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靖的糜烂

明朝十九个皇帝（包括崇祯之后在南方的残山剩水里挣扎和苟延残喘的三个），没几个好东西，开国皇帝朱元璋通常被算作好皇帝，实际上也很勉强，他为人刻薄寡恩，残忍好杀倒在其次，主要是他毕竟是文盲出身，眼界浅狭，观念陈旧，打造出来的许多规矩制度，如八股文取士、推崇程朱理学等等严重地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创造力，束缚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脚步，说严重点，也是为后来王朝的灭亡、民族的衰落种下了祸根。永乐帝朱棣，一般也认为是好皇帝，但是他为了夺侄子的皇位，收买太监做间谍，从此重用太监，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所谓的好皇帝，其实只是跟本朝其他皇帝相比较而言，村中无大树，茄棵称大王。但是可以真正当得起“王八蛋”这一称号的不称职皇帝倒是一抓一大把，这其中，万历和天启在王八蛋皇帝排名中绝对是稳居前列。
古今史家普遍认为，大明王朝的灭亡，始于万历。《清仁宗实录》中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确实，万历皇帝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懒的皇帝，在他四十八年的皇帝生涯中，有整整二十几年未临朝听政。不过，这样的奇葩皇帝在明朝并非独一，还有一个活宝，也是整整二十多年不临朝听政，那就是万历的祖父嘉靖。如果说万历皇帝动摇了明朝的国本，那么，嘉靖皇帝则是使大明王朝重病上身。
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年出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他的父亲朱祐杬不是皇帝，只是一个藩王（兴献王）。
朱厚熜从小聪敏过人，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教他读诗，一首诗只要读几遍就能背诵了。稍大点，他父亲就指导他学习《孝经》以及《大学》等儒家经典，还让他参加王府的祭祀和典礼，让他熟悉各种礼仪和规范。
12岁，父亲死了，按照两千年来的礼仪制度，他要为父亲守孝三年，这期间暂不承袭父亲爵位，但却接管了兴王府的事务。这时的皇帝，是他的堂兄，那位一继位就发誓要“吃遍天下美味，玩遍天下美女”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一个聪敏绝顶，却又贪杯、尚武、无赖、好玩乐，胡天胡地不顾一切地追求个性解放，只求活得痛痛快快，内心一片赤诚，平易近人，心地善良的顽童皇帝——其实他虽然性格行为似顽童，年龄却不小了，此时已将近而立之年。相比之下，他这位年仅12的小堂弟朱厚熜竟比他老成多了。
朱厚熜14岁那年的春天，三十一岁的顽童皇帝沉疴不起，眼看他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潇洒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了，接班人问题被提了出来。考虑到他既无子嗣又无亲兄弟，只能从近支藩王中选一个作皇位继承人，天大的好运就这样落到了朱厚熜头上。这时他尚在父亲的孝服之中，连父亲的王爵都还未承袭。首辅杨廷和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提前结束丧服，立即承袭兴王爵位。敕令才发出五天，正德皇帝就龙驭宾天了。杨廷和就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

