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奉为“圣人”，但从他的一生来看，实际情况可能截然相反。
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户周姓人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名树人，又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此人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多次乡试未能中举，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 “牢固监侯”（无期徒刑）。此人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此人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此人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此人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此人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仙台地处偏僻，冬天非常寒冷，为何要去哪里呢？此人在其作品《藤野先生》一文中做了解释。文中写道“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也就是说，他是不屑与任何中国留学生来往的，即使天再冷，他也要去的。
文中的中国留日学生形象是辫子盘头顶如“富士山”、“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天天学跳舞”，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那么情况真是如此吗？
事实上，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留日学生组织过许多编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东新译社等，翻译了大量书籍，还创办了《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等杂志。激扬文字传播主义。1903年 5月邹容发起创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当孙中山提出成立同盟会时，留学生纷纷响应。所以，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正是中国的留日学生。这些爱国志士不惜牺牲生命救国，最著名的有邹容、陈天华和秋瑾等人。中国留学日本的许多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惜流血牺牲。仅广州起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中国留日学生：喻培伦（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文（日本大学学生）、方声洞（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觉民（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林尹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陈与燊（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可钧（日本正则学校学生）、石德宽（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等八人。
尤其是，林觉民的《与妻书》感动了无数人，其《禀父书》“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何等的境界啊！
所以，对中国留日学生如此污蔑，是对中国革命先烈的莫大侮辱。日本的留学生中不仅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爱国志士，还涌现了一大批人才，仅军事方面就有：黄兴、蒋百里，李烈钧等人。
那么，此人为何要如此污蔑我日本留学生呢？
下文再谈。

一个所谓“圣人”的真面目（续1）
1904年，此人24岁时进入日本仙台医专学医，仅仅一年多时间，1906年就退学了。据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促使他终止学业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人解释说，此人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但是，据此人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一个不能解释此人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此人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学习才一年多，在社会上倒混了三年。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可以说明此人退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周作人先生一篇文章中讲到，此人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 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三流的医专里，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此人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这三年中，此人给我们留下了在至少两个谜团：第一，他中止了学业，又没有正当工作，继续在东京干什么，当混混子？第二，这三年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难以负担，他也不可能在东京洗碗打工，那么，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靠骗取奖学金吗？还是找到了某个暗中给钱的后台？
