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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读钱先生的书始于今年,因为小儿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想找一些可供参考的范例,“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诗•大雅•荡》),《后汉书•孔融传》孔北海如是叹蔡邕,钱先生于此书中言及可供师范者亦如是再三致意,大概每遭时代动荡,都会生出这种感叹吧,我找这部自传性质的书来读,也是为了找寻典型,而钱先生居然给了我要找的东西,以备后人作这样的找寻也正是这部书的写作意图之一。
《师友杂忆》序说:“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飨并世。余念自劝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细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P47)又说:“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P48)
书的结尾处说:“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P382)又说:“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所得,料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P386)
以上所引大致可以说明此书之作意与内容了,作者的人生也就与他所经历的时代与人物互传,忆双亲传其童年与故乡,忆师友传其为学、治学与办学,时代背景亦随之三转,每遇书名号密集的段落便可多加注意,正似一幅航海图,画出了作者深入文海的径途,对后世迷人帮助之大实难估量。钱先生说:“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P380)这在传统文化难以为继的今天看来,更显出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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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在小学教书时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吧,作者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P103)写到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1923年)则说:“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说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P144)在那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年代,作者正年轻,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却能够不失信心,与当时看,或有不合时宜者,今天看,则实在难能可贵。作者与五四人物打交道,都只是书生本色,可谓不忮不求,比如与胡适交往,也是只谈学问,意见相左时更是不稍假借,比如初次见面,把大名鼎鼎的胡适当成大学问家,当众打听了两本想找而找不到的比较生僻的书,弄得胡适很没面子,事后才想到其中的人情世故,十分抱歉起来(P156)。又比如初到燕大时,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都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P164)一句客套的问话,引得直吐胸臆的回答,而燕大建筑物名竟因此中国化。再如西南联大初期,“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作者亦率尔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P229)语无偏私,遂为定论。这种书生本色若以政治立场来论之,未免焚琴煮鹤,然而联大左倾诸教授几乎一致以公敌视之(P279),实在太奇怪了。大概在破旧标新的大时代里,钱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生体力行的守旧者吧。
1960年,作者晚年讲学美国时,书中写道:“梦麟告余,已连读君之《国史大纲》至第五遍,似君书叙述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余问梦麟,所叙国史优处有不当处否。梦麟言,无之。余言,既无未当,则亦不妨多及。国史叙治世则详,叙乱世则略。一朝兴则详叙,一朝亡则略及。拙著亦承国史旧例。今日国人好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不一道其优处,拙著亦以矫国人之偏君谓有未当否。梦麟再三点首道是。”(P358)全书尾声部分又言:“所谓旧文学,又岂封建贵族官僚诸辞所能诬蔑。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P384)执论如此,无怪乎书中只字不提与胡适并为五四主将的几位风云人物了,此不语也算一种态度吧。其实新陈代谢是一个自然过程,新与旧并不就是对立的,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难道真的是不采用激进的方式新就不能够破壳而出吗,很可惜,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新终于压倒了旧,今天看来,钱先生对于古书旧籍的毕生贡献也就愈加宝贵了。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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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钱先生不能算一个守旧的人,他自小所受教育倒是得风气之先的,比如幼年时父母待之以宽容,小学时,新式教育正处于草创阶段,用今天这种又归于八股的流水线式的体制教育来比较,那真是开明无比的教育了,真有天壤之别。写到果育学校诸师长时,作者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在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P58)
