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年初某日，我在香 港希 慎诚 品书店里逛了半天，没有发现想买的书，颇为遗憾，但是大老远来一趟了，也不想空手而返，好歹也挑上两本吧。恰巧看到书架上有本《历 史与思 想》，之前我不止一次听别人赞许过余先生的著作，不过一直也没读过，便取下来翻了翻，里面几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倒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就买了一本。

我没料到，这次偶然的购书行为开启了一段漫长的阅读之旅，由《历 史与思 想》的魅力所引发，在之后将近两年中，我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余先生的著作，实在买不到的就搜寻电子版本，认真阅读。迄今为止，余先生的主要著作我基本都读过了，我绝想不到这样专业、高深的学术著作竟令我这个门外汉读得如此酣畅、痛快，我深悔没有早一点接触余先生的作品。作为一个读书人，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思想、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能够读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一种幸福、幸运。我习惯每读一本书之后随便写点所获所感，以下就是我读余先生著作的随记，虽然其中见识不免浅薄甚至可笑，但我愿意整理出来，与大家一道分享我阅读余著的快乐。

一、 历史与思想
余英时的名字早就听说，一直也想买几本他的著作读读，但是据说其人作品国内版本多是删过的，我素来讨厌阉割书，何况又是学术著作，各家见识往往差之毫厘异以千里，再删去些许字，还如何读？年头在香港诚品书店偶见台版此书，翻了翻，见说此书自76年初版以来，年年重印，想来以历经四十余年而受热捧不辍，应该不会错，于是置入篮中。
回来后又上网了解一下，此书确属余先生代表作品，其中所收虽非巨制长章，但是其后期很多大部头作品均源流于这些早期论文，是窥其平生治学面貌的一佳门径。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反智习俗、两千年来君权与相权的互相制衡，是了解中国历史及当下政治的两把钥匙，读来令人如醍醐灌顶，如此想法虽然以前有所感，却亏得余先生给出如此鲜明剖析；关于清代学术，余先生以为乾嘉考据之巨流渊源于明时道问学、尊德性之争，并且整个清代学术，除受到一般认为的外族压迫因素影响外，其实骨子里仍然没有脱离古来学术发展之轨道，有其自身规律；余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质是“大一统”，因为这个“大一统”，造成了形成了许多文化特性政治习惯，这个确实是抓住了诠释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文艺复兴并非一蹴而就的突变，向前考察、细究当时，可发现其源远流长之逐渐变化的轨迹及当时与传统习俗仍相呼应的状态，这个渐变的思路与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中所持论点相符，我也深同；关于《红楼梦》，余先生明确提出了两个世界的解读，大观园与荣宁二府，清与浊、灵与肉、现实与理想，这个“两个世界”的概念，使得《红楼梦》中一些人事在我面前更加明晰起来；余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中明确指出，陈寅恪之研究陈端生实在是感时愤世、激抒孤愤之作，余先生作此文时，《柳如是别传》尚未面市，但以此论证之于《柳》，当更适当！有《论再生缘》在前，必有《柳》在后！叹！叹！
此书阅读过程中，我人在旅途，等车候机、车上机上极其典型碎片阅读，对于此类著作，实在不是合适的阅读状态，书中所言所得不过四五，但已经觉得受益匪浅。他的文章可以说是对当今学界狭隘、浮躁、武断的劣习的最佳纠偏，也是“学以致用”四字的绝好诠释。为写这段文字，又取书翻阅半晌，偶见片言只语，余先生卓识既如灵光一闪，令人叹服，其观点言说虽亦不必尽同，但其智慧、学识、气度足可给人启发，所谓大师，无非如此。
这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写于18年8月9日）

