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想变天想疯了的这帮哥们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行动队，一路是别动队。前者的任务是杀人，后者的任务是放火——破坏变电所。
参加主力阵容的，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
陆军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其实，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万人迷”荒木贞夫，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一般也不会当面提。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满洲国”也不积极，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脑瘫，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
除掉他，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那天是星期天，犬养正在家里当宅男。他这个内阁上来后就没怎么闲过，也算忙中偷闲吧。
但是他很快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有人希望他永远休息。
据记载，犬宅男当时正在接受医生的体检，身边除了大夫就没别人了。
体检情况不错，老头的心情也不错，为此还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兴许再活个100年没问题。
别说100年，再活1天都有问题。
傍晚时分，一群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门口没有卫兵，或者是被干掉了？），脸上杀气腾腾，不象是来跟首相汇报思想的。
到底经历过大风大浪，犬养毅并没慌张，而是很镇定地把这些人请到了接待室。
他大概还想跟愤青军人们好好说道说道，所以冒出了一句“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可这些早已丧失理智的狂徒们根本就不愿听可怜的老头子再唠叨了，指挥官一声令下：少废话，下手！
随着两声枪响，犬养头腹部各中一枪。室外的侍女们急忙冲了进来，这时他还一息尚存，头脑也清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刚才开枪打我的人叫来，我想好好和他们谈谈，听他们怎么讲……”。都这时候了，老头还没忘记“有话好好说”，哪怕那些是要他命的人。
惜哉，此古君子之风乎？
虽然我本人一向对日本政客并无多少好感，但犬老无疑是个例外。
痛苦并没有马上完结，一直到半夜11点，受了重伤的犬养毅才一命呜呼。堂堂一国首相，元老重臣，就这样被一群屑小给干掉了。
对于杀手为什么对犬养毅如此痛恨，连句囫囵话都不让他讲完，是因为按照当时日本民间的舆论，犬养毅已荣幸地上升到“非国民”级别了。
何谓非国民？我们前面说过，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汉奸，或称之为日奸。这顶帽子着实非常吓人。犬老自己当然不想要，可不要还不行，这是全国人民奉送的。谁让你老人家犯了大家的忌呢？
日本这样的国度和国民心理，属于典型的不占便宜就算吃亏的那种。别说大件物品了，就是路上有小零小碎，他看见没人也想捡。更何况一个面积远远超过其自身国土，拥有这么多矿产和森林资源的满洲呢。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却是另一番心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爽啊。
可是政府却似乎不这样看，到了犬养毅这老糟头子那里，更是畏畏缩缩，到现在连个“满洲国”都不愿承认（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满洲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再把满洲还给中国？
犬养毅你到底是哪国人，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
（310）

