，减少对专家的限制，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才是疫情的处理正确态度。

又到了枯叶??飘零，木棉花开的季节

今天看到的两个帖子，让我把一年的眼泪流完了。一个帖子《养蜂人自杀第26天，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另一个是《她的哨声，为什么我们听不到》。 一个是因为疫情管控，因蜜蜂不能专场死亡而自缢的蜂农，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男同学因有人打死了他家养的蜂哭了一天的事。对蜂农来说，蜜蜂就是他们的命根，蜜蜂的死亡熄灭了他生活的希望，同时蜜蜂的死亡也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在这场全国性的疫情之战中这些都被忽略了，被忽略掉的又何止这些呢？我想十几亿人口泱泱大国至少会有专家看到了其负面的影响，我们竟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他们保持了沉默还是声音太小被淹没在抗疫的战鼓声中？
另一个帖子是艾医生一个最先在微信群里发出疫情初期警告的人却被纪委训斥了，被迫保持了沉默。当看到同事被疫情夺去了生命，心中的痛和懊恼又有多少人能真切感受到。 如果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如果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养蜂人。

远在湖北某市非武汉的家人包括孩子被困近两个月，近期听说3月30日开始通航，询问当地政府离市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当地政府答复需要目的地政府同意接受。
我联系了小区所在社区，答复暂不鼓励回穗。我随后问政府有文件要求吗？答复“一定要回”的话，要报备，要隔离。工作人员的答复让我感到悲凉。既然政府没有规定不能回来，也就是说回来不违反政府规定，政府应该认为是可控的。我们要做的是按政府规定做好报备隔离。作为社区工作人员代表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居民回家提供帮助和指导，而不是用一句不鼓励就算答复了。我理解社区怕承担责任，但这不应该成为不鼓励居民回家的理由。我们都是守法的公民，家人团聚为什么就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呢？

今天天气晴朗，早上的太阳暖暖驱走了前两天的郁闷情绪。做不到是非忧乐俱相忘，但可以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
温暖的阳光撒向阳台的月季花上，这才发现，前些日子几近枯萎的月季花竟长出了两个幼小的花苞。赶紧浇水，摘掉枯叶，等待花开时。
马路边，上周还在枯叶飘零的大叶蓉已是满树嫩叶，青翠欲滴，闪烁着光芒。过去的已过去，未来的希望已来。
下午六点二沙岛的人流已恢复到了平时的数量，或搭起帐篷，或铺上餐垫，或骑车，或踢球，或放风筝。大人孩子都玩得欢。打电话给在疫区的孩子，想与孩子视频让他也感受一下这欢乐的场景。因孩子上网课只好作罢。
远处的写字楼上还继续显示“共战役情”“武汉加油”的字样。海心沙的帆形折叠屏已收起，不再播放疫情相关信息。海心沙刚刚栽种的格桑花开的正欢，拍花的屏气凝神，在花前留影的聚精会神看找镜头。突然闻到一阵唧唧喳喳的鸟鸣，抬头看见一大群上百只不知名的鸟在空中飞舞盘旋。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鸟让人惊喜。是不是因疫情期间海心沙封闭，人迹少了，受人类影响小繁殖的快了呢？如果是这样也算是疫情期间带来的意外惊喜了。
除此之外，如果疫情带给我什么正面影响的话，以下也算是吧。今天中午12点与孩子通电话，还未起床。原来做完作业到凌晨两点，据说自愿做的。我告诉孩子，休息好身体健康比学习重要，即使做不完作业，也要按时睡觉。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深切的感受到：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刚发出嫩芽的大叶榕

傍晚的二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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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战疫情


