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像河流。奔流不息。

在我所途经黑暗荆棘的小路上，那些经年累月在每个路口为我点燃希望之灯的英雄们，而今都去了哪里？而当我无数次深陷泥沼无法自拔之时，又是怎样拔高的灵魂如星辰一样在我眼前闪耀，勇敢的抓住并牵引着我，走向从未荒废的花园。

在那个贫穷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斗坝村的人们把自己的良知和道德都禁锢在了鬼怪一样的魔咒里，血迹斑驳的锁链圈住了他们的喉咙，直到我离开沱江边的家时——也不曾挣脱开过。

一直不曾…

我原本以为会和大多同龄孩子一样，会像庄稼、格子时钟一样规律——父母陪伴，快乐长大。八岁那年冬天，父亲突然的出走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和母亲背上了诸如“共犯、娼妇、野种”的骂名，而猪斗坝村的人们给父亲的称谓则是“强盗、通奸犯、”。

“狗崽子，站住…”

八岁之前人们都叫我“小安子”。

那天是六月初四，我依稀记得，因为隔天就是我九岁的生日。午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偷偷溜到坡上找我的小伙伴强娃他们去坝下湾钓鱼。之所以偷偷，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大多下了死命令，不准和安然这个小野种一起玩耍，理由是我父亲骗光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其实母亲也多半有过同样的想法，她兴许清楚一个跑了父亲的孩子该有什么样的童年吧！经过我家自留地时，又看见村里的那群“长舌妇”聚在一起。我总是碰见她们。每当茶余饭后她们总是不忘施展各自的本领，就是把一些“挖人长道人短、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事乱说一气，以显示自己的话语权。我经过时，她们正堵在路口中央，正要挤过去，其中一个叫李光芬的胖妇人不讨好的在我脑袋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哎哟！施琴（母亲的名字）这婆娘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居然跟她崽弄一身新衣裳穿。”

我一直认为母亲秉持了大多居家温贤善良女性的好品质，任劳任怨，由衷疼爱着她的孩子。至少在我九岁之前的记忆是这样的。

正当胖妇人的手再次伸过来，我估摸着她想要看看布料。我一把打开她的手，顺口说了句“关你屁事”。

她显然有些失态。

“狗崽子，看你凶的，安水火（我爷爷的名字）就不该把你爸这个强盗犯*出来！”胖妇人开始变得恼怒，“我看淫贼还敢回来看你们孤儿寡母，以后有你娘俩受的…。”

另一个脸上长满斑点像蛤蟆一样的女人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朝我扔过来，“小野种，你能的啊。…”

我脑袋一偏石头飞进了旁边的稻田，嘴里不停的说着“关你屁事”不停的奔跑，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

傍晚回到家里时，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叮嘱我去洗手。她照常系着那条有些脱色的蓝紫色围裙。是凉拌的鱼腥草和炒咸菜，像往常一样，我的碗里会有个煎鸡蛋。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这似乎是我和母亲形成的某种默契。我猜测她一直有种不想言明的苦衷，或是无人倾诉，也许还是孩子的我不能理解的大人们的纷争吧。那天我吃的很慢，一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不知几何一种巨大的悲痛涌上来，我抑制着眼泪…这之间她几次想和我对视都被我避开了，我的嘴几乎杵到碗里，母亲想跟我夹菜时我故意把碗放到桌檐。

“妈，你慢吃！明天还要上课，我先去睡了！”我放下碗筷，声音像哽着什么东西，我趁母亲还没反应过来迅速转身。

“阿然。”

快走到里间卧房时母亲叫住了我，传来凳子被挪开时发出的咯吱声。

“我的乖儿子，你受苦了。”母亲哭着从后面紧紧抱住了我，不停擦拭我不听话的泪水，“会好起来的，会过去的…”

那天夜里，我置身在黑暗中一夜未眠！

对于父亲出走这件事，我是不大知道其中原由。可以肯定的是：村里准备建设的“集资款”都被父亲带走了。这也因而成了所有村民攻击我和我母亲的成因。在以往父亲“有身份”的时候，我所听到的都是对父亲的褒赞之词。每次问起母亲因由，她总是隐而不语、三缄其口，直到母亲脸上露出愠色我才停止追问。

