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被挟持“去见的汪精卫吗？

作者：伊湖水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被平反，是理所当然，虽然事情过了许多年，两位当事人受尽折磨早已去世，但也是迟到的公正，毕竟做假的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应该回归本来面目。

但中国主流舆论有一个极大的毛病：说一个人坏的时候，就一无是处，成了人皆可杀的恶徒和毛厕顽石；而说一个人好的时候，便好上了天，成了纯洁完美的天使，所谓“满脸麻子也放光彩”，全不能理解人性的复杂多样性。

原中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过很多有益情报工作，后代被当成“特务”、“内奸”逮捕入狱，导火索是1955年，他自己交代，曾经在1943年秘密会见过汪精卫：

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 ，毛 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文中提到的李士群，当时是南京汪伪政权“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江苏省 ”，曾是中共党员，后背叛脱党，但没有出卖同仁，胡均鹤是李的部下。
至于潘汉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我们看另外一段描述：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
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
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
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
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
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
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
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张云《潘汉年传奇》 ）

其实在这里，虽然作者大致还持潘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观点，而描述的事实，已经和挟持大相径庭，显然这是自愿去的，而真正的事实原貌，可能还不是这样的，有资料表明，当时潘和李士群交往很密切，除了互换情报外，李还曾帮助潘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出走，彼此并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感情，湖水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讲李死后多年，潘任上海市副市长，还关照过李的妻子叶吉卿，可见私交之深。
李士群为人极为机警，功利心很强，但私德并不卑鄙，其作为中共党员被中统逮捕时，被各种刑具折磨始终不出卖其组织，就是例子，以当时之显赫地位，对待“娘家人”（李称呼中共）来的老朋友，彼此又交往很深，不大可能采取这样的“挟持”方式。
但了解潘汉年历史的人，确实也不应该怀疑潘对中共事业的忠诚，据说潘见汪的时间是1943年春，也有说是1942年秋，不管真实如何，当时国际形势远没有明朗，法西斯势力还异常强大，潘去见汪精卫，有人会感觉，很难完全排除其私心，毕竟胜负不明，从一般人来讲，多一条后路总不是什么坏事，但湖水觉得，这可能也不是潘汉年乐意去见汪的注意原因，最可能的是，潘汉年当时的演出，带有双重角色的色彩：既是中共代表，也是李的好友，潘此行带有“为朋友两肋插刀”意味：既然你李部长对俺老潘够哥们儿，俺老潘就是冒着欺瞒组织的风险，也帮你挣一次面子。于是就随李去见了汪一次（也有说两次）。

潘与汪的会见与谈话，应该是不痛不痒的，我们看：

“……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张云《潘汉年传奇》 ）

会见场面的细节，是后人想当然的写出的，但这里除了表现潘汉年正气凛然外，没有别的意义，也显得有些虚假。
无论如何，潘在敌后，所谓“与狼共舞”，必要时要舍身饲狼，许多地方的分寸，都是很难把握的，就像很多前苏联克格勃女谍“燕子”，有时要靠色相和肉体，来为自己热爱的祖国获得绝密情报，而其过程却无法启齿宣扬，潘汉年大致也有类似的情况，是艰难处境下的特殊时刻的特殊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以下的一段：

然而后来被指控一直不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饶漱石却对潘汉年在日伪地盘的举动不以为然，他给延安打报告状告潘“违犯纪律”，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来往已属不正常。并拟用运动之火烧一下潘汉年。延安方面却指定潘参加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七大”，潘到达延安后，毛亲自斟酒为潘汉年洗尘。2月23日，毛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给饶漱石的电报：“饶：（一）……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安，毛 已向他解释清楚。……”（wenjunq《情报战与抗战》）

注意饶漱石指责潘汉年“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来往已属不正常”，这个应该是可信的，但关键是，对这个不正常的理解：潘是搞情报的，如果与敌伪关系“正常”了，则只能得到正常的情报，只有“不正常”，才可能得到一般渠道得不到的绝密的情报，这就是潘当时的尴尬处境。

总而言之，湖水认为，潘见汪精卫，应该没有背叛其组织的动机，大致排除“留后路”的心态，应该是出于和李士群的私交，以及进一步获得情报的需要，不是挟持，而是完全自愿，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考：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力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李士群说，都甲是日本军方人物专管津浦、沪宁沿线的“清乡”任务。可以和他谈谈。潘汉年没有拒绝。他正想从都甲那里直接听一听日本军方对目前军事形势的看法。于是，仍由胡均朗鹤陪同在一座日本军官的公寓里会见了都甲。会见中，他们交谈了飞情况并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戏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文通线和其他重要文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文通线的。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由此可见，当时的潘汉年，连日寇大佐都可以见，见“汉奸头子”自然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湖水认为，这既反映当时特殊斗争时期的特殊需要，同时也应该折射出人性的复杂。

伊湖水
200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