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大院，儿时的回忆
作者：建军小学 54级 郁德章

我是从天津市某中学毕业下乡的老知青，但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东北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市度过的。哈尔滨过去人称东方小巴黎，因为有众多俄国式的教堂，洋房建筑还有大量居住的白俄侨民，风格独特而闻名国内。

小时我家居住在哈军工大院，它的全称是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于1953年，陈赓大将是第一任院长。在五十年代是与北大清华齐名的著名高等学府。在哈尔滨没有人不知道哈军工的，就如同天津人没有不知道南开与天大一样。到70年哈军工解体，四分五散，应该是政治原因吧。现在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等都是哈军工原来的部分。哈军工旧址在哈市南岗区大直街，他的干部来自原三野三兵团，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1956年，我家从繁华的上海搬迁到遥远的哈尔滨，当时火车过南京时还用的是轮渡，火车是一节一节地运上船再渡过江，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当时还没有。我们刚到哈尔滨就领教了北方的严寒。56年哈尔滨大概在11月下了场大雪，几乎连下3天3夜，地面积雪有1米来厚，工厂学校等各个单位全部停止上工上班上课，人人上街扫雪。来哈之前就听人讲，东北的寒冷相当邪呼，说能把耳朵，鼻子冻掉，虽有些夸大，确也大致符合实际。冬天，半夜零下30-40度，在室外不穿厚厚的冬装的确能冻死人。我家现在还有一件羊皮军用大衣，厚厚的毛皮，还有一顶军用狐狸毛皮帽，我下乡时候还戴过，特暖和，特光滑。关里关外的部队军装就是不一样，关外是毛皮，关里是棉的，羊剪绒的棉帽差远了。
我父亲原来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教师，大约54年就调来哈军工三系（海军舰艇系）任某科主任，55年授衔少校。哈军工的教职员工是三部分组成，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干部来自部队，主要是志愿军三兵团某师。再就是后勤职工。我记得军官的肩章分两种，金黄色的是军事指挥干部，银色的是技术干部，象我父亲这样的。但也有一些教师没有参军，一直穿便装，当然在调来之前肯定经过严格的政审（51-53年有过镇反，三反五反运动）。

看不清，以为是小偷，差点开枪。不知是唬我们还是真的，还说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反正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从大院外进入军工大门岗，可以看到大院内马路左侧是军人服务社，有商店，邮局，粮店，照相馆等一应俱全，配套生活设施还是完善的，怎么说，军工大院教职员工连家属加学员也有小1万人了，相当于一个小镇了。但商品还不是十分丰富，我记得礼拜天，我们家经常去南岗秋林公司，或道里哈一百（第一百货商店）去购物，我们小孩主要任务就是排购食物。经常排长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冬天排队脚上穿着棉胶鞋冷得直跺脚，站个20 分钟，身上还不太冷，脚可就冻麻木了。那可真叫冷啊，冷的钻心。要不然怎么站岗的士兵脚上会穿的是毡靴，那可是用剪碎的羊毛压实成毡子做的，鞋里还垫乌拉草，而普通百姓当时穿皮靴，毡靴的几乎没有，可见那个时代的百姓生活之贫穷，物质之匮乏。秋林公司老板是白俄，有很多俄式风味的食物，如俄式面包叫列巴，带点酸咸，很硬咬起来很劲到，与一般甜而松软的法式面包完全不同。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就是现在很多城市也见不着这种列巴，属哈尔滨特有。还有俄式红肠等。56-57年，街上还有许多白俄，是十月革命后沙俄的旧官吏，贵族，军人，有钱人，流亡定居在哈尔滨，也有几十年了。那时我们管第一代白俄叫老毛子，俄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后代叫二毛子，三毛子，有些贬意，他们的学名应该叫俄国侨民，他们的穿戴打扮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俄国女人大冬天上身裘皮大衣或呢绒衣裙，腿上裹着丝袜，夏天身穿鲜艳的连衣裙，在中国人群里太扎眼了，现在应该叫时髦，也使哈尔滨变得更洋气，加上俄式建筑，那些尖顶教堂，洋楼住宅，说哈尔滨是东方小巴黎也是实至名归啊。

