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健康


大家其实都在吃，不管是不是反转人士。

只要在外面吃过饭，转基因油是饭店用的最好的油。食品行业竞争大，成本高，大家都在拼命降低成本。

良心商贩用转基因，不法商贩用地沟油，也不算什么行业内幕了。自己家用的油也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标签是不是转基因。

喝不喝豆浆？没有哪家早餐店标榜自己的豆浆是非转基因原料做的吧？

豆腐，只是这么干的人少，转基因黄豆出油率高，只用来做豆腐成本可能反而高一点。

吃不吃红薯紫薯？

我们吃的红薯都是天然转基因产品。而且后续的转基因实验很多是依据红薯转基因原理做出来的。

啤酒、酱油、味精、酸奶、面包等等发酵食品制造过程中基本都使用了转基因工程菌，因为效率高产量大。还是食品行业的成本问题，用转基因成本就会降低而且合法，哪个厂商不用？

用崔永元的话说都被转基因"污染了"。较真的话确实算转基因产品。

再补充一个不算吃，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比吃下去更吓人的，大家知不知道几乎94年以后注射的乙肝疫苗全是转基因技术生产的？



虽然可能对于部分人有点可怕，不过这种疫苗对于控制当时国内乙肝的肆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转基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生活中，不管是不是自愿吃的，其实都在吃了。

偷偷问一下，谁知道小崔家里做饭放不放味精酱油、吃不吃红薯、有没有给孩子打过乙肝疫苗？

大爱无疆，美国转基因技术帮助中国即将消灭乙肝 。

乙型肝炎是一种极具传染性和潜在致命性的病毒，全世界约有4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每年有超过78万人死于乙肝并发症，包括肝硬化和肝癌。 据估计，全球每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可能感染乙肝病毒。 肝硬化、肝癌多从乙肝发展而来，乙肝疫苗可以成功预防乙肝病毒的感染，新生儿一出生就接种乙肝疫苗，基本可以确保将来不得乙肝。 因此，对新生儿和儿童进行乙肝疫苗接种，是预防这种疾病的重要措施。

当年，中国的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乙肝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未来。

1970年至1992年，中国乙肝大爆发，乙肝病毒携带者短短20年增长至1.2亿人，将近10%的中国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广东沿海地区高达17.6％，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约有27万人。

当年，中国同时启动了三个乙肝疫苗研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研发、重组CHO细胞表达的乙肝表面抗原研发、重组痘苗病毒乙肝疫苗的研发。

但第一个项目因主要研发人员出国而中断，第二、三个项目虽然成功，并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但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美国默克公司1986年研制的人类第一支基因工程疫苗——重组rDNA乙肝疫苗获FDA批准上市，商标号为Recombivax HB。可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家赵铠在领导疫苗研究的同时，紧跟世界疫苗研究前沿。他向政府建议，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线是当务之急。

默克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认为：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在美国，乙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费用是100美元，但对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支出相当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

因此，我们开始谈判技术转让，价格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该立即接种疫苗……

最后，我提出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我知道，我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的费用将会大大超过这一数目。

1989年，默克公司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最先进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在这个商业决策中默克公司没有赢利，默克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克员工到中国的费用，已经超过这个数目。

为什么要这样做？ 默克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罗伊·瓦杰洛斯的答复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认为这是默克公司在20世纪做的最好商业决策之一，虽然没有利润，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克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疾病。”

1989年9月11日，中国与美国默克公司签署了转让转基因乙肝疫苗技术的合同。合同规定： 默克公司向中国提供现有生产转基因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 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 美国默克公司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从1990年5月开始，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克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克公司完全退出，现在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

从1990年5月至1992年3月，中国的19位工程师、质量检验科学家、生产监督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进行设计、安装、测试、生产培训；从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默克工作人员先后到中国北京和深圳，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装配设备、试生产、检验产品质量，并取得成功。