经过这次较量，反对派大臣终于闭上了嘴，杨廷和丢了官，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之争，以朱厚熜一派的胜利而告终。嘉靖皇帝终于在理论上和礼仪上为自己争取到了正统地位，威慑了群臣，强化了皇权，大权独揽，“定于一尊”，支持他的人都飞黄腾达。从此，大臣们再也不敢“妄议”，朝中形成了一股谄媚皇帝之风，这一方面使小皇帝得以放开手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阻塞了言路，杜绝了批评，使本已流动不畅的朝政变得更加死水一潭，腐败大大加重，“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谈迁语）另外，两派大臣因为“主义”之争而势不两立，开启了使大明王朝内耗到虚脱的党争之风。
通过大礼议之争，嘉靖皇帝虽然为自己争到了为所欲为的条件，但是他倒并未立即就灵魂膨胀，肆意妄为。事实上，他执政之初还是谨慎的，干得也还不错，勤于政务，又能大胆改革，大力整顿朝纲，做的事大多还比较靠谱，一度出现了马屁精们所称颂一时的“嘉靖中兴”局面。如果他仅仅做了二十来年皇帝就及时地去阎罗殿报到，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不幸的是，他阳寿长达六十岁，后面的岁月，他再也端不住明君的正经架子了，迫不及待地显了原形，政治上信用大奸臣严嵩为首辅，使之专国二十年，听任其肆无忌惮地残害忠良，败坏吏治，吞没军饷，废弛边事；生活上又是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又是迷信方士、道士，练丹设醮，靡费巨大，一次又一次地受骗上当做冤大头，始终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嘉靖信奉道教，起因于求子嗣。他16岁（古人都计虚龄，足岁为15岁）大婚之后，也不知是因为房事过劳还是什么，身子骨一度变得很虚弱，经常气喘、咳嗽，直至24岁还没有搞出一男半女。倒也不是他完全没能力让大小老婆怀孕，至少他的皇后就在他22岁时怀过孕。
他的皇后姓陈，身世并不显赫，其父只是个小小的酸秀才，但她生得非常漂亮，嘉靖大婚以来，跟她的感情一直不错。那天，怀有身孕的陈皇后陪嘉靖坐着闲聊，这时，嘉靖最宠爱的两个小老婆张顺妃和方妃进来给嘉靖奉茶。嘉靖乘机拉住张顺妃的手又是看又是摸，馋态毕露，看得皇后醋意大发，扔下茶杯站起来就要走。嘉靖勃然大怒，贱人，居然敢使脸色给朕看！跳起来就对皇后拳打脚踢，想是踢到了皇后的肚子，导致皇后流产，流血不止，最终死亡（对外当然声称皇后是因难产血崩而死）。
尽管陈皇后在嘉靖22岁时怀过孕，但大婚十多年来，后宫的老婆一天天地增加到了八十多位（这仅是有名份的老婆，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女，随时可以被他作为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却只有陈皇后一人怀过孕，而且最终还流产了，这不能不使嘉靖为自己的子嗣担忧。他开始求助于神灵。
嘉靖十年，他在宫中钦安殿建了神坛，设醮求嗣，以礼部尚书为监礼使，文武大臣轮流值班进香。可是，这次大规模祈神活动并没有见效。他没有丧失信心，继续坚持，直到五年之后，在道士邵元节的主持下，祈神有了应验，当年就有阎妃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惜不久夭折，但随即宁嫔王氏又生下儿子，此后更陆续有嫔妃为他生下儿子或女儿。这令嘉靖对道教更加笃信不疑，设坛祈神更加虔诚，不过，这时他已不再是为子嗣祈神，而是要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了。

嘉靖对道教崇尚到了这种程度，非但自己穿上道袍，戴上道士的香叶冠，还命人制了五顶沉水香冠，分赐夏言、严嵩等重臣。读了一肚子儒家圣典的首辅夏言觉得戴着道冠上朝不成体统，有辱斯文，死也不肯戴。同样读了一肚子儒家经典的次辅严嵩却心安理得地戴了，非但戴了，还在香冠上蒙了一层轻纱，以示郑重，顿时博得嘉靖的宠信，不久，夏言被褫职，他的职位由严嵩顶上。
嘉靖还命后宫嫔妃们也穿上道装，张皇后（陈皇后死后，那位被嘉靖拉着手不肯放的张顺妃即被立为皇后）实在反感这种不伦不类的装束，虽然不得不穿，却经常婉言劝嘉靖不要太迷信那些神棍，有一次，她私下里没穿道袍，嘉靖得知后，暴跳如雷：“贱人向道之心如此不诚，朕如何能得道成仙？”将张后一顿鞭打后废掉，改立方妃为后。废后张氏被打入冷宫，不久就死了。

为了练仙药（名为长生不老的仙药，实际上都是些补药加春药），嘉靖从民间大量征召（其实就是强掳）未成年的小女孩进宫作小宫女。先是征了300个8岁至14岁的小丫头入宫豢养（并非白白养着她们，平时得干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待她们来了月经，便采取作为制药材料，美其名曰“先天丹铅”。后来又征了一批10来岁的小女孩，有160人，也是作采“药”之用。除此之外，还从民间强征了许多年轻女子进宫服役。嘉靖一朝，后宫宫女，数量上千。
按照神棍们的指示，这些被采血的小宫女们月经采血期间禁止吃任何食物，只能吃几片桑叶、喝一点露水。很多宫女被折磨得面黄肌瘦，更有上百名宫女因此病倒。
嘉靖为人，出名的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暴力倾向极重，对待母仪天下的皇后尚且动手就打，动辄就废，对宫女们，自然更不把她们当人，任意残害，工作中稍微出一点点小差错，就是毒打，嘉靖一朝，被活活打死的宫女达200多人。