1919年,钱先生转入后宅初级小学任校长,所作的一番教学实验,完全是顺着人性,只一学期,校风为之大变,“一镇人皆称誉。”(P123)书中略举两例,一是让一个不合群的孩子融入群体并且出众起来,一是让一个小偷小摸劣迹斑斑的孩子悔改了,这才是触及灵魂的教育了。这一教学实验的收场则有些可悲,作者说:“余镇上小商人家子弟,毕业即留家,在商店中服务。或茶肆,或洒馆,或猪肉铺,或糖果摊,极少再升学者。余虽绝少至街市,然闻此甚不欢。念余在此教读,心力交瘁,积年读书工夫亦多放弃,而所得仅此。果是作一番试验则可。若久淹于此,恐违余志,遂决意离去。”(P128)可见钱老师是比他的学生的家长更看重这些孩子的,能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当时,学校有闹风潮的风气,从小学到大学,无不如此,皆视为当然,钱先生一贯的态度则与之相反,本来,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这样主张有何不妥,也许正是这个令左翼教授们视之为公敌吧,然而左翼引为公敌并不等于他就是右翼,他只是书生本色而已。
办新亚书院时期,有人问他来港办学校是不是意在反共,作者答道:“教育乃余终身志业所在,余在大陆早已从事教育数十年,办学校自有宗旨,决不专为反共。”(P314)但是书中的反共情绪还是有所流露的,一是渡江战役前夕,“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P291)一是西安事变后不久游西安,“参观蒋委员长为张学良拘禁处”,作者注意到大厅里的书架,上面“置张学良日常所阅书。余告同游,观此架上书,可知张学良其人,及近日此事经过之一部分意义矣。”又说:“然张学良亦知好读书,终不失为同时军人一佼佼者。”其实读唐德刚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少帅实是一纨绔弟子,未必看架上书的。妙得是说完张学良紧接一句:“至如毛泽东在北平接客室中,乃堆有大批古籍,知人论世又岂在此一端上,则难于言之矣。”(P218)言下之意,似乎北平堆的古籍倒是做做样子,完全弄反了。这也是全书唯一的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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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书,我比较看重前半部分,也就是为学的部分,也就是作者做学生以及做小学中学老师的部分,一入大学作教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P175)一作教授,人已定型,惟有坚持之功了,五十年如一日,时局的动荡并不妨碍结出硕果,比如《国史大纲》成书于一九三八年,国难当头,作者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和上寺各住半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后一年,“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完成《〈史记〉地名考》,作者欣喜地说:“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P249)
自入大学作教授以来,以前那种“师生相聚,俨如一家”的氛围不见了,而“只是一职业,只是求生活一手段”而已了,(P16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象教小学中学时那样融洽了,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与冯芝生接触,真的只是接触而已,很难称之为交往,钱先生对他可能有不能释怀的地方,没有专门的章节写他,而是零零星星提到他,比如刚到北京不久,“时《诸子系年》已成稿,遇燕大藏书未见者,又续有增添修改。又特制通表,半年始毕。颉刚知之,告余芝生《哲学史》已编为清华丛书,君作何不亦申请列入其丛书内。当为介绍。遂持去。翌年,颉刚重来,乃知审查未获通过。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又一人,则已忘之。后遂以稿送商务印书馆。”(P170)
又,西南联大时期,冯芝生将新撰《新理学》一稿嘱钱先生先读并加以批评后再写定付印,钱先生直言相告,结果不久之后发生一个有趣场面,书中写道:“余常闻人言,芝生治西方哲学,一依其清华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论中国哲学,亦以岳霖意见为主。特以中国古籍为材料写出之,则宜其于心性一面无可置辞也。惟在南岳,金岳霖亦曾听余作有关宋明理学之讲演,而屡来余室。则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或亦出岳霖之意。是日讲演,芝生谓,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指余言曰,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是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对余馀憾犹在,故当面揶揄如此。”(P226)
又,华西大学时期,“冯芝生忽亦自重庆来成都,华西坝诸教授作一茶会欢迎,余亦在座。不知语由何起,余言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芝生正色曰,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余曰,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芝生无言。漱溟语不忘国。芝生自负其学,若每语必为世界人类而发。但余终未闻其有一语涉及于当前之国事。则无怪此后两人同居北平之意态相异矣。”(P271)钱先生于国破时言“勉做一中国人”,冯先生抬杠实在是没道理的。
书结尾部分又重提往事,“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由顾颉刚送清华大学,由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某君指摘体裁不当,令改撰,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印行。”(P378)一事两言之,于此书中也算特例了,只是未点名罢了,我想这应该不是一时忘了姓名,而是有意回避吧,那么书中提到一些不大好的事情时不点名也是出于厚道而非记不得吧。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如果说作者对冯芝生可能有不能释怀的地方,那么对在报纸上公开骂他的闻一多可算全无芥蒂了,因为作者认为闻一多亦是书生本色,虽然气性不相投,而真性情是一样的,书中有两处记闻一多,一在西南联大初期,“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P224)