可能我与母亲的倾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因为一个原本生活顺当的孩子所没能理解成人世界忧恼因素的结果吧！大人们认为这超越孩子理解犯愁的能力，而懵懂的孩子就像丢失玩具一样只能自顾自的找寻…后来在父亲出走这件事情上，我能感受到母亲明显的变化。

“阿然，你要知道爸爸不是‘强盗’。”母亲通常会这样安慰她的儿子。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你…你要理解你爸爸，你长大些你就明白了…”

在这之前，母亲时常会把“英雄的父亲”挂在嘴边。我想嫁为人妻的她和普天之下持家温贤的女人一样吧！精打细算，料理好男人和孩子的生活起居，愿她中意的男人们像雄鹰一样高飞。而对于她的男人，压在她箱子底下那些用各色相框装裱精致的红色本子就是最好的印证吧！还有母亲经常用干净毛巾擦拭的刻有人像的、在我童年不知道他们是“开拓者”的精美像章。或许她再有的意愿就是期盼着她年少的儿子长大以后也能做出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来吧！

当年少的我每次在忍受村里人的攻击谩骂之后回到家里，她总会用这样千遍一律的话对待他的孩子。很多时候我甚至会认为母亲一定有意无意的在某个角落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她隐忍，徘徊…我无数次幻想她能及时出现挡在我面前，像老师教会我礼节那样去告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卑劣——何况对待一个孩子。

我怒吼着，盼望着。

——那双大手哪里去了

——厚实的臂膀哪里去了

——我英雄的父亲哪里去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是三十一岁那年作为有“特长”、又是“文化人”的特殊身份被选调到地方部队，后被分配到边防侦察连队的，执行过很多重大任务。在越南自卫反击战爆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回到猪斗坝村的。那一年我四岁。

回村一个月后，就有政府工作人员来到家里，告诉父亲隔天去县武装部报到。据说给父亲安排的工作是文书，组织对他在部队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果敢表示满意，并相信他在处理文件、归档和对外联络机制的工作中同样表现出色。

父亲不管再忙，每个星期天都会回来陪我和母亲。可能是爷爷去世的缘故：检查出脑梗的前四个月母亲就跟父亲去了电报，直到爷爷倒床不能自理又连续发了两封电报——都没有回音。通情达理的母亲没有埋怨，可能她料想父亲或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吧。母亲说父亲是在第二年春节回来的，大年三十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一天。这里可见母亲是怎样充当一个男人的角色，把爷爷的丧事料理完毕的。

真的，每个星期天对于母亲，她的喜悦不以言表。母亲会把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天蓝色翻领毛衣穿上，会在家里精心做出一道道美味。这其中就有我最爱吃的花生炖猪蹄。于我而言，父亲给我总是一种生畏的感觉，直到后来与之相处的四年中，我对父亲都会有种不相称的生分在里面。首先，他从来不会像其他父亲那样把自己的孩子举起来，不会陪我玩耍，记忆中甚至好像没有对我笑过，这多少成就了一个心思有些敏感的少年在往后变得更加怪癖了。

要说我与父亲一点亲近的联系都没有，那是假的。

在我会走路的时候就知道穿过堂屋西北角处有一间偏屋，那可是一个“万宝屋”。不大，约莫十来见方的样子，屋顶是用后山的松木搭建而成的。总之，这间屋子走进去就给人一种逼仄晦暗之感。一进屋就可以看见用房梁板制成的高脚凳上的铁皮大板，上面铺满雕刻精致的各种动物和人偶，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打磨光滑的榫卯物件。铁板下面是一个方正的格子工具相，里面整齐的排列着割据、刻刀、刨削之类的用具。东面角则是一个简易的书架，架子上方是一些父亲在部队的合照，照片里的人个个都表情严肃。之所以说这间屋子别具一新，就连不起眼的坐凳都奇形怪状，有一些还刻着老虎猴子之类的动物。母亲的忠告是书架上的书是不能随便动的，其他的可以随便玩耍，有时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甚至会把这间“宝屋”锁起来。母亲告诉我说那些雕刻精美的动物玩偶都是父亲的大作，当了兵之后就很少碰了。父亲还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哩！拿着人偶和书架上的照片一对比，果然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过人偶大多都是一些当兵的叔叔。这可能跟爷爷“石刻师”的身份有关系，爷爷在世时除了忙农活，还跟别人刻碑凿字和用美工刀绣石牌坊上的图案，以此来赚取一些收入维持家用。在整个县城到处都有爷爷的杰作。

