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从出生那天开始，人们就要填各种各样的表。办出生证明、上户口、上幼儿园、上学、上课外班、去医院看病都要填表，在年纪小时这些都是由父母代填。长大以后自己要填的表就更多了，求职、入职要填表，出差、出国要填表，结婚、生子要填表，辞职、退休也要填表，可谓“生命不息，填表不已”。特别是近几年手机APP开始流行，想用就必须注册，注册就要填表，往往让人不胜其烦。
要填的表有些很简单，不用一分钟就能填完，有些就比较复杂或比较重要，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求填的内容有些比较随意，甚至可以填化名，年龄、性别也可以随便写，有些则比较严格，除了要求填写真实姓名外，有时还要求用手机号或身份证号进行实名认证。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泛滥的年代，当频频面对身份信息填写要求时，人们往往会犹豫再三。我儿子刚上小学没几天，面对一个气球的诱惑，就在别人递来的表上填了自己的名字、年龄、班级和我的手机号。自那以后的七、八年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收到各类培训机构的电话或短信。
有时填表担心的不是信息泄露，而是某些私密信息不想让人知道。比如个子矮些的想必不想填自己的身高，身材胖些的忌讳写下自己的体重，过了三十岁的女士则不愿暴露自己的年龄，特别是当这些信息还要以某种形式公布时。现在单位里年轻人占大多数，自己刚年至半百却已是绝对的“老员工”了。有时看着自己的年龄在一张表里的几个人中鹤立鸡群，不免有几分怅然，感慨时光荏苒。
年龄虽然敏感，毕竟还是人们的自然属性，但有些要填的内容却似乎体现着人们身份的差异，会让人感到更不舒服。这在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小学后第一次填表时就感受到了。在那个时代，很少要填表，但填表时“家庭成分”却是必填项。“家庭成分”对现在的年轻人无疑是陌生的概念，但对生活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中国人却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具体来说，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五种成分，其中的中农又分上中下三等。在那个“越穷越革命”的年代，成为“贫下中农”无疑是最光荣的。我第一次填表时，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放学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是“中农”，听后有点儿不满意，问母亲为什么不是“贫农”，母亲却说我家没被划为“富农”就不错了。虽感到气馁，但想想毕竟不是“地主”或“富农”，心里似乎就平衡了。
我们村里确有一户“地主”，离我家并不远。听人说，这家真正的“地主”是哥哥，建国前已逃往台湾，留下弟弟一家代为受过。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经常看到“老地主”，穿着破衣服，驼着背，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在马路上捡拾牛粪、马粪等。回想起来，至今仍有印象。“老地主”的孙辈有几个孩子，比我年纪都大，有时也与其中年纪相近的一起在街边玩耍。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去县城读初中，不久听说“老地主”已经去世，而他的儿孙们因“落实政策”而被安排到市里去工作和读书。后来对“老地主”一家就渐渐淡忘了，但每次填表写“家庭成分”时，又总会想起他们。我对自己的“中农”出身还略感不安，他家的几个孩子填写“地主”时，该是何种的感受呀？
不知从何时起，填表时“家庭成分”一项不见了，随后给我带来填表烦恼的是“政治面貌”一栏。在中学、大学和工作的前几年，这一栏自然都是填“团员”。后来年近而立，就自然退团了。问了别人，知道如果没入党，就该填“群众”。听到这个词，似乎又有了“家庭成分”填“中农”时的感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与“群众”近义的“民众”、“百姓”总是和“官员”相对而提；后来政治课里又把“群众”和“英雄”对比提出，但在填“政治面貌”时要与“党员”并行作为选项，是不是有些贬低的意味呢？再转念一想，“群众”就“群众”吧，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不都这样填几十年了吗?何必庸人自扰呢？
然而, 自我安慰似乎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在“政治面貌”一栏写下“群众”时的不适感还是存在。有一次，突然茅塞顿开，既然没参加任何党派，那就是“无党派”呀，这样填不就解决自己的烦恼了吗？2004年，单位所在的海淀区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作为单位里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我被推荐申报“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填写推荐表时，我就在政治面貌一栏填了“无党派”。表彰大会后领到一本“光荣册”，我赫然被归于少数几个“无党派人士”之列，当然还有人数稍多一些的“群众”。当时既感慨又得意，看来自己的身份要取决于自己的认知呀。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心安理得地做着“无党派人士”，直到去年冬季的一天。那天快下班时，书记递给给我几页纸，问我是否有兴趣填报。我看了一下，原来是关于无党派人士认定登记的通知和登记表。无党派人士竟然还需要认定！？
看来，我的“政治面貌”只能填“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