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聂惠军，宁夏环科院前院长。2016年环科院安排后任会计将马涛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的凭证票据账簿进行复印拷贝，还没有来得及向国资委移交材料时，马涛（原宁夏环科院规划部主任已离职一年）已先行一步，到相关部门举报我，诬告我“贪污一千多万”，宁夏国资委纪检组以马涛的谎言为依据将我列为大案要案。

2016年7月15日，在环科院全体职工大会上，组长丁某宣布“聂惠军违反六大纪律”，我被停职检查。会后我到国资委找丁某问：“我违反了这么多纪律，也不给我个文件，并且证据都是什么？”丁军恶狠狠地说：“证据以后会有的，以后会让你签字的。”随后将聂惠军“两规”。

2016年8月15日，郑耿电话通知我到环科院，下午2点多郑耿带着两个陌生人来，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手续，说：“这两位是银川市检察院的，你跟他们走一趟”，当着全体职工的面，把我压到楼下标有“检察”字样的警车里，拉到银川市检察院二楼一个小房间，脱掉我的鞋子袜子抽掉裤带，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命令我罚站，不准坐，不给水喝，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一天只给早上一碗稀粥，中间提审我两次，出门时穿上袜子鞋子裤带，让我蹲在地上，他们也不知道要问什么，只是左一遍又一遍逼问“说不说？说不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三天后的晚上，郑耿几个人给我戴上手铐，用车把我送到新市区“两规点”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关起来，距离我一米左右始终站着两个武警监视，两小时一换班，24小时不间断，不准我和他们说话，同样是责令我24小时站着，不准坐，不准睡觉，在屋内上厕所武警也跟着。北面墙角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户，偶尔能听到鸟叫声，能知道白天和黑夜。


两天后，进来两个人，一个自称姓周，是宁夏纪委监察室的，厉声让我交代问题，我不知道要交代什么，过后他们几个人两三天来一波，一进门先是拳打脚踢把我暴打一顿，头几天里，我气愤难忍，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周某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想绝食，死了也是白死，死了也是畏罪自杀！没人会知道的”我委屈至极，向张磊说了环科院的一些情况，张磊翻脸就骂“把你说成清正廉洁的模范了？”我高声说“那是当然！”张磊劈头盖脸拳脚相加打了我一顿，气狠狠地带人走了。

周处带着另外一个人第二次进来，一进门就搧我两耳光，两人拳脚相加把我踏倒在地，我爬起来反抗，他俩又一起上来，又一次把我打倒在地上，踏在脚下。他们是职业打手，年轻，我根本无力反抗。

约中秋节（武警吃月饼了），张磊让我交代惠民公司的事，我如实写了书面材料，写了六、七次，每次张磊都不满意，每次带一个姓耿或姓张的小伙子，进门抓起材料一看不合他的意就撕了，不问青红皂白，俩人上来对我拳打脚踢，将我踏倒在地爬不起来，等我爬起来，又把我按在地上跪在他面前，他脱掉鞋在我头上脸上很抽，每次殴打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得用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爬起来，耳朵一直嗡嗡响，（到看守所每天点名都听不清楚，三、四个月才恢复了一些）但是他还不依不饶，临走时交代看管的武警，不准我站着（平时被指定罚站，不准坐），命令我双膝跪在地板上不准动，每次双膝疼痛难忍，浑身大汗淋漓，把衣服都湿透了，每次都要跪四、五个小时直到瘫爬在地上跪不住了，身前两个武警实在看不下去，用对讲机报告几次后，他们才解除这种体罚。

张磊说：“不交代出问题别想出去........两规点进来容易出去难，最长的已经有人关了三年九个月了........”“不签字照样判你的刑，零口供照样定你的罪”，他要通知检察院“逮捕张兵...逮捕徐美荣...逮捕马吉祥......”同时还说：“你有四项罪名，我是国资委纪检组付组长，说话是有分量的，只要态度好，按‘四种形态’就不移交检察院，只做党纪处理，否则就是对抗组织”。我才知道这就叫“两规”，但是自始至终他们一次都没有出示过“停职检查通知书”、“两规通知书”之类的东西。

约中秋节后，周某灌制了录音带，像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聂惠军！你目无法纪，贪污受贿，罪大恶极！聂惠军！你私欲膨胀，恶贯满盈，将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的连年亏损.......聂惠军！你十恶不赦，罪行滔天！......聂惠军！你若仍然执迷不悟，拒不认罪，死不悔改，就是对抗组织！聂惠军！你辜负了组织培养，只有死路一条！......聂惠军！你只有低头认罪，争取组织宽大处理，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聂惠军！你若顽抗到底，必将让你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家破人亡！......”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间断滚动、最大音量、重复播放，摧毁人的意识，让人精神崩溃，把人逼疯，吵得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哀求周某关掉录音机，他却得意的说“这才是我们72般手段中一招不起眼的小把戏！”连续十几天的播放，我被折磨要疯掉了一样。