在东京期间，此人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和好友许寿裳等人都说，没听到此人说过加入过光复会。
1905年，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殉国，时年30岁。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此人也出席会议。会上此人与秋瑾爆发了激烈冲突。秋瑾当时对此人非常愤怒，拔出随身的日本刀大声怒不可遏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此人当时的何种言行，会导致何秋瑾如此愤怒，有各种说法，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秋瑾当时说的话，很多网站都有提到。
以后，没见到此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任何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正如一些内心惶惶不安的人必须自我安慰，就千方百计抹黑别人。当然不敢明里攻击辛亥革命运动，却射出了一支支暗箭：
第一支暗箭是其作品《药》：里面说到，秋瑾英勇就义后，当地老百姓吃沾有她鲜血的馒头。
对此，我到绍兴秋瑾纪念馆参观时，特地询问了工作人员。他们说，没有老百姓吃秋瑾鲜血馒头的任何历史记录，绍兴当地也没有这种陋习。那么，此人为什么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呢？是说百姓大众的愚昧？还是暗讽秋瑾为此而牺牲生命同样是愚昧？还是为了自我排遣？这篇短篇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我们以后另外再仔细分析。
第二支暗箭更恶毒了。《阿Q正传》中说，阿Q后来参加革命，还糊里糊涂的被砍掉了脑袋。作为一篇小说，主人公阿Q是个反面丑角，满可以安排到某个衙门当狗腿子或者当流氓。却为什么要让他参加革命呢？文中说阿Q是绍兴未庄人。那么，当年绍兴地区的革命党活动是什么情况呢？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联络各地革命党人，主持大通学堂，以办学堂为名，作为革命据点。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失败被害。7月10日，她已得知徐锡麟失败，但拒绝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当时山阴县令李钟岳十分敬佩秋瑾，在接到抓捕令后，故意一再拖延，想让秋瑾得以逃脱。然而，秋瑾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遣散众人，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时年仅32岁。
当时绍兴地区的革命力量是由秋瑾领导的。此人描写阿Q在绍兴参加革命，糊里糊涂的掉了脑袋，那是不是企图极力丑化和贬低秋瑾领导的革命吗？如果此人内心真是如此，那真是太卑劣无耻了。
第三支暗箭是：中山先生去世后，许多爱国华侨捐献巨资修建陵园。1926年，国民政府开始修建，历时五年，至1931年第三期工程完工。各界人士都去拜谒中山陵。此人却发文杜撰南京民谣，“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拜谒孙中山先生，也是纪念在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去谒陵的人中不仅有政界人士，也有很多革命烈士的家人。此人的笔下居然都成了“强盗装正经。”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不允许对他们的国家纪念陵园，说这样的话的。而此人就这样说了，什么样的人啊！
……
对于这样的人，秋瑾的“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的确是看透了他的本性。

一个所谓“圣人”的真面目（续2）
1909年，滞留东京三年后，此人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年龄的习惯，他已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还是工作都没有的无业游民，只好万般无奈回国了。
回国后，先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口饭吃。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为绍兴人的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那时候同乡照顾是普遍现象，许寿裳介绍此人到教育部任职。民国政府北迁后，此人随至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具体工作是资料抄写。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14年的公务员生涯，以后，也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眼睁睁看着别人升官，就连与他一起进教育部当佥事的许寿裳都已一路升迁到参事、司长，而他自己却什么都轮不上。
如果仅论学历文凭，一个在日本三流医专混了一年的人，要不是有同乡照顾，恐怕连进教育部的门都没有。然而，民国时期蔡元培等人对人才是持非常开放态度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仅限于学历。例如，蔡元培邀请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胡适回国时，还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伪造其学历。
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聘任并未在国外取得学位的陈寅恪为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那么，同为同乡的蔡元培为什么没有慧眼识英雄，看上此人呢？只能说他肚子里没货。