二、 余英时回忆录
此书初版于18年11月，我这本是今年1月的出品，然而已经是二版十五刷，受捧之热度可见一斑。
49之后国学研究很多成果出现在国外，余英时这些人的经历其实就是近几十年来国学发展的延承轨迹。他又与钱穆、杨联升、费正清为师徒，则这本书也可说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汉学发展的一个大致呈现。
余先生是幸运的，因种种机缘，得以拜在钱穆、杨联升、费正清等门下，勤学苦思，成为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对于当代国学研究来说，幸运的却是50年那列自港返深的列车，因为它的半途抛锚，余先生才得以趁隙改变主意，从票贩子手里又买了一张车票回港，否则他多半会消失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之中，我辈也不可能读到那些振聋发聩、洞若观火的鸿篇高著，国学一脉也就断送了。那个票贩子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吗？天可怜见我等啊。
书中一章专论五六十年代香港学人报人的治学状况，恰是这些人在大陆动乱时期在体外呵护着传承着中国文化，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保卫者毫不夸张。
此书由李怀宇先生先采访余英时，打算弄一本口述史，几经考虑，余先生自己在那个资料基础上，弄成了回忆录，李怀宇对此书也是功不可没。余先生是想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而当你读到余英时们在海外孜孜向学、辛勤著述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更多的余英时们在国内同时被毁灭。余英时今日的成就越高，就越会让人痛惜的想到这个国家民族失去的东西有多少。
余英时也是个有个性而仗义的，少年时候还曾写信揭露地方行政腐败，虽然信未寄出，却也惹了大麻烦，不过他也因此获得周围人的认同，被视为“大人”了。读至此，我倒想起了我少年时候的二三事来。
他对当下中国的评价来自于他的经历，更来自于他的敏锐。当年那个还曾入过团的青年彼时的认识还是糊涂的，不过一些事也让他起了戒心，比如有一次在银行工作的堂姐下班回来后很不开心，一问，说：银行里款子不对，就对员工搜身，然而党团员不用搜身，说是他们受过考验不会干坏事。
你越是了解历史理解历史，你就越是看懂当下。
（写于19年3月25日）

