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6年出生，师范毕业后长期在农村从事教学工作。年轻时体质很差，曾羁患慢性肾炎、乙肝、严重的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绝望之余，采用一种简单的传统中医自疗法，坚持锻炼，所患诸症才得以逐一康复，最终实现了健康逆袭。近年来，总想把自己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大家，以期在茫茫人海中能给需要的人以借鉴和学习，真心希望众生安康，天下无疾。
平日里，工作忙，家庭琐事多，故一直未能如愿。目前因肺炎疫情，学校延迟开学，整天宅在家中，除线上指导学生学习外，相对空闲，所以静下心来，借天涯一角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分享给大家。
友情提示：本帖较长，读者阅读前一定要先吃上一碗糯米。还有，本帖全是干货，阅读时希望大家佐以干阔。

新帖伊始，上图为敬。







上图就是我现在任教的村庄和学校。惊艳到你了吧，觉得景色美的先点个赞。山清水秀，尘嚣之外，岁月静好。白天教书育人，晚上静坐修身，不亦乐乎。

我们学校是一所村小，目前设置年级自幼儿园至三年级。前几年学生人数多时有60出头。教师就我和我妻子两个。妻子教幼儿园，本人一至三年级复式教学包办。
何谓复式教学？城里人不太了解，乡下人估计不陌生，简单地讲，就是几个不同的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两个年级一起的叫二级复式，三个年级一起的叫三级复式。我小时候上过五级复式，村里就一个老师，一二三四五年坐在一个教室里，由同一个老师教。

我现在属于三级复式教学，三个年级学生最多时有32人，所有的课程一天到晚全部我一个人上，其中的艰辛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光语文数学就有六门课，翻教科书都会翻到你眼花缭乱，还有那么多的课内课外作业。重点是这些学生基本上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你别指望他们的家庭能对孩子学习起什么作用，全得靠学校和老师。不像城里的学校和老师，家庭作业发个微信，剩下的就交给家长了。

因此，那些后进生放学后留学补课是常有的事了。注意哦，是不收钱的！“老师收钱补课”，“课上不教课后教”的帽子可别往我这儿扣哦，我是不认的。

还有孩子在家里不听话的，淘气的等等，家长还会告到学校里来，你还得帮他们处理“家务事”。

“老师，我家孩子在家不吃饭，就爱吃零食，您给说说。”“老师，我家那小子晚上看电视，要看到十点钟，不睡觉。”“老师，孩子回家不做作业，吃晚饭也找不到人影。”“老师，这些孩子，星期天老去我家菜地，把菜糟蹋得不成样子。”“孩子最听老师的话，我们的的话孩子不听，您一句顶我们一万句……”

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担当。

早晨，孩子赖在家里 不想上学，你得上门请。晚上天黑了，孩子玩疯了不记得回家，你还得和家长一起，村里村外地帮着找。时不时地还得应家长的请求去他们家扮演“恶人”。

至于学习上的事，更是老师统揽了，少个笔呀，本子什么的，那不叫事。
大人出去干活，有时早上6点，就有家长把孩子送来了。晚上天黑，干活没回家的，老师还要帮着照看孩子。中午，有时还得给个别学生管饭。

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全日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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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学校，八九十年代学生最多时1至6年级有一百七八十人，十个老师。后来随着务工潮，城镇化的进展，生源不断减少，学校开始撤并，目前只剩下一至三年级。

由于地方相对偏僻，条件相对艰苦，教学任务重，外面的老师调不进，待不住，学生流失也更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前几年我们刚接手这所学校时，学生人数较少。近年得益于我们夫妻二人的努力和乡亲们的认可支持，部分学生回流，有条件在村里上学的，基本留下来了，最多的一年有63个学生。相比之下，我们学校在当地的村小中，学生还是算多的。临近的有些村庄，村子比我们这大得多，学校里只有几个学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业早已失去其主导的地位，农村里已没有青年们生存和发展的足够空间，一方水土早已养不活一方人。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涌进城里，飘向远方，农村空心化是一种趋势。面对历史大潮，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坚守，为那些来不及撤离或不想撤离的人们坚守家园。