此外，宫女们还随时可以充当他的泄欲工具。有一次，黄昏时候，嘉靖一边敲着磬一边念经，念着念着，有点瞌睡起来，把手里击磬的槌击到了别处。这时站在一旁侍候他的，正是一群被豢养用作采药之用的小宫女，这中间有个姓尚的十二三岁小女孩，见到这一幕竟忍不住笑了起来。神圣的诵经被不敬的笑声打断，嘉靖顿时大怒，要施辣手杀人，不料，当他目光一落到这小罗莉身上，勃发的凶意顿时化作了狂升的欲念。当即挥退其他宫女太监，一把将小罗莉拖进内室，随即取出“仙药”服了，就大干起来。这小丫头毕竟年幼，如何经受得住一个服了足量春药的壮年人？只得苦苦哀求。幸而嘉靖在她身上尝到了新奇的美味，倒也不想伤她性命，以后还想不断地尝呢，就半路上刹住，放过这小丫头，急宣庄妃王氏前来顶替，最后在庄妃身上，把残火泄尽。

总之，民间的少女们成为宫女之后，就是进了地狱，“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简直生不如死。一些宫女忍无可忍，终于反抗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女，乘嘉靖熟睡之机，用黄绫布把他的脖子套住，想勒死他。慌乱之中，作为绞索的黄绫布竟被她们打了个死结，而其中一名宫女因为害怕，偷偷溜出去报告了方皇后。方皇后迅速带人赶来，救下了皇帝，将所有参与行动的宫女全部凌迟处死，并诛灭九族。

这方皇后也是个适合搞政治的狠脚色，趁皇帝人事不省，正在接受御医抢救的良机，把这桩案子往大里做，将平时跟她争宠的端妃、王宁妃也扳了进来，一并处死。嘉靖对方皇后借机灭他爱妃的行为衔恨在心，但是皇后毕竟救过他性命，一时也拿她无可奈何。五年后，宫中发生大火，方皇后所居坤宁宫陷入火海，太监们请求前去抢救皇后，却被他禁止，皇后终被活活烧死。
嘉靖帝经历了这次谋杀之后，就“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懒汉模式正式开启，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基本上不再临朝听政。

从嘉靖的私生活可以看出，他是个极端自私、极端冷酷、极端残忍的人，这样的人，对人民的死活当然不会当一回事，所以，他对严氏父子及其党羽行私舞弊，鱼肉百姓的行为基本上听之任之，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明明白白地对他的爪牙们说过，皇上不恨捞钱的官员，只恨批评他缺点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官场风气怎能不日益败坏？国家焉能不乌烟瘴气！

若用两个字来概括嘉靖朝的主旋律，那就是“糜烂”。朝政在糜烂，读书人思想道德在糜烂，社会风气也在糜烂。当时就有许多人指出了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的社会风俗显著不同的几个方面：嘉靖以前，妇女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得崇尚华丽；嘉靖以前，宴会请客多为四菜一汤，到嘉靖朝，渐增为六碗、八碗、十二碗、十六碗菜。

有人会说，吃穿的档次提高，说明国家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老祖宗曾经创造出许多光辉的思想文化，很不幸，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儒家思想作为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导思想，儒家最重礼，这礼既是礼节，也是排场，什么等级的人，享受什么样的排场，从生老病死到宴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讲究一个等级排场，身份越贵重，排场越大。正如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名臣晏婴对齐景公所说的：“夫儒者……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人死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了，象欧洲人那样，一束鲜花，一篇悼词，一个真情实意而又简洁的葬礼，干干净净就了结了，死者子孙负担很轻。儒家却不允许，必须厚葬，葬得越厚，就显得子孙越孝，丧事的风光排场，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荣耀，是为哀荣。于是大家攀比，有钱的显摆，风光得意，无钱的不跟上就没面子，被人轻视，无法做人，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办一场丧事，往往要使一个家庭大伤元气。笔者的乡前辈恽毓鼎，贵为翰林，而且他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当官的，但这样的豪门，他父亲死了十多年都不能下葬，只能一直把棺木停放在庙里，为什么？象他这种官宦人家，丧事能马虎吗？可是，一个风光的丧事，花起银子就跟淌海水一样啊，一个穷翰林哪办得起？为这事，他在日记里痛苦得跟什么似的。累啊！不光是丧事，一切红白喜事全要攀比，大家越活越沉重。所以，社会风气崇奢，绝非因为富有。