一在五华书院时期,“余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歔。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亲赴其身亡处凭吊。随往者绘声绘形,将当日情况描述详尽。余因念在北平清华时,一多屡以《诗经》《楚辞》中问题来相讨论。及在南岳,曾同寝室,又亲见其勤学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屡闻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余虽与一多学问途径不同,然念彼亦不失为一书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时,训诂考据,惟日孜孜,亦当成一以著述自见之学人。今遭乱世,心怀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凶灾,亦可悯怜,斯诚当前一大悲剧也。”(P280)
前文说:“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或亦出岳霖之意。”这里我也有一个关于《国史大纲》的小小猜想,作者说《国史大纲》的成因是因为陈梦家的提议,并且一连两次敦请,陈梦家在燕大做学生时听过钱先生的课,此时虽为同事,其实还是晚辈,这样坚决的敦请在我看来是有点突兀的,而陈梦家正好是闻一多的学生,他进入诗坛以及进入清华教书都是闻先生引荐,闻先生对钱先生的才学也是了解的,这个提议是否有可能是闻先生授意给陈梦家的呢,因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陈梦家是负着一项使命的样子。
《师友杂忆》忆到大学阶段很少象前面那样用专门的章节来记一个人了,这也许是教授们的交往并不深切的缘故,加之教授们都有些固执,谁也不服谁,作者对陈寅恪屡屡提及,很是看重,然而多次接触,竟无可记之事,唯有一章记贾克文,(P202)用力特多,事迹详尽,而其人只是在钱先生家做杂役,又回到家庭氛围里了,这一章写得特妙,既传了贾克文,也可见钱先生的人格魅力,更可见钱先生的史笔,另有一章写马一浮,(P253)所记只一面之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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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初入大学教书时,作者发了这样一段感慨:“余在小学任教十载又半,初到集美,为余职业上一大转进。然余未先有他处接洽,一年即匆匆离去。在中学任教整整八年。初到燕大,又为余职业上另一大转进。又仅及一年,即匆匆离去,亦未先有他处接洽。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然余每告人,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中学,教中学又有时不如教小学。此非矫情,乃实感,必稍久乃心安,然亦终于离小学入中学,离中学入大学。此亦可谓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P167)
试看钱老师辗转各地教书育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果然都是“未先有他处接洽”,他是以学问与世人相见。在苏中时,是任教苏州东吴大学的陈天一向胡适和顾颉刚引荐他,陈天一与钱先生相识,“惟往来不甚密”,却告诉胡适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某书,“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胡适与作者的初见并不愉快,作者这样评胡适:“余意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P157)而与顾颉刚初见,顾一见《诸子系年》稿,即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并玉成其事。
由小学转到中学则是施之勉推荐,推荐之时两人尚未识面,施是作者同学若泰的同学,“旅馆夜谈,纵论一时作家名学人。之勉首举余名,曰,在《学灯》见此人文,文体独异,惜不悉其人资历,及今何所在。若泰曰,此人乃我辈常州府中学堂旧同学,近在后宅,与余同一学校。惟已改名,故君不知耳。之勉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务长。告若泰,我此去,必加推荐。”(P130)
《学灯》投稿事颇有趣,主编“李石岑自欧留学反国,以哲学名,”每自作一文“必以大一号字登首幅,其余皆小一号字排。”钱先生试投一稿,赌获同等待遇,果如所料,再投一稿,仍旧,李石岑登报请示通讯地址,“余复函,写后宅镇第一小学地址。若泰英章曰,君学问高出人一等,然奈何愚蠢若此。余问,何愚蠢。若泰曰,当待通信久,乃可让彼知君底细。若如此寄出,我敢打赌,必无通讯希望。余曰,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所作文字与所任职务乃两事。宁如君所想,余不愿打赌,但亦不愿不以余真相明白告人。”后果如若泰所料,终无来信,此后再投稿,也不得“大一号字登首幅”了。(P129)
辞职去集美学校一事也颇见钱先生之为人,其时二十八岁的钱先生转入另一所小学,“余到校未盈月,忽得厦门集美学校来电,又来聘书。是为余初获中学聘。时余得月薪二十四元,而集美则为月薪八十元。余意欲应聘,遂持原电呈县一校长,恳另觅替人,俾可去职。校长力加挽留。余归寝室,念已受聘,未获替人,岂可遽去。如是忐忑有日。一夕,忽一同事来余室,诧问余,闻君已得集美聘,并已向校长辞职,何以仍留校上课不去。余告校长坚留,不便遽离。某同事言,此乃校长对君之礼貌。闻其已洽得替人。君不行,将反使校长为难。君当再度向校长请辞,惟弗提请觅替人事。只言辞便可。倘别有问题,我可再约同事一二人为君陈说。余闻言,心下大解舒。遂再辞。于中秋假期前离校。”(P132)