美国默克公司和给予中国同行以极大的帮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程师、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王大雄是说：“默克公司为我们准备了许多文件，涵盖这项技术的每一个细节，描述了设备模式、标准和规范。这些文件至今仍然指导我们的疫苗生产。”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公司工程师李彤说：“在默克公司学习的一年半时间内，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是和美国的团队在一起。我们真诚感激他们的帮助，他们将所知道的一切与我们分享。我们获得许可在任何时间进入他们的实验室，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们与所有的美方工人和技术人员都很熟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对这种疫苗的一无所知，成长为专业工程师。这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深圳康泰前项目负责人汪恩浩是说：“默克非常照顾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孤独，没有亲人或朋友，每个周末，默克的工程师们轮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他们带我们参加聚会、晚餐和体育活动，教我们玩象棋，让我们感觉愉快。”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默克公司接受培训。

1993年，中国成功生产出第一批转基因乙肝疫苗。以当时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25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这种疫苗。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在1992年为30%左右，2005年，这一数值已经升至90%；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82%的中国新生儿在出生后48小时内，及时接种了乙肝疫苗；接种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降低了90%；15岁以下的儿童中，预防了约1600～2000万例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预防了280万～350万人死于肝癌；乙肝疫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承担费用。

1993年10月，中国生产出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第一批接受中国生产乙肝疫苗的新生儿，如今已经25岁，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也会接种乙肝疫苗。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感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美国默克公司无偿向中国转让了转基因乙肝疫苗，基本上消灭了乙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亿万民众的健康状况，减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近280万～350万人。

30年来，中国已经为近5亿儿童接种了转基因乙肝疫苗。 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对于美国默克公司来说，如果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可以赚取高额利润，但是，默克公司将它作为礼物无偿转让给中国，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明年，美国造福全中国人民的转基因乙肝疫苗技术转让就到30周年了。由于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这一事实中国公共媒体从未报道过，当然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

我们念念不忘白求恩，在中国白求恩已经家喻户晓，而比白求恩对中国贡献多一万倍也不止的美国默克公司怎么就从不提及呢？

而且这个基因重组的乙肝疫苗就是令不少中国反转人士咬牙切齿的纯正转基因制品。 一伙人为了反美，丧心病狂的编造谎言，前几年，耸人听闻的说“艾滋病是美国制造的为了消灭黄色人种的病毒”，现在又大肆宣传“转基因是美国向中国发动的一场生物战争” 中国人即使做不到知恩感恩，但也不能恩将仇报呀。



瓦杰洛斯先生和夫人在北京长城

在美国默克公司将转基因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谨以这篇文章，向默克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 罗伊·瓦杰洛斯先生致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无国界，罗伊·瓦杰洛斯先生帮助中国消灭乙肝，这种贡献是无价的，不能用任何金钱来衡量! 感谢罗伊·瓦杰洛斯先生为中国预防和最终消灭乙肝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罗伊·瓦杰洛斯先生的恩德！

全世界约有4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每年有超过78万人死于乙肝并发症，包括肝硬化和肝癌。

当年，中国的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乙肝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未来。

1970年至1992年，中国乙肝大爆发，乙肝病毒携带者短短20年增长至1.2亿人，将近10%的中国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每年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约有27万人。

据此估算，三十年来，转基因乙肝疫苗应该拯救了80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让比这多几倍的中国人免受乙肝的威胁和折磨。

感恩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胰岛素： 在2013年举办的第七届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活动上，与会专家指出"中国目前糖尿病患者数达1.14亿，占全球的1/3"。 在此之前，糖尿病还是一种不治之症，剥夺了患者的健康与生命。除了主张严格限食，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不少患者甚至死于限食带来的严重营养不良。

糖尿病的病因是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所以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以注射胰岛素的方式补充人体内胰岛素。

1921年加拿大医生Banting从狗的胰腺中提取胰岛素，次年成功应用于糖尿病患者，取得了神奇的疗效，整个医学界为之轰动。

1923年，Banting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发明到获奖，时间不到两年，创造了诺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短记录。

当时，要获得胰岛素，最初只能从牛和猪的胰脏中提取。但是，每100千克动物胰腺只能提取出4-5克胰岛素，产量低，价格昂贵，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1955年，美国化学家Sange通过“敲碎”胰岛素、并对“碎片”进行分析和鉴定，终于搞清楚胰岛素的氨基酸排列顺序，他也因此获得195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 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开启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新纪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丹麦、德国等国的药企已开始市场化批量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

