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 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21页）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回顾》，第524页）

——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1949-1976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草案）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回顾》，第526－527页）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2年实际产量3200亿斤，只占53％），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1967年实际产量4356亿斤，只占44％）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回顾》，第529、530页）

“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刘少奇）感到这么做（按《农业十七条》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回顾》，第531页）

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回顾》，第536页）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回顾》，第557页）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回顾》，第539、540页）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 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刘少奇>>回忆怀念.

1957年9、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 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回顾》，第680页）

——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回顾》，第688页）

——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 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回顾》，第644、641页）

——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 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回顾》，第654－655页）

——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这样”，大家只能说“这样”；明天主张“那样”，马上批评别人说“这样”，却不提“这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那样”；后天又回过来主张“这样”，马上批评别人说“那样”，却不提“那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这样”。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回顾》，第774页）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消灭家庭”，第一次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搞人民公社化的依据之一。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回顾》，第702页）

——15年赶上英国，一下子变成了3年。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1958年8月4日，毛 在徐水听了关于粮食产量的汇报后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毛 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相信“亩产万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第一次提出粮食已经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种。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讲话的消息发布后，掀起了更大的浮夸浪潮。徐水向全国宣布将放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在1958年8月17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回顾》，第741-742页）——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同上）——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穷过渡”。

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李春峰：《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博采》2006理论版第二期）。——又一次提出“穷过渡”思想。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并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是“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回顾》，第774页）——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严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

——15年赶上英国才变为3年，不到1个半月又变成了2年。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粮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同上书，第389页）“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同上书，第394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起，粮食可以连年翻番，每年增加100％，两年后只因粮食找不到出路，才只好“放低步调”。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问题：“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这一条嘛，还得请示上级。”（《回顾》，第754－755页））

(继)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曾加写过一段话，提出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等于一亿二千万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文稿》第7册，第575－576页）

——毛泽东将“亩产万斤粮”作为能够实行耕作三三制的根据之一。

就在毛泽东主持的这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鲜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至10000万斤。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写了两个批语，作了12处修改，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如果197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0斤，按18亿亩耕地计算，总产就是180000亿斤，而1972年实际产量只有4810亿斤，不到《纲要》指标的3％。


“主要的毛病是两个‘急’，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急于过渡。毛 说：再有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对此，他后来又讲过：有的时候想，五六年、三四年是不是时间短了？有的时候又想，五六年是不是说得时间太长了？更多的情况，他想的是：五六年、三四年说得太少了，五六年、三四年怕实现不了。思想里反反复复。”（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

——难以摆脱的“穷过渡”情结。

1958年11月6日，对于提出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文稿》第7册，第494页）

——这是热衷搞“穷过渡”的实例。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由于1958年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大折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实际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在武昌会议上由毛泽东决定公布为7500亿斤。（人民出版社《彭德怀自述》，第265页）

——虚报47％。高估产导致高征购，19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春季即发生“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毛泽东：《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 。（龙德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第167页）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 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 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毛） 《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话说刘少奇》，第112页）。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

毛泽东事后曾经说过的一些真话——

就在1958年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规律。”“10年内需不需要4亿吨钢？心血来潮一想就搞了这个一个数目。”（《回顾》，第742页）

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话：“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回顾》，第819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回顾》，第1030-1031页）

有段时间，毛泽东吃不好睡不好。身边工作人员不清楚是何原因，就问毛泽东是不是饭菜没做好。他摇摇头，沉思一会儿说：“1958年，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作为我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 4楼 2014-01-10 06:19:40
从公开档案看“五风”
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美蒋特务不断破坏捣乱的年代里，在那样一个国际强敌环伺的处境中，是谁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大国、第三大军事强国？难道不是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 的名下；把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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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怪异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他自已不知是不是真的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学术界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进人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大量“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从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现类似情况，并曾向北京汇报。毛泽东也曾就解决此类问题做过批示，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的办法。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如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

毛泽东怎样看待大跃进的后果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时任 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毛时代的农民不如农奴

30年前，小岗村的18户村民“揭竿而起”，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冒死签下了秘密协议，擅自搞起了家庭土地承包。那时，由于红太阳陨落了，党内的原教旨主义集团被粉碎了，开明的政治家们占了上风。他们没有问罪这些反叛者，反而向全国农村推广了反叛者的做法。由此，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们开始翻身了。

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命运的转折点。但怀旧的左派们却敌视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怀念红太阳时代，企盼着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复辟。

回到改革开放前，回到人民公社去，农民会答应吗？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境况是非常惨的，连农奴都不如，或许比奴隶强点，但生活水平未必赶得上奴隶。

我们来做一下比较。

先看看农奴的境况。

农奴的概念是舶来品。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封建主义农奴制，土地主要为封建领主所占有，封建领主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留给自己的“自领地”；一部分是分给农奴的“佃领地”，农奴使用“佃领地”要向领主交税和提供劳役。封建领主的“自领地”靠农奴提供的劳役耕种。