从上两事,可见钱先生于人情世故方面是“愚蠢”的,全以学问与人格动人,他十八岁,初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任教,令校主秦仲立从冷然到礼遇为之三度改容的也即是这个。而李石岑与施之勉同样在只见其文与其职事的情况下,一不获交而一获交,得失之间也可见得钱先生的交友之道,可谓大智若遇,大妙若拙,以无机心处世,乃可全力以赴于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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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外,钱先生最大的爱好恐怕就是游山玩水了,书中记北大南迁途中游历甚详尽,国难当头而游兴不减,于此可见一斑。书中有两处讲读书与游玩的关系:
1933年春,与北大诸生游泰安、济南、曲阜,“孔林碑碣林立,然皆在金元以后,北宋以上则甚少。余告诸生,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诸生默无言。余又言游历亦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太史公幼年,即遍游中国名山大川。诸君此游归,再读《史记》,便可有异样体会矣。” (P212)
1942年春,赴遵义浙江大学讲学期间,“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象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 (P259)这两番言教对境而发,比在课堂上讲更能启发人,这也是钱老师惯用的技俩吧。
这一爱好是一以贯之的,1915年,小学教书期间与朱怀天同寝室,“室内惟两床一桌。夜间同归寝室,余告怀天,出校门有两路,一左向,过小桥,即市区,可吃馄饨饮绍兴酒,佐以花生塘里鱼,课毕,同事皆往,想君亦已随行多日。一右向,越围墙田野村庄散步塍间,仰天俯地,畅怀悦目。余一人率右行。君今与余同室,愿仍左行,抑改右行。怀天立刻言,愿改右行。于是相视而笑,遂为友。”“余与怀天均任国文一班作文课同在周末,必尽日夜批改完毕,俾可星期日偕出远行,或竟日,或半日,择丛林群石间,无人处,亦坐亦卧,畅论无所不至,迄夜方归。”(P104)其间吟诗唱和,拟为一集,名之曰《二人集》,作者自认为于诗词一道不大擅场,然而这样以文会友相互切磋,于文学素养的增进功不可没,其间多少功夫,都付游乐中。
1948年任教江南大学时期,“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P289)真可谓“俊得江山助”,前文提到的《国史大纲》、《〈史记〉地名考》成书期间草木山水之助亦复不少,于此可见钱先生一生治学之从容悠久,正在于治学与生活打成一片。钱先生念念不忘上小学教小学时的学校气氛犹如家庭,原因也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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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钱先生二十六岁,于后宅初级小学做幼童教育试验,即强调生活与学习的融合。“余告若泰英章,余有一理想,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之生活中,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若使彼等心中只分出一部分生活来服从学校之规章课程,另保留一部分生活由其私下活动,此决非佳事。两人皆同意,请谈办法。余曰,欲求课程生活化,先当改变课程,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一全体活动,由英章任指导。若泰英章对此皆表赞同。”(P118)
钱先生对作文课的生活化教学作了详细记载:“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遇不识字,可随时发问。一日,下午第一课,命诸生作文。出题为《今天的午饭》。诸生缴卷讫,择一佳者,写黑板上。文云,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告诸生,说话须有曲折,如此文末一语。”(P125)
“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
“一日,遇雨。余告诸生,今日当作文。但天雨,未能出门,令诸生排坐楼上廊下看雨。问,今日是何种雨。诸生竞答,黄梅雨。问,黄梅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诸生各以所知对。令互相讨论,又为评其是非得失。遂命下笔,再互作观摩。如是又半日。”
“余又令诸生各述故事。或得之传闻,或经由目睹。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
“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然不从国文课本来,乃从国语课及作文课来。而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此为余半年中所得一大语文教学经验。”(P127)
另有一节课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作者在常州府中学堂上学时吕思勉的地理课,“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四至界线,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漂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P64)
说到地理课,我犹记得我初中一年级第一堂地理课的情景,是一个刚分配来的女老师,她在黑板上画地球是用小指尖作点圆心,拇指食指拈粉笔作圆,手势动作优美之极,关于地理课我只记得这些,不知道学这门课有什么意义,从来没有重视过,也就谈不上兴趣了,若得吕老师这样教法,将如何呢。最初那几节课还是有新鲜感的,我用了经纬线界分的方法放大了课本上的一幅中国地图的轮廓,把它贴在床头,因为非常逼真的缘故,父亲很是惊喜。