小朋友中午在学校吃的多香啊！

小小年纪，脖子上挂着钥匙。家长早上出去干活了，要等到晚上才回家。

兜了一圈，下面言归正贴。

话说当年我高中毕业以后选择了读师范，主要是基于当年自己的身体原因，实属无奈。

我是个早产儿，一生下来就比常人要瘦小得多。据母亲说，我出生后七八天一直没睁开眼睛，体质上先天就没别人强。家里没公没婆，母亲生完孩子就要去生产队里挣工分，几个月大的我就被背在背上随母亲一起去“出工了”，早早地经历日洒雨淋，忍饥受寒。

先天的不足和婴儿时的哺育欠缺，少年时，我长得比同龄人明显要矮小和瘦弱。这让母亲非常担忧，担心我长大后的生计。

要知道，那年代在农村里可是一个靠体力吃饭的时代。种地，砍柴，挑水，挑粪，是一个成年男人的日常，哪一样离得开体力啊？体力不行，成个家都是问题。没体力，哪个姑娘愿意跟着你受苦受累呢？那时，劳动力的多少强弱，彰显一个家庭在生产队里和村里的话语权及地位。就连粮食的分配也跟劳力有关。队里的粮食分配，一是按人口分，叫“口粮”，这是基本粮食。二是按工分分配，有的地方叫“工分带粮”，也就是说按家庭挣的工分多少分，工分多的，分的粮食自然就多，这相当于现在的“绩效”。

所以，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就我小时候长得那模样，长大后生活确实堪忧。
好在我智力正常，这可以从小时候的学习上体现出来。

小学是在自己的村子里读的。我没上过学前班，直接读的读一年级，因此，比同年级的人要少读半年至一年书，可半年后，全年级识字和算数能力数我最强。
教我们的老师姓占，上过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的一个连指导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抗美援朝的故事。他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在我们乡的中心小学当校长。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因受老婆的成份影响，失去了工作，只好来我们村当了民办老师。
老师的身上总带着一种军人的特质，四十多岁了，走路还带风，性情直而急。脾气有时还稍显火爆，村里人多说他带“煞性”。不但学生怕他，好多家长也怕。
不过，怕归怕，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大家都很尊敬他。
占老师文化过硬，书也教得好。
他是个多面手，吹拉弹唱，写对联刷标语，排节目，画画样样拿手。
在当时，有些老师普通话都说不流利，而我们的老师，不但普通话字正腔圆，汉语拼音更是了得。平舌音、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轻声、儿化，都极其规范标准。我语文功底较好，非常得益于占老师的良好启蒙。

因为有一个好老师，在小学阶段，我不但成绩好，而且学的很轻松。
那时，我除了读书，我还要给老师分担一些工作。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
其一，是帮老师“派菜”。那时，我们村里老师只负责自己烧饭。吃菜嘛，每天由家长轮流供，早上家长将菜烧好，再送到学校里。刚开始，村里就一个老师，每天由一户学生送两碗菜供老师吃一天。后来老师多了，就送四碗，或由两户学生送。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至现在，我们当地少数村庄还存保留着这份传统。这也可以算是民风淳朴吧。
开学时，老师将学生名单交给我，每天晚上，我就按名单上的顺序，上户去通知家长。
这项工作貌似简单，其实不然。你去早了，人家干活没回家，你找不到人。去晚了，家长会讲，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么晚了让我上哪去准备菜。更有少数不明事理的家长还会责问：“怎么这么快又轮到我家了，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小孩吗？可我也不是这么好欺负的，这时，我会一五一十的向他解释的清清楚楚，直到对方没脾气为止。
小孩子都贪玩，有时候玩过头了，晚上忘了派菜，第二天老师就没菜吃了，那样，我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经常晚上睡下了，躺在床上，猛一想起，老师的菜还没派呢，于是立马跳下床，硬着头皮去人家门前叫门。这时别人家也基本睡下了，我去，一准遭人家骂。
其二，就是负责学校宣传工作。那年代的学校，虽说文化课没现在学得好，但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抓得还是顶呱呱的。六零后和七零后的朋友们应该是深有体会的。近二三十年来学校的德育和劳动教育早已流于形式了。这是教育上的一大缺陷。我们当时还要担负起对全村社员的宣传工作，具体是早晚给全村社员宣读党的方针政策和村里的重要通知。一个班干部带领三五名宣传队员攥着报纸杂志或其它的宣传材料，在村里人口集中的几个制高点，用铁皮制的大喇叭筒，一人读报，一人喊话。通常是识字强的读，嗓门大口齿清的喊。
宣传工作要赶在早上社员出工前和晚上收工后进行，不然，你对谁喊话？如果说社员起早贪黑，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要更早更黑了。夏天还好，冬天可够受的，流着鼻涕，拎着冰冷的喇叭筒，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站就是个把小时。
除了上学读书，家里面还得帮着带妹妹，烧饭，喂猪喂鸡等等。
我十岁开始学烧饭。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就向老师请假回家烧晚饭。当时，我人还没锅台高，只能用小凳子垫脚。剁猪草，喂猪喂鸡这些事也必须赶在父母收工前做完。
非我能干，那年代的农村孩子都差不多。