法官宣布，审讯继续。
就算普通老百姓被杀了，也要一命低一命，现在死的是一国首相，你说要我们宣判凶手无罪释放，这也太搞了吧。
挺得住是吧，好，再给来个重磅的。
很快法庭又收到了一封请愿书。
还好，这封信里面没有几十万人剌破血指的行为艺术了，署名的只有11个，也没用血手印。
不过更吓人。
从信封里面掉出11根手指出来！
恶心加恐怖，大恶心加大恐怖，反正不从视觉和精神上尽情摧残你一下就不算完。
这11根血手指是有说法的，把自己手指切下来玩儿的这11位仁兄表示：受审的军官不用死。
为什么呢？
有替死鬼啊。
你点一下，我们这缺了手指的，不正好11个吗？我们替他们死。
法官狂倒。
法律审判遇到了舆论审判，有点吃不住劲了。
一边是确凿的罪证，一边是汹汹的民意，听谁的？
听军部的。
陆相荒木贞夫出来说话了。没说之前，他先流泪了。
不是为当初拉他上来的老大横遭不幸而悲伤，而是为杀人犯们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下面的话跟写血书的断手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他被这些“革命青年”们的“爱国行动”彻底征服了（“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 泪”）。
看那调调，要不是年岁不饶人，“荒含泪”自己也有要加入“纯真之青年”行列的意思。
本应运思缜密、老成持重的军政高官摇身一变，也成了“爱国愤青”，法庭的最后判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滨口被剌案的审判结果一样，所有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犯均得以“从宽发落”，不仅一个枪毙的没有，还都按轻微刑罚处理，几年后都被放了出来。
首相一死，整个内阁自然也只有关门歇业了。
正如滨口内阁的倒台，预示着“昭和恐慌”开始一样。犬养内阁的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那就是政党内阁的终结。
内阁从此将真正成为军人的天下。
首相一再被暗杀，内阁一再被掀翻，让坐在皇宫里的裕仁也沉不住气了。一个滨口内阁，一个犬养内阁，当初大家都说班子不错，是“万年内阁”。一万年不指望，熬个几年总可以吧，谁知道都是一眨眼的功夫，全没了。
难不成让我这个天皇亲自组阁，给自个打工吧。
左思右想，他召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日本政坛上非常重要，重要到他虽已不居要职，却依然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
扛鼎元老西园寺公望。
其实在明治时代，西园寺还没有这么瞩目。那会的军政两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说话算数的顶级牛人，西园寺也就是在里面凑个数而已。但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跟个老灯油一样，比较能熬。
伊藤博文怎么样，权倾一时，真正的天皇底下他最大，但是一不小心，挂了。山县有朋倒没有碰上挨黑枪这种倒霉事，不过他岁数又比西园寺大，早早地就到阎王殿去登了记。于是，明治元老，就剩下了一个西园寺。没办法，老天罩着他啊。
你就比如说暗杀吧，西园寺也不是没碰到，早在“血盟团”开始“一人一刀”时，他就上了黑名单。结果，还没轮到，“血盟团”就瓦解了，让他逃过一劫。又比如说养生吧，山县有朋其实寿也不算短，活到了八十多岁，西园寺不仅比他小个十来岁，还一直撑到九十多才咽气。
不服气？你来。
（312）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现在评“文化大师”一样，本来不过是个民国时候看看门的，等到一帮真正的巨擘都死的死，散的散，你还能撑到不死不散，那你就可以当“大师”。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然，西园寺可不是看门的，人家是裕仁爷爷——明治天皇的同学，而且门弟显赫得很，属于宫廷贵族，自己又组过阁，当过首相，加上三朝元老（明治、大正、昭和）的身份，自然很得裕仁的尊崇和器重。首相人选必经西园寺推荐，然后天皇核准，已成为昭和时代的一个不成文规矩。
关于这次的首相人选，裕仁给西园寺罗列了几个条件，比如“具备出众的人格”、“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
话都是好话，但实际上空洞得很，跟没说一样。
什么叫“出众的人格”，满朝文武，谁肯承认自己“人格底下”，吃政治这碗饭的，没出事以前人格都很出众，出了事背后一查都有一大堆屎。还有那个“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如果脸上不贴标签，你怎么知道别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说不定他嘴上对法西斯的这一套不屑一顾，暗地里却焚香参拜呢。
估计西园寺也是听得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感觉出来了，那就是裕仁对内阁倒得太快这桩事很上心。
对了，稳定压倒一切，这才是天皇真正想对他说的。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想来想去，还是要取得军队的支持。是的，以现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来看，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西园寺本人并不喜欢军人，尤其不喜欢陆军。当年他与陆军大佬山县有朋同殿称臣时，就以自由派文臣的身份，跟对方对着干，从不卖帐，甚至取消过陆军的扩编计划。但世易时移，“九一八”事变后，军人一个比一个嚣张，舆论一个比一个狂热，群众一个比一个躁动，而老头子手上又没了实权，只能依靠天皇给面子倚老卖老，说句话别人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他也没办法，所以也就只能对军人低眉顺眼了。
西园寺回去就捉摸开了，推荐谁呢。
当时的议会里面，政友会占了上风，是绝对多数党，远远压倒其竞选对手民政党。按照以往的习惯思路，首相人选如果从政党里面选的话，肯定是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
至于如何取得军队的支持，西园寺准备必要时做出一些妥协，拉几个军人过来充充门面。
但是他大大抵估了军部的胃口。
犬养毅当初想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所以找来荒木做陆相，本意是多个帮手，没想到却找来了一只狼。犬老尸骨未寒，他就想变天了。犬养毅在世时，曾提出要治一治军队中的浮躁风气，并拟定了一份名单，要把30名问题军官全部免职，此举让包括荒木在内的军部几个人大光其火，并留下了“心理阴影”：那就是政党出来的人跟我们军人就是不一条心，让他们组阁，一有机会还是要来干涉军队的“统帅权”。
荒木便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找来——这时候的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日本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大21期）都是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分子。大家一商量，犬养不是死了吗，还不算完，这次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让政党内阁彻彻底底断了香火。
然后荒木（一说是秦真次）就来找西园寺，开口见山，传达了军部，实际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的意见：绝对反对由政党来组阁，因为这些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业绩”，人心难服，如果还让他们上台，国家迟早还得出事。
西园寺懵了，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家这虽然只是意见，其实跟通牒差不多：嘿嘿，不听我的，出了事你们自己兜着。
首相不用政党里的人，那用谁呢？
（313）