说起军人服务社，想起一件事，那是我在建军小学大约4年级时，军人服务社商店发生财物失窃，是半夜有人撬门窗进去盗窃不少东西，结果很快破案，凌晨时分院保卫部人员用警犬追踪，一直追到窃贼家把他抓到了，好象是比我高1-2级的同学，家长是院某领导，记不清是谁了？但他爹的级别不低，至少是个大校吧，这件事轰动全院，作为反面典型事例，在我们学生中间宣传，还结合当时上海发生的一件事，15岁少年为了盗窃财物，用斧子杀人，是因为他的家长从小溺爱他，使他从小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不良习气，逐渐堕落为罪犯。

进入大门岗后，马路的右侧就是老红楼区。一开始是苏联专家住的，周围有院墙，有门岗。老红楼地势较高，向右侧面下去是地势较低的新红楼区,有两个楼群，我家就住在靠下面的74号楼。一出楼门过小马路，有一个锅炉房，冬天烧煤取暖，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去锅炉房检煤核，趴在煤渣堆上挑未烧尽的煤核，实际是焦碳了。因为刚到74号楼，我们家没有去吃食堂，而是自己起伙作饭，用煤球炉。74号楼再下去就是建军小学。当时没有大门，也没有院墙围着，校门口是一片空地，旁边有一道小门，通到大院外的马路上，我们后来去哈三中上学，经常走这道小门，比较走大门岗近些。好象有许多军工家属在院外马家沟上班，为他们特设的小门，没有门岗。军工大院外马路是土路，碎石路，坑坑洼洼的，马路那一面，全部是低矮平房简易棚户，可以说是贫民窟。住在军工大院里的人按现在说法是社会精英阶层，50年代的贫富差别也还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现在那么明显。军工大院里面新红楼按级别大部是尉级军官，老红楼住的大部是校级军官，小红楼则是将军楼。象我们家，我估计是我父亲当上科主任后，才够得上住老红楼的资格。当然，在我们小学同学当中大多数没有级别思想，也不打听同学的老爹是什么官，那时候我们的思想还是单纯的，但同学之间的亲疏关系肯定与居住的楼区有关系，象我就与红楼区的同学关系熟而灰楼黄楼平房区的同学就不太来往。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家住灰楼，黄楼同学家庭情况。
在建军小学，我从3年级到6年级毕业，这四年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当时的考试是5分制，得5分对我来讲很容易，每学期几乎门门功课是5分。5分优，4分良，3分及格，2分是不及格，我记得当时看过的一幅苏联油画，画上的小学生垂头丧气的回家进了家门，手里拿着2分的成绩单，家里的人母亲妹妹还有小狗看着他的表情，画的很生动。当时我们的5分制也应当是学苏联的。做完作业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玩。不象现在的孩子们功课负担重。建军小学有一个挺大的足球场，我们经常踢比赛。我小时候，身体比较灵敏，喜欢体操，还参加过叠罗汉比赛。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滑冰。每当11月，天气一冷，小学后面的篮球场就开始泼水铺设冰场，冬天的体育课就是滑冰课。我比较喜欢与拿手的是花样滑冰，穿滑刀，也经常打冰球。我记得上哈三中初二还参加了花样滑冰比赛，得过名次，这是在小学打下的良好基础。老红楼对面的大操场，冬天也是大冰场，我们也经常去那里滑冰。小时侯在哈尔滨的滑冰爱好给我一生的健康体质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后我也去过许多其他地方和城市，但再也没有遇到过象哈尔滨这样好的滑冰的环境与氛围了，再也没有滑过冰。除了滑冰，冬天我们还玩爬犁，木板下面钉两根铁条，在冰上滑，我还记得在松花江江堤大陡坡上往下滑爬犁，那速度风擎电驰一般，够刺激的。