但是，这种通过化学合成法得到的人胰岛素，由于成本很高，药源依然匮乏，价格仍居高不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基因重组技术的成熟，难题这才得到圆满解决。 办法就是“转基因”。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实现了人体胰岛素的工业化生产。其原理是，将人的基因中负责表达胰岛素的那一段"剪切"下来，转入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然后大量繁殖细菌，收集细菌所分泌的“人胰岛素”。 由于细菌的繁殖呈指数级增长，一个转基因细菌在短短几小时后就能产生上百万的后代，这意味着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几乎无限量的人胰岛素。全球大多数糖尿病人才得到了很好的胰岛素治疗，惠及了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

中国反转基因斗士一伙人，炮制了一个个的阴谋论:转基因从根本上是灭绝人类的，转基因是要灭绝有色人种的，转基因是灭绝黄色人种的，转基因是要中国人致癌断子绝孙灭绝中国人的。

我们即使做不到知恩感恩，但也不能恩将仇吧？

@不出洋粑粑
偷换概念。首先，国内的酱油，豆腐，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有标注非转基因大豆，虽然我国没有强制标注，但可以肯定标注了非转基因的应该就是非转基因食品。第二，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作为化学产品，或者说是化学试剂，已经不含任何生物细胞成分。第三，乙肝疫苗以及其他疫苗都是用的基因重组技术，就是本身的基因进行重新编组，转基因是引入其他物种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第四，就算我们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吃转基因食品，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要求，就像你不得不吸霾，不能因为你吸了霾而说霾可以吸！最后，关于转基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希望讨论，传播时不要故意偷换概念，已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列宁说过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酱油，豆腐，法规并没有强制标识。

没有强制标识实际标识的，往往是因为在转基因被妖魔化以后为卖高价而标，很可能是假的，连崔永元都不信，所以卖"崔永元食品"，其他人就应该信？

二，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就可以用有毒原料制作？

第三，乙肝疫苗以及其他疫苗都是用的基因重组技术，就是安全的，说明笼统地说转基因就是不安全的或可能不安全的，就是诈骗。

转基因只能按个案评价处理，有没有不安全，应该根据其成分划分，而不是按生产方法即是否转基因划分。

第四，就算我们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吃转基因食品， 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要求。转基因安全与否一直都严格要求的，上市前进行了严格的试验评估，最重要的的是必须是依法批准的，才能上市，就是有足够的安全证据才能上市。

关注食品的安全是应该的合理的，但是，将转基因打入另类，用不同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标准对待，合理吗？

依法合法守法上市经营的， 有足够的安全证据才能上市的，如果你认为不安全，就应该提供事实证据，否则就是诽谤了。

雾霾是空气，法律不能阻止 雾霾不流动，但是，人们从不认为雾霾是安全健康的，法律推动人们治理也要求依法治理，减少防止其发生。转基因是国家依食品安全法批准上市的，依法合法守法。

用 法律推动治理和要求依法治理 减少防止其发生换为依法合法守法的，是谁偷换概念？

@不吃洋粑粑

偷换概念。首先，国内的酱油，豆腐，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有标注非转基因大豆，虽然我国没有强制标注，但可以肯定标注了非转基因的应该就是非转基因食品。第二，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作为化学产品，或者说是化学试剂，已经不含任何生物细胞成分。第三，乙肝疫苗以及其他疫苗都是用的基因重组技术，就是本身的基因进行重新编组，转基因是引入其他物种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第四，就算我们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吃转基因食品，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要求，就像你不得不吸霾，不能因为你吸了霾而说霾可以吸！最后，关于转基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希望讨论，传播时不要故意偷换概念，已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列宁说过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酱油，豆腐，法规并没有强制标识。