干脆，直接找个军人来做首相吧。大家都没话讲。
一个人浮出海面——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
斋藤出任首相，其实并不突兀，因为在这之前就有预兆。
在此之前，西园寺曾就首相人选与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乡平八郎进行过会谈。
明治时代，日本有两位“军神”，一位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乃木希典，代表陆军系统，还有一位就是海军里面的东乡平八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乡平八郎甚至比乃木希典更有资格获得“军神”的称号。这位常年挂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明朝研究心学的那位圣人）”腰牌的日本海军军头，在日俄战争中最为出彩，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蜉蚍撼大树的精神，一天之内，率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全给干灭了，从而一举奠定了此战胜利的基础。
我们不知道他与西园寺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海军出来的，当然帮着海军讲话，可能他还得帮西园寺分析，你要是用陆军这些剌头的话，他们会怎么怎么给你找麻烦，我们海军就不一样了，素质高啊，在外面也比陆军有见识，会打交道，比如我那里就有一位叫斋藤实的很合适……
这次谈话两年后，东乡就一命呜呼了。
临死之前，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海军比陆军提前一步，坐上了首相的交椅，也算可以瞑目了。
当然了，推荐后备干部嘛，要说一点私心都没有也不可能。事实上，斋藤与西园寺也是有过一点关系的。那就是早在西园寺组阁时，他就担任过内阁海相，多多少少也算自己人。
可怜那个铃木喜三郎还在家跷着二郎腿等西园寺推荐他的时候，斋藤已经搬进首相官邸去住了。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军人内阁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西园寺最初的设想是很有些不厚道的，他是要利用斋藤内阁过渡一下（即所谓“过渡内阁”），靠他们镇住小鬼，保证局势平静，也就是裕仁所期望的“稳定”后，再着手恢复政党内阁，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军人内阁这驾马车上了道就再也停不下来，从此政党内阁真的寿终正寝了。
斋藤内阁一上台，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风向突变。
原先对占领满洲以及建立“满洲国”，主要是军部和关东军起劲，犬养内阁实际上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甚至在国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的。
但现在反过来了，政府比军部还要强硬。
斋藤内阁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出生于熊本（产野兽军团的那个地方），做过满铁总裁，那谈判起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硬到底，一点给人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由于这种凶神恶煞搞外交的样子前所未有，十分雷人，所以大家给起了个名称，叫做“军服外交”，意即他是穿着军服做外交工作的，不是军人，胜似军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从而也使李顿调查报告的出台变得更加难产起来。
大家先是在报告起草地点上做文章。
李顿原来计划在北戴河起草报告。这地方好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手写酸了写麻了，还可以到海滩边上吹吹风，散散步哩。
但是日本不同意，凭什么要到北戴河，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儿，他要是想办法跟你们套个磁，玩个猫腻什么的，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行！
那上哪去？
青岛啊。你们不是想看海吗，那地方的海比北戴河还漂亮，是上上之选。
李顿他们一合计，那咱就上青岛吧。
张学良又不乐意了。
青岛？！你们上日本人的当了，那里由他们控制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会套磁，玩猫腻吗？
李顿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弄了一头汗，最后咬了咬牙，干脆，风景也不看了，分两个地方，一个东京，一个北平，同时写。
这回没话说了吧？
没了。
（314）

