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游击队，选择的打法当然都是占便宜的打法。
还记得东北军放弃锦州前打的那个铁甲车遭遇战吗，当时跟19旅携手杀敌的就是老北风率领的辽南义勇军。在那次战斗中，义勇军就屡屡采用伏击方式打击日军，其战果不比作为职业军队的19旅差多少。
现在，老北风又想用什么法子来逗逗这个自以为是的河野呢？
他手里有3000多人，人是不少，但论武器和实际战斗力，却还是要比河野带来的日伪军差上不止一截。
要打赢，那就得看变戏法的本事了。
论变戏法，没人能强得过老北风。
人还不够是不是，变啊。当初辽河边“闲庭信步”时，能把10个人当300个人来用，如今也一样，而且更不得了。
他把3000人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沙岭镇的日军发动突然进攻。
这位要说了，兵宜集中不宜分散，你把他们拆开来，不是显得人更少了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白天你要是这样干，那就是标准找抽型的，非得给人家各个击破不可。
老北风选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天黑了，日军也没有夜视镜，根本看不清义勇军来了多少人，只知道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全是人。再一鼓噪，3千人，河野准以为是3万呢。
这人的心先慌了，哪里还能打得好仗。
如果嫌武器不行，那也能变。
干游击队的，都是民间的点子大王。老北风让人事先把爆竹放在水桶里，部队一发动进攻，就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再用那个舰炮改装的土炮轰一下，音响效果比美国大片还逼真。
这么老土却有效的打法，河野根本连见都没见过，怎能大脑不缺氧。
进攻发起后，项青山从西路打得最急，这一边的日伪军见对方来势凶猛，就想往沙岭镇内躲一躲，以便稳住阵脚。没想到由于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河野已经晕场了），其它日军根本就不知道退过来的是自己人，还以为是义勇军突破防线冲过来了，赶紧予以还击。
这下好了，义勇军反正子弹也不够用，干脆就不打了，蹲一旁看热闹。只是偶尔放两个鞭炮，给双方助助兴。
日伪军到底战斗力强啊，一直打到天亮才歇手。
不歇手不行了，因为指挥官河野大尉已经被打死了。最冤的是，这兄弟临死都不知道射死自己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是役，日伪军伤亡100余人，两卡车都没拉得过来，这里面一大半都是“误伤”的。
这趟属于日军来惹老北风。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敬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
老北风准备到海城去逛上一逛。
照例，首选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想抄老北风底的河野属于闭着眼睛来抄底，对手的虚实都没搞清楚，结果反被人家抄了底。老北风则不同，他在出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大概是做绺子做出的习惯，不搞清楚目标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决不轻易下手，贼不走空嘛——开个玩笑。
(286)

作者：poihero　回复日期：2009-12-24　21:10:38
老关回来了，事情办我完了么？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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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全办好。但晚上可以解放，这就晚上摸到天涯来了。祝圣诞快乐！

第一天，老北风派出了几支部队对海城及其附近满铁所属区域发动攻击，但这其实是佯攻。派出来的也并不是什么战斗部队，而是侦察小分队。他们打海城是假，进行火力侦察是真。火车站里有多少鬼子，武器怎样，战斗力如何，卧底便衣都不用派，一打全知道。
通过这次佯攻，老北风不仅摸到了海城火车站的底，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离此3里，有一个大矢兵站，里面存放大量军用物资及军草垛（喂东洋战马的）。
得到这个情报，他两眼放光，连海城火车站都暂时不打了，一门心思盯上了兵站。
三天后的晚上，还是9点（这算是一个吉祥时间了），辽南义勇军突袭大矢兵站，并点燃了军草垛。守卫兵站的是南满铁路守备队，他们惊慌失措，没能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天，军草被烧掉30余垛，大批军用物资化为一道青烟。
大矢兵站是当时日军在辽南的一个大兵站，此处被袭，南满日军后勤补充受到很大影响，连关东军司令部都对此大为震惊。
对海城火车站，老北风采取的则是疲劳战术，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骚扰一下。那种骚扰还不是一般的骚扰，声势往往很大，每次都要以两到三千人进行包围，包围了也不往里面死冲（那样倒便宜日本人了），而是在外面吓人，反正不把驻守车站的日军吓到口吐白沫，决不退兵。
人是最不经吓的，日军也不例外。次数多了，这帮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得找地方先躲一躲。据说有一天晚上，海城附近有个村子里面请神汉驱鬼，放了一会爆竹，当时就把城里的“日本鬼”吓得够呛，还以为老北风又来拿他们寻开心了。
最后一次进攻海城，老北风索性一把火把车站全给烧了，这下大家都别惦记了。
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人文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族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287）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呢，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相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要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去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相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的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2个营（省防第1旅第1团第1、3营）。
但就是这区区2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288）