还有打冰陀螺也好玩的很。这些小时的游戏现在也只能在梦里回味俎嚼了，一去不复返了。在在建军小学由于学习好，我当过学习委员，中队委之类的班干，好象在4年级，我和同学曹承伟被奖励获得去体育馆游泳的资格，这是很令我们自豪的事情。大概每个班有2个名额，每星期去1-2次，军工体育馆挨着军人俱乐部，够大够气派，我们是有教练教的，从下水，屏气，浮水，到学会自由泳，一步一步很正规的，我记得25米长的泳池，后来我一口气差不多能在水下潜泳到头。游泳，这是我在哈军工大院学会的一项体育技能，旁边的跳水池，我们一般只敢跳1米，3米跳板，5米跳台还不敢。那时我们还经常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凭票入场，我记得我们一帮小子经常逃票，翻墙走小门进去，看的电影有什么， 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复活，夏伯阳等好多的苏联老电影，属于档次较高的，还有一次看恐怖片夜半歌声，据说别的地方有人吓死过。老红楼旁边的大操场，周末也经常放映露天电影，什么南征北战，翠岗红旗，柳堡的故事，属于大众化的革命电影比较多些。那都是免费的。

大概在57年，我家搬进64号楼，屋里是油漆地板，墙壁也是油漆的，窗户是两层玻璃，冬天窗户里放锯末，窗户缝上贴纸御寒，锯末是用来吸收玻璃上水气凝结流下的水。窗台也是木板的，带阳台，厨房是水磨石地板，明显是比新红楼高了1个档次，可能是苏联专家刚搬走，还留下一些俄文商标的酒瓶，花露瓶。

56--57年应该是中苏友好蜜月时期，军工来过不少苏联专家，我父亲三系一科也来过一位，好象是列宁格勒海军学院的，他们带来俄文资料，辅导系里教员上课。我父亲懂英语和德语，因为同济大学是民国时代德国人办的，他大学4年学的就是德语，同济教师上专业课是用德语授课，好象民国时代的中学理科，教师也一般是用英语授课，这要在现在，我估计现在的大多数中国教师做不到。因为过去的大学，中学教材是外国原版。（现在我知道的我的大学同学出国的里面有两位，已定居美国了，是美国高校教师，有一位是终身教授，他们要面对美国学生讲专业课，那肯定是用英语授课。中国人用非母语讲课是够费劲的。所以我那位大学同学才40岁，头发就白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父亲只好再学一门俄语，按苏联的一套，上课前还要背诵一段辨证唯物主义的语句，然后再正式上课。这位列宁格勒的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后，还寄给我父亲一本莫斯科照片集有几句留言以示友好，这照片薄还在，也可以说是那段中苏友谊岁月的见证。

中国在解放初期，可以说是实施一面倒的亲苏政策。由于朝鲜战争，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国家结下了梁子，人家在经济技术上封锁你，加上意识形态原因，与苏联结盟，很多方面依靠苏联。包括哈军工的建立，也是基于靠近苏联的考虑。苏联的工业设备，技术，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其实，苏联的技术设备在世界上是二三流的，如，有名的长春一气，，是苏联30年代引进美国福特汽车的技术，再引进到中国，早就落后了。东北的中学几乎全部学俄语，开英语课的很少，象我这样的文革前的老高三，足足学了6年俄语，基本白学。我们那一代人受苏联文化的影响也很深的，苏联电影，苏联小说，苏联歌曲，耳熟能详，什么静静的顿河，恰巴也夫，柯楚别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的许多名著，还有苏联反特小说，我看了不少。喀秋莎，小路，山揸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歌曲，也全都能唱。现在，年龄大了，也喜欢听一些怀旧经典，包括俄罗斯老歌曲，毕竟这些是伴随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有亲切感。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当初对苏一面倒是失策的，不要说后来又南辕北辙和苏联翻脸，开始反修防修了，政策说变就变。哈军工的解体，也是政治的原因。我父亲说，太可惜了，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夸大一点讲，哈军工是用黄金堆出来的，那5座教学大楼，那个宏伟壮观雕梁画栋，在全国一流大学中也是很少见的。

