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近代史，必然绕不开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清。而谈到晚清，又不可能不谈到曾国藩。
曾国藩本人的为官之道为人之道，我这里不想谈。因为这些方面，中国研究的人非常多，高水平的文章和言论比比皆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纯社会性质的成功，中国社会历朝历代都不是特别缺乏。因此，如果想要了解这些方面，天涯有的是好贴，不用到这里来看。
而曾国藩一生最大的核心功绩，则是击败了太平天国。当然，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北方的僧格林沁等人，也都有优秀的表现，但实际对抗太平天国的核心力量，还是曾国藩。
而众所周知的是，曾国藩本人并不是一个以武事起家的人，而是靠正常的科举之路，走上为官之路的普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不同于明末的洪承畴孙传庭之流，并非显示出过人才能的人，而是以所谓“守拙”为核心的。无论为官还是作战都是如此。而且，以曾国藩的生平履历来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原本也是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普通官员，努力一辈子，在清朝的官员任用机制下，最后获得一个三品甚至二品顶戴退休，仅此而已。

在我看来，曾国藩成功的最大原因，在于赶上了一个好的形势。
有人说了，你刚才不是还写道“曾国藩本人并不是一个以武事起家的人，而是靠正常的科举之路，走上为官之路的普通人”吗？怎么现在话风一变，又成了“赶上好的形势”了呢？这两者的逻辑难道不矛盾么？
这两者还真不矛盾。原因在于，这两个“形势”说的不是一回事。
曾国藩的正常为官、生活，所赶上的形势，确实是不好的。那个年代，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煮酒的帖子当中，都有不少的介绍。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军事入侵+经济掠夺的殖民战争；清廷zz腐败，官僚机构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底层民众生活日益困苦，清廷的主力八旗军与绿营军的无能，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曾国藩所面临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雪上加霜的是，太平天国又爆发，而且很快就席卷了东南各省。这一切的内因与外因，对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曾国藩来说，确实都是不利的。
很快，在太平天国波及到了湖南的时候，作为本地人的曾国藩，尽管内心里可能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比如对自己的性格、能力的担心，对莫测的前途产生的恐惧，对可以调动的资源以及社会认可程度的忧虑等等，但他已经没有了选择。作为本地人，如果不能主动响应清廷的号召，组织团练武装，面对太平军就无法自保。因此，1853年的时候，他最终决定出山，名义上是为国效力，实际上当时仅仅是自保。

不管曾国藩（当然那时候这样去办团练的人太多了，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创办的团练武装力量本身是否强大，是否有前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人员、物质和组织。
曾国藩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从本地人当中选拔招募。这一点与其说是他目光超前远见卓识，我觉得不如说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的最简单选择。毕竟本地人来源要容易一些，而且本地人的组织管理难度也比外地人要低。在此基础上，年轻的、四肢发达的，服从指挥的优先。不要市井无赖，不要兵痞和兵油子，不要战时贪生怕死的人。至于将领的选择，主要是四条：有文化能安民的；不怕死的；不贪功近利的；能吃苦耐劳的。
解决了这些问题，下一步就是具体作战的战术问题了。至于战略，那是非常后期，湘军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的事情，短期内还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曾国藩的战术，很多人都知道，也就是所谓的“结硬阵，打呆仗”。纵观湘军的整个历史，很少打运动战，只要打，往往都是阵地战。对此，曾国藩对湘军的行军扎营有很具体的规定，无论是择地，布局，还是挑沟，筑墙，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而且湘军的一大特点就是每天一驻扎下来，就开始大修工事，在工事做好之前，不准休息，甚至不准主动作战。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曾国藩采取的战术，与太平军那种侧重运动战的打法相比，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价，看战绩是不行的，因为双方都有过明显的胜负，而且无论是精彩的还是难看的胜利、失败，每一样都存在。而且，最重要的是，运动战与阵地战本身，也很难说哪个一定就对或是一定就错。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双方部队的结构。
湘军本身，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半路出家的总指挥曾国藩，带着大量同样半路出家的指挥官（比如曾国荃、鲍超、李续宾等），统领着从湖南本地征召的以农民为主的新兵。由于曾国藩本身并非僧王那样的军人，而是读书考科举上任的官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国藩都不可能靠指挥才能来与太平军对抗，而只能依靠他的管理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视扎营和阵地战，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和曾国藩选择本地人作为军队主力一样，当时很难说是他目光超前远见卓识，而是无奈的选择。而且，湘军的编制中，还给每个营专门配备了120人的后勤补给队伍，这样做提高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但也使得部队的结构变得笨重，这一点也同样有利于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
而太平军一方则不然。前期有石达开这样的名将，也有林凤祥等一批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老将，后期也涌现了不少如陈玉成李秀成之类的青年将领。在作战指挥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明显超过湘军。而且，太平军本身长期采用流动作战，对于占领区的管辖和控制（套用毛 的话就叫“根据地建设”）这方面并不擅长，而且长期征战又锻炼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军肯定更适合选择有利于机动，并且有利于其实战经验以及指挥能力发挥的运动战，规避长期消耗的阵地战打法。因此太平军选择运动战，实际和湘军选择阵地战打法一样，都是基于自身结构而采取的必然选择，都是合理的。

