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评价

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学者宣道华认为，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受到胡适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之处，胡适在《每周评论》还专文称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

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他在归国初期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见周质平─胡适丛论p21)

雷震在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中正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中正与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而遭到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成立，是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

吴健雄为胡适的学生，对其影响其大，间接受教于胡适的著名物理学家包含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曾说“（培育出一系列物理学家）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既首倡新文化运动，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实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一生推动白话文，是二十世纪之初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汉文思想家暨文学家。他积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1962年3月，蒋中正手书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一生受困于名教，但当别人有同样境遇，他会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为过继的哥哥被迫辍学且因此抑郁成疾时，他曾于报纸予以揭露。过去儒教国奉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陈”之忌），他亦有戏剧对其进行委婉的批判。

胡适对蒋介石曾经说过，我希望你不要是因为我才肯开放党禁。一生宽以待人，生诞百年之际，少年时曾猛烈抨击他的后进红学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谦出生已逢五四，本不当臧否先生；回顾与胡适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余唯有自知，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胡适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请注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

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

轶事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的时期。时年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而替换教授，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

胡适喜欢玩一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记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附送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

胡适反对包办婚姻，并以婚姻自由为主题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影响甚广，但是他自己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厮守终身。

诺贝尔奖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主要论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远流出版社）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胡适口述自传》 （唐德刚，远流出版社）

校对、编辑与翻译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文章与期刊

《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