所以，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盼望每个星期日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和父亲一起“工作”了。有时候父亲会在“宝屋”看书，大多是一些机关报和军事书籍。我则会一本正经的拿着母亲买的五彩笔在那些动物身上乱涂一气。有时候父亲还会放下报纸来到我身旁，蹲下，握着我的小手教我怎样勾勒熊猫的眼睛猴子的尾巴。

“熊猫的眼睛要这样画大一点，它像长大的男人一样也是有胡须的…”

父亲把着我的手一会转圈，一会又轻微地抖动，像是在抚摸一只温顺的波斯猫。嘴里自言自语。

“这样就像了吧！”父亲轻轻拍着我的小脑袋。

他又从母亲给我买的笔筒拿出一支银灰色的大头笔。“来，阿然，把猴子的尾巴画给爸爸看看。”

我抬头看父亲时，竟然看见父亲的嘴巴轻微地翕动着，但我说不上来，是不是他对孩子的微笑。可能只是皮肤表情变得有些放松。经过父亲的指点过后，我竟然能轻松自如地给那些小动物“穿衣服”了，要不就是在白纸上画一片草地，让马儿“跑”起来。当我试图去拿那些人偶时，这个时候父亲会告诉我应该去做作业了，下一回再教我。后来的星期日我再和父亲走进屋子的时候，那些人偶已经不见了。

现在想来，那些平常的星期日承载了我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接触”。在我成长的年岁里，我把它称之为幸福时光，不过也的确如此。关于母亲，我想在干完繁重农活之余——一丝不苟的服侍着她的男人和孩子，心中是否同样也滋生过家人平安幸福的愿望，和我有过父亲的童年快乐是一样的。也许是的——母亲，我们从未丢失过幸福时光。父亲那些丢失了的玩偶，我不知道你在人们那些漫不经心的生活里，是怎样在悲痛的抉择中把他们无数次小心翼翼的拾起，放在心的正中间：告诉自己，英雄的人们从未远去。

在县机关工作两年后父亲就返回了猪斗坝村，认为应该把工作中学到的经验广泛的运用到农村。

就这样，一九八三年，父亲作为读过两年高中的少有“文化人”被一致推举成为猪斗坝村的会计兼文书。他们认为安志天（父亲的名字）在经历了炮火的洗礼，行事正义果敢。这种“共产党宣言”锻造下的优良品质必定会带领全村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央的土地片区试验到包产正式下户的第四年，父亲在查阅大量的机关报和研究相关政策之后认为：如今生活过程中的盈余和扩大化再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加上近在咫尺的水路方便了交通。十月，父亲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全村小组会议上全票通过。会上，父亲表示扩大化生产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路线是一致的，打破旧常规“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中央既定路线是相通的。

讨论三天后，计划成型。

由村公社集体管理，按照多出多劳多得的分配方案，把后山和东侧的大片土地改造成“蔬果园”，并且紧靠大路，由东向西可以直达江边码头，方便运输和浇灌。父亲还告诉村民，除了自给自足的蔬菜之外，亚热湿润气候最适宜种猕猴桃和甜瓜。“城里人可喜欢吃哩！”！

父亲说干就干，他比以前更忙了，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每天带领村民没日没夜的干——挖掘沟渠，坡丘平整，土地测量。即使在家，也是在那些我看不懂的图纸上打勾划圈，要不就是埋着脑袋，在那些厚大的印有水印模子书里仔细翻找，像丢了什么宝贝似的。

母亲每天凌晨4:00就起床开始忙活，父亲吃了就带着工具箱出门了。母亲通常不会叫醒我，说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睡眠要充足。这空档母亲会准备好畜牲一天的吃食，还会去西北边离家较近的自留地干活。有时候我踉跄着惺忪睡眼找母亲，经常看见她左手提着锄头，右手扶着箩筐上的绳索，担着一大摞红薯有节奏地朝家快步走来。然后麻利的把早餐准备妥当，看着我吃完背着书包走出家门。

父亲和母亲每天早出晚归。一晃两年过去了，母亲原本有些粗壮布满老茧的手，看起来更像是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眼帘也变得低垂。矫健精干的父亲不知何时变得有些佝偻，活像行进在大漠中不知疲倦的骆驼。头上也冒出了白发。