三、 中国文化史通释
全书收入12篇论文，分从不同领域对中国文化不同主题进行宏观性阐述。
1、《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第一次是战国时期，学问思想从帝王家学流散民间，“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原来依附于帝王的士失去依傍，重谋出路，他们曾经受到的训练和灌输在不同人身上发生了不同的总结和发展，于是诸子百家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私人讲学和游历，不仅只是为了个人求进以治世，更为知识文化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次是汉晋之际，帝国的大一统秩序要求必须剪除各种分离于中央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原先依附于这些旧势力的士被收编成为服务于中央的新势力阶层，这个新阶层的崛起打开了个体意识觉醒的大门，在文学艺术思想上多方面呈现；第三阶段是唐宋之际，佛教的传播对儒学进行了冲击和修整，为了抑制武人的跋扈，士阶层在宋得到空前壮大，可以与君共治天下，这或许不是个坏事，但同时对武人的过分压抑肯定是个坏事；第四阶段是明清之际，余英时认为王阳明的学问是一次“觉民行道”，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把道从帝王家拖出，交给士，希望促成士与明王共同遵道治天下，然而失败了，王阳明进一步把道从精英阶层手中拖出，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把道给到每个人手中，祈欲以此达到真正的全民个体觉醒。商贾崛起、士商互动、戏剧小说流行，是这种趋势的表现。而清，阻挡了这个趋势，清是把原始部落思想吸附在被阉割和变态了的士和儒学身上实现了它的渗透和腐蚀，清是一次长期深入的逆反。
2、《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
余英时认为是宋的对士阶层的扶持导致了宋儒形成“得君行道”的观念，争取到“与君共治”的地位，是明的对士的压抑排挤，迫使明儒进入“觉民行道”。但可惜的是，清的崛起，打断了这个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都在延续着清的思路。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觉民行道”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把王阳明的思想与马丁路德金的新宗教改革共提，十分有创见。
3、《近世中国儒教理论与商人精神》
一直以来对商业精神的贬低压抑注定是对世界文明和传统文明的扭曲与恶意遮蔽，这是完全可以用常识去讲明的事情。对商业行为精神的压抑贬低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压抑。
4、《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宗教毕竟是人脑袋的产物，其入世的趋势是必然而天然的，撇除其迷信成分，它注定是人类最古老而最持久的文化行为。宗教的基础并不建立在未知领域，而是建立在人的内心，只要人还对世界宇宙保持着健康、必然而天然的敬畏心，宗教就只会有形式的变化而不会彻底消失。对宗教的贬低甚或企图以非宗教去冒充和取代宗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癫狂臆想症。禅宗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或许是此岸与彼岸的美好妥协与相互尊重。道教是个很萌的宗教。三教合一不如说是各种思想在通向普世价值的路上的逐步接近。突然发现，所谓普世价值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健康元素可以与普世价值形成对接。所面临的困难是，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健康元素却也被现实所压抑和扭曲着。
5、《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这是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写的序。一半是吹捧，一般是说学，说学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早在明朝，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既认识到小说的价值，甚至有说是“新教”。可见所谓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对人民素养、社会伦理之影响，一个社会有个什么样的人文环境，对社会风气道德之形成十分重要。
6、《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序是一种心灵和为学的交流，但当然也不必都是如此，还可以是吹捧拍马屁。余英时自己诧异竟给人做过那么多的序，据说胡适也很喜欢给人作序。
7、《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
中医延续这么多年，肯定有其合理之处有其完整的内在体系，但是中医的发展却始终没有进入更为科学和明晰化的阶段。中医养生说多少含着些无奈，如此发展下去，人人都可是老中医。
8、《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这是为《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做的序。李约瑟问题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于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诞生不了现代科学的，余先生也这么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一直被以士为代表的精英思想所主导，士是要干大事的，开口闭口家国天下，不屑于干技术活，似乎道统上轨，就天上人间了。世人的价值观跟着他们偏离，就影响了整个社会对科技活动现实价值的评判，所以中国产生不了现代科学，是这样吗？不管怎样，认清现实，好好学习吧，人和万物都不是完美的，互取长短、互相学习是必须的。
9、《从“游于艺”到“天道合一”》
这是《张充和诗书画选》的序。“天道合一”还需再落到“天人合一”上面，否则没有意义，“天人合一”的“天”就是天道，“人”既是人心，人心经过修炼而具备道心的功能，然后悟到道，这就是“天人合一”。传统艺术上所说“心源”其实就是“天人合一”在艺术创作上的落实，有心源则胸中有丘壑，不必“论画以形似”，则一叶一花皆世界，则传神。
10、《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中国的科举有两个意义，一为选拔国家管理人才，二为引导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方向，则科举是政治行为，也是社会文化建设行为，唯从此两角度方可明了科举对传统中国之影响。那么这套机制如何运作、具体由谁主导、向谁开放、考试标准、教材选用就成为塑造当时政治格局及国家文化形态的根本源起，这是了解科举时代政治格局、文化形态的最佳门径。余先生最后说：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所以，科举废除，帝国崩溃，或者说帝国崩溃，科举遂不存。士消失，知识分子产生，之后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环境下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开辟出新常规渠道”，然而至今，这个常规渠道没有形成，于是国家建设进入一个偏离知识阶层的发展轨道，向低智的方向一路狂奔而去。此篇文是此书中我受教最深的。
11、《侠与中国文化》
由武士到游侠、豪侠、豪族，然后逐渐衰落，最后成为打击对象，这与中国从地方割据到天下统一、帝国形成、专制巩固的过程相伴随，大一统的帝国专制秩序不需要勇猛精神，它只需要对内对外的暴力工具。而武士和侠不光只是暴力的载体，还是一种勇敢、义不容辞、担当、个性的精神象征，武士和侠的衰微，说明着勇敢、义不容辞、个性在中国文化中的萎缩。骑士阶层及其风度在西方的延续发展，是塑形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但是侠并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也并没有失去其魅力，王阳明“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对专制的勇猛反抗，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其实就是一种义不容辞，武侠小说畅销不衰，其实就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渴望。
12、《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
日本文化无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但它绝对拥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自主的地位，亨廷顿把日本文化从东方文化、儒家文化圈子里独立出来，是十分明智的，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日本文化的全貌和本质。至今仍有很多人把中国文化高置于日本文化之上而自得，事实上今日之中国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所学习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宋以前之中国文化”，而一种观点认为，宋以后的中国发展已经离弃了优秀古中国文化的精髓，更有一部分人认为，古中国优秀文化现在在日本新加坡等处，而当代中国已经被抛在了这个圈子之外。此种观点，虽不中亦不远。不同文化的融合自古以来就是个趋势，没有佛教文化、蛮夷文化的吸收，哪来的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吸收，哪来的日本文化，没有伊斯兰文化、北欧蛮族风俗的吸收，哪来的西方文化。拒绝学习、融合，不是自信，是不可理喻！
书不厚，就所涉及主题来说，各文也不算长，但是启发性很大，这就是有思想的学术，为学而学是不存在的，没有思想的学术也是不存在的，同样的观点可以反驳所谓为文艺而文艺、为科学而科学等等，所有的所有，背后都是有伦理的有思想的，当然也才是有价值的。但是篇幅所限，探讨不够深入、广泛，总冠之以“文化史通释”，似觉不妥。
（写于19年3月30日）