正如《郓城县志》上所说，嘉靖以前，当地的百姓大多朴素老实，嘉靖以后就变得讲排场了，穿衣服办红白喜事都要向当官人家看齐，连饭都吃不上的穷人，借了钱也要讲排场。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要讲究一个场面，而一些仍然保持老实朴素作风的人就遭到大家的轻视、耻笑。《博平县志》上也说，以前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到处都有了酒店，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越来越多。古人起名字，除了姓、名，还有表字、别号，但那是读书人或有身份的人的风尚，平头百姓不兴这套，可嘉靖皇帝喜欢给自己起别号，起了一大堆。于是士大夫争相仿效，最后平民百姓也学样了，甚至连乞丐也给自己起了别号。另外，嘉靖以前，社会上流行的歌曲主要是北曲，歌词内容极少涉及男女爱情，嘉靖以后，流行的就是南曲了，歌词内容主要是男欢女爱；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处流行修假山、建花园（当然是官员富绅们）；嘉靖以前，官员禁止嫖娼，嘉靖以后，这条禁令已完全虚设，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嘉靖之前，赌博还被认为是不好的事，嘉靖之后，赌博盛行，甚至官吏、士人以不会赌博为耻；嘉靖以前，做官的人多少还讲个名节，退休回家了，人家问他赚了多少钱，他要生气。嘉靖以后，做官等于做买卖，做官的人心里计较都是得到某某官职能赚多少钱？去哪个地方做官赚钱多？一个人要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了，亲友就为他设宴庆贺，如果被派到穷地方去做官，大家就为他叹息；嘉靖以前，任命一个官员虽然也是凭皇帝的好恶，但多少还考虑一下其才能品德，嘉靖之后，提拔官员一是凭资格，只要活得长，资格就老，就能当大官，二是凭贿赂，本来地方官三年任期满了要进京听候朝廷考核，朝廷要看他的业绩，业绩好的升官，差的降职撤职，现在只看“礼”，送“黄米”（黄金）、“白米”（白银）若干担（百两），送得多就升官。总之，整个帝国就跟《金瓶梅》里西门庆家似的，在糜烂。

二、短命的隆庆

嘉靖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都已死掉），三十岁（虚龄）的朱载垕继位，年号隆庆。
这位隆庆皇帝，为人忠厚温顺，脾气好，性格比较内向，谨慎，节俭，仁义，在朱家诸皇帝中，这是颇为难得的，可以算得上一个好皇帝。他信用徐阶、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有才干的大臣，革除前朝弊政，平反冤狱，整顿吏治，还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跟海外做生意。一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不过，他也继承了乃父的一部分懒劲，荒于政事。但是他跟嘉靖不同，嘉靖虽然不临朝听政，却把大臣攥得死死的，除了可以贪污腐败，其他事都不能随便去做。而隆庆则是放手让他所信任的那班能干的内阁大臣去处理国政，从不妄加指导，妄下指示，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年内开创出“隆庆新政”的良好局面。
不过，他也不是绝对的懒惰，在政事上疏懒，在另一件事——房事——上却超常勤奋。他大小老婆二十三个，忙得他不亦乐乎，为了后宫嫔妃们的性福，没日没夜地奋斗在龙床之上，并且长期服用媚药，竭泽而渔，旦旦而伐，结果年纪轻轻就把身子淘得枯干。因此，他只当了短短五年多皇帝就撒手人寰。

三、又一个懒惰皇帝

隆庆帝有四个儿子，长子次子，俱早亡，只剩下三子朱翊钧和四子朱翊镠，这两个儿子都是贵妃李氏所生。隆庆的父亲嘉靖帝因为听信了道士“双龙不能相见”的说法，不敢立太子，怕一立太子，儿子成了小龙，跟自己这条老龙一见面，老龙就要归天，所以“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朱翊钧诞生时，隆庆帝只是裕王，生了儿子也没人敢报告嘉靖，隆庆又胆小，也不敢为儿子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隆庆才给儿子起了“翊钧”这个寄予厚望的名字，由于他是两个儿子中年长的，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