时年已过七岁的我已基本懂得大人提及的一些浅显的道理，他们和其他父母亲一样教我把“读书”和“做人”当作人生的方向。

他们仍然像不知疲倦的时针不停转动，绿洲偶然的显现也没打算挺住脚步。母亲开始对父亲“再有些日子就好了”“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之类的话不屑一顾，甚至不再听父亲谈论“蔬果园”的话题。但他们没有爆发大的争吵，无非就是母亲对这种“不知尽头”的操劳，和对父亲宏伟计划看不到的节点心生出来些许的抱怨。

父母亲的这种小摩擦，在我幼年时看来，这也不至于衍生出什么大的变故！当然，这种表面问题没有深入实质的时候，没人会知道演变出一种怎样的结局。

当十二年后我作为一个游民，流浪到了江州一所顶级大学。本来是要到外墙的垃圾堆里找吃的，无意中听到某个教授正在讲解一堂关于“杠杆平衡原理”的公开课。大意是远古圣贤把支点比作世界中心，物体则运动于力的另一边，把地球放上去也会转动。在我有些成绩的时候又想起那个教授说的话，我把父亲比作是物体，母亲比作是作用力，我是中间的支点。然而母亲不管怎样用力，都没有撬动任何物体，地球就更不用说了。而我在中间左摇右晃，始终不知往哪边倾斜。当我也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把物体、支点和作用力想象成一条河流，我所知道的，河流在地球表面，流经了那个叫猪斗坝的村庄。看见了。我看见了的是十三岁那年，流经的在父亲命运里那条从不示人的河流。

河流开始在我命运张牙舞爪的那个稀松平常的夜晚，应该是某个深夜。

月亮像琉璃镜一样挂在云层，柔和的光陶醉在沱江幽暗的水面上，不时传来芦苇丛里纳蛾和水鸟的叫声。似乎是一阵尿意，我从睡梦醒来。打开房门鸡皮疙瘩就起来了，生怕惊动了某个妖魔。小的时候我是信这个的。我住的是最东面每天被母亲精心收拾的房间，也是最好的一间，大人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穿过走廊是堂屋，父母就住在南边紧靠着柴垛棚的房间，除了我住的那间是青砖房，其余的都是用竹片和石灰岩土垒砌成的。草垛棚的旁边就是茅厕，在乡下这种由秸秆和谷草搭建的简易露天厕随处可见。以前半夜我一个人上茅厕时会“哼哼唧唧”地“唱歌”，现在不敢唱了。因为村东头我的小火伴凯子说半夜说话会激怒蛇精，三岁那会儿由我的哭声引起过类似的情况，母亲也警告过我。所以从那以后我走这段路就像做贼一样，蹑手蹑脚的。

经过父母房间时隐约传来轻微的嘀咕声，我的胆子似乎大了起来。回来的路上我故意放慢了脚步，想听听大人们的悄悄话都说些啥子。

“志天啊！看你瘦了一大圈。”是母亲的声音，“……他们都是命，这不能怪你。”

听不太清楚，好像是一些人的名字，又不像。因为母亲后面说了一个动物的名字。

“如果——我不像死狗一样趴在那里——”父亲说话时，声音时断时续，不过能清楚。“都怪我，都怪我——”

“睡吧！明天还要给后山的园子浇水。你也不要太拼命，身体要紧…”母亲停顿了一会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照我说啊！你就不该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他们——他们不该，不应该——啊！”父亲显然有些激动，声音大了起来，甚至带着哭腔。

“都过去了，以后路还长。”

我整个听下来就好像父亲做了某些错事一样，把整个经过告诉母亲。不过，这在我看来，大人的事小孩不应该过多掺和。此时我双手抱紧，感觉有些冷。都快到六月了，江风还是夹带一股湿气。我正准备回屋，突然听见一阵啜泣声…

“老鹰他们不该替我去死——”

我听见“死”字吓了一机灵，不过好奇心还是驱使我往窗台上靠。

“该死的人是我——是我——”

这下我着实吓坏了。“死”“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禁往后退了一步。脚可能踩到东西，可能是我从河坝捡回来的鹅卵石——“咯嘣”一声。

里面没声音了。紧接着灯亮了起来。

“是阿然吗？”母亲似乎正要起来。

我应和了一声就快步朝房间走去。

回到床上我毫无睡意，想着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死”之类的字眼怎么和父亲联系起来。真不该听见大人们的对话，我对还是孩子的自己说。但是某种原始的即将开始的某种预感，让我感到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往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切如常。

