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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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
1-7社会激励机制
所有的社会激励机制——最终会回归到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利益其实是社会合作过程中真正核心的激励。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明确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是所有社会里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激励机制。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考察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合作过程中的那种内心追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生活行为固然是追求某种文化目标的有效实现，但他的经济行为的展开，其实就是纯粹为了利益的激励的。即经济行为与生活行为，它们似乎是分离的——但其实他们又是统一的。因为我们会发现，生活行为所追求的文化目标的实现，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这种成本的付出，没有利益的支撑，根本就无法实现。因此人类的行为如果从连惯性上考察，其实是从经济行为中获得利益，而将这利益使用在生活行为中，来实现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这是人类行为展开的一般过程……
所以人类的生活行为与经济行为，其实是需要分开考察的。在对人类生活行为的考察中，主要考察人类生活目标追求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相应的价值，而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考察中，却需要着重考察人们在经济行为展开的过程中对利益的追逐行为——这种对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其实同时还伴随着一个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这构成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考察的基本方向。即利益与责任是一种同时的存在——任何人类的经济行为，是既有利益，也有责任的。利益是出于个体经济行为展开的激励，而责任，是个体获得相应利益时，需要履行的社会成本——如果他不履行这种社会成本，就会发生成本的转移，让这成本让其他社会成员承担——而这就形成了责任与利益的不对称，导致了社会公平的丧失，从而是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这是我们在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时需要仔细甄别的……
当我们把利益作为人类行为展开的根本的激励机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激励机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行为展开的驱动机制。这个驱动机制，会促使人们主动地展开他们的行为——而这种主动展开的行为，将构成一种主动的成本承担，然后在这种成本被承担之后，他们获得一种行为结果——特定利益的实现，而这种特定利益的实现，其实意味着某种社会物质财富的产生——粮食、牲畜、工具、房屋、以及更多和更丰富的人类商品的出现……这构成了人类社会繁荣和发展的源头……
人类的繁荣源自于创造的高效——但创造本身之所以能够被人们主动地选择，是因为创造中的利益存在。没有利益之存在，人们不会主动选择创造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将利益视为创造之第一激励。利益在人类的社会里其实被长期扭曲——主要是社会之无序，在人类思想者的眼里，都是一种利益的争夺导致的，因此思想者尤其对利益深恶痛绝——认为贪婪是万恶之源。但是却并没有真正清楚，人类为什么会整体贪婪？其实利益是与人类的自由度密切相关的。很多人举出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财富的无用——如财富可以看医生，但却治不好必死的病。财富可以买食物，但却买不了健康。财富可以让人们讨好你，但却买不来友谊……诸如此类财富的不足之处。但是，如果我们现实地考察一下，很多财富不能实现的目标——可能就是人类能力极限之处。而当人类能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你就可以运用财富来实现这些目标——即财富只能帮助你实现人类力所能及的目标，当你所追求的目标超出了人类力量的限度时，你有再多的财富，但因为人类能力不够，因此依然无法实现——但当人类有一些力量可以实现的目标，你却因为没有财富，你也就无法去实现——因为财富是调动人类社会合作力量的有效手段——你拥有了财富，意味着你可以调动社会合作力量，你拥有的财富越多，你能够调动的社会合作力量就越大，你能够实现的人类力所能及的目标就越多——反之，当你财富不够时，你就无法有效地调动社会合作力量，当你想追求某一人类力所能及的目标时，你发现，你无能为力——因为你没有财富来调动社会合作力量来帮助你去实现这些目标——可见，财富仅限于你去调动社会合作力量来追求相应的目标，你不能苛求财富去实现社会合作力量去实现那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长生不老——他富有天下，能够支配全天下所有的人力与物力，但最终他长生不老的梦想并没有成功，反而被很多人欺骗——原因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极限，所以就没有办法实现。财富只能帮助你实现在人类力所能及之目标——也正因为财富有这种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能力，因此，人类就拼命积累财富，以求扩大自己的力量，从而随时能够调动社会合作力量来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人类自由的天性所致——追求更丰富与更高级的生命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力量来帮助——而你调动这些社会合作力量的能力就是你所拥有的财富……