四、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
中国的文化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1.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基因被扼杀、阉割了；2.西方的优秀的文化元素被拒绝了、扭曲了。当前中国的文化主流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恶劣元素所主导，当然只有危机了。这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其他领域统统可以如此定位描述。
中国的民族认同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1.无理智狂热的民粹行为言论；2.由对现实的失望而产生的越来越广泛深刻的迷茫。原因只有一个：关于这个民族的描述和定义被一种诡异的语汇、一种反人伦的思想所主导了。在这种描述的误导下，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被悍然悄悄置换，越来越模糊扭曲，那么民族认同的变态就成必然。
这种状态两百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小清流有过，转瞬即逝。
曾国藩仅就个人素质而言，无疑是优秀的，但他成长于一个变态的环境，不得不被那个环境所扭曲、感染，他的优秀素质就成为帮凶，他也十分自然地主动地以成为一个优秀奴才而自得，然后更多的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人开始了对他的赞叹。
余对周氏兄弟的评论有新见，但是这种新见在很多人那里只是不敢不能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但是他说：对二者的过于吹捧或贬低，恐怕都会适得其反。是句实话。一旦走过了界，引起人们的疑惑，那由疑惑而产生的反思广度、深度及其方向、结果，可就不是原先那些吹捧或贬低者所能控制得了的了。周氏兄弟的不同终点最初是性格使然，然后是不同的性格被时代不同的潮流所吸引、浸染，最后步步分途而去。
全盘西化是伪命题，中国十几亿人口，怎么可能全盘西化？那么多中国人移民到世界各大洲，处在人家文化的绝对优势包围下，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是繁衍广泛、唐人街昂然屹立？中国人只可能被植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恶劣因子全盘奴化。和平演变是个错误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应是和平竞争，谁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想着演变你，人家只是要赚你钱、占你便宜而已，你自己有本事拿出来跟他竞争，想办法赚他的钱、占他的便宜就行了，和平演变什么的，纯粹是自卑、无见识的思维。
余英时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历史发展、文化演变的角度对人物进行评判，这些人物是他解读历史、文化的工具和案例，你从中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普通的人物臧否，而是历史在代表性人物身上的集中投射和人物对历史的激活。
（写于19年4月14日）