调查团报告书形成雏形后，李顿开始试探双方的态度，毕竟报告是给大家看的，要是一方看后，马上跳起来大叫：这不是事实，我不认可。那也比较不好办，所以在基调上最好能达到两国认同。
中国这方容易摆平。因为地方在人家手里，自己又缺乏夺回来的实力，全指着国联给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呢。主持交涉的汪精卫（老蒋名义上主抓军事，未亲自参加）、张学良、罗文干（新任外交部长）等人在初步探知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后，实际已做好让步的准备，即在国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日本那边最难办。
当年世界各国，只要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最烦最怕最恨的就是他们老换人。原来大家商量得好好的，没料到一会儿的工夫，转个身，又换个人，而换来的这个人居然可以对刚才发生的事死不认帐。
按照李顿原来跟犬养内阁交往的经验，犬养毅和芳泽这对“父子搭档”还是知道进退的。如果他们还当政，估计一般情况下会面对现实，最多是跟调查团多磨叽几句，你还一点，我让一点，最后达成一致。
连后来的日本史学家也承认，如果犬养毅能逃过“五一五事件”劫难的话，犬养内阁“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订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李顿没想到，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子（犬养毅）和唯唯诺诺的小个子（芳泽），而是一个超级大恶人——内田外相。
别说预先想好的讨价还价了，人家都懒得跟你们废话，就四个字：寸步不让。
犬养内阁本身慑于国际压力，对“满洲国”持暂缓承认的方针，到内田这里，则变成了两个原则：永久性和彻底性，也就是要调查团必须“永久彻底”地承认“满洲国”。
李顿费了半天口舌，带来的招全使上了，在内田面前却起不到半点作用。
这位敢情是开钢铁公司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李顿没奈何，只好怏怏然打道回府。
内田真不负大恶人之名，调查团都回北平去了，他还不罢休。听李顿的话里话外，似乎报告书对日本不利，他这就连调查团都恨上了。过了些日子，见报告书还没出来，开始找调查团的麻烦了。
他公开声称，调查团之所以叫调查团，那就是搞调查的，既然是调查问题，就不准解决问题，如果要在解决问题上提意见，那就是越权，他就要攻击调查团“超越权限”了。
嘿小子，调查团人家越不越权是你管的吗，那是国联管的！要你指手划脚。再说，问题光调查不解决，那还不如不调查呢。
内田，你真是这个“脑白痴”，趁早跟你妈妈回家吃饭去吧。
朝调查团隔空放了一炮后，他还不过瘾，3天后，又在议会里给家里人上起了课。
内田当时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满洲问题），要有举国一致的决心，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承认“满洲国”），决不让步。”
这就是所谓的“焦土外交”。
依日本当时国情，我们可以想像，在内田讲了这番话后，下面一定掌声雷动，欢欣鼓舞，于是第二天，此君又信口开河：热河是满洲的一部分……
兄弟，拜托，你能不能给自己装个闸，不要满嘴跑火车行不行。这话是能在公开场合随便乱说的吗？
注意身份，第一外交官唉。
我敢断定，内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他脸朝着哪里，其实心里设想的听众就是国内的那些“纯真青年”和军人。
（315）