50年前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也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人大脑可以说是有选择性地记忆，最容易忘却的是那些平淡的流水帐似的琐事，经过岁月的磨洗，能够沉淀下来保留在脑海中的应该是当年较特殊的，或感兴趣的或较为刺激的人与事。

比如，当年63号楼住着一位特殊老头，单身一人，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微胖的身材，跟谁也不说话，很神秘的样子，据说，他姓沈，原来是国民党中将，解放后留用人员，在三反五反中由于贪污定了死罪，但他懂军工技术，出于爱才是当时的院长陈赓大将把他保了了出来。因为他也经常去64号楼底下的食堂吃饭，也常能碰面。

有一年夏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我家楼底下乘凉胡侃瞎聊，聊起我班一位女同学说过的话，她对男生讲：就兴你们男的可以三妻四妾娶小老婆，当皇帝的可以有三宫六院，我们女的也一样可以作到。（大意如此）这段话现在来讲也是够雷人够震撼够超前的，我们当时是一片起哄笑骂，当作气头上话玩笑话来听，而现在再用成年人成熟的心智去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小女孩对社会上男女不平等所表达的愤懑之情，实际也是一种女权意识的觉醒。她的名字我知道，但恕我不便说出来。

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叫陈冀豫，名字特别，就象鲁豫有约栏目的陈鲁豫，实际上有许多军队干部子女的名字都取自革命老区。她家住在新红楼，在老红楼与新红楼之间有一片空闲坡地，有些人家就在地里栽种各种蔬菜萝卜黄豆玉米类。我们一帮小子，有一天连玩带闹地拔了地里的水萝卜就偷吃了。恰好是陈冀豫家种的，因为我家在楼上，我清楚看到她站在萝卜地上，嘴里念叨着什么，那种无奈失落生气的样子，当时我突然一种强烈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也不好意思出去跟她说，这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据说她现在定居在河南郑州，一直没有联系过。你过得好吗，陈冀豫同学，为了当年的事情请接受我真挚的道歉吧。

余一凡，也是我的老同学，个头较高，力气也大。他父亲是在一系，家住65号楼。我平时与他也不怎么来往，因为他属于不爱学习调皮捣蛋好打架的。有一天我母亲去军人服务社买一个腌咸菜的陶瓷罐，半路上余一凡看到了我母亲吃力的样子，马上跑过来，帮我母亲搬上三楼。这件事我母亲念叨好几次，说这孩子多热心肠啊，也不怎么认识，就过来热心助人。真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别看余一凡不爱读书，后来据说他文革后做起了生意，去国俄罗斯，走南闯北的，活得也挺有滋有味的。我和他也一直没有联系，真想和他再见上一面，叙叙旧。还记得有一次哈军工召开全院大会，就在军人俱乐部，好象是来了不少的中央军委首长，我们一群少先队员上 台向首长们鲜花，台下满满的一会场的人，掌声雷动，在军乐声中我们跑上 台前，当时真是太紧张了，我跑错了，未跑到位，后来调整过来，才敬礼献花，但不敢抬头看一眼，所以这件事印象很深刻。军队高级干部中有许多人到过哈军工，老帅们，还有几位大将上将，据大人讲这些大官里面，最穿着朴素的就是彭德怀与黄克诚，他们穿的是布军装和布鞋。人言皆碑啊。还有一次，那时我已经上三中了，一天早上上学时，还没走到大门岗，就看到几位军人迎面走来，有位年龄大的拉住我的手，问我家住那里啊，在哪儿上学啊，非常和蔼亲切，旁边有人称呼他谢政委，我才知道他就是哈军工政委谢有法中将。他们一行可能是步行去员工家属区看看。刚巧碰上了，现在回想起来，谢政委的确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体察民情，亲民作风，套句官场话来讲就是心里装着人民。这是我一生当中面对面所见过的最大级别的官了。要不民间有一种说法，CCP的干部，越是老干部大干部，越没有架子，越好接近，越是小毛官，架子越大越难伺候。谢政委是江西兴国人，开国授衔的175名中将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中将。陈赓之后的刘居英院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好象是北大毕业的，参加过30年代129运动，担任过志愿军铁道兵司令员，授衔少将。