书中几次提到《读史方舆纪要》,钱先生对此书非常看重,并根据日军的进军线路,推知日军中必有熟此书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闻者赴市肆购此书,乃不易得。告之校方,设法从重庆成都觅之,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余去成都后,亦从未为学生讲授此课,亦以主学校行政者,皆知常,不知变,故不知有讲此新课之必要也。”(P244)虽然听三国看三国知道地理知识的重要,却只当小说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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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双亲》中可以看见少年钱穆与其父母教子方法,此文最能显现钱先生的笔力,仅怀海义庄涉诉一事即写尽其父人品,仁义礼智信无一或缺,及父病逝,借母亲之口说:“先夫在日,常言生平惟一憾事,乃与诸伯叔父为义庄涉讼。稍可赎歉疚于万一者,自问存心无一毫私图耳。”(P30)读来肃然起敬。其母人品则“族中人于先父先母皆一体同视”(P28)一句便了。至于教子,则“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写尽慈祥,想想自己平日对儿子终究难免疾言厉色,实在惭愧。六、七两章,一写父之为人,一写父之为父,值得再三赏玩。故乡作为背景点染而出,读来几乎是个理想之境,亦“叙述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之谓也,足见作者的故土之情。
或以为此书“写得太含蓄太干净,若不知历史背景与具体人事,很难理解言外之意,言外之事更是无处可寻。”我读此书则从未遇到“难理解”、“无处可寻”处,史笔就是要有选择,有定见,干净正是此书最大的优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P386) 作者是一饭之恩拳拳在念,丑恶之事浑不在意,如此一凭记忆,自然干净,而我从中寻其心路,历历分明,全不费力,能如此者,也就在于这干净,文笔干净,人品干净,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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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岁
先父爱子女甚挚。尝语人:“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余之生,哭三日夜不休。先父抱之绕室,噢咻连声。语先母曰:“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P20

1901年,七岁
七岁入塾。
能强记不忘。
因离室小便,归座,塾师唤至其座前,曰:“汝何离座?”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室小便,溺裤中尽湿。归为先母知,问余,不敢答。问先兄,以实告。
年终,先父因谢师歇塾。
余竟日阅读小说,常藏身院中一大石堆后,背墙而坐。天色暗,又每爬上屋顶读之。余目近视,自此始。
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
能背诵三国演义。
(前一天晚上当众背诵三国选段获赞后)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余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P21-22


1904年,十岁
(果育小学,初等一年级)先父对余课程,似较放任,不加督促。某夕,有两客来闲谈,余卧隔室,闻先父告两客:“此儿亦能粗通文字。”举余在学校中作文,及在家私效先兄作散篇论文,专据三国演义写关羽张飞论等数十篇,私藏不予先兄知之,乃先父此夜亦提及,余惊愧不已。此后遇先父教导先兄时,亦许余旁听。谓若有知,不妨羼言。
P23

1911年,十七岁
辛亥年,余转学南京钟英中学校。暑假在家,忽犯伤寒症,为药所误,几死。
先母护视余病,晨晚不离床侧,夜则和衣睡余身旁,溽暑不扇,目不交睫。近两月,余始能渐进薄粥。天未明,先母亲登屋上,取手制酱瓜。又旬日,渐进干饭。此病不啻余之再生,皆先母悉心护养之赐。其时居素书堂东偏房,今名所居台北外双溪屋曰素书楼,以志先母再生之恩于不忘。P34

以上摘自《八十忆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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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师友杂忆》


1904-1907,十岁到十三岁,果育学校
(钱伯圭)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雪轰顶,使余全心震撼。P50
(华)倩朔师并奖余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乃当时春冰室主人所撰。余生平爱读史书,竟体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P52
顾(子重)师问:汝能读《水浒》否。余答能。顾师随问《水浒传》中数事,余皆应对无滞。师言: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仅如此。余闻言大惊,何以先生能知余之隐私。自此返而重读,自首迄尾一字不敢遗。乃知小字皆金圣叹批语,细读不忍释手。一遍又一遍,全书反复几六七过,竟体烂熟。此后读其他小说,皆谓远逊,不再读。余自幼喜读小说之积习,自此霍然除去。遂改看翻译本西洋小说。P53
(作者作文开头用呜呼二字,同学笑之)顾师庄语曰:汝等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余骤闻震撼,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入中学后,一意诵韩集。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P54
华家太师母及三位师母皆围余备加慰问,抚余肩,拉余手,摸余头,忽在余头发中捉得一虱。此事乃使余羞涩俯首,终生难忘。P55
(华)紫翔师又选授南宋朱子之《大学章句•序》,及明代王阳明之《拔本塞源之论》。此后始知《拔本塞源之论》,乃阳明《答顾东桥书》之后幅,入阳明《传习录》中卷。余此后由治文学转入理学,极少存文学与理学之门户分别。治王学乃特从《拔本塞源之论》得有领悟。又其后乃知阳明《拔本塞源之论》,亦从朱子《大学章句•序》转来,则已在余之晚境矣。
紫翔师最后所选授者,为曾涤生之《原才篇》。开首即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余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则亦皆是紫翔师在余童年之启迪,有以发之也。