蔡元培在教育部任职仅仅数月， 1912年7月，就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尽管，此人在北洋政府内官位很低，然而凭他这点学历和才学，要不是同乡照顾，还捞不到这样的一个差事，至少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而且，作为国家公务员，还可以用公务员的影响力，兼课捞外快。所以，他哪敢跟着蔡元培一起辞职，只是小心翼翼捧着佥事金饭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埋头抄写。
就这样一直抄写了足足近十年，眼看就要年逾四十，还是默默无闻。忽然，咸鱼翻身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早在八十多年前的1835年，俄罗斯作家果戈里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其中一个短篇名为《狂人日记》。故事大概如下：小说的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俄国沙皇时期的一名九等文官，工作是抄抄写写和给部长削鹅毛笔。由于身处最底层，部长把他当仆人使唤，科长见到他连头都不抬一下。有一次，他看到了部长的女儿，就暗恋上了。可是，名花有主，眼看她就要与一位英俊的侍从官喜结连理。波普里希钦愤愤不平，认为什么好处都给那些贵族老爷们拿走了，最后发了疯，以为自己成了西班牙国王了。于是，被关进了疯人院。
细细对比一下，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与此人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列表如下：
俄罗斯九等文官 此人
工作地点 俄国首都 中国首都
工作单位 沙皇政府 北洋政府
职务 低级九等 低级佥事
工作内容 抄写 抄写
年龄 四十二 近四十
婚姻 单身 实质单身
所以，这位俄罗斯九等文官简直是此人的活脱脱俄罗斯版本，比仆人好不到哪里去。九等文官嫉妒好处都给别人拿去，此人则多年不得提拔，眼睁睁看着别人爬到自己头上去。九等文官见科长必须深深鞠躬。而此人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连讨好鞠躬都轮不上，心中之妒火可想而知。因此，九等文官妒忌，此人妒忌；九等文官发疯，此人抓狂。
或许，与波普里希钦几乎完全相同的处境在此人心中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于是，就仿照写了一篇《狂人日记》，当时，正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于是，1918年5月就将其刊载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
两部《狂人日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写的，都是借用狂人的口气，也都有狗狗现身等等，都是用“救救孩子吧！”结尾。所以，说其有剽窃嫌疑，也非毫无根据。
然而，还是有很大不同之处的。果戈里的原著有较详细的心理和情景描写，而此人的作品的篇幅大大小于前者，几乎只有狂人的心理狂想。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
在故事情节上，此人也不能全部照搬的。那个波普里希钦的状况与此人十分相像，都照搬过来，人家就以为是在写周某人自己了。如果也写狂人想要娶总长的千金做老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人都快四十了，已经有老婆了，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如果，抱怨好处都给手长的人捞走了，那不是在抱怨自己得不到提拔，快得精神病了？教育部的上司会怎么看？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因此，这些是都不能照搬的。于是，果戈里的狂人是妄想症。而此人则选择了强迫症——别人总是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自己。实际上是借疯人之口倾诉自己内心苦闷。此人年幼时家庭科场丑闻，少不了遭人白眼。在日本，别的留学生，或者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所所名牌大学，而自己连三流医专文凭都拿不到，只能辍学晃荡，与别人相比矮了大半截。革命党人慷慨激烈，而自己哪有那种胆子，被秋瑾骂得头都抬不起来。因此，此人内心始终被非常强烈的自卑感笼罩，对别人的目光是十分敏感，时时刻刻都神经质地觉得别人会用鄙夷目光看他。所以，《狂人日记》里几乎全是狂人觉得周围都是不怀好意的目光在看他，而实际上正是此人自己阴暗心理的写照。所以，《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就是此人自己。
极度的自卑，必然导致极度的逆反心理，而长期的性压抑，更加剧了心理变态。在这样的人的心里，大家认为是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黑的，越黑越好；大家认为是好的，他一定要说成是坏的，越坏越好。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好是仁义和道德，孟子曰“仁者爱人”，耶稣说“爱人”。全世界一致公认最坏的是杀人放火。而此人认为杀人放火还不够坏，还比不上人吃人坏。
于是，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一次次写人吃人，还这样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当时，正兴起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想甚嚣尘上，污蔑传统道德为“吃人道德”居然让此人一鸣惊人。
然而，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那么，不讲仁义，没有道德，岂不一个个都成禽兽了？
其恶劣影响是十分严重和长远的。下文再谈。

@上海老教授2017 2020-05-11 12:52:23