村民在父亲带领下的那些时日里，个个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脸上虔诚惊喜的表情更是不加掩饰。

“哎唷哦！安志天可真有本事。”

“有了志天啊，我们村可有福啦！”

“…长大了要像志天叔叔那样多长本事，有文化。”

……

不苟言笑喜怒不形色的母亲每每听到这些溢美之词，都会小声应呵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志天啊…就爱瞎折腾。”

我时常在想啊，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怎样让一个“为自己男人骄傲的女人”陷入了何种无法自拔的心境。接下来父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携带村民们征集的款项逃离了猪斗坝村。留下了我、还有那个视他英雄丈夫的母亲。自那以后，我们一家成了村里过街老鼠，成了人人众矢之的的帮凶、骗子，也成了他们玩弄奚落的对象。

家里没有了顶梁柱。通晓教条、礼仪的母亲一定无数次对自己坦诚过关于责任担当这方面的义务，同时也期盼着所有的事情出现专机。从这里我断定母亲是一个自尊要强之人，这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加以佐证。

还没有嫁到安家的时候，李阿婆说母亲就是他们当地干活的能手。还有就是，母亲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不幸的。

七十多岁的外婆很固执，不愿随母亲去四十公里外的猪斗坝村一起生活。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也经常来劝说外婆，主要是怕她孤单一个人生活不便。外婆表示她身子骨还硬朗，这样几十年都过来了，现在一把年纪到了根儿上还往外跑。最后竟放出狠话：就是死也要死在石高村。

在那个食不果腹贫穷得掉渣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下去，每天都在为了一口饭吃和死神搏斗。我的外公和舅舅为了多挣一个人的工分，每天凌晨四点就去采石场干活。在一个大雾的早晨人们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惊醒，施高才（外公名字）和他儿子施勇被滚落的石头双双砸死。据母亲讲，外婆连续一个月抱着她往石高村北边的水兰桥附近的悬崖上走，都被好心的村民逮了回来，整整两年外婆才回过神来。那一年母亲不到两岁。

为了生存下去，外婆就用破旧的棉被缝制成背裙，把母亲兜裹在背上和男人们一起到采石场干活。我咿呀学语的时候，无论是在母亲的背上、还是在爷爷用竹篾制成的圆形簸箕里，母亲都会碎碎念念地跟我讲起她过去的故事。

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家庭的特殊性，她从五岁时就知道为外婆分担家务活了。比如洗衣做饭，通常做好晚饭后，她会屁颠屁颠的跑去田地里把瓜果秧钟整齐地码放在筐里，外婆心疼的喊她放下，这个时候母亲会若无其事使尽全身力气端着箩筐往前跑。紧接着会传来外婆的嗔念声。

母亲刚满十二岁就辍学了，外婆长年累月落下的脊椎病发了，不能干活。她决定不在上学那天，外婆大发雷霆，卧床休养的外婆甚至强撑着下床，拄着用树干制成的拐杖往水兰桥走去…

“死丫子！就连你也欺负到你妈头上来了。”

母亲听说之后放下锄头就往水兰桥的方向跑去。外婆摔倒在距离桥头十米远的水田里，头趴在田埂上，一边骂一边用树干制成的拐杖胡乱的拍打。

“我究竟造了啥子孽啊！老天爷你要这样对付我们施家…”

母亲冲到田里艰难地扶起外婆——一副因操劳而变得瘦削的体骨。

回到家里外婆的情绪稳定下来，母亲表示等外婆身体好些就返回学校。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打倒牛鬼蛇神，把地主拉出去枪毙”的标语贴满了整个石高村，村里的激进分子为了充数，恁是把外公在“困苦时期私藏了三斗米”的陈年旧账翻了出来，人们每天像粘在牛屎上的苍蝇一样飞来。大喊外婆是“倒资派、窝藏犯”之类的口号，母亲为了保护外婆，站在屋檐下的石柱上接受惩罚。就这样，母亲顶着“倒资派”儿女的大帽子，再也没有进过她心爱的教堂。

每年逢清明祭祖时，母亲带我返回石高村，隔壁的李阿婆跟我讲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母亲可惜了，是一块读书的料。