小学毕业后，离开村子去乡政府（当时可能还叫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初中读书，开始寄宿生活。虽说小小年纪就离开了家，可我却有一种开脱般的感觉，从此可以不用做家务，能够专心读书了。
我们乡里的那所中学，老师都挺好，就是总体的教学质量不咋地。我们那界学生，两个班六十多人，当年中考，一个县中都没有，只有五人被录取到一所农村高中，其他人就此结束了学生生活。

我的悲剧就是从高中时开始的。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离家四十里，不算太远，中间有二十里路可以乘客车，只是车次较少，上午下午各一班车。周末回家，基本还是靠步行。
学校的位置很偏，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还不通公路。
学校生条件也差。因为缺水，学生们早上不得不经常跑到学校外面的田沟里去洗脸。前面洗的还好，后面的水就很浑了。
整个学校就一个厕所，离寝室又远。白天还好，晚上学生要是有个内急什么的就麻烦了。厕所和厕所通道的电灯还常常坏，晚上经常没灯。要是遇上这种情况，第二天早上，厕所门口和通道两侧，那一坨坨大便就像摆杯子一样，现在想来还让人恶心。
学校的规模不是很大，初高中一起也就六七百人。但管理稍显混乱，学生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是常有的事。排队打饭，基本靠挤。一顿饭打完，饭窗下面洒满了饭粥，还有掉落的衣扣，一片狼藉。饭窗边上的石灰早已被挤爆掉了，砖缝也几乎被磨平，油光曾亮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食堂里那几位烧饭的大师傅，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牛逼得很。他们利用手中掌管的饭勺，可以随意决定你手中饭票的升值或贬值。同样的三两米饭，他能给你满满一勺，也可以用饭铲使劲一抠，饭勺中间就凹下去一个坑，倒入你碗中就只有半勺。稀饭呢，顺眼的从桶底捞稠的给你，不顺眼的，尽从上面撇一些稀的给你。舀出来满满一勺，他还可能故意晃荡几下，那就只有半勺稀饭了。完了，你还不能有意见，不能跟他们争执。否则，下一顿他一准记着你，任凭你在窗口把碗举得多高，举得多久，他愣是装着没看见，等着最后一个把饭打给你。这时，往往就没饭了，你只能饿肚子。
周末学校人少时，有些不回家的同学经常还看见这些人把米偷偷运回家。一个人养全家，真是太轻松了。
学生们对那几个大师傅都恨得牙痒痒的。以至于，前两年，我一个在政府某部门工作的亲戚，也在该学校读过书，跟我说过一件事。说是不久前一位当年学校的大师傅来找他办事，我亲戚一看到那个人就想起当年在学校打饭受欺负的事，气不打一处来，硬是找了个理由不给办。都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让人气恨难消，可想而知，那仇恨得有多深呐！

