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铎是傅雷的老朋友，傅雷说他“对谁都是太厚道”（见傅敏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傅雷文集·书信卷》152页，参看151、171页）。1992年2月22日，吴德铎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也谈傅雷误译》，解释傅雷的“误译”。同年3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有篇题目叫《杨绛先生来信》，全文是：“《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1992年2月22日贵报载吴德铎先生《也谈傅雷误译》一文，提及我与杨必，想是误传。我从未像文中记傅雷自说的‘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技巧’。杨必译《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一语，缺乏事实根据。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她有疑难便来信向我们询问。特此奉闻，即颂编安。杨绛，2月26日。”作为杨必的亲姐、傅雷的同道，杨绛的辟谣理当可信，谁也不曾怀疑。杨绛晚来以“杂忆与杂写”著名，有长篇专文记忆杨必和傅雷，都见三联书店版《杨绛散文：杂忆与杂写》。
不料近来披露的傅雷本人1953年2月7日写给宋淇的亲笔信，却证明杨绛的辟谣倒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误传”。宋淇是钱默存的密友，也兼擅翻译。傅雷记载道：“最近杨必译的《剥削世家》由我交给平明出版社……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到尾再译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翻译《名利场》，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译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傅雷文集·书信卷》158页）如此看来，不仅《剥削世家》傅雷出过力，《名利场》也有傅雷的功劳。杨绛称“傅雷专攻法语”，言外似乎是说傅雷不精通英语，可仅读过《傅雷家书》者也不会相信。
同时，比勘傅雷当时此处的记录，杨绛《记杨必》称杨必译《剥削世家》“很快就译完了，也很快就出版了”（《杨绛散文：杂忆与杂写》74页）也是小说家惯用的夸饰之笔。
杨绛《记杨必》又云：“默存想到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按吴宓译了《名利场》的开场白，1926年7月刊登在《学衡》里，后来指导女生关懿娴翻译《名利场》前四章（《吴宓日记》1943年6月26日）。吴宓中年作《忏情诗》，自注有云：“予曾译Vanity Fair首回登《学衡》杂志第五十五期，译书名曰《名利场》。”（《吴宓诗集》290页）晚年还得意道：“宓一生所作，实以所译《名利场》及《钮康氏家传》为首选。1961年9月宓至北京，贺麟君告宓，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并特意唤醒我们注意，说《名利场》是“宓之译名，后来杨必译成全书采用之”（《吴宓自编年谱》222、231页）。钱默存早年就阅览过《学衡》。
又据《吴宓日记》1939年3月30日：“陪梁宗岱访林同济夫妇，旋同岱、济至青云街访沈从文。[沈]适邀友茶叙，有萧乾、冯至、钱锺书、顾宪良、傅雷等。”按傅雷是1939年2月应好友滕固之请来昆明国立艺专任教务主任的（罗新璋傅敏合编《傅雷年谱》）。可知钱锺书这时在昆明已经认识傅雷。杨绛那时在上海，四十多年后却肯定地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杨绛散文：杂忆与杂写》190页）这顶多说对一半，是她自己在宋家初见傅雷。亦可见，丈夫的事，妻子不必都知晓。
“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是钱锺书先生创辟的观念，也是钱锺书思想的精彩片段。因此，有考据癖的人就不愁没活可干。史家“更为先务”的是信信疑疑，不是善善恶恶。
谣言其实是个中性词，指不根无稽的消息；辟谣就是说明真相，驳斥谣言。然而，真实是不易认知的，错误人人都难免，所以需要对辟谣进行辟谣，好比医家的以毒攻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