收起的帆型屏

https://img3.laibafile.cn/p/m/315605823.j

晚上十点，二沙岛路边的车还是满的。忽然发现对面一游船驶过

帖子竟然没发出去

希望阳光能照进每一个角落。 这几天好消息不断传来，武汉新增确诊人员清零。全国内生新增确诊病例为零。各地援鄂医疗队陆续返回，收到英雄般的欢送和欢迎，朋友圈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若不是海外疫情爆发，很多人可以摘下口罩，享受春季的阳光和花香。
在大家为胜利欢呼的时候，还有一群人生活的悲伤之中。他们是受疫情蜂农（《养蜂人在春天里离去》》），受指责受排斥的新冠病患者（《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意外离世》），是得不到及时治疗的非新冠病患者《只因没染上新冠，他们一再错过最佳治疗期》，是受疫情影响损失惨重的商家，是没有工作收入的农民工等……。他们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朋友，更多的可能是陌生人，是在这突发袭来的灾难中打乱了生活节奏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共同的人类。他们应该得到关注，得到同情，应该得到救助。灾难无法预测，灾难也不会选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灾难的受害人。我同情他们，若有机会我愿意救助他们，为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希望在这阳光明媚的三月，每个人都能同我们一样享受着同样的蓝天，希望阳光能温暖世上的每一个人。​​​

被阻在远方的家人终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由《方方日记》之争想到了《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兴事件”

若不是本次疫情，我至今也不会知道方方是谁。第一次看到方方日记，与我在网站看到的其他武汉个人记录记相比，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突出的地方。我有一朋友对方方特别崇拜，他认为方方敢说，说的全是事实，不许别人提出质疑。我不敢苟同朋友的做法，毕竟记录百分之百的事实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两天朋友圈差点被关于方方的争论刷屏了，有支持方方的，也有反对方方。支持的一方大部分与朋友观点相似，甚至有人把她比作当代鲁迅。反对的一方认为方方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为什么不多宣传一些正能量，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
这些争论让我忽然想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兴事件”。这两件事过去刚刚两年，很多人对此应该还记忆犹新。
《厉害了，我的国》2018年3月份上映。当时朋友圈里都在晒电影票，很多人都说得值得一看。我正准备自己买票去看时单位组织员工集体观看。看之前就得知这部纪录片很感人，所以特准备了一包纸巾。中国桥、中国网、中国港等让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特别自豪，祖国的人民特别可爱，技术特别强大。观看期间激动的鼻涕眼泪哗哗直流，一包纸巾都用完了。以前看电影从没有这样激动过。我们应该不会否认《厉害了，我的国》是最成功的关于正能量的宣传纪录片。
距离《厉害了，我的国》上映1个多月，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我当时觉得美国太霸道，相信中兴的实际控制人是西安电子科技研究院，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至于会被美国卡死。事实是后面出现了翻转，年逾7旬的创始人侯为贵亲自出面去美国谈判。当时新闻都有播放，老人家拉着行李箱在机场的画面至今我还记得。谈判的结果是接受罚款和美国监管。2018年6月初，美国已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达成新和解协议，美将撤销对中兴的封杀禁令。根据协议，中兴必须缴纳10亿美元罚款，并额外缴纳4亿美元罚款放入监管账户内。以上这些信息都是公开资料可以查到。

但是知道了中兴事件的更多细节后，感到更悲哀。因公司当时与中兴公司有合同关系，实际供货人是中兴公司和另一家杭州的中国公司。这家杭州公司已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中兴公司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必须要和这家杭州公司撇清关系，所以中兴公司向我司提出合同变更，即原合同必须剔除由杭州公司供货的部分，由杭州公司直接与我司签合同。因该部分采购资金使财政资金，这类合同需要有正当理由，我们提出中兴来函说明情况，并请杭州公司一起来确认此事。中兴的回复是因美国派了监管人员在中兴公司，各种业务往来信息都在监管范围之内，他们不能发函，也不能与杭州公司出现在同一会议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兴事件解决了，同时《厉害了，我的国》悄悄下架了。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

中兴事件是中兴的耻辱，也是中国的耻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次深刻的教训。正能量的宣传固然重要，可以激发民族自信，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及各类政府媒体天天都在宣传正能量，我们也从来都不缺少正能量。但是如果沉溺正能量里不能自拔，不允许有人讲出问题，不敢正视问题，或者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其结果可能比疫情后遗症更可怕，类似中兴事件也会再次发生。
允许知道真相的人讲出问题，大家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相信泱泱大国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