没有强制标识实际标识的，往往是因为在转基因被妖魔化以后为卖高价而标，很可能是假的，连崔永元都不信，所以卖"崔永元食品"，其他人就应该信？

二，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就可以用有毒原料制作？

第三，乙肝疫苗以及其他疫苗都是用的基因重组技术，就是安全的，说明笼统地说转基因就是不安全的或可能不安全的，就是诈骗。

转基因只能按个案评价处理，有没有不安全，应该根据其成分划分，而不是按生产方法即是否转基因划分。

第四，就算我们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吃转基因食品， 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要求。转基因安全与否一直都严格要求的，上市前进行了严格的试验评估，最重要的的是必须是依法批准的，才能上市，就是有足够的安全证据才能上市。

关注食品的安全是应该的合理的，但是，将转基因打入另类，用不同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标准对待，合理吗？

依法合法守法上市经营的， 有足够的安全证据才能上市的，如果你认为不安全，就应该提供事实证据，否则就是诽谤了。

雾霾是空气，法律不能阻止 雾霾不流动，但是，人们从不认为雾霾是安全健康的，法律推动人们治理也要求依法治理，减少防止其发生。转基因是国家依食品安全法批准上市的，依法合法守法。

用 法律推动治理和要求依法治理 减少防止其发生换为依法合法守法的，是谁偷换概念？（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方舟子：“美国法院判决转基因除草剂致癌”是怎么回事？

2018-09-18 | 作者： 方舟子 | 标签： 草甘膦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转一条消息给我，要我评论。这条消息的标题是《央视：美国法院判决孟山都转基因除草剂致癌》，内容是：“美国孟山都转基因草甘膦致癌，法院判赔致癌园丁2.89亿美元。中国科协支持的美国间谍方舟子对中国人科普说‘草甘膦除草剂比食盐还安全’，中国科协与美国间谍方舟子长期合作，最终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患上了癌症。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一下吧！”

没见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既然不少人都要我解释，我就解释一下好了。

首先，草甘膦不是什么转基因除草剂。早在有转基因作物之前，草甘膦就已经在作为除草剂使用了。草甘膦是目前使用最多的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在用，非转基因作物也在用。因为草甘膦是孟山都研发的，而孟山都研发的转基因作物中有一种是抗草甘膦的，所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比如崔永元才会把草甘膦和转基因扯上，以为把草甘膦打倒了，就把转基因也打倒了。其实即使草甘膦被打倒了，也不过是让农民改用别的除草剂，和用不用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草甘膦有没有毒，能不能用，和转基因有没有害，能不能种，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我曾经比较过草甘膦和食盐的安全性，那仅仅是指急性毒性。比较两种物质急性毒性的大小，毒理学上用半致死量来比较，半致死量大，说明毒性比较小。草甘膦的半致死量比食盐大，也就是说，喝草甘膦把人毒死需要的量，要比吃食盐把人毒死需要的量大，那么就说明草甘膦比食盐安全。这仅仅指急性毒性。但是一个物质除了急性毒性，还可能有慢性毒性，比如是不是会致癌。

一种东西能不能致癌，是由谁决定的？是由美国法院决定的吗？不是。比如这次的判决，是由12名陪审团成员做出的。这些陪审员都是随机找来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对致癌物、癌症的认识，未必比一般人强。即使给他们看科学研究的证据，他们未必看得懂。他们做出的判决，也就不具有权威性。他们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得了癌症，或者是出于对科学证据的误解，或者是被原告律师的雄辩说服，或者是可怜癌症患者，总之，并不具有科学性。

原告律师出示的最关键证据，是草甘膦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5年评为2A类致癌物。所谓2A类致癌物，是指致癌的证据很有限，还不能确定就是致癌物。即使确定为致癌物了，也不能就以此说明某个癌症病例和它有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么归类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有几项调查发现使用草甘膦增加了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发病率。这名园丁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就认为是因为他使用了草甘膦引起的。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根据的这些调查都是回溯性研究，不那么可靠，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能证明草甘膦与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因果关系，更不能用以证明该园丁得癌和使用草甘膦有关。该园丁自述自己在2012年使用草甘膦时出了事故，喷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在2014年就被诊断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根据他的这段自述，反而让人相信他得癌症和使用草甘膦没有关系，因为癌症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太可能说2012年出事故，过两年就得了癌症，而且还是癌症晚期。但是陪审员未必有这样的医学常识。