说到了这里，我的结论就很明显了，曾国藩选择的（不管是别人的建议，还是自己的决策，亦或是无奈）这种“结硬阵，打呆仗”的阵地战打法，与其麾下湘军的编制特点以及具体战斗水平相符合。这种打法本身牺牲了机动性，却换来了火力的发扬。
因此，在实际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尽管一开始由于自身以及麾下将领的能力，以及部队训练水平的问题，在太平军那些久经沙场的优秀将领和老兵部队面前，也吃了不少败仗。但随着世界上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却又不断革新，这种革新的趋势正好又与曾国藩一开始选择的这条道路一样，因此曾国藩的优势发挥得越来越明显，在围攻安庆和围攻天京时达到了巅峰。
而反观太平军方面，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等一系列内讧，以及太平军后期战略方向的盲目扩张，有经验的老兵部队越打越少，而新征召的大量部队，不仅训练水平不足、作战意志欠佳，又要消耗大量资源。尤其在安庆和天京这两次战役当中，对于狭窄正面的攻坚，这样的部队根本无法发挥兵力和机动优势，反而完全被对方的火力和工事优势克制。两相对比，曾国藩战争太平天国，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说了这么多话，有朋友认为我在吹嘘曾国藩，其实从我的文字当中，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话。
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最想要说的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努力和务实的风格，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的变化，也不是什么曾国藩的天分过人或是名将风范，而是他赶上了好的形势。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这种长期的军事变革。而由于曾国藩本人一开始选择的路线，恰好又与这个形势发展相契合，因此他和他麾下的湘军官兵，才能正确地利用好这种形势发展所带来的优势，进而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没有准确赶上这种变革的人，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俄罗斯的孟什科夫亲王，奥地利的贝纳德克，还有日本的乃木希典以及英国的黑格等等，当然也包括本贴的配角太平军。无论他们天赋或是努力程度如何，最终都因为无法准确及时地把握这种变革，最后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代，这种变革的结果本身，却又会被新的变革所无情抛弃。曾国藩是相对早地赶上了这次变革，因此他取得了成功。而这种变革的成果，在一战时代发展到了最高峰，堑壕、机枪与铁丝网组合起来的阵地，对于无掩护的步兵，就意味着死亡。然而，随着英国人富勒、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和法国人戴高乐三位先贤所提出，进而被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所完善和发扬的装甲集群和闪击战法，最终却又把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成果彻底打垮，而同样接受这种变革成果的波兰和法国，则成了其最后的牺牲品。