农奴的“佃领地”并不是农奴向领主租来的土地，农奴在承担了向领主交税和出劳役的义务后，长期享有土地包括房屋的使用权，劳动成果归己所有。 “佃领地”可以继承，其后代可以世世代代在“佃领地”上相衍生息，只有农奴的直系继承人空缺时，领主才收回土地。农奴还拥有工具等财产。

恩格斯对农奴的定义是，“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他需要向封建领主“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

农奴在生产什么如何耕作如何安排作息时间如何出售产品方面是自由的。星期天也休息。因为大多数农民都信教，星期天教徒要做礼拜。据宗教学者考证，基督教早期在底层劳动者中发展很快与信教后星期天可以不劳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奴在人身自由方面主要是被土地束缚着的，如果逃离了，就失去了“佃领地”。但实际上农奴逃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去开垦荒地，到其他领主那里去，或者转业进入城市做工从商等等。欧洲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诸侯林立，封建领主对农奴逃离的追逃受到限制，诸侯林立客观上有利于农奴的迁徙自由。那时候欧洲的城市多处于自治状态，不受封建法令的制约，而且城市还有个习惯法，一个农奴如果在城市里居住了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市民。像荷兰这样的地方居住40天以上就可以了。

中国古代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系皇帝集权的专制社会。中国农民与欧洲封建制的农奴也有很大的不同。以明清时期为例，中国农业人口中，自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占了很大的比例，毛泽东把自耕农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定义为半无产阶级。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需要向地主交租，这些佃农有属于自己的工具。还有些无土地者靠打工谋生，叫做雇农。无论是自耕农、半自耕农还是佃农，在如何进行农业生产如何安排作息时间和如何出售产品方面都是自由的。

再来看看奴隶的情况。

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属于“人畜”，只有干活的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连生命权都不属于自己。但奴隶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就犹如主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虐待自己的牲口，而要让其吃饱一样。

弄清楚了农奴、奴隶和中国古代农民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境况。

共产党的天下不是无产阶级打下来的，那时中国工人总共才二三百万人，力量微弱。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工人。共产党的天下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下由农民打下来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也确实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半自耕农和贫雇农。

但是，没过几年，政府又逐步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都收回去了，把自耕农的土地也收上去了，并实行了一套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

第一， 农民的土地和工具甚至连水缸饭锅都被“公有制”了，都归人民公社了，名义上所有财产属于集体，农民是集体的一员，但农民没有任何权利。既没有支配的权利，也没有分享收益的权利，更没有选举和改选领导者的权利。实际上，没有民主的公有制根本就不是公有制，而是领导所有制，是官有制。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任何权利的农民变成了使役。

第二， 农民的产品都被国家“统购统派”了，价钱由国家说了算，“卖”多少由国家定，国家定了指标就必须完成。国家强行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留给农民的仅够口粮甚至连口粮都不够。而国家卖给农民的东西却不是低价的。这是极不公平的交易，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交易，是依靠国家机器强制进行的长期掠夺，比欺行霸市要厉害一万倍。在这种贱卖农产品贵买工业品的强制交易体系中，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就是学出血来了，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许多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只值几分钱。

第三， 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禁止农民从事集体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活动，堵住了农民自己谋生或改善生活的所有道路。农民出去打零工挣钱不行，那是地下黑包工，要抓起来。采集点山货去卖不行，那是投机倒把，要判刑。甚至自己家养鸡养鸭都要限制，都要批判，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个人的任何维持生计的努力都被禁止。所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困苦境况的自由都被残暴地剥夺，即使穷死了饿死了也不能自己去谋生。

第四， 以血统为依据的严密的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死死地圈住了。农民不能流动。临时出门都必须到政府开介绍信，探亲都要开介绍信，如果农民擅自流动，就属于“盲流”，抓到了要受到惩处。

那时候农民苦极了。整天劳作，按日头出工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休息天，农闲时也不准闲着，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出各种劳役。农民成年累月地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

最悲惨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共产风，搞人民公社，把农村经济搞垮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减少征购粮的数量，也不会饿死人。但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连年提高征购量，逼迫农民交粮。一些地方，特别是官员执行上级指令坚决的地方，甚至逼迫农民把口粮和种子都上缴了。那几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只是终日出劳役的苦工。他们连在生死存亡的困境中挣扎的可能性都没有，逃亡逃荒的路都堵死了。他们的境况远远赶不上农奴。

他们的地位或许比奴隶高点，但其生活得不到保障。奴隶主一定会害怕奴隶死去的，因为那意味着他的财产的损失。但人民公社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却不害怕农民死去。都说农民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可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权力都在不可更换不能违抗的“仆人”“人民的勤务员（毛语）”（领导干部们）手里。可“仆人”怎么会真正替主人负责任呢，饿死几千万农民，也没有哪个“仆人”站出来承担一点责任。从这一点看，农民的地位未必比赶得上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