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体现。
第一，社会矛盾突出。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和调整，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转型期资源配置不当、利益分配不均，使社会事件与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问题、医患冲突等“老话题”在“新热点”的推动下频频凸显。二是社会心态的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社会心态也在发生转变和重组。目前，我国公众的主流社会心态是积极健康的。然而，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心态失衡也时有发生。非理性心态、群体怨恨心态、焦虑心态和质疑心态等不良社会心态往往导致网络舆论危机。第三，社会群体分化。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日益凸显，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讨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大多数网民认为，底层的向上流动确实已经减弱，从而引发了多重担忧。此外，关于中产话题的讨论在2017年进一步深化，从去年的中产发声，中产焦虑到今年的中产相互伤害和中产下行运动，从而推动了一系列热门的社会话题，如教育和房地产。
(2)网络治理存在缺口。
一个是互联网上缺乏公众舆论意识。一方面，在新媒体时代，相关部门对网络舆情的认识已经落后，理解也出现了错位。他们没有把网络舆情纳入日常工作，或者选择了“失语”来避免“言多必失”，从而丧失了引导舆情和应对舆情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对负面信息的潜在危害估计不足，治理上的疏忽导致言论沸腾，或信息披露之初的姿态错位，“官方言论”过于强势，适得其反。如泸县太伏在中学生死亡事件中，一些地方部门缺乏舆论素养是引发公众情绪、导致舆论事件升级的导火索。第二，制度机制不成熟。互联网舆论涉及一套长期的工作机制，如风险评估、监测和预防、应急响应等。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舆论机制的建设中，往往“走来走去”，只注重事后应急。他们对早期防控和人员培训不够重视，投入也不多。面对突如其来的公众意见，这导致了“过度延伸”和“不情愿”。第三，应对方法不当。公众意见反应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缺乏导致了在线活动线下。例如，在云南丽江女游客被殴打毁容案官方中，虽然定性解释了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处置结果，但没有详细解释受害者原微博中的“推诿拖延”、“回避提问”等负面言论，客观上加剧了网民根深蒂固的怀疑。
(3)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问题。
一个是大数据技术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信息呈现海量、动态、多样的异质性特征，由于大量的相关性和零星因素，使得舆情更加复杂多变，传统的舆情监测研究和判断方法难以奏效。海量数据强化了社会舆论的“瞎子和大象”效应，极端观点更容易通过网络乘数效应放大，从而强化了舆论的极端情绪。在信息分散的大数据时代，舆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难以确立，有效管理舆论也越来越困难。其次，社交媒体的新功能正在增强。一些社交媒体引入了直播短视频、热门搜索、弹出窗口、视频弹出屏幕等功能，使得信息传播更快、更直接。在这些功能的帮助下，一些地区性、地方性甚至零星的个案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形成了“小而微的舆论热点”和网上狂欢的趋势。如“净曝深圳穿山甲公主”等。第三，知识支付平台的兴起。以小秘密圈、独立答案、微博问答、专业知乎直播为代表的知识支付平台发展迅速。互联网内容之战已经从“平台之战”流量转变为“知识支付之战”。然而，问答社区对保密和隐私的重视，使得一些网民故意设置低俗话题来吸引注意力，一些作者和网民在平台上解构重大政策或解读所谓敏感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的宣传模式和监管体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4)公民意识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