此后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紫翔师此一暑期讲习班上所获入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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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910,十四岁到十六岁,常州府中学堂
某一日,已忘以何因缘,得偕三数同学进入元博师之住宅,又得进入太老师敬山先生之书斋。四壁图书,临窗一长桌,桌上放数帙书,皆装潢巨制。坐椅前有一书,已开帙,似太老师正在阅读。就视,乃唐代李义山诗集,字大悦目,而眉端行间朱笔小楷批注几满,字字工整,一笔不苟。精美庄严,未曾前见。尚有碎纸批注,放在每页夹缝中,似临时增入。书旁有五色砚台,有五色笔,架在一笔架上,似临时尚在添写。余一时呆立凝视,但不敢用手触摸。因念敬山太老师乃一史学巨宿,不知其尚精研文学,又不知其已值晚年,而用力精勤不息有如此。此真一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活现在余之目前,鼓动余此后向学之心,可谓无法计量。较之余在小学时,获亲睹顾子重、华紫翔诸师之日常生活者,又另是一境界。P63【他处另提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有二,聊附于此:唐文治蔚芝(P149)钱基博子泉、金松岑(P154)】
余是时读曾文正《求阙斋记》,常念当自求己阙。如袁绍多疑少断,自念余亦多活动,少果决。因此每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日必如此,以资练习。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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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十八岁,三兼小学
前在私塾时,四书仅读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此下即未读。念当读完《孟子》,再续及五经。一九一二年之元旦,余即一人在又新小学闭门读《孟子》。前在果育上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至是,自限半日读《梁惠王章句》上,至能全体背诵始归家午膳。午后,又去又新闭户读《梁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读毕《孟子》七篇。P85
(钱)仲立言,同是选几篇古文,何以姚氏《古文辞类纂》甚得后代推尊,而浦氏书视之远逊,两书高上(似应为“下”)果何在。余曰:此诚一大问题,幸先生教余。仲立作愠色,曰:我不知,故以问君,奈何反以难我。余谢失言,因曰:先生所问,余素未想及,然此实一好问题,他日研思有得当再请益。事逾数年,余思欲窥姚选用意,当遍读姚选以外之文。遂立意先读唐宋八家。至王荆公集,而余意大变。凡余于荆公集中所尤喜者,姚选多不录。于是又念紫翔师荡口暑期讲习班所授,乃从治古文转治理学家言,为余学问辟一新境界。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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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9,十九岁至二十五岁,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
时余虽在小学任教,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余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如三皇五帝,夏氏各列经学上今古文传说各别。余之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别,始此。
又余读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受自夏氏。P97
(1914,往返梅村荡口两镇)沿途湖泊连绵,秋水长天,一望无际。犹忆第一次上船,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P98
及来梅村,一日上课,课文劝戒烟。余告诸生,余已染此习,已无奈何。诸生年幼,当力戒。下课后,终觉今日上课太无聊,岂得以无奈何自诿,他日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烟,竟形之梦寐中。后遂数十年更不抽。P99
某日下午,遇学校假期,余移一躺椅置大门东侧向北走廊下卧读范晔《后汉书》,不记是何一卷。忽念余读书皆遵曾文正家书家训,然文正教人,必自首至尾通读全书。而余今则多随意翻阅,当痛戒。即从此书起,以下逐篇读毕,即补读以上者。全书毕,再诵他书。余之立意凡遇一书必从头到尾读,自此日始。P100
(体弱)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又开始写日记,逐日所读书皆记上,不许一日辍。P100
是年,余教《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一字一句按条读之,不稍疏略。念《马氏文通》详论字法,可仿其例论句法,即以《论语》为例。积年遂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为余正式著书之第一部。P101
(读孙诒让《墨子间诂》)余之游情于清代乾嘉以来校勘考据训诂学之藩篱,盖自孙氏此书始。惟清儒多自经学入,余则转自子部入,此则其异也。P102
(1915)(朱)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P105
(1916)余时正学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颂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恢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P107
时余七房桥家遭回禄之灾,屋舍全焚,乃又迁家至荡口镇。而先慈病胃,积月不能食。余与丁仲祜通信,求其开方疗治,病卒愈。余乃辞县四职回鸿模任教,以便朝夕侍养。时为一九一八年之夏季。此下一年,乃余读书静坐最专最勤之一年。P109
(因闻军乐教官教乐曲,至其节拍有错处即动念,此声过,念亦静)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长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P109