54年–60年，我在哈军工建军小学读书的四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纯真的时光，尽管吃穿等物质生活很简单，与现在比可以说寒酸得很贫乏得很,但精神上很愉悦满足。记得那时家家都吃食堂，我家住74号楼时去食堂买回来馒头，切成片放暖气上烤成馒头片，当早点嚼起来真香。那时候我们同学穿的衣裳基本都是棉布的，当时还没有化纤的确良涤棉，但也没有人穿丝绸，女同学穿花衣服的也不多。大多穿蓝布褂子。我记得我曾经穿过一件浅绿格的衬衫，算是好衣裳了，有一次上军人俱乐部看电影弄丢了，被母亲好一顿责怪埋怨。58年大跃进年代，我上小学4年级，当时也搞勤工俭学，印象中记得拣过废铜烂铁，还有是上面发下来一块块废棉布，我们用手工扯成棉纱。好象还打过麻雀。

当然我们那时太小，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大人工作很忙，整天忙忙碌碌，除了正常的业务工作，就是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我现在翻看我父亲那时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的都是改造世界观，政治学习类的。

因为大人工作忙，基本上不管我们，而那时的小孩子也没有升学压力，功课不太紧张。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时间用在玩儿上。

印象中，红楼区的大孩子，小孩子人很多，我们当时是上小学属于小孩子，我们的哥姐上中学那是大孩子了，好象是每家有4-5个孩子的居多。数一数在我的同学里面，曹承伟，李宁果，胡至本，支国安，还有我家都是4个兄弟姐妹，薛镇元家有5个，而三个的少，如张坦孝家是3个，邹德伟家是3个，我家住64号楼的唐明浩家是3个，两个的则更少，如我家对门的谭家则是两姐妹，还有65号楼的陶思奇，（外号淘气）比我高一班，他有一个妹妹，他家是两个，（陶思奇曾经有一句名言：上有马恩列斯毛，下有我陶..。)而那时的独生子女几乎没有，反正我是没听说同学谁家只有一个孩子的。

我们住红楼区的同学经常互相串门玩。我现在还有印象。比如张坦孝家，他父亲在4系是研究坦克的，好象是中校军衔，他母亲是搞爆破的，据说后来在国内是很有名气的业内专家，但当时只是大尉衔。他家住66号楼。
因为他家孩子少些，显得很清净雅致，有知识分子家庭的特点。我们一帮同学常在他家打扑克，扑克牌是镶金边带丝绒的很高级的，那张八仙桌雕花描漆也很讲究的。曹承伟家住63号 ，他父亲是哈军工的教务部长，后来的国防科技大的副校长，地位比较高，但印象中他父亲不穿军服的。曹承伟家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家客厅摆放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超大的落地式有大半个人高，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喇叭声音嗡嗡的很雄诨厚重。我们常去他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西游记故事，是一位姓孙的（名字忘了）50年代著名播音员播讲的。几乎每天都有播讲。由于喜欢听广播，我在小学时还学习装配过矿石收音机，当听到自己装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妙的音乐时，那高兴劲儿难以言表。后来曹承伟家搬到小红楼住。我们经常约好早起跑步锻炼，我和杨华胜早起绕老红楼跑圈，他和唐瓦佳（他父亲是一系主任少将军衔，由苏联回国，他母亲是俄国人，他还有个哥哥唐维佳，两人长的象外国人）从小红楼跑到老红楼，经常能看到。