五、 士与中国文化
封建社会的崩溃，导致原来依附于世袭贵族的士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并促进了文化思想的传播。士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政统”“道统”概念的塑造与渲染，当这个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士获得了自己的立命之本，秉持“道统”与掌握权力的“政统”形成了互相制衡、互相利用的地位。
士起于周末，至汉，因为协助皇室剪除各王族势力，士获得壮大，形成豪族，这是士最辉煌的时期。到了唐朝，皇族开始了对豪门大族的打击，传统士衰败，而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巩固完善，一种新的士产生，这种士既可以承担行政工作，又更加依赖于政统的认可。这是士的更加职业化的第二阶段。到了宋，此类士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可以“与君共治”。但是明的崛起，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士的打击，士进入第三阶段，彻底成为政统的统治工具，中国也彻底进入皇权专制时期。然而士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到了清朝，在承当皇权专制工具的同时，又承担了异族的奴化工具。中国传统的积极的士的精气神至此几近灭绝。然而这还不是最低谷，清亡，科举废止，士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千年大变局后极度下降，士阶层蜕变为知识分子，但是此时，他们仍在民间继续着道统的呼吁，企图把传统的士的使命感结合进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中，五四运动可以认为是这种趋势的典型反应。然而，士的地位还在下滑，近几十年来，别说在政治层面上制衡政统、呼吁道统，连基本的读书说话都受到限制、打击。这个趋势在80年代有过一段时间的改善，之后又再逆转。
失去了士这一阶层的制衡，专制为害日深。这个趋势从明初开始，而也是从明初开始，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开始萎枯。至明中期，士的无奈已经彻底显露，王阳明丢弃“得君行道”，把“道统”从士的手里夺出，交给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能“明心见性”“知行合一”，都可以获得“道”，无需借助士无需依靠君，即可天下有道。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不亚于西方宗教改革的伟大转折，确然。只是，强大的专制政统压抑下，此一观点及势力始终未能如在西方般获得壮大，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王阳明背离了儒学正统。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因为阳明学说之“去士化”令士们极为尴尬，但是，那却是道统得以运行的唯一出路。朱熹与王阳明表面上看，似乎诸多观点不同，但骨子里，都在维护着道统的价值。明清时候，阳明学说广为流布，恰恰说明着他符合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当然，其最终未能得势的原因，除了专制政统的压制外，是不是还有“道统”本身的原因呢？对“道统”，又应该作何检讨呢？
士有着行政的职责，同时还有着风教文化的职责，所以随着士势力及之后知识分子的衰退，整个社会的正常的知识文化建设工作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只能导致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大倒退，这种后果是当今社会诸般违背基本常识、基本人伦的怪异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并已经开始了对人性底线的腐蚀。这是十分可怕的，这已经不是世风日下，这就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
士的传统根本上是理智的传统、知识的传统、文化的传统，是一个社会的压舱石、纠偏器，一个失去了对理智、知识的尊重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艘没有压舱石、纠偏器的船只注定经不起风浪，越庞然越无法可救。那些落后了的、腐朽了的道统的具体形式可以抛弃，但是道统的精神追求万万不能抛弃。
士是传统中国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士的兴衰起伏是造成这块“禹贡九州相承之土”风云演变的核心原因之一。此一巨作是照亮中国历史的一盏明灯，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必读之书。
（写于19年4月28日）

六、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许久以来，多数关于胡适、鲁迅、陈寅恪的吹捧也好、批判也好、诠释也好，都别有所指，往往与胡适、鲁迅、陈寅恪本身无关，但是类似这样的言论却在很大程度上置换掉了胡、周、陈三位著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读他们的书时必须要明白的，必须要学会辨别然后撇除掉那些另有所图的言论，否则妥妥的被误导。
《柳如是别传》所提供出的治史方法、对那个时代的解读都是杰出的，所表现出的作者的学识、智慧、深邃的情感令人击节。但是晚年陈寅恪并没有在他浸淫多年的隋唐史领域作出更多也可能更高明的著作，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如何理解他人生最后二十年的精神世界，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其意义也并不仅限于历史研究领域。余英时是这个研究课题的开拓者，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解读，争议多多，但最终却不得不承认余英时的认识的深刻性。读者从余英时的阐释中看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沉浮命运。一个非常冷门专业领域的人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社会的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此，人们从陈寅恪身上看到的是一整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每个人都在时刻感受着的。
余英时无疑是解读晚年陈寅恪最合适的人，都是史学大家、都与政权保持距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余的老师钱穆还是陈寅恪的朋友。他们二者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点，是能够从对方的字纸中获得别人所无法领会的共鸣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于90年代，但其中所提供的资料展现出的陈寅恪晚年的生活及精神状况，许多是之前三四十年国门封闭时远在海外的余英时早就从陈的诗文中推测和解读出的了。陈、余可谓忘年神交，他们是志同道合者，是我前段时间读过的《燃灯者》一书中所表现的在蒙昧黑暗的时代勇猛的燃灯者、薪火相传者。
陈寅恪的治学优势来自于他的博学、广阔的视野、优秀的语言文字造诣，这样的人才，说是几百年出一个，毫不夸张，然而在最能出成绩的最后二十年，却被时代毁灭了。陈寅恪的学术转变，从开始的着眼于中亚研究，到注重于隋唐研究，至晚年不得不进入“心史”书写。前一个转变是正常的，后一个转变是不正常的、痛苦的，他最为痛苦的不会是个人生活境遇的困难，而是他不能正常著述，这样的人是真正配得上“学术既生命”这句话的。当逼迫他违心的按照政治纲领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宣布他的死刑。王国维自沉，是对学术生命的死别，陈寅恪之进入“心史”的书写，是对学术生命的生离。好在，生离之后，还写出了《柳如是别传》，从这个角度说，陈比王更为勇猛些。书中一篇文章中，余英时对陈的儒学实践进行了分析，陈在双目失明、时时受打击的情况下忍辱负重、耗十余年之力作《柳如是别传》，可称是传统儒士使命感的深刻体现。
最近痴迷于对余英时著作的阅读，这种痴迷一则来源于余著中所呈现出的中国优秀的没有被阉割篡改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则感动于余英时、陈寅恪身上所散发出的治学、思索的执着、勇猛、纯洁、睿智。
（写于19年5月1日）