封建时代的仁义道德，实质就是毛说的四权-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这四权就是作为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基础-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基本内容。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只有打破这四根绳索，中国人民才能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得到真正的解放。鲁迅反对的正是这四大绳索，这是有伟大的进步意义的，你们想要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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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里只字未提四权，怎么给您挂上钩了？

评析此人偷窥弟媳入浴的自辩状
1919年此人与乃弟周作人（周启明）两家及老母共同居住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内，1923年兄弟决裂，当时周作人给乃兄一封绝交信，全文如下：
“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后，此人被迫迁出，移居砖塔胡同。第二年6月，此人回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据此人日记和在场目击者讲述，周作人夫妻当众痛骂此人，言辞“不堪入耳”。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砸向乃兄，此人也向乃弟掷一陶瓦枕，还以颜色。
兄弟俩从此彻底决裂，不相往来。
有话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兄弟俩一个是文坛呼风唤雨人物，一个是北大著名教授，究因何种深仇大恨，大打出手，闹得如此斯文扫地呢？虽然兄弟俩后来对外都讳莫如深，但是，事情还是传播开来，出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传闻：一类说是双方因经济原因闹翻；另一类说法是此人对弟媳的举止出格，这又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说此人当初在日本时就对后来的弟媳有过意思，另一种说法是，此人调戏过弟媳妇。
当时兄弟打架时在场的章廷谦后来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说此人调戏她。
“朋友妻不可欺”——连普通小老百姓都懂得，更何况被调戏的是弟媳，作为文坛名人的此人难道连这点最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
话越说越难听，甚至有此人偷窥弟媳妇入浴之类的秽语。堂堂文人居然做出如此流氓行为，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了。
当事人之一的此人终于在给一封给友人的信《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中，讲述了相关情况，作为对流言的解释和自辩。这封信大致可分这几段：
第一段是引子，中间说到“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　似乎暗含着事情的暧昧。
第二段内容，简单介绍了弟媳羽太信子当初作为女佣的低微的出身，说自己跟她仅仅是偶然遇到，点点头而已。否认了自己当初跟她有过任何亲密关系的传闻。
第三段内容，此人讲住在一起时，弟媳羽太信子奢侈，花钱如流水，雇了好多仆人，且因对三弟周建人非常不满，进而对朱安不敬，对此人冷遇闲言，行为近乎于悍妇。这就涉及羽太信子的个人品性了。

然而，根据另外两份资料，情况并不如此人所描述的那样。羽太信子出身贫寒，当过女佣。此人母亲说过：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婆婆也相当孝敬，比如，婆婆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半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像此人所说的那样，在当上教授太太的那段时间里，就忽然大手大脚起来，后来，又能勤俭异常。另外，如果说她对周建人恨极，怎么可能去供他儿子的牌位呢。再说，如果她对朱安不恭，你此人自己把朱安当人吗？会在乎吗？
而且，即使是那些奢侈和不恭，也不过是生活琐事，一旦分开居住，兄弟还是兄弟，要闹到一辈子决裂吗？
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的绝交信，信的开头是，“ 此人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女眷住的，他要求此人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此人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那么，这不自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外界的传闻是此人似乎偷窥了弟媳洗澡。这就非常难听了。在中国，偷窥女人洗澡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流氓才干得出的下流事，一旦被人发现，必定会被揍得鼻青眼肿，封建社会时会扭送到县太爷那里，五十大板是逃不了的，即使改革开放的今天，送派出所至少也要拘留十五天。
此人此信的第四段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然而，尽管在第三段，此人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文字，到了这关键地方，他偏偏语焉不详了“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那么此人究竟有没有偷窥呢？此人回避了正面回答，既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含糊过去了。
尽管这段文字简略，但是，却是经过十分周密的思考的，水平之高，只有绍兴的刀笔吏才能写得出来。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假如，此人承认有过这样的事，那无疑将声名狼藉，再也别想抬起头来了。
但是，如果他坚决否认呢，那就意味着其弟和弟媳造谣，万一他们不想背上这个黑锅，抬出人证来，那怎么办？一般来说，偷窥这种事，总是偷偷摸摸的，被偷窥者往往不能自知，倒是被第三者发觉，比如一些女佣等人偶然撞见。一旦这些证人出来作证，那不是更加麻烦？