1572年5月，隆庆崩殂，10岁的朱翊钧继皇帝位，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在临终时，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召入宫中。隆庆坐在寝宫东偏室的御榻上，御榻边垂着一道帘幕，帘后坐着陈皇后、李贵妃（万历帝的生母），太子朱翊钧站在御榻右边。高拱等人进来后，跪伏在御榻下行礼，礼毕，隆庆抓住高拱的手说：“以全国使先生劳累”。随即，司礼监太监冯保就开始宣读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也就是说，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学士被隆庆帝选为托孤重臣。托孤重臣又称顾命大臣，拥有特殊的尊崇地位和权力，能代小皇帝处理国政，行使职权，一定程度上还有监督、管教小皇帝的权力。三位托孤大臣中，以高拱地位最高（内阁首辅），资格也最老，张居正则是次辅，仅次于高拱。

高拱这个人，能力很强，多年为官，政绩卓然，但是他个性非常张扬，作风非常霸道，以才略自许，恃才傲物，独断专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高拱虽然跟张居正、高仪同为顾命大臣，却并不把他们俩当回事。事实上，就连皇帝和李太后他都不大放在眼里，因为皇帝只是个黄口孺子，太后只是个年轻寡妇，而且身世卑微，本是个没有地位的宫女，只因生了万历帝才母以子贵被封为贵妃，万历帝继位后才和隆庆的大老婆陈皇后一同被尊为太后。这样一对孤儿寡母，受他轻视是必然的，心里轻视，言行上难免有流露，李太后看在眼里，心中自要警惕。隆庆刚驾崩，高拱就在内阁里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太监冯保跟高拱嫌隙甚深，偏偏高拱还想要收司礼监的权，于是，张居正就和冯保联手挤兑老高，那句话被冯保向李太后汇报时改成了“十岁的小儿，如何作人主？”这一改，性质完全变了，令李太后惊怒得勃然变色，终于以“专政擅权”的罪名，勒令高拱回原籍养老。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胆子有点小，见隆庆尸骨未寒（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张居正和冯保就把树大根深的高拱拱出了朝廷，吓得寝食不安，一个多月后，竟呕血而死。从此，张居正独掌朝政，又有李太后和冯保全力支持，做起事来再无半点掣肘，于是，他就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家，现在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改革有使明王朝振衰起弊的功效，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过份，事实真的如此吗？
张居正的改革，分为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政治方面，实行考成法。当时官场风气已相当败坏，官员们拉党结派，争权夺利，贪污腐败成风，政以贿成。更严重的是，官员玩忽职守，人浮于事，只注重形式不管实效的浮夸风气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盛行，欺上瞒下，伪报虚报，报喜不报忧，蔚然成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政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考成法就是针对以上情况设计出来的，具体办法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每一件事都给规定一个完成的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每完成一件事，就登记一件，未完成的必须如实申报，否则论罪处罚；六科也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限者进行议处；最后内阁也可以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这样就形成了以内阁统领监察机构，以监察机构监督中央六部，以中央六部统率文武百官及地方官员，对各级官员进行定期考核，“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赏罚有准。

这一改革措施最大的受益者与其说是朝廷，倒不如说是张居正，他身处官僚系统的金字塔顶端，没有人可以考成他，只有他考成别人，而且考成讲起来有一定的标准，但中国官场的所谓标准，众所周知，弹性系数极大，自古而然。所以，这一措施实际上成了张居正打击反对派的一个利器，凡反对或不拥护他的官员，一般说来，很难得到好的考评，政治前途自然也就灰黯了，弄得不好，甚至丢官获罪。这就使得张居正权威更高，反对派官员要么闭嘴，要么被清理出场，从上到下都是听话的人，都是奉承赞扬的人，他要推行好的政策，能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当然，推行坏的政策同样也是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整个官僚机构的行政效力大大提高了，腐败之风也多少有所收敛，但廉政的效果不值得高估，因为张居正本人就绝不清廉。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使张居正受到一大批官员的切齿痛恨，这也为他死后所受报复埋下了伏笔。

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加强北方的防备，在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良将；在边疆实行互市。这些措施倒是基本上没有毛病，暂时消弭了与北方蒙古等民族的军事冲突，使边疆保持安定，互市更是使大明的马匹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