约9月20日左右，张磊带着一个姓耿的小伙子进来，一进门就一顿拳脚，骂我和xxx的男女关系为什么不说，我趴在地说没有不正当关系，她怎么想我不知道，我与她没什么男女关系，张磊任然不依不饶，继续用脚踢我的腿，踢我的后背，又把我拉到墙角，脱掉自己的鞋，抽打我的头和脸，打的我耳朵嗡嗡的，脑子里面像拉警报一样。

第二天一早郑耿又带着一个彪形大汉王处进来，边打边问，让我交代和***、****的男女关系，我害怕他们的暴力升级，不敢对抗，又不敢说没有，只能胡编，郑耿做完胡编的笔录如获至宝、兴兴高采烈兴冲冲地走了。

后来，郑耿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到银川看守所号子里，他又带着自治区纪委两个人来拍我的反面教材，我与郑耿吵了起来，自治区纪委扛摄像机的两个人把郑耿轰了出去，问我，你和***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时，***正在怀孕八.九个月的时间，你怎么能和一个怀孕八九个月的孕妇发生关系呢？我说，他们逼的，根本没有的事。（我只知道她有个女儿，也不知道她女儿有多大）他们逼我胡编的。和另外一个***是怎么回事？我说，根本没有的事，我都不知道民族南街哪有宾馆？那两个人面面相觑半天不做声，随即结束了录像。

“两规点”里所有陈述都是在这种刑讯逼供、威逼胁迫下做的。我如实陈述他们根本不听根本不记。在他们的威逼胁迫下，我害怕恐惧至极，只能做符合他们目的的笔录，否则，他们不会放过你，不合他们的意思，不按他们的要求来，面对的将是无休止的各种折磨。他们却把这些虚假的证据列作我违纪违法的“罪证”，他们为了给我制造“罪证”，真是不遗余力、挖空心思、费尽心机！

银川市反贪局的笔录是在“两规点”上做的，他们和纪检组的人一起，密谋串通，对我进行刑讯逼供等各种折磨，他们不但不听我陈述事实，更没有按事实情况做笔录，而是一开始就认定我有罪，一再呵斥我注意态度，我稍不随他们的意，面对的就是他们预备好的打手和各种丧尽人性的折磨，在这种强势的折磨下，我始终处于高度的恐惧中，任何一个人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我根本就没有说“不”的资格和权利，尽管如此，尽管他们不听，我还是多次申辩无辜。在“两规点”我将马涛开假发票套取现金的事写了书面材料交给纪检组丁军；在自治区检察院到看守所核实材料时，尽管我极度恐惧，我申辩过，史文鹏坚决不允许；直到案件移交到金凤区检察院，在一个姓秦的检察官面前我才做了部分的真实录音录像。


至今我对环科院的职工毫无怨言，因为在这样的强势高压下（60人的专案组，半年多的时间），职工最大的年龄才30出头，三番五次的叫过去审讯，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纪检组、反贪局发动他们整我的黑材料，他们谁敢说不，谁能扭得过？谁向着我说话，谁就是专政的对象，谁就是对抗组织，就不让回家，我理解他们，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因此，这10万元报销款，放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这个黑锅我都替他背了，我心甘情愿！但是马涛就坚决不行！一个我为了维护企业利益而得罪的人，一个厚颜无耻谎话连篇的人，一个套取单位钱财嫁祸别人的人，一个能力平庸靠嘴吃饭的人渣！他没资格得到同情，更不值得别人为他做出任何牺牲，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他们折磨我可以，不能侮辱我，侮辱我一辈子！

私心人人都有，但是我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那种人，更不是他们写的那样的人。我从行政单位到企业，这个企业就是我赖以生存的地方，自始至终，我考虑的是企业的利益，做事的原则就是谁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谁就是敌人；谁支持企业发展，谁就是朋友。

也正因为如此，经营中一些难以入账的开支，都是我个人经手打借条办理，有时账务实在难处理就用自己的钱垫上，垫了多少时间一长就忘了，但至少自己心里清楚，宁可为单位付出些，也不能多拿单位一分钱，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这是底线！也正因为如此，马涛告我时我一直很自信，我没有想着贪拿一分钱，更没有把单位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我理直气壮！然而可笑的是，最自信的地方，他们却给我戴上了“贪污”的帽子，真是可悲可叹！可笑可气！

在纷繁的经济生活中，他们是非不分，公私不分，想给你安个什么罪名，磨道里找驴踪，刑讯逼供肯定要给你套上，还一路左右检法和媒体直到把你送进监狱。我不知道，谁来监督这些干部？他们能不能代表组织？他们这样反腐，不仅是给我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玷污反腐倡廉的正义旗帜，会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多大的阴影，会给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欺骗我的亲戚朋友“交钱放人”，亲戚朋友到处凑钱，结果适得其反，成了罪证，我还成了“贪污犯”，出狱后，我身无分文，又无职业，还背了七八十万元的债务，我都不知道我“贪污”的钱在哪里？这就是我一心为企业的下场？天理何在！但我始终坚信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就是全社会的利益，只有企业做强做大，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效益，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我坚信法律是客观公正的，事实必将大白于天下，正义必将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