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忆苦思甜，不忘本源（1）



先说一桩匮乏导致侵害的真实往事：
朋友当年曾详细讲过他当老师时，处理过的一件痛心事：阿左旗一个学音乐的女孩，为来银川赶考，搭便车时失身，被司机强奸了。他们两个老师，是因为入学的新生怀孕，被派去调查她是否作风不好？要不要开除？
谁都知道，汽车如今已快普及，但在当年却稀缺至极；我当学徒工时，为扒个翻斗卡车搭个脚，曾被执意不载的司机启动翻斗，把几个工友当成沙石般倾卸下来——汽车稀缺的边远地方，搭便车会付出各类代价。
新生怀孕这件事，朋友说痛恨司机作孽，没错；而我更痛感当年汽车太过匮乏，搭便车的机会成本太高。调查这事儿的结果，你也猜到了：由于深深同情这个音乐女孩，俩老师为她圆了谎，保住了学籍。
你也知道，汽车在当年，那是官阶特权的象征：“公社书记一脚蹬（摩托），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地委书记两头平（轿车）”；如今呢，则早已“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有木有？
我老妈是解放脚——裹后半途而废的小脚，导致她一生不能健步行走，更没有合脚的鞋子。那年头买鞋，根本别想试穿，更不会有合乎解放脚的设计；所以，老妈一直靠我给她持刀修脚：不修走路更疼。
老爸呢，则是剪过大辫子的，穿着娩腰的大裆裤，并打着绑腿，活到了30岁；40岁才见过苹果、西红柿啥的。当年，老妈常领着进城探亲的乡下亲戚去看病，胃病、肝病包括宫颈糜烂和梅毒啥都有，牙疼不算病。
每回亲戚一走，老妈就得拆洗被褥，数九寒冬最好，晾出去能冻死成群的虱子；否则，需要沸水煮烫被褥，才能烫死那些生命力顽强的小动物。
其实谁都知道，忆苦思甜的最好方法，就是全民穿越回柴禾灶煮饭，土炕上睡觉，豆油点灯，牲畜圈里拉屎，井中汲水，河里洗澡，背着成串的铜钱步行20里赶集或骑驴进城；回到没有内衣内裤，没有厕纸，用土坷垃揩屁眼；没有牙膏牙刷，没有纸币，更没有银行卡的旧中国。
说归说，让孩子们体验一下过往“全盘中化”的日子也好：过一过“照明基本靠油，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自嗨基本靠手，解闷基本靠烟，快乐基本靠酒”的生活，才能唤醒大家想一想：中国人如今这好日子是哪儿来的？！
我要说是来自西方科技与工业（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普及，马上就有人反驳我，说西方早年也一样落后。
没错。但西方不像中国，人家能用发明创造改变落后。比如，用科技与工业解决了人类劳累、匮乏、疾患等痛苦，解决了“只有马力没有马”；而中国人呢，则只会世代忍受痛苦，直至忍受到西方有了摆脱痛苦的药方，咱们才会照方取药。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人须臾不离的生存工具，没有一件是咱们自己发明的；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药方，也没有一宗是自己的原创版本。因此，由野蛮人到文明人，是西方人原创推广，中国人跟进模仿。
因为是原创推广，所以，人家是自得先机、自我更新、自力更生，自求进步；因为是克隆复制，是后发模仿，所以，咱们是拜师学艺，得改弦易辙、改换门庭、改嫁入赘。
比如，咱得废了长袍马褂穿西装，废了毛笔用钢笔，废了算盘用九九乘法表，废了轿子坐汽车，废了“一妻多妾”改“一夫一妻”，废了私塾、科举办学校，培养医生、教师和会计。西谚说人生离不开3种人：高明的医生，睿智的教师和聪明的会计——这3种人至今在中国是否仍旧缺如？
还有，咱得废了文言写白话，废了皮影看电影，废了衙门设法院，废了刑律订法律。西医西药当了家，草药针灸靠了边。肺结核和难产不会死人，林妹妹和虎妞也不会夭折。婴儿成活率高了，豆芽孩子也多了，有木有？
咱们扔了功夫把式和刀枪剑戟，改用了洋枪洋炮。告别了平房住进楼房，废了窗户纸用玻璃，废了夜壶用座便器。我回想起来，家里有了电灯、电话时，比后来有了电脑还新鲜；家里有了自来水洗池和厕所时，比后来有了管道气、淋浴器还激动。第一次开罐头、喝啤酒喝瓶装水、开易拉罐，比后来吃方便面、用饮水机印象深刻得多啦，对不对？
你问我这么不厌其烦地举例，到底想说啥？显然，我想说你自豪无比的中华文明，其实早已衰败朽烂，早已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进步的任何内在动能与机制；也因此，中国人点滴进步的来源，都来自外部引进，都是有样学样地模仿、学艺的结果，对不？
你也知道，西方文明的两个内在硬核是“工具理性+人权保障”——今天说点工具理性，明天该说人权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