等文化大革命的硝烟褪去之后，母亲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姑娘。当然，母亲沉练勤劳的好品质早就为她赢得了好名声，说媒上亲的人曾一度络绎不绝，母亲总是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架势，这也为她招致骂名，这些她都不在乎。在我成年明白世间一些道理的时候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实母亲哪里没有想过男欢女爱。她更多的想到外婆的处境，即便有好人家愿意接受她的到来，或许母亲多少也考虑过夫家因为“外来人”不和谐的因素吧！

我母亲遇见父亲的那一年，即一九七八年。那个时候也是大龄青年的父亲在爷爷疏通下，成了县里拖拉机厂的学徒，爷爷当时是村里的宣传员。后来父亲成了一名拖拉机司机，那在当时，拖拉机司机是一份人人羡慕光荣的职业。

我的奶奶在生下我父亲时就因为大出血走了。

听村里人讲，奶奶在痛苦之中挣扎时，爷爷准备送去县里医院。路途五十公里，又都是山路，怕来不及，所以就请了邻村里一个叫田宝宝的自称专治“疑难杂症”的庸医。田宝宝用手翻看了我奶奶的眼皮，然后从包里取出各种样式的小罐子，和一些“鬼画符”的红色草纸。当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但是出奇的安静，奶奶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所有人都期盼着她能起死回生。可是田宝宝这个龟孙子此时停下了所有动作，双手不停地搓来搓去，看着我爷爷淫邪的讪笑。爷爷马上反应过来他是在要钱，连忙三步并两步跑向后屋。爷爷把三十块捆扎好的零钱放在他手里时，田宝宝开始装模作样的收起笑容。他先倒了点碾碎得像麦麸一样的药，伴着温水给我奶奶敷下，奶奶喝了一半吐了一半，脚不停地乱蹬…十分钟后奶奶死了。田宝宝见状，把那些鬼画符草纸乱贴乱撒一通，说了一句“阴气重”就一溜烟跑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田宝宝就以“招摇撞骗罪”的身份被关进了县监狱。

安家“阴气重”就这样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十里八村传开了。所以父亲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娶亲。

由于工作上的因素，父亲经常要开着拖拉机去石高村装条板石，往城里运。刘明发（外婆隔壁邻居李阿婆的男人）由于开山放炮凿石样样精通，成为石场的头，就这样和父亲一来二往熟络起来。最终把父亲和母亲撮合在了一起，外婆看到壮实能干的父亲，心想这下“嫁不出去的大姑娘”终于有了着落，脸上乐开了花。第二年外婆就去世了，去世前的时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外公和舅舅，母亲哭了三天三夜，说外婆走的时候眼睛都没有闭上。料理完外婆的后事，母亲便返回了猪斗坝村。

六岁那年，我上一年级。母亲带我回石高村处理老宅子，经过隔壁李阿婆家时，她连忙放下手中的活，拉母亲进屋唠家常。她还会耐心蹲下身子逗我开心，紧接着会在我兜里装满各式各样的糖果。

“哎哟喂！小安子（我的乳名）啊！你爸可有福气啦！”外婆家隔壁的李阿婆一边说一边用手夸张的比划着。“分片区挣工分的时候你妈一个人顶俩，苕藤盖在你妈背上就像一座山，光明村的男人挑一百多斤的谷子走起来像骆驼，你妈能跑起来…”

李阿婆正把分装好的麻线圈（一种用途广泛的丝制品原料）往竹筒上卷，母亲并没有答话，而是麻利的跟上李阿婆的节奏，不让线圈缠绕在一起。

“阿琴啊，你妈可是苦命人呀…”

谈起外婆时，她说外婆一辈子没做亏心事，就是命苦，说到激动处时李阿婆抹起了眼睛。由于邻居关系，外婆就和李阿婆是村里最谈得来的，母亲说她们就像一对亲姐妹

那时年少的我，嘴里一边享受着李阿婆给我的福利（麦芽牛轧糖）、一边装模作样的围着堂屋中间的石磨坊打转，时不时又装模作样的挤在她们中间认真听他们说话。

多年后，当我在北京的寓所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的某些想法和母亲有些出入。应该大致也相当吧！我都还是能把李阿婆这样心地善良的人、连同我不曾谋面的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他们一一看作是我眼中的英雄。

直到母亲自杀，她都再也没有回过石高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