不知怎么，他老让我想起现在“当红”的一个政治人物——伊朗总统内贾德。我以前（大概现在也是）老是在电视上看到这哥们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唾沫横飞，在演说中把老美贬得狗屎不如，看那样子，似乎不久就要集合革命卫队，去北美大陆把该死的小布什给抓回来了。
结果他什么也没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伊朗变得更加封闭，人们天天聚一堆听他在上面胡吹海侃，外面呢，该制裁的还制裁，该得到的机会还是得不到。
人皆曰：疯子。
我以为，他绝不是疯子，他只个戏子，唱戏的戏。
表演嘛，没本事的人都这样，不表演，他靠什么混饭吃，谁选他啊？！
国内爽了，国外炸了。
我说的是对内田的态度。
其实原先调查团成员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当初，在会唔马占山要不要经过伪满同意这个问题上，大家就存有分歧。你别看好象只是个人意见的不同。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因为各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们实质上多多少少也代表着他们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李顿是英国派的，他代表的是英国，麦考益是美国派的，他就代表美国，而克劳德是法国派的，自然代表法国。
简单来说，在起草报告书时，李顿和麦考益一直是帮着中国说话的，克劳德却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多。也就是在各国态度上，英美基本支持中国，法国基本支持日本。
内田的“焦土”演说在国内赢到一片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舆论的反应却是正好相反。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都对这家伙歇斯底里的疯狂劲感到由衷厌恶和痛恨：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就摆出一副要搏命的架势，给谁看？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他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这份报告书分10章，共有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总计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
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
我以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对这个报告作用的界定。
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利），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
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
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
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
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哇，大不了跟你们拼了。
调查团显然是用的第二种。
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
（316）

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权益吗？
有。不过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也是“根深蒂固”呵，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东北有排日倾向吗？
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满洲国”合法吗？
这个东西就关键了，来不得半点含糊。
答案是：不合法。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
以上是调查情况。下面是抓药方了——满洲自治。
你们都不要吵了。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
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
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
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那这话就没法说了。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了。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遐。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有那心也没那力啊。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书的全部内容。
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
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到主权问题。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建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可以，但要以中国为主导，外国不得干涉或介入。
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
老蒋现在虽然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
第二天，他的指示也来了。
（317）

作者：bluesky1815　回复日期：2010-01-03　23:11:43
不过瘾啊 还在9*18纠结 什么时候到8*15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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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堪称抗战之原罪，抗战中几乎所有中日恩怨都可在这一源头上找到线索。此段将涉及上世纪初中日双方最大的一次外交战，也是双方斗智的一次顶峰对决。既不可免，也有相当精彩之处。

----在国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不恢复“九一八”前的东三省原状，就地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难道只想要日本来一个口头上的承诺：“东三省是我占领的，但主权还是你中国的”？这一段没看懂，呵呵。
楼主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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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恢复原状，是一开始中国方面的要求。所谓恢复原状，就是东北还是由东北军地方政府控制，当然南满铁路范围也仍然是日本的。但到这个时候，国联提出建立由它主持的“东三省自治政府”，那就既不是日本完全占领，东北政府也不是由张学良主导。这实际上是当时国联占在中立立场上能想到的一个折中方案。

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
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
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厢情愿，让小日本光着屁股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卖帐，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的说，就是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搏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断，报告书大体上还是对中国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中国说对“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做秀活闹剧。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
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
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对，就他了。
（318）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厢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你说他幼稚，好象也不是。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作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捉摸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
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319）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
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共产主义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做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剌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
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
国联里面最大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搭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所以他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
我们小时候上作文课经常背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
怎么说的呢？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他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按照这个趋势看，英美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剌激？
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剌激不剌激的。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
（320）