财富在人类社会是一种利益的另类表达——是通过创造与分配而归之于个体名下、能够被用来直接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资源——正因为财富拥有如此的魅力，因此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对财富趋之若鹜，也导致了很多思想者对人类逐利行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体现了人类的某种贪婪。尤其是宗教思想者，他们一直主张人们看轻世俗财富的作用，当然人们之所以追求财富，是因为有过多的欲望——这过多的欲望，其实就是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太过于丰富，太过于高端，都需要雄厚的财富来支持——因此要斩断世人对财富的迷恋，就需要减少人类的欲望——减少生活的目标，这也是信仰在人类世界里的特殊作用——清心寡欲，心向神灵或者上帝，不再追逐繁华世界里那些纷繁复杂的欲望，自然就不需要太多的财富，这样，就会减少逐利之心，减少社会中的争权夺利之心，社会冲突就会减少，因此社会秩序就会走向和平与理性……这种思想方向，一直是宗教信仰与人类最顶尖的思想者所推崇的——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行得通。其实就不要说世俗世界，即使是信仰团体本身，人们会发现，随着信仰者群体的扩大，那些牧师群体也出现了逐利的趋势——很多牧师为他们的信徒提供信仰服务时，都盯着信徒的钱袋，根据他们向自己献纳的金钱的多少，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信仰服务——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实最终欧洲的宗教改革，就是源自这一恶劣的现象而产生的，当然也是在王权因为受制于宗教信仰的权力，因此在暗中对这种反对教皇的改革运动进行支持，从而推动了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
利益本身构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激励机制——人们会发现，只要是能够带给人类利益的东西，都会让人们对其进行追逐——当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益的实现。如名望能够带给人们利益，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的人追求名望。权力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于是人们就对权力趋之若鹜——这在中国可能尤其明显——权力成为中国社会里几乎所有人都羡慕的东西——尤其是最高的皇权，成为几千年中国历史中备受所有力量觊觎的存在——这样，我们就需要真正理解，什么构成一种名望？什么才是权力？只有真正理解了名望与权力的社会功能，并且清晰其在社会中获得的技术，我们才能将人类争夺权力与名望的那种激励，纳入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架构之中……
其实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人类终极的利益源头来源于创造——如上述的名望也好，权力也好，本质上都不创造利益。但在整个社会合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名望与权力通过一种巧妙的财富分配方式而在创造出来的利益中，占有相当的份额——社会并不因为创造行为本身就自然地占有利益的大头，而是通过特定的财富分配方式，让这些被创造出来的利益沉淀到社会各个成员的手中，从而成为私有财产，这个分配过程中，并非创造就自然地占有财富的主要部分，其他社会角色就在财富占比中相对较低——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并不是这样分配财富的，即使在今天的自由市场社会，创造力量在财富占比中的份额也未必比名望与权力所占的财富份额更多，更不用说在等级制的社会合作结构中了——这我们需要通过社会认知的解构来理解其财富的流向——当然财富的流向是通过交易与税收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才能形成理性的认知。但在传统社会里，权力本身在财富的占比中是相当高的，名望当然不如权力占有更优厚的财富，但其回报也很丰厚，这是社会中对名望与权力都充满羡慕、也不断追求的原因。我在这里只简单阐述一下权力——尤其是公权力与名望在社会所实现的功能，与其财富实现的一般方式……