杨华胜家住62号楼，他父亲是院务部的，军衔上校，应当是老干部了。去他家我们是常下象棋。当时也不知道有棋谱，也没有高手指点。就在那时我还学会了下围棋，在64号一楼食堂的对面是教授活动室，里面有围棋，有大人下，我们在边上看，看会的。我还记得去松花江玩时，我特意从江边捡来的黑白石子做围棋子，和小伙伴们在楼底下台阶上一下起棋来就下到天黑了。当时会下围棋的人很少，属于阳春白雪类的。

李克东家也住62号楼，他父亲好象是政治教研室的，也是打过仗的，当过骑兵连指导员。李克东喜欢收藏文艺小说。家里有一壁柜小说。因为我爱看书，所以是羡慕的不得了。我经常管他借书看，他一开始拿架子，让我好话说尽，说了一箩筐奉承话，才搭梯子爬上壁柜，拿出一本，让我看，脸上挂着洋洋自得的微笑，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上小学时，我基本把什么三国水浒红楼西游看个遍，当然也是囫囵吞枣，常躲在在被窝里偷偷的看，怕大人说。回想起来还是三国因为文言文，拦路虎较多不太好懂。

邹德伟家住63号楼，他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听同学背后说，他父亲管教很严厉，要用体罚，邹德伟的手被他父亲用铁丝烧热烫过，为什么事情不知道，但相处几年，我感觉邹德伟人是挺老实的，不太爱说话也不太调皮，我和他关系也是不错的。他家的印象，一是有架老式留声机，带音箱还有密纹唱片许多是外国的经典，交饷乐，咏叹调，奏鸣曲之类的，反正在他家听过许多，也使我有了喜欢音乐的爱好。再一个，他家杂志多，一摞一摞的，我印象深刻的是苏联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我记得里面有一道智力测验题：12个乒乓球，用天平秤三次，找出其中1个坏球。我绞尽脑汁想了有好长时间才想出来。这道题我以后问到许多人，大约90%答不出来或嫌费劲不愿想。

支国安家在新红楼，我也去过他家，看见过他父母的合影相片，穿的是解放初期的军装，都是打过仗的军队干部.支国安来得较晚，好象是小学5-6年级，年龄也好象比我们要大一些，个头也大也较我们成熟些，他的特点是能胡侃，东北话是叫能白胡，是我们同学中的一个另类，他老家好象是河北的，带点儿地方口音。我们同学小学毕业时大多考的是哈三中（后来的13中），而他初中上的是哈6中，是可以住宿的学校而且离军工很远。据说他在6中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旁边经常围着一大帮粉丝同学听他天南海北的吹大牛，继续保持了他在建军小学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老红楼是三层建筑，红砖墙体黛瓦铺顶，比起新红楼更显得小巧典雅。6座红楼围成一个长方型楼群院落。楼群外的围栅在我家57年迁入前后好象已拆除了。楼群外四周栽种有不少高大树木，绿树成荫。楼群内有混凝土铺就的椭圆型小道，沿着小道边上栽种有一圈矮矮的松柏类灌木，灌木丛包围着一块草地，草地上间或有几棵不高的树木。草地中央是一座喷水池,水池中间是一座造型为天使雕像的喷水口。。老红楼群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居住小区。设计上估计是采用俄罗今天，因为土地金贵，中国大城市里的住宅区已是高层建筑林立，11层，18层只能叫小高层，很多是20层30层以上。房子越造越高，据说国外已设计出几千米高的摩天楼，一座楼可以容纳一个小城市的人口，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我怀疑，当你居住在离地面几千米高的九霄云之上，晚上你能安睡入梦吗？我宁愿住得低一点，多一点地气，多一点舒适安全感。所以，有时候真怀念50年代像老红楼这样的老式的低矮建筑，当然这也只能在梦里回味了。