原告律师出示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他们搞到的孟山都的内部邮件。孟山都的毒理学家在邮件里说，“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农达是草甘膦的商品名）。原告律师以此说明孟山都高官早就知道草甘膦会致癌，隐瞒下来了，所以该重罚。陪审团相信了这个说法。但是我看了那封邮件的原文，说的是：“草甘膦和农达这两个词语不能互换，也不能再用‘农达’来称呼所有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例如，你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我们还没有对其配方做过必要的检测做这种陈述。对该配方的检测还没有接近其活性成分的水平。我们可以对草甘膦做这种陈述，而且能够推断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The terms glyphosate and Roundup cannot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nor can you use "Roundup" for all glyphosate-based herbicides any mor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say that Roundup is not a carcinogen ... we have not done the necessary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 to make that statement. The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s are not anywhere near the level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 We can make that statement about glyphosate and can infer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Roundup would cause cancer. ）很清楚，原告律师乃是断章取义误导陪审团。孟山都的毒理学家的意思是，对草甘膦已经做过了必要的检测，可以说草甘膦不是致癌物，但是农达除了草甘膦还含有别的辅助成分，和草甘膦不完全等同，对农达还没做过必要的检测，就不能说农达是致癌物，只能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这根本就不是在承认农达会致癌，而是否认农达会致癌，只不过用比较严谨的表述罢了。

可见，美国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完全是乱判的。草甘膦是不是致癌物，法院是没有资格决定的。只有专业机构、监管部门才有资格决定。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专业机构、监管部门还有争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草甘膦可能是致癌物，美国环保署、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却都认为草甘膦不是致癌物。草甘膦会不会致癌，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和转基因没有关系。

2018.8.31.

方玄昌/文

在东方卫视上周末那期节目《 环球交叉点.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中，崔永元首次公开展示了中美两个科学家的伟大发现——“不明病原体”。看到这一场景，连我都为那两个“科学伟人”惋惜：放着现成的诺贝尔奖不拿，你去跟电视观众较什么劲？既然胡伯已经断言范晓虹发现的和他自己发现的是同一个东东，想必是已经破译这一“病原体”的遗传密码（依据崔永元所展示的图片，看得出来两者形态完全不像），何不将此公布在学术期刊上，从而一劳永逸、一锤定音地宣告完成反转大业？

这期节目几位嘉宾所展示的其它观点基本上都是以往职业反转控惯常发布的谣言的重复，毫无新意，在此不再一一批驳；倒是崔永元说的有一句话，我们在此必须做一分析，那就是“全世界真正了解转基因危害的只有极少数人”。

仔细分析，这句话实际上可以作为一切反转谣言得以成立的基石；另一块基石是：“全世界所有分子生物学家都被跨国集团收买了”。两块基石必具其一，否则这些谣言将站不住脚（解释不了为什么反转的多是行外人）。以往反转控倾向于后一种情况，但这次崔永元却坚定地给出了新的结论（只有极少数人了解转基因的危害），看来他的调查“卓有成效”。

那么，这“极少数人”究竟都有谁呢？在节目现场，崔永元谦虚地表示，他自己是不懂行的，但同台的另外三位“专家”都是懂专业的。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位专家的底细。

“专家”之一是佟屏亚。这是一位媒体人出身、曾经做过农业战略研究的哥们，从其发言来看，他对于分子生物学当然是一无所知，并且显著不具备基本的思考问题的能力（比如他以为衡量作物性状优劣的标准只有是否增产这一项，且认为没有“增产基因”就等于没有增产等等）；更要命的是，他曾经公开宣称他自己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徒，主动暴露过为牟利而反转的嘴脸（请参考《究竟是道德败坏还是智商低下？ ——简评佟屏亚的谣言与谎言》一文http://www.agrogene.cn/info-655.shtml）。