曾国藩之后的60年，中国又崛起了一支和曾国藩的湘军类似的军队。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战法，都非常相似。整个民国期间，他们雄据一省甚至几省之地，成为贯穿整个民国期间的为数不多的几支武装力量之一。而且他们比曾老先生更进了一步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部发展了国内为数不多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支军队中相对能打的一部分，后来脱离了他们，在华北长期保持难得的对PLA的胜利，最后付出一定代价之后，选择了和平解放，成为了新中国的一部分。而这支军队中其余的部分，则最终在他们的发源地被消灭。
这支军队就是以长于阵地战和防御战著称的晋绥军。

很多人看晋绥军战绩不好，就觉得晋绥军差。实际上，晋绥军最拿手的绝技就是修工事，1946——1949期间的坚城，除了排名绝对第一的满洲长春以外，第二名的太原、第三名的临汾和第四名的天津，都是晋绥军实打实地修出来的。而实战中，由于长春是长期围困拿下，而上海由于炮火使用少因此打得相对困难以外，就属太原临汾和天津的攻城难度大。至于有些人说的什么济南之流，在这三个面前只能往后排。

可以看到楼上地图上一坨一坨的蓝色，解放战争后期，国军的永久工事修筑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尤其是晋绥军这种没事干就喜欢挖工事的部队。
晋绥军一向以善于守城著称，可以看出阎锡山围绕太原城修筑了非常之多的工事，工事环环相扣，这对于重武器不多的华北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太原最后还是要靠从平津缴获的重武器来解决问题。

21楼的图片，显示的是阎军修筑工事的范围。而这张图显示的，则是阎军具体的阵地形式。21楼的每一个蓝圈当中，都包含若干个数量不等的这种碉堡群。
阎军的碉堡群，分三层铁丝网，第一层铁丝网外面是水壕、梅花粧、地雷。然后第二层和第一层之间是开阔地，用于重机枪发扬火力，每个高地一个母碉堡，母碉堡下若干子碉堡，每个母碉堡中都有独立的弹药库，积水槽，屯兵所。碉堡群后方为水泥掩体中的野炮，提供火力掩护。太原附近山地到处都是这样的碉堡群，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没有炮兵的有力支援，只是依靠步兵爆破。每一个这样的碉堡群都将消耗巨大的兵力和时间。

我最重要的2层被吞了，重新简单说下。
我说的曾国藩遇到的好形势，主要是指的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的军事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打法彻底改变。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军事变革（当然现在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变革的次数并不太统一）。但除了我的偶像之一拿破仑以外，所有的变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有武器装备的革新，进而带来战法的根本性变化。
而曾国藩当时，就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

这次革新，时间非常的长。过程当中的标志性事件也非常的多。典型的包括：米尼弹的使用，后膛炮火的广泛应用，高精度后膛步枪的广泛使用，长身尖头子弹的使用，以及自动武器的使用等等。而且，由于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跟上这种革新的过程，因此很多国家都吃了一些亏。
第一个吃亏的是俄国，1854-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密集纵队突击的俄军遭到法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最终导致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第二个是曾经的欧洲列强奥地利，1866年的萨多瓦（又称柯尼希格雷茨）战役，在普鲁士总司令毛奇分兵的情况下，奥军以2:1略强的兵力优势打击其一路，结果在使用德莱塞撞针枪的普军面前惨败。日俄战争的旅顺口，日本第3军面对俄军的机枪和混凝土永备工事，损失惨重，后来在奉天会战中，日本迅速改进，以俄军5倍的机枪密度打败了俄军。一战的英国陆军总司令黑格保守，不愿意多配发机枪，结果英军在索姆河等战役中损失惨重。

这次革新导致的变化，主要就是传统主流的打法，慢慢地由拿破仑时期的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为主要打法。而这种主流打法，恰恰与曾国藩一开始选择的打法，不谋而合。因此我才说曾国藩赶上了一个好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