老红楼是6座楼，每座楼3个门栋，每栋大致住6户，算起来，楼群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这里居住的应该是哈军工的中上层干部与知识分子骨干，他们佩带的多是少校，中校，上校军衔，再高级的干部那就是居住在小红楼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大人们，年龄实际很年轻，大都30--40几岁，印象中几乎没有见过50-60岁的老人。我父亲在哈军工的几年也就是40岁上下。所以50年代可以说是哈军工蓬勃发展的全盛期。教师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业务骨干，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55年高校评职称，1-4级是正教授，5-7级是副教授，8-9级是讲师。当时评职称还是得有点真才实料，还是货真价实的。据说哈军工从南方高校选调教师时，好多资历深的老教师不愿到北方来，所以调来的大都是中青年骨干。哈军工全院只有2位3级教授，有一位姓张，是我二姐同学的父亲。哈军工教授数量比不上清华北大等名校，但相对具有年龄优势。（我78年考上北师大时，学校当时就有两位二级教授，是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我知道的老红楼里的教授，有一位是住在65号楼的马明德教授，在一系，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研究弹道学的，个子不高，瘦瘦的。他家有三个女儿，老大与我二姐同学。老三叫马小多，比我高两班。64年从哈三中高中毕业后，她本来学习很好，是高材生，考大学没有问题，但却自愿报名去哈郊插队当农民。后来还回城掏厕所粪肥，名动一时。知青大批下乡是在文革期间，68年开始的。而文革前的像邢燕子侯隽马小多这样的自愿下去的很少。但据我知道的，天津在文革前62年-65年已经陆续有从初中生到高中生下到新疆，甘肃建设兵团的，很多是因为家庭原因，留城没有出路迫不得以才下去的，所以象马小多这样的事例很罕见，可想而知当时报纸广播媒体宣传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影响有多么大。我本人是68年下乡的，我知道的知青群体的大多数人当时的心态是迷茫，仿惶，无奈的与被迫的。说是自愿下乡，当时的政治形势谁敢说不自愿。如同参加文革一样，大多数人是随大流过来的。反思这段历史，60年代在国外正在兴起技术革命的浪潮，美国人阿波罗登月，德国日本创造战后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崛起，主流国家正迎来二战后的经济繁荣，而我们中国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阶级斗争内斗无休无止，不搞工业化，城市化，反而驱使1800万城市青少年放弃学业下乡，毁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与前途，我们成了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马明德教授文革中因挨斗而自杀。64号楼还有一位薛鸿达教授我也有印象，高高胖胖的，是军工图书馆长，因为我母亲在图书馆工作，所以知道，他也是我同学薛镇元的父亲。文革中因挨斗而导致脑溢血死亡。哈军工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40几人，北大有60-70人，我就读的北师大也有20几人，就连我在天津上学的某普通中学都打死了1个教师。更多的人虽然没死那也扒层皮。生为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真是悲哀啊。

2011-09-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称“哈军工”）创建于1953年，陈赓大将担任首任院长兼政委。1960年前后，按照尖端专业集中，常规专业分散的方针，学院开始了第一次分建工作，将炮兵、装甲兵、工兵、防化四个系调离学院，现在分别发展成为南京理工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工程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和野战工程学院、陆军防化学院。1966年4月，哈军工”退出部队序列，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0年“哈军工”再次进行分建，南迁长沙部分发展成为“国防科技大学”，留守原址部分发展成为“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953.9-1966.4)

—>哈尔滨工程学院(1966.4-1970.6)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70.6-1994.5)+长沙工学院(1970.6-1978.6)

—>哈尔滨工程大学(1994.5~至今)+国防科技大学(1978.6~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