余对程朱所定《四书》顺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孔曾思孟之排列,早年即抱怀疑,即受水心《习学记言》之影响。又余遍阅颜李书,亦在是年。P110
一日,在学校两人坐廊上。沛若言,先生爱读《论语》,有一条云:“子之所慎,斋、战、疾。”今先生患伤风,虽不发烧,亦小疾。可弗慌张,然亦不当大意。宜依《论语》守此小心谨慎一“慎”字,使疾不加深,则数日自愈。余从此读《论语》,知当逐字逐句反己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自沛若此番话发之。P112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1922,二十八岁,厦门集美学校
犹忆在集美所读,以《船山遗书》为卷帙最巨。余在梅村已成习惯,读书必自首迄尾,通体读之。不抽读,翻阅,读《船山遗书》亦然。遇惬意处,加以笔录。后在北京大学写《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一章所用资料即本此。又读其注《楚辞•九歌》,言屈原居湘乃汉水,非沅湘之湘,尤有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论之。又为《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最后为《史记地名考》,余之注意古史地名迁革,其起源在此。后余又撰《庄子纂笺》一书,亦从船山注庄发其义。P138

1923,二十九岁,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三师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同学郭瑞秋,江阴人,曾游学日本。其寝室与余贴相接。书架多日本书,有林泰辅《周公传》,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余尤喜爱。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试译《周公传》部分,后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及为《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亦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然今日日本书亦尚日语化,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P144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之翌年春,一日,前后宅小学同事国语老师赵君自沪上来,特约至其旅馆相晤。赵君告余,彼已加入国民党,此来乃特邀余入党。赠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书,曰,君试读之,我下周再来听君意见。下周,赵君又来,重在旅馆相晤。问余读此书否。余答,已读过。并告赵君,余读此书,震动佩服,迥出读其他现代人一切著作之上。赵君曰如此君应可即日入党。余曰,此事余已细思,他日余学有进,当对此书致力阐扬。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当代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余意已决,幸勿再劝。赵君怅然别去。P145
第二年(1924),编成《论语要略》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年,编《孟子要略》,后在苏州为友人某君取去,惜已忘其名,此书遂由另一书肆出版。此两书今皆收入余之《四书释义》一书中,由台北学生书局再版。自余考孟子年代,遂继此而为《先秦诸子系年》,则于转苏州中学后开始。第四年为《国学概论》,讲义仅成一半,亦于转苏州中学后完稿,亦由商务出版。余前在梅村县四高小曾先成《论语文解》一书,至是成此四稿,始为余正式从事著述之年。然此四稿,皆由学校课程规定而来,初亦未敢遽以著述自任也。P148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吕诚之师曾从学,自加减乘除迄小代数二次方,仅一星期而毕。(P68)
丁龙讲座(P354)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亦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实业界皆为资本家,为人类之毒害。即如陈嘉庚亦转向左倾,慕为一前进分子。余自交荣德生,深稔其为人,乃不禁驰想至此。后余在香港闻德生竟以饿死,亦良堪悼念矣。(P288)

国立与私塾(P286)
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
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P284)

(胡适)“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P176)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朱子《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楼主:巷底臭椿  时间:2020-06-22 22:25:53
王阳明《拔本塞源论》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观。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僣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乎!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

楼主:巷底臭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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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闲闲书话

发表时间:2016-11-09 22:55:00

更新时间:2020-06-22 2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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