“专家”之二是柴卫东，这是一个阴谋控，曾经写过一本全部以谣言和阴谋论为基本内容的反转、反疫苗著作《生化超限战》。其专业是航空发动机方向，从其言论可以看出，他也完全不懂分子生物学——事实上，这位哥们的脑袋已经被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塞满，已经不可能再装下任何真正的知识。他最奇葩的一个“发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研制试验乙肝疫苗的时候，就将含有艾滋病毒的乙肝疫苗注射到了实验者的体内，这些实验者是同性恋白人和智障儿童，最后这些人就成了艾滋病在美国的第一批患者”——那时全球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还没出现，人类还没有分离出艾滋病毒啊！其另一个著名阴谋论是：国际慈善机构在孟加拉国的援助行为有意造成了该国一半以上的水源砷污染。

“专家”之三是顾秀林。对于这位资深反转人士，我想已经无须多介绍了，在此我只想对比性地给她一个评价：公平地说，在包括崔永元在内的四个嘉宾中，在对转基因问题的了解方面，她相对还是最专业的——通过在反转阵营多年的摸爬滚打，她已经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要反对转基因，就必须同时反对杂交育种，否则逻辑不能自洽。当然，她如果再学习几年，或许就会进一步明白，要反对转基因和杂交育种，还必须反对传统育种，所有人都只能饿死——否则逻辑也还是不能自洽。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推理崔永元的那句话，结论就是：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分子生物科学家，包括那么多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得主，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属于分子生物学范畴）的了解，都远不如以上这四个行外“伟人”。这就难怪他们对于诺贝尔科学奖不屑一顾了。

请对比之前反转控给出的另一块谣言基石：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分子生物科学家，包括那么多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得主，都已经被跨国集团收买，良心都大大坏了；唯有那少数几个职业反转控，跨国集团无论如何收买不了他们。

这两块基石显然不相容：如果科学家都不懂科学，跨国集团也就用不着去收买他们（反正他们都会傻乎乎继续干活），有钱还不如去收买那少数几个懂科学的职业反转控；反之，既然跨国集团花了那么大代价收买了科学家，看来科学家还是懂点科学的。现在请反转控们投票表决，你们更愿意选择哪一块基石？

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了广大“不明真相的”普通公众面前：你们愿意相信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吗——即“科学家都不懂科学，唯有职业反转控才懂科学”或者“科学家都被收买，反转控都是良民”？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科技日报：黑龙江日报非转基因大豆报道严重失实



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马爱平

10月18日，《黑龙江日报》7版刊发文章：《非转基因大豆的坚守者——访原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文中王小语之语，却有多处严重失实。

在该专访中，王小语说：“近年来，中国顶级科学、医学、军事医学研究机构都已经给出了转基因大豆不安全的结论，所以应该加以重视。”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杨晓光纠正：学界统一的认识是，国内外已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这是定论。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科学界公认的、可以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的证据。

数据显示，转基因食品从1996年在美国上市以来，迄今未发现一例由转基因食品引起的过敏或中毒现象。

在中国农业农村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本厚生省和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网站上，均可查到与此相同的权威表述。

“转基因大豆是国际上大宗贸易商品，我国需求量稳定增长，并安全进口20多年，早就经过生产国和我国严格规范的安全性评估。迄今没有一篇宣称转基因大豆有害的文章是成立的。”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说。

发展转基因研究与应用是我国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要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

专访中，王小语还说：“黑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根据《条例》，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此举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百姓食品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这没有法律依据。”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旭霞说，中国目前没有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从“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来看，也不可能出台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法律，如果国家层面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作为省级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在法律效力上也不能剥夺黑龙江省农民依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权利。

“王小语的言论突破了行业道德与法律底线。”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敏说，黑龙江日报这篇专访把转基因技术置于农业绿色发展和老百姓健康的对立面，王小语公然抹黑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有悖中央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大政方针，有为拯救黑龙江传统大豆产业而不惜误导公众之嫌。

“这篇专访违背科学结论，再次表现出《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法理不成立，充满了地方保护的落后色彩。”姜韬说。

林敏认为，只考虑局部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逆现代科技潮流而动的地方保护主义立法，无助于黑龙江传统大豆产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还会极大削弱黑龙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绿色农业市场竞争力，最终会事与愿违。（科技日报北京10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