毕竟自己老婆被人偷窥也是十分难堪的事，老弟能不说就不说，所以，只要自己保持低调，老弟也就不会再对外说什么，所以就来了句，“岂明不说，我也不答。”传递信息过去，双方达成默契。
当然，还得防一手的，万一对方真的捅出来怎么办，此人先生毕竟是高手，又布下了一道防线：
“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似乎是，日本女人被男人看到洗澡是无所谓的，没啥了不起的。日本男人看得，难道我就看不得？
可是，即使日本弟媳无所谓，中国人的弟弟周作人也会无所谓吗？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是啊，中国人尽管对此很重视，也不至于将洗澡与贞节牌坊挂上钩，你发什么火？再说，我此人素来是反对封建的吃人礼教的，贞节牌坊是要彻底砸烂的，更何况仅仅是洗澡呢？被人家看看有什么了不得？
可是，虽然当年日本有男女共浴的习惯。但是，男女共浴时，如果男人故意盯着女人看也要若麻烦的，更何况偷窥。据老人讲，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上海，一次，男子公共浴室里，忽然进来几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女人，吓得浴池里的中国男人纷纷从浴池里跳出来，落荒而逃。他们说，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人的羞耻心；二是害怕，谁分得清是故意看还不是故意看的？要是闹了误会，被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就是“巴格呀噜，死啦死啦的！”
所以，此人无论是年青时在日本，还是后半生在虹口的日战区，共浴是可以的，偷窥还是不成的，除非他有内山完造这样的间谍后台出来撑腰。
他的辩解是不是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味道呢？
各人自己从他这段文字里去分析吧。



附：
此人的信件《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偷看洗澡事件 》
这是飞花君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的过分。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应该说上几句。尽管，我也知道，即使是我说这样的事情，也是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的。中国人从来是排斥极端，却包容怪异。并且，我还要预先声明一下，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张资平先生的读者，王平陵先生的拥趸们恐怕要失望了。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她初次会面，唯一确定的是在日本。她家境贫苦，当时是一名学生宿舍的女佣。人很活泼勇敢，做事有时颇近于草率，但对中国人也真诚恭顺。于是我们大约就算认识了。也仅仅是认识了。我在记忆里，没有任何与她作思想交换的影子。我那时，无事可作，但也极忙。忙着读书，忙着作《新生》的杂志，忙着跟太炎先生学小学，忙着处理《域外小说集》，忙着和季莩畅游，和钱玄同陈师曾打闹，和曼殊对坐。即使和她见了面，也只是点一点头，含混的问候一声，竟或行同路人的相互走开。
后来，她和周岂明在一起了。
我回国了，因了母亲的催促。在绍兴师范接到岂明的信，他那时大约对法语颇有兴趣，愿意继续下去。但我告诉他：法语岂能换米肉？于是，他回来了，还有她。以后的日子，他们同居在老家，而我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日子无味但也去的飞快。接着，信子的妹妹芳子来了，一个怯生生的日本姑娘。她和三弟糊了糊涂的也成了一家人。
有一位千家驹先生，见***记有‘寄羽太家信’的字样，便判断我们的夫妻之实已经是铁定了。感之于情，会之于心，非夫妻之间的鸿雁传书，岂能称‘家信’？其实，信子这时已在周家，我是因为了总要出去作事，便代她投递她的家书，收信人是她哥哥。千先生的考据功夫一流，但用错了时代和对象，我非曹雪芹，家事不能算扑朔迷离，只要稍微用力，便可一辨真伪。
辛亥军兴，辫子扫地，一般年轻朋友得罪了金发，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无法在绍兴示范校长的位子上坐下去。遂应蔡先生邀，到教育部任职，由南京而北平，渐入颓唐之境，唯一心愿是全家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于是，回乡变卖家产，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岂明因我介绍去了北京大学作了国史编纂员，兄弟怡怡局面初成。
后面的事情就清楚多了。
世人皆知，新青年渐起，我之听将令，周岂明的暴得大名。但这几年，还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家事，我的家事固然是上不了二十四史，但于我却也费了不少心力。我于教育部，周岂明于北大，都是有高薪的。有的说法，认为岂明是教授，是名人，我是小吏，可能于经济上对岂明有所依靠。其实不是的，我当时的月薪是245元，稍高于他的200元教授工资。问题是总拖欠。民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几次，弄得连经费也没了着落。欠薪便是常有的事情。那时教育部人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到了发薪的日子去打听发多少钱。尤其是想端午中秋左右。还好，欠薪总还有补上的一天。自然，后来大学也是欠薪的。

但信子芳子却还是一味的把钱花出去。疗养则西山，病则谒日医。最多时请了十一位工人。我用黄包车赚钱，赶不上用汽车花出去的速度。这个当时，我是有些看法，但也并未真的放在心里。对于她们这样的习惯，我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义愤填膺。岂明的孩子我也是爱的，谒日医甚至是我的主意。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的关系微妙起来。就是周建人。
建人没有留学，长在南方，在北京自然没有好事情作。芳子于绍兴时尚无所谓，但到了北京，就起了些变化。加上信子的说辞，俩姐妹对三先生渐有歧视的态度。这我是看得见的。建人有时很苦恼，进而觉得当时和芳子结婚是一个阴谋，辗转之余，几次说要去南方找个事情作。在我的帮助下，终于去了杭州作教员。然此公一走就渺无音信，于南方又娶妻生子，不亦乐乎。这样自然是惹恼了二位羽太夫人。