七、 方以智晚节考
方以智如果只是“疽发于背”而死，那么只是一个普通的死，但是他“自沉惶恐滩”，却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死，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他的自沉是一盏灯，照亮了鼎革之际知识阶层面对剧变的心理震荡，这个剧变不仅只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传统的道德的，而作为一种文化代表人物的这种震荡，就很能说明这种文化的特质和当时的处境。
余英时曰“欲识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仅当知该文化众人如何生，而尤当知其如何死”，一个人无法选择如何生，可以选择如何死，他的对死的选择其实就是他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则从其死可返照出那个环境和帮助认识他个人。这在重要人物身上更能得其验证。所以，方以智之如何而死，实在是一件大事。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意义不大，陈寅恪纠纠于一小人物，舍弃了大时代，不值。岂不知在那个小人物身上，大时代已经得到了投射和反映。任何人之一言一行，细究下来、剖析下来，无不是时代之反映。余英时又曰“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唯有不知其心而知其人者”。此论当是《柳如是别传》《方以智晚节考》著述价值及创作根由所在。写制度写事变写文化写器物礼仪，当然也是历史，然终是死的历史，由人而写历史，则是活的历史。
“至如密之则逃儒归释乃其迹，非其心”，钱穆此论，细究下来，密之之人及其所处之时代尽在其中。
此书所收文章撰写时间跨越十余年，是一个负责任有追求的学者的治学节操的体现，而此书之最终发掘出密之之真实死因，又将密之之节操白于天下。无余英时这样追求真理的杰出学者，密之岂不“冤死”，——此作一出，密之九泉之下睁了三百年的眼睛，终于可以闭上了。陈寅恪之女曾对余英时说：家父当年读到你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说此人知我。密之也当有此叹。
大胆设想细密求证，前者要胆魄见识，后者要功夫精神，无此功力，如何治史？于纷然错杂之资料中，求解三百年前之旧事，其难可知，然而其论述之精彩亦令人击节。读此类书，知一人知一世，所获匪浅，而其耙梳之细密、推理之精彩，读之也实在痛快。
密之自沉惶恐滩是一种千年文化猝然扭曲的崩折之痛，是上接文天祥的一种气节不馁的决绝怒放。清末人常说遭逢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其实造成当时之大变局的内因之变，早在明末已经开始了。
书后附方以智诗文若干，文章是好文章，五言更漂亮，风骨高妙，笔致潇洒。人论方以智，多以思想家学问家誉之，我没读过他的思想类学术类作品，没啥感受，但是读他几篇诗文，绝对可以说他是个杰出的作家。
（写于19年9月4日）
八、 论戴震与章学诚
清代学问以考据立世，许多人并认为清代学问只有学术，而无思想，宋明学问的发展至清截断。但是余英时认为清代之考据恰是宋明学问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宋明学问的延续。清代学问之状况虽有其外部环境变迁之因由，但更有其内在变化之远本。这点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一致，任何事物任何状况的造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本身内部历史发展脉络的影响，漠视内因的考察，过分侧重于外部，必有大偏差。
道问学、尊德性之争到最后，必然求解于经典，于是便共同走向考据一路。二者并通过这种共同的方式带领清代学问进入智识主义时代。戴震和章实斋分别是道问学和尊德性两条路走到此地的代表。戴震从考据经典入手，建立学术地位，但是骨子里仍然是对义理的追求，这是同时代很多人没有窥见的，当时的学风认为对义理的发挥容易趋于浮泛，因此余英时认为戴震其实在那时代是不被理解的。章实斋早年受到戴震的启发，然后另辟蹊径，援史入经，提出“六经皆史”，从史学出发进入儒学领地，占得山头。章实斋是戴震学说的受益者、批评者，然而也是戴震的知音。
戴震是个牛人，在那时代，他被认为是学界领袖，以考据立世，但内心里他更加重视义理的追求，为了生存于那个环境，不得不把“刺猬”的本性隐藏起来，以“狐狸”的面目混世，终其一生如此，实在不易。如何在入世的同时保有内心独特的追求，这是一个常见而难解的现实问题，也不仅局限于学问界，戴震是个值得考察借鉴的榜样。
《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在余英时最为畅销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也有收入。此文在对比两人的治学思想的叙述中，提出的一些中外治史理念，不仅对于研究史学者有启发，对一般读者理解历史来说也是大有帮助的。如：
——指出中国的史学自孔子始即形成人文主义传统，“切人事”是治史学的根本，进而指出“疏通知远”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人文主义的典型体现。
——指出历史家所探求的不单纯是“事”更是“行动”。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儒学是中国学问的核心，但是过于偏重伦理，而忽略知识。余英时认为儒学发展到今天，如果不能在知识探求上取得突破，很难发展下去，实为明见。
全书分内、外篇，内篇紧扣主题，着重于戴、章二人的学问阐述和二人之间的交流，外篇则分别叙写戴、章二人与他人或他思想的交流对比，这样就把全书的叙述空间打开了，对于主旨的展现和了解二人的学问很有帮助，是个不错的结构。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取此结构的也不少，确有其合理性。
读此书对于我以后理解史书、儒书当然有帮助，但这并不是我最看重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人、隐含在种种社会身份包装内的个性最具魅力。
（写于19年9月28日）