人类的行为方式的展开，是通过认知指引而形成的一种有机的合作体——而认知是通过对这个变化世界的理解而产生的对环境条件与变化方向之间关系的把握——这种认知是通过对特定变化范式的探索来建立理解的，无论是自然的认知也好，社会的认知也好，都需要这样一个深入的探索过程——这种探索过程，很多是专门探索的，是从社会分工出来的一种单独的学科——对某一特定变化具备深刻理解的人，就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们对这一变化的理解超过大部分社会成员，当社会力量介入并且与这一变化进行互动时，就需要这些对此变化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指导——他们就成为权威。这些权威因为在指导人类的实践中能够使得人们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因此人们对他们就充满尊敬，从而产生了相应的名望——这就是人类社会名望的一般来源形式——其实是对变化认知更深刻的理论权威。人类需要回报这些理论权威——有二种回报方式，就是人类集中资源在那些学校与专门的研究机构，由这些理论权威在那里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当社会运行需要这个方面的知识时，就由他们来提供指点，从而成为理论权威。当然，这些理论权威也可能直接参与社会合作组织，指导一个合作组织里的具体的技术工作，从而成为实践权威——即当一个组织里涉及技术层面的工作如何展开时，他们的指导具备权威性，从而使得一个组织能够充分地应用相应的对变化理解的知识，获得与变化互动的最大的效率——这是对具体技术具备极高认知的理论权威——他们出现在学校、研究机构或者一个个具体的组织里，通过学校、研究机构或者一个个具体的组织而获得他们的收入——同时由于他们对人类的实践行为的展开具备权威性，因此而产生名望……
这是人类具体技术实践层面的名望——他们是科学家、技术达人，这样的名望构成社会与自然实践的权威——离开了这些权威，人们其实无法有效展开他们与自然实践的行为——当然，人类越早的时代，科学与技术越不发达，这些科学与技术的达人的名望就越低，但当人类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这些科学与技术的达人就具备越来越高的权威，他们的名望就越来越不可质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即科学与技术上的某种权威，反而成为了新的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阻力，这也是人类建立权威过程中所自然面对的新问题——并且越到后面，这样的问题就越大，尤其是当涉及到社会理性权威的时候……
科学与技术的理性权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是不受重视，甚至还是被轻视的——而社会理性权威，却是人类早期名望的主要源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基说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在各个文明发源地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思想家，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合作的理性权威，一直以来是人类社会合作里最具权威的人——并且他们的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所继承，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在社会合作的合理性阐述中，被视为合作的理性权威，并最终获得社会互动的合理性权威——而拥有这些思想的哲学家、法学家或者神学家们，就成为一个社会的理性权威，他们所拥有的声望，就是很多对人类的思想感兴趣者所觊觎的——这就构成一种社会理性权威的名望。这种名望，长期雄居人类社会理性权威的顶端位置——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合作，不仅需要理解自然的变化，还需要理解社会合作的合理性，通过这种合理性来调整社会合作力量的运用，并形成理性的社会利益格局，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合作既公平，又有效率，这样的秩序，才是人类文化中所希望的利益格局——并非人类合作的一切结果，都是人类文化的目标，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的结果，是人类文化所否定的——但因为其运行的机理极端复杂，人类无法通过有效的理性认知来调整社会合作力量，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文化目标，因此导致社会合作长期处于一种非理性和负向合作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认知的不足之处。我们会在这个系列里努力解构传统社会认知的这种实现其文化目标不足之理性机理——但当人类产生了文化目标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这些文化目标是基于社会合作的合理性的，而这种合理性，需要深刻的理性机理来解释——而这种理性机理的解释，是由轴心时代的人类思想家所建立起来的，并且后来的人类思想家不断地发扬了他们的思考，并且将其切入社会合作实践中，建立起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社会合作的合理性阐述体系，从而构成了社会合作的理性权威……而一个社会，拥有这样理性权威的思想者，就自然地拥有了相应的名望——而这种名望，是传统学人所努力趋之若鹜的……