虽然学校条件如此一般，但我们高中部的同学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毕竟那年代能上个高中还是有点奢侈的。
经过努力，高一学年结束，语、数、英、物理、化学几门主课总分全年级两个班我考了个第一。尽管如此，学习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学校往年高考能录取的大学中专也就1至3人。（当年大部分中专还是从高中毕业生中，在高招时统一招录的）
那会儿，我们读的还是两年制高中。高二学年一开始，学习就陡然紧张起来，学生只能每月回家一次。学校食堂不供应菜，这就意味着，回家一次就要带足一个月的米和菜。米还好说，挑到学校里无非就是多花点力气。。菜就成问题了，我们当时带的菜，大多是梅干菜、 腌菜、干萝卜条一类的，易于保存，吃上个把星期问题不大。可超出一个星期，基本上都会发霉变质。因此，像我们这些离家远的同学，每次回家都要带一瓶辣椒酱，每个月的后面几个星期就只能靠辣椒酱下饭了。
不知是营养太差，导致体质下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本就瘦弱的我，学期刚过一半就生病了。
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竟然发现自己浮头肿脸的，眼睛肿的只剩下一条缝。到了下午，脸部的浮肿稍稍退去，双脚又肿起来，一摁一个坑。起初以为只是受了点风寒，也没太在意。一个星期以后，不但浮肿没消退，人也很乏力，腰酸腿软的，感觉都坐不住，也没精神，还发着烧，小便发黄，量也少。我这才意识到真的生病了，于是向老师请假回家。
回家后，母亲带我去乡卫生院看医生，诊断结果是肾炎。在医院打了一个星期的针，病情稍有好转，我就去了学校。
可是没过多久，身体又浮肿起来，只好再次去医院。一年中，病情反反复复了好几次。医生说是慢性肾炎，不太好治。

生病，看病，课程落下不少，也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学习成绩自然有所下降。那一年的高考，我以4分之差落榜了。
暑假里，就在我考虑准备去县城复读时，突然来了一则降分录取通知，我的分数在这个录取范围内，能录取的专业是定向师范。
这让我很是纠结。读了师范，当个老师，虽说跳出了“农门”，可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是我所想的理想职业。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接触的老师，他们的日子过得都比较艰辛。好多还是半农半教，要捎带着种点田，才能养家糊口。而其他单位的似乎要好些。当年我有个高中同学，是从县城转来的。一天我们聊天时谈到了我们学校的校长，我们都觉得校长很牛逼，可他居然牛哄哄的说“一个破校长算个屁。他和我爸是同学，我爸虽说是XX局副局长，校长去县里办事，好多时候都要请我爸帮忙。以后我才不去当老师呢，顶多就混一校长。”
事实也是如此，当年的同学即便去了读农校，到如今在政府里最起码也有个副科。而当教师的，尤其在农村当教师，则只能“呵呵”了。
虽然县里的补习班中的尖子班，高考的录取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很诱人。可选择复读呢，我的家庭条件似乎很勉强，再则，我的身体状况也不乐观。在亲友的劝说下，最终我选择了读师范。
读师范期间，学习基本没设么压力，我想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把病治好。两年的时间，去了不少医院，西医，中医看了不少医生，病就是断不了根，三五个月就会复发一次。经常腰酸腿软，手心躁热。后来又患上了严重神经衰弱，整晚整晚的不睡觉，精神萎靡，没有一点青春活力。

两年以后，师范毕业回到家乡农村教书。由于体质虚弱，上课都感到很吃力。一堂课下来，口干舌燥，腰酸腿软，经常眼冒金花。更糟糕的是，那时我们那里农村中乙肝患者多，25岁那年我又感染了乙肝，病休在家。中药西药吃了几大筐，肝病时好时坏，周身乏力，稍一活动就感到体力不支，胃口很差。由于长期服药，肾病又严重起来。从医生的言谈中，我知悉了我的病很讨厌，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
同龄人，一个个都娶妻生子了，而我却病殃殃的，老气横秋，像个小老头。不敢谈恋爱，更不敢奢望结婚成家。

那段时间，吃过各种偏方，甚至求过神拜过佛，吃过“仙方”，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后来，听说气功可以冶病，我又开始练功，先是看书自学，后来也四处拜师，上过当受过骗，走过弯路。
下面就分享一下我当年学气功经历。

我当年因为疾病缠身，四处求医不治，看到相关的杂志、报纸上报道的一个个生动的“康复实例”，“大师”们一场场“精彩”的“带功报告”、“表演”，一位位身患绝症的患者、重病卧床的病人，经“大师”发放外气，施以意念后，瞬间康复。我病弱的身躯，居然也血脉贲张，开始学习气功，以期身体早日康复。

当年订阅的一些气功杂志

我在偏僻的农村教书，自然很难接触到各种“大师”、“高手”，只能借助气功类书籍，订阅“气功杂志”自学。练的是“小周天”功，据说只要打通任督二脉，就可百病消失。静坐，调身，调息……，每天多则三、四次，少则两次，大概坚持了半年，没收到什么效果。是悟性不够，还是方法不对？我非常困惑。我觉得这样闭门造车，不是个办法。我想我应该走出去，拜师傅。