九、 重寻胡适历程
虽然知道胡适当过大使、介入政坛也较深，但是每每想到胡适，脑中出现的还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形象。此次阅读，倒是对于他入世的一面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了解。余在不长的篇幅里面，勾勒了一个完整的胡适。胡适出使美国期间，恰逢中日之战，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他能获得此任，其在学界、政界之名望可想而知，其于学问之外，治世为人之能也可想见，后人对胡适为人评价颇高，不是没有道理。余通过日记的考索，追究出他在争取美国财政支援、争取美国参战及在珍珠港事件中发挥之作用，毫不足奇。
中日战争后，蒋几度邀胡入府，胡拒绝，表示愿以独立身份襄助国家，傅斯年更坦白表明：吾辈在野，或更有助于政治之清明。此种风骨、见识、品节，足令今日徒以钻营高位、谋权势青睐之哈巴高知无地自容。之后的历史证明，没有这样独立人之监督呼吁，国运民生必蹈危途。
如果说陈寅恪是难得的在传统文化研究上贯通古今的宗师，那么胡确是在治学思想、方法上沟通中西第一人，他在国人纠结困惑之时，把中国和西方的壁垒打破了，开辟了一条坦途，让国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胡适之意义即在于此。
余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二是“予诸家学说以平等眼光看之”。此二点，一则使问题的描述明晰化，一则使问题的研讨公平化，这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胡适从此角度在此两方面的界定决然把问题从沉重扭曲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置入一个全新的框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历史、世界、道德，循此而往，中国人将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新的合理的定位。这是胡适的伟大贡献。
40年代，以前苏为代表的集权势力崛起，吸引了很多人，胡适能在那种大环境下说出“这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这样的话，其勇气堪称骇人！其智慧、见识堪称骇人！
今日中国各类思潮之分化及对现代中国历史认识之分化，其源头皆可在对五 四的解释定位上找到分歧源点。五四因文化运动而起，胡适基本视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之后却迅速偏向政治救亡，却也是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不同的人从被打散的五四中各取所需，以为本家理论立基之点，不断流变演绎，遂成今日中国思潮之格局。余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历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最后说：或许，对于五四所能做的最安全概括之论断，势必从多重面相性与多重方向性的角度来了解五四。一言以蔽之，不能一家垄断对五四的诠释，否则必然造成阉割学术、误导国民。
此书还原了一个立体多维的胡适，也还原了一段历史的客观，篇幅不长，而诚为大作，欲了解现代中国，此书不可不读。
（写于19年10月3日）