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二是在一个固定地方放，效果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象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三是用来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这个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个个精神衰弱，萎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赖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三八式”。
这样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但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象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格格作响。
满洲真不好呆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它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289）

作者：马飞宇　回复日期：2009-12-26　15:02:14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老关战果真的这么大吗？有点不可思议呵呵我党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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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战斗力肯定是不能和老八路相提并论的。史料上的这个数据“日伪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指伪军。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查团的同志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的那些个事，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跑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的，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象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就好象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青菜萝卜都要记明细帐的那一类，虽然他一到中国大陆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
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都是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爽。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做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290）

晚上因来不及，更新时间暂调整为：8点、9点、10点。

在伪满州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摆的，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虚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有面子，不怕其它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个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陆路的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一直干的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部队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291）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 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 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如何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暗斗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两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例（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292）

作者：厌恨qq　回复日期：2009-12-26　21:34:43
睡前顶贴！关兄博学
只是能否多点战役，毕竟是抗战啊
至于调查团这些可以一笔带过。
我们太想知道正面抗战战场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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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恨qq兄：请稍安勿躁，围绕国联调查的这一往事是抗战中绕不过去的，这不仅是一场很精彩的堪称斗智斗勇的外交战，而且它跟马占山二次复出紧密相连（尽管此时东北义勇军已风起云涌，但马占山仍然是东北抗日力量的绝对主角）。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了，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国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州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州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州国”好，不准讲“满州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捉摸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州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州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漏勺。
（293）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要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待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倍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
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在满洲的这些日子里，李顿拨开云雾，逐渐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294)

作者：gzm001　回复日期：2009-12-27　20:38:53
2038，才得看到一篇。。。。还得等到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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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还有一次更新

这个“满州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州国”，就连“满州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他们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很多，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警察：“满州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中国的有钱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榨名单呢。
这类好事，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帐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千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利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295）

广而告之：
老关基本解放了，所以明天开始一切如常。发帖时间仍然为：早9点，午2点，晚7点。
兄弟们，不见不散 ：）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一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他的师父青木和坂西要是知道徒弟这个烧包样，估计也只能在九泉之下苦笑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3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拜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倒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张麻子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从本质上来说，马占山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296）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差不多的一个人，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黑龙江），也即在日本承诺“一无两不”（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实行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可能（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他是完全会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露，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却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守信承诺精神。
土肥原不是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吗？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一无两不”、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他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乎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黑龙江省 的马占山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当他的“黑龙江省 ”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作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个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个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一无两不”和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297）

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去上班。
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老蒋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委任老冯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这二位当时就吓得要跑，其实原因都是一样，并不是嫌工资少待遇低，而是怕这样一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这些江湖老手们个个心里透亮：手里有枪杆子，才可能这好那好，没了枪杆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样。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不但从此更成笼中之鸟，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军队就很难说了。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龙江军署参谋长王静修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的伪满军政部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在如何和日伪打交道方面，马占山使的两招几乎和当年的冯玉祥如出一辙。
其实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计，说起来不少，连篇累牍，真正实用的却没有几个，有一定的重复率实在不用太过惊讶。
当然，计都是好计，具体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装病这招，老冯用过，老马也用过，老冯灵了，老马不灵。除了马占山装病的功力可能不够（也许是需要一点内功的），只能怪日本医生太专业了。
而在弄个次长上去顶杠这一招上，结果却倒了过来：老冯不灵，老马灵了。
老冯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有规定，次长不能代理部务。
老马之所以灵，则是由于伪满洲国的台子才刚刚搭起来，一切乱糟糟，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顺理成章，没人能提出异议。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我们就打哪，您让我们上哪去，我们就上哪去。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当时称为“援马团”）、义勇军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后者仅捐助就源源不断），这声势连关东军一时都不敢轻易上来叫阵，然而众人万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298）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苑崇谷愤然进关，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曾在江桥抗战中将小多门斩于马下的徐景德团已扩编为旅，此前作为近卫部队驻守于黑河。在获悉马占山投敌后，这支亲兵卫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即所谓“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件最让人痛心的事。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个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地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满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如果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1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相当于中国一个师）？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