但是，人类社会合作，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实践，需要在一种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停地在各个社会合作的微观层面介入实践的力量，这就必然需要一种动态的实践权威来指导社会合作力量的运行，而这种动态的合作力量，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权力——人类社会的合作，几乎没有不受权力支配的——但究竟什么是权力——人们对此认知一直是模糊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为了追求特定目标之实现，而形成了一个合作组织，在这个合作组织里，由于需要成员互动的有序性与特定的方向性，就必须存在为了实现这种特定的行为联动的方向性，而产生人对人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是为了保障这种行为联动的有效实现的，这是权力的理性源头，而为了保障这种行为联动的明确目标的实现，就需要一些人接受另一些人的支配，从而实现相应的社会合作目标——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合作的权力关系——对于权力的真正认知，我们会在人类的组织运行里进行系统的阐述。这里想说的是，人类的权力运行是基于认知背景的，离开了认知背景，人类的权力就不知往哪个方向行使力量，或者会导致权力运行的混沌与混乱——这是权力运行之大忌，会导致组织目标的失控，或者整体合作效率的降低。权力源自于理性权威对一个组织有序运行的认知，这种认知需要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对组织个体成员的具体行为切入实践的过程中，从而生成实践权威——权力是理论权威的落地，是一种实践权威——没有实践权威，人类的理性权威就只能停留在大脑里，无法真正切入实践层面，形成一种有效的创造力量与合作力量，因而权力是人类获得社会实践结果的一种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引——这构成人类权力的本质……
当然，无论名望也好，权力也好，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类的利益——并且，它们可能都是通过某种合作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来获得利益的，也正是组织利益目标的实现才能使他们最终获得利益。但人类社会合作过程中，未必都具备了这样清晰的利益传递链条——有时候，人们会发现，一些组织本身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并不妨碍这个组织里那些权力或者名望的拥有者实现他们的利益——这就导致了社会组织里权力与名望的被滥用，从而导致了权力与名望离开了人类文化希望其指导社会合作的方向，而让名望与权力走向了自我利益实现的道路——这导致了权力或者名望对社会合作的一种伤害，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在于，社会组织在利用名望与权力来实现某个公共目标或者私人目标的过程中，对组织所追求实现的目标的监督存在某种不足，导致社会产生了负向合作——即利益的享受者与责任的履行者发生了错位，这导致了冲突的发生——但由于冲突解决是在社会合作分工中，通过特定的组织来实现的，而这个特定的解决冲突的组织同样错位了其社会功能，并通过这种错位的社会功能的方法，来追求其组织的私利，这导致了社会公共功能的缺位，从而使得社会广泛的负向合作得不到纠错，结果社会公共的文化目标失落，整个社会滑向由负向合作而形成的非理性秩序的路径锁定——这是人类等级制社会所经常遇到的情形，其深刻的社会合作机理，我们会在未来对此进行解构……
但是，无论是人类的正向合作也好，负向合作也好，本身都是通过社会合作的过程而实现的，这是社会相应的功能组织没有充分履行其目标，从而使得社会合作走向了某种错位的方向——但这种错位方向的目标，却是一种对利益的贪婪——这是考察任何社会组织或者组织里的成员的行为方向时，需要建立的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向——无论个体愿望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合作模式，但其终极的目标，一定离不开对利益的追求——如果一个社会成员，其在社会合作中的目标不是追求利益的，那可能就是一种对社会无伤害的行为，社会其他成员不会对他的行为介意，并且乐于他这样选择。只有一个成员在社会中的趋利行为并且导致其他成员的利益受损时，才会形成社会冲突的源头，因此对社会成员的逐利行为的考察，是人类社会认知中最关键的方向，这构成一个社会合作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激励——无论是创造的力量也好，名望的追求也好，权力的欲望也好，乃至于声称最轻视利益的信仰的力量也好，如果我们深度地考察他们在社会中所展开的行为激励，我们都会发现其中的那种深刻的利益激励，因此一切社会运行的终极激励机制都是利益，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的利益存在，而要警惕那些声称轻视利益的群体——如果真正考察他们在社会中真实的行为展开，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指向利益的激励，几乎没有例外情形，这是一种真正理性理解社会的视角，正视社会的利益存在，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合作体系……

当我的作品完成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思想类作品在中国所面临的命运——但我依然不明白这样纯粹的学术思想类的文章竟然也会被审查不通过——看看关天现在发出的很多文章吧——只能无语嘛。其实我已不再指望我的文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传播——我只是留下这个时代思考的广度、深度与域度而已——让后代能够清楚——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时代，依然有理性思想者的存在——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