暑假开始了，我决定出去走走。那时，虽然我对“特异功能”比较崇拜，但作为年轻人，骨子里还是有点怀疑的。我怕自己陷入迷途，于是决定去拜访几位传说中的“能人异士”，以证真伪。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我拜访的笫一位对象，是邻省的一位“大仙”，离我家百多里路，在我们家的坊间名气很大，被传得很神，据说能知你的前世今生，会看疑难杂症。方圆百里，找她看病消灾的人非常多。
为表诚意，我提了百十元的礼品(在1991年，100元不算少了)。辗转了将近一天，到傍晚才来到“大仙”家

这是一座普通的浙西农家院落，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一些柴草农具，好像比我家乡的房子还要简陋些。屋内倒也干净整洁。“大仙”是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农家妇女，粗看，跟普通的农妇没什么区別，热情大方中透着一种农民的朴实。刚见面，她就说昨天“菩萨”就告她我今天傍晚要来，她饭都预备好了。说的我一惊一咋的，太邪乎了！她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还说，天色已晚，附近没有饭店旅社，晚上就在他家吃饭住宿吧。这确实让我感动了一番。
晚饭的闲聊中，她向我介绍了她的一些情况。说她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几年以前，生了一场大病，病中，迷迷糊糊的，有菩萨（神仙）来找过她。病好以后，她居然能通神了，可以往返于阴阳两界，甚至还能够识字写字了。对此我只是半信半疑。
饭后，我说明了来意，求大仙给我查病治病（我没跟她说我的具体病情）。在“通神”以前，“大仙”有意无意地向我展示了几个“神功”。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立筷子”，将一束筷子的一端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碗中不停地向同一方向搅动，口中念会有词，然后喊一声“停”，把筷子往八仙桌上一立，一束筷子就立在桌面上，不倒也不散。
我无心看她的表演，只求她快点给我治病。她说：“好吧，我让人去查一查”。只见她头靠在桌子上，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整个人就好像昏睡过去了。大约十分钟后，她醒过来了，睡眼惺忪的样子，脸色苍白，额头似乎还有汗珠，显得非常疲惫。缓过神以后，她说她刚刚去了一趟阴界，叫阴界的人查到了我的的一些情况：说我家住在村子的南面(其实在村西北)，门口三步台阶（这个不对，家门口就一步台阶，算上门槛也就两步），祖父母已故（其实爷爷还在），兄妹三人（这个没错），我是“吃空手饭”的，意思是拿工资的，（这个似乎也对，但问她我具体从事什么职业，答不上）。我问我身体有啥病。她说，菩萨说了，手心脚心发热，（我有这个症状，手心脚心燥热，不过只是诸多症状之一）菩萨给我开了方子，吃五副药就会好的。
我嘴上诺诺，心里已明白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巫师”吗？我们当地叫“讲阴阳”。看来“十里无真讯”，传得那么神的事，也不一定是真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挺感谢她的，让我在她家吃住了一晚，看样子心地也还善良，不主动向人索要钱财，全凭自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给了她50元，权当吃住费用吧。至于开的方子，药不多，只几味中药，剂量也不大，其中有芭蕉芯等，都是清热降火的，反正吃不坏人，我也去药店点来吃了，虽然没起到什么功效。
笫二天，在我离开的时候，又有两拨人来找她，看样子，信的人还不少。

我拜访的第二位“大师”是某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我是从当时的一本《气功》杂志上了解到这个人的。《气功》是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主办，浙江中医药杂志社编辑的，在这方面当时也算是一本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我订阅过两年。这位先生（具体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有关气功治病的经验文章。他声称可以外气治病，重点推荐了他用外气治疗青少年近视眼的经验。我想既然杂志上都登了，应该假不了。全国一流的“大师”、“高人”咱肯定没机会拜访，去了连边都沾不上。而那些二三流的“大师”，如果有缘拜师，收我为徒，对我这个气功小白来说，也算三生有幸了

说走就走，我按杂志上文章提供的地址乘汽车赶火车来到该市，找到市中医院。很快就见到了“大师”本人。“大师”三十多岁，身材微胖，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出身，脸上总带着笑，很和气，言语之间透露着成熟和老道。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一是治病，二是拜师练功。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当天晚上我还专程去了他家拜访，他要我第二天去医院，用外气给我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