复云扰四方 兄：
其实对于马大帅，老关也是由衷钦佩的。无论是从其勇气，还是军事上的指挥能力。甚至照我的看法，马占山二次复出后，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其表现还要超出江桥抗战时期（这是后一阶段要重点展现给大家的）。但是以我所见到的很多民国时期的资料，那时候人物思考问题显然要比我们现在复杂得多。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把马占山作为汉奸来看待，因为那是与老马截然不同的一类人（此前我曾把伪满的几个“部长”做过对比）。马占山投敌，很大程度上确有现实的考虑，也有很多无奈的成份在里面，甚至待机再起的成分相当大。这大概就是人中之龙，与哈叭狗的区别所在。打个比方，我们就很难想像，张作霖有一天会做汉奸（当年很多人是把马占山与张作霖来作对比的）。
不过另一方面，你要我相信马占山是准备做“余则成”，到日伪那里潜伏下来的，这个我也不太敢信。
再说到诈降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必要把内部人都瞒住，就剩他自己一个明白人。因为这样的诈降也太过火，代价也太大了，我想以马大帅这样的聪明人，绝不会出此下策。
当然，马占山所说的诈降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因为他在心里从来就没降过，其部队也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马占山事后的态度来看，他本人对这段经历也是相当后悔的，认为出错了一步。
我以为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不应该再以纯高大全的观点来看待当年的英雄人物。英雄有缺点有过失，只是表明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英雄。
在下不揣浅薄，试以这些观点与仁兄商榷，希能再聆高论。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拨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不属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嘛？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蛋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
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 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
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要太多。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
中苏复交了。
（321）

对不起诸位，今天有事晚发了，现补上。

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2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
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人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
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
在呼朋唤友方面，日本似乎又输了一把。
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
中国加油！
按照程序，报告书先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审议。
这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方首席代表松冈突然举起了手，说：慢！
大家一齐望过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得有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六个星期后再审议。
众绝倒。
报告书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看？！
中国代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屁股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六个星期后重赛吧。
找抽是不是。
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
所以只好浪费大家时间，让松冈一个人回去补习功课。
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受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
他不知道人家一流外交家根本不屑于这种小伎俩。
别说六个星期，就是六个月，你不还是要回来吗？又能躲得到哪里去。
六个星期果然一转眼就过去了，见真仗的时候到了。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先由日方代表介绍“学习成果”。
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供他们饭）？
日本为什么要出兵东北，大家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打住，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啊。
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
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你倒是想得美，谁跟你谈啊。
（322）

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
看那样子，就是一个大明星跟一群粉丝的关系。
你还别说我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三十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而不群的答辨能力。
山东问题，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帐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嘛来帮你们打德国兵。
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就此看来，这兄弟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揍得半死倒也一点不冤，尽管我一直反对随便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动用私刑。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
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
说了半天，还是中国没理。但是轮到顾维钧上场，一切都改变了。
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
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要是山东问题不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些死去的灵魂是绝对不能得到安息的（当心各位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敲门称自己是姥爷哦）。
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
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
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晴，直击问题的要害部位——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决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323）

致 guchengcanyang 兄：
一字之师，多谢。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发哥”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
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做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让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
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不服行吗，一条条论据就摆在你眼前，真材实料，比什么论点都更有说服力。
在直入要害这一点上，老顾这次仍然没有让大家失望。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含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
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收势，完工，一气呵成。
各国代表大长见识，大家就是大家啊，愣是把个松冈活生生地给比了下去。
12月6日，转入国联大会讨论阶段。
到这一步时，中日双方都明白决定这次外交大战孰胜孰负的时刻快到了。
大家拼着命冲剌吧！
松冈急啊，理事会碰到一个顾维钧，这人太厉害了，比传说中还要猛，根本说不过他。然后等到开大会，好不容易顾维钧坐到了后面，前面换上了首席代表颜惠庆，本想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这姓颜的更是个老江湖，讲话滴水不漏，风雨不透，弄得日方代表这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嘛，中国人排兵布阵，压轴的都是高手，颜惠庆位列首席，你说能差到哪去。
不行了，得用绝招了。
（324）

说实话，国联的气氛，松冈很不适应，没什么拥趸和粉丝啊。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可是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你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采千篇一律，就象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大陆）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扒拉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1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讲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竟然把自己比作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当然了，他对报告书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同意，不认可。
大会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将报告交由“19国委员会”审议。
这个“19国委员会”就是国联大会在处理“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成立的那个机构。
选手们紧张，“19国委员会”也不自在。这工作棘手啊。
委员会在李顿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重新搞了一个裁决报告，然后分别送达中日两国过目。
除了要求日本撤兵，决定设立包括美苏在内的调停委员会外，两个国家还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了新报告上面的两个原则：一是不能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二是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
反应当然大不相同。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