十、 朱熹的历史世界
朱熹是个士大夫，出仕入仕几次，又是学界宗师，而宋朝政坛与学问界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之深可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所以余英时抓住朱熹对宋代的政 治文化进行剖析，实在聪明。此书叙述的重点是宋朝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朱熹是贯穿叙述的线索，不是叙述的主体，这点我在翻开这本书以前有点误会。
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的绪说部分很长，基本可以自成一体，主要是从学理的角度对宋代道学的形成发展进行了阐述，指出道学是在唐代儒家与佛教的争斗和互相影响之下形成的，既继承了唐儒维护正统的传统，同时又向佛学吸收了不少，由唐的古文运动，到王安石的新学，最后发展出道学；上篇其余部分是对整个宋朝以道学为主流的儒学集团与当时政坛的互动的阐述，这个互动由王安石开始进入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君臣共治”局面，这里的“臣”主要指儒家的士大夫集团，王安石及其稍后时代，儒学集团很是得势，但是南宋时期，儒学集团式微，他们力图改革、重振国威的想法不是赵构的菜，不过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下篇着重于南宋朱熹时代道学与政治、道学集团与职业官僚集团的斗争和影响，以及二者与皇权之间的互动，此篇据余英时说在当时是开辟了南宋孝、光、宁三朝政治史研究的空白领域，是不是我没能力判断，但是此篇中余英时对三个皇帝的表现确实很吸引人。
前段时间读《士大夫与中国文化》，那书对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释，此书着重于政治影响方面的论述，但是以此也可窥见历代士大夫阶层与政权的互动形式了。士大夫阶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两书并观，足以对中国历史有一深刻理解。
宋朝是儒学介入政治最深入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它还是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文明程度最发达的黄金时代，但又是军事力量最薄弱的时代。这一定程度上现露了儒式政治的优点和弱点，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或许儒最终可以获得与君权长期制衡的地位而发展出一套更加合理的政治规则。但事实上外部严峻的军事威胁迫使国家不得不加强军事力量和实行统一对外的长期国策，这必然导致君权扩张，于是儒就在与君权的争斗中步步后退，而嫁接在君权上的专制势力最终在未来的中国越来越得势。儒过于理想化、学院化，它的发展对外部要求过多，而同时“内圣外王”“纲常伦理”又常为专制势力反用之。新加坡在大发展时期提倡儒学，但同时建立了高效的法治体系，日本文化受儒学的影响至深，但同时也建立了高效的法治体系和严明的民主制度，这对于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应有极大启发。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钱穆评青年余英时的文章，认为他引证过于琐碎细致，论述也过于冗长。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读《士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几书，感觉还好，但是这部《朱熹的历史世界》确实让我明显感觉到有些引证琐碎，论述有重复之嫌，并有几处离题太远，整部书确实冗长了些。当然这话不是看了那个帖子知道钱穆有此一说的话，我也不敢说。
（写于19年11月14日）

“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这八个字，可以是我阅读余著的感受的真切描绘。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对中国历史中一些基本而重要的概念有了全新清晰准确的认识，并给予了我一种珍贵的理解历史的方法和思路，使我从对中国历史肤浅、偏狭的认识中走出，进入到相对深刻、完整的理解领域。余先生的著作不愧是照亮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明灯，会令国人明白过去、认清自己。“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概念，不能正常、正确的了解、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何以知中国？从这个角度看，余先生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诚然。

此帖主要内容见《阅读2018》《阅读2019》两贴，此次做了些调整，昨天已由学人公众号、思想门户公众号推发。
原标题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 ——读余 英 时随记》，发了几次发不上来，改为这个标题。

顶

当年那个还曾入过团的青年彼时的认识还是糊涂的，不过一些事也让他起了戒心，比如有一次在银行工作的堂姐下班回来后很不开心，一问，说：银行里款子不对，就对员工搜身，然而党团员不用搜身，说是他们受过考验不会干坏事。
你越是了解历史理解历史，你就越是看懂当下。

初二的时候，老师叫我入团，我很高兴的写了入团申请书，屁颠屁颠的去交给校团支部书记，一位物理老师，彼时他正抱着孩子在门口晃悠，很不耐烦的对我说：放桌上吧。我瞬间感觉好差：原来这事就这么无所谓。转身就走，把那张申请书扔了。
过一年，到了县高中。一天班主任找到我：你是班长，怎么还没入团，快写入团申请书。于是我写了第二份申请书，就入了。
好后悔，人生污点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多谢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