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用主义（杜威式的pragmatism实用主义，胡适自译为实验主义）哲学。1914年，他关心中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当时关心之问题，有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和天赋人权之改革。1915年暑假，胡适对实用主义作有系统阅读和研究后，决定转向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缺乏朦胧的趣味。

《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乘坐汽车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证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

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孔子研究

胡适一生对孔子言行与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其关于孔子的论文最重要的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说儒”等，但胡适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国杂志”所写的“容忍与自由”里的一段文字应属其对孔子重要的最终评价之一：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 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有个满嘴脏话的家伙一直追问“你我是要上书的”出处，呵呵，刘还是有点先见之明，关于那段历史不是出现在党史国家大事记里了？现在已经上了自己的党史文献不是“上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