由开始对周三抱怨仇恨，到对朱安不敬，对我的冷遇闲言，多呈小女人心态。纵然，周氏兄弟被称为思想界权威，但在那个大院子里，最大的价值观，是由两个小女人主宰的。
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只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只是知道，外人的臆测大多以中国人的烈女形象揣测信子。但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她始终是一个小女人，守着丈夫，守着婆婆，害马大了肚子，她大惊小怪。岂明作了大官，她面呈得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她没有能力作终极追问，为什么我嫁给了周作人？

@上海老教授2017 2020-05-11 12:52:23
封建时代的仁义道德，实质就是毛说的四权-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这四权就是作为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基础-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基本内容。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只有打破这四根绳索，中国人民才能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得到真正的解放。鲁迅反对的正是这四大绳索，这是有伟大的进步意义的，你们想要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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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书屋 2020-05-11 14:04:00
《狂人日记》里只字未提四权，怎么给您挂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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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教授2017 2020-05-11 14:14:28
狂人日记反对仁义道德吃人，而封建时代的仁义道德的实质，就是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是四权的理论基础，所以反对仁义道德，就是反对孔孟之道，也就是反对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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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高见。在下愚钝，实难领教。阁下认为孔孟之道是四权的理论基础。那么，物理学、化学和一切自然科学都能作为杀人武器的理论基础，如，纳粹的毒气室等等。因此，因为有纳粹的毒气室，就要反对科学理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打算去东南亚宣传抗日。想听听此人的意见。此人是每逢抗日必反的，却又没有正当理由，于是编了个黄色故事来劝阻郁达夫。
自古以来，一些潇洒文人也会说些带色情的话，但都是开玩笑场合。然而，有关民族存亡的如此严肃问题，岂能用黄色段子来搪塞！这大概是这位“大文豪”的一贯作风吧。
对这样的下流行径，居然还有不少人高唱赞歌，认为高深得很。
原文我没有录，因为，不愿脏了我的手指。所以，我把相关的内容截图下来，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吧。
人有七情六欲。圣人云，“食色性也”。佛洛依德认为“性冲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对异性的喜好是正常人的天性。然而，人的一切举动必须注意场合。你可以只穿三角裤衩或比基尼在泳池或海滩边来来去去，正常得很。可是，不能这身打扮到音乐厅去听交响乐，也不能到饭馆去吃饭。连公交车都不让上的。带性的话题，包括许多名著都会有的，比如《红楼梦》、《金瓶梅》、《拍案惊奇》以及赤裸裸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等都有的。然而，你不能将其中露骨描写的情节到课堂上去高声朗读。带有色情意味的小段子，或许在年龄相仿的同性朋友酒桌上讲几句，也不能过于责难。然而，中年人不能对年轻人讲，否则就被认为不正经，也不能对老年人讲，否则就会认为是不尊重。更不能对少女讲，这样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如果在课堂上讲，那恐怕饭碗都要被敲掉。而此人是在对郁达夫想宣传抗日的时候讲的，合适吗？此人是“大文豪”呀，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
其实，这也暴露他内心深处的肮脏。

** 2020-05-11，一位自称上海老教授的人回复我的文章说： 封建时代的仁义道德是四权-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的基础，孔孟之道是四权的理论基础，所以反对仁义道德，就是反对孔孟之道，也就是反对四权。
**我回答：认为孔孟之道是四权的理论基础，要打倒。那么一切自然科学都能作为杀人武器的理论基础，如，纳粹的毒气室等等。难道，也要打倒。
**上海老教授的回答：你这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了。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而社会科学有。
**我回答：语言学属于社会科学吧，语言是说话和写文章的基础，那么，是不是有人用汉语说荒唐的话，就要把汉语打倒？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用德语写的，难道也要把德语打倒？按照这个逻辑，人类就不能用人话说话了。
我两次做了回答，都不见了踪影，何故？挂免战牌，也不能把对方的话封锁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