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如何自我检讨脱党问题的
尤可新
脱党比正式叛变仅差一个级别，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郭沫若脱党，不只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都谈过这个话题，如瞿秋白说：1928年“郭沫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闻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本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得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1935年，在福建长汀囚室答记者问，摘自《瞿秋白访问记》，《国闻周报》1935年第二卷第26期）；毛泽东说：郭沫若“不是共产党”（1957年于莫斯科面告赫鲁晓夫。摘自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周恩来说：郭沫若“到日本以后十年没有和党联系，所以后来（1958年）他重新入党”（1970年8月9日邀约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外贸部、外经部、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谈话。原载《伟人诗交》，转摘自《郭沫若的晚年岁月》P238)；而郭沫若本人也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脱党问题。
郭沫若1928年初自动脱党。这时共产党的处境万分困难、万分危机、万分险恶，党员随时都可能被捕、被杀害，喋血牺牲，而他却在此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党最需要每个共产党员表现出最坚定、最忠诚的时候背叛誓言，抛弃信义，为了个人一私的安宁、安全，主动明确要求脱党，临阵寻机逃掉了!这一严重政治问题，如果不交代清楚，不彻底检查，在即将进入解放区的当儿（1948年在香港撰写《神泉》时）及以后的新时代，能过关吗？郭沫若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于1948年8月在《神泉》一文中长篇谈到脱党问题，不仅公开承认脱党事实、脱党的错误，坦陈脱党的动机原因，深刻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还恳切表态，愿意在未来的工作中积极努力做出贡献，将功补过。郭沫若说，他当时极度悲观失望，认为一切都失败了，战场上死了很多斗士，清党时牺牲了很多战友，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无所获！他总结北伐及南昌起义说，“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吗？！
与此同时，深陷悲观主义和失败情绪漩涡而不能自拔的郭沫若，甚至对于毛泽东、朱德的秋收起义，率部队上山下乡转入农村也大加怀疑，认为也会失败，也没有希望。于是他选择了脱党，“和革命的播种队（共产党）分离”,走他自己的路。在该文中他又写道：“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然而，我却和这革命的播种队分离了（指脱党）。这在我个人，正应该是生平的一个大失败！要怎样来补偿这个失败，使我自己对于革命，能够多少有点什么贡献呢？……”
郭沫若脱党的事，虽然敏感但不神秘，70多年前他自己就已经这样把真相直白公诸于世了。我们现在据此将之再与上面领袖们讲的话互相印证，可以说郭沫若自动脱党和脱党30年的历史事实即如日月悬空！
在这里，郭沫若都不说谎了，而我们还应该说谎吗？在当今，大家都在走向文明走向进步，而我们学术界还应该继续以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这一重大学术问题吗？
上面提到的三位领袖人物，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均与解决郭沫若党籍的问题有极密切关系。在郭沫若脱党的1928年初，瞿是党中央 ，周任中央组织部长，都是经办审批和决定郭沫若脱党要求的当事者，最知晓郭沬若脱党的内情及细节，他们有关的谈话是直接证据、第一证据，至关重要，与毛泽东1957年12月讲的郭沫若“不是共产党”共同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郭沫若是个确曾脱党和脱党30年的自动脱党分子，也可说是天衣无缝，具有最大权威性、最高可信性、最终真理性，无可置疑，无可替代。然而，在此面前却尚公开大量存在着诸如郭沫若“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抗战爆发，郭沫若“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在周恩来单线联系下的秘密党员”，“1958年以重新入党约形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等等错误说法，有的还被写进中央组织部文件，印入《郭沫若全集》中，这就更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