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在诸种艺术形式中，对人物心理拿捏揣摩得最到位的，戏曲应在候选之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戏曲舞台为虚景，没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来衬托，所以你心中的任何一点微小变化，都得通过一个人的唱念做打来表现。
《三岔口》就是这样一部很有意思的戏曲，它描绘的是两人在旅店黑夜格斗的段子。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一句唱词，全靠演员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动作。
这么费劲，当然是由于黑灯瞎火，大家都掌握不到对方情况，只能闭着眼睛打。
在廊坊夜战中，五井中队以及那些伤兵们确实是闭着眼睛打的。毕竟，他们来了没几天，对周围环境根本谈不上不熟悉，但他们的对手却不一样。
226团长期驻守廊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黑夜格斗，就仿佛一个个戴了夜视镜一样，看得比白天都清楚。
崔振伦第一个盯住的目标，还不是驻站日军，而是铁路上停靠的军列。
很多天了，226团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通过驻地，前去攻打兄弟部队，那心情真是无比的难受。
现在好了，去北平拦不着你，回来就可以把欠债给一道补上了。
日军钻在列车里的伤兵们虽说也拿着枪，但比四肢健全的肯定要好打多了。
没过多长时间，这批人就被搂搂光了。接下来的驻站日军也死伤大半，只有少部分鬼子兵得以四处躲藏。
当时崔振伦正率作为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上来。他相信，如果再扫一下，拿下整座廊坊车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就在关键时候，手机铃声响了。
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是旅长刘振三传来了命令：放弃廊坊，回军安次。
这个时候，刘振三终于与29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分别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29军军长宋哲元特地声明“和谈绝望，遇敌就打”，同时嘉奖在第一次廊坊之战中率先出手的“列兵”和“隐蔽哨”。
就算在对廊坊发动夜袭时，刘振三和崔振伦的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
第一次廊坊之战，可以肯定，是己方先开的火，这个如果细查起来，有违抗军令之罪，到时别说“列兵”，连旅团长都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次廊坊之战，眼看着收复廊坊是有把握的，但又怕再次违背师部不得先敌开火的禁忌。
现在，宋哲元亲口说了，开火无罪，杀敌有理，可能的戴罪之身一变而成有功之臣，谁不乐啊。
这就意味着，以后手脚就可以放开来打了。
但另外一个坏消息，看了则让人心情沉重，这也是导致刘振三不得不让崔振伦撤军的原因。
只是一句话：“平津两地情况均不很好”。
撤出廊坊，是希望226团能相机援救平津。
华北形势紧张万分，远隔千里的东京也没闲着。
在获悉“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爆发后，那个好战分子杉山元哪里还按捺得住。
一大清早，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找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我早就说了吧，华北的29军不是好东西，这不，他们终于向我们开枪了，还把“皇军”诱进城里进行歼灭，这是想打大仗啊。
在载仁看来，日本人主动打中国人，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反过来打他们，则绝对属于离经叛道，是活得不耐烦的表现。
载仁把桌子一拍，那还等什么。
尽快把国内的3个师团动员起来，同时对已进入华北的关东军、朝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二次动员。
（865）

在参谋本部的敦促下，近卫首相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同意对陆军进行再动员。
就在这次会议上，杉山元加了价，不光是动员3个师团的问题，而是还要另外再加派2个师团去中国。
一个小时后，这位好战的陆相进入皇宫，以觐见天皇。
上次裕仁说暂缓动员，那是他认为宋哲元会乖乖地退出华北，这次一听，姓宋的不仅不肯撤退，还捡起棍子打了我们的人，这还了得。
准奏，一定要给29军以“断然膺惩”。
此次日军动员总人数达到了20万9千人，配备军马5万4千匹。其中，增援华北的为第5、第6和第10师团。此外，第11师团被派往青岛，第3师团准备前往上海。
在完成动员后，这些部队将从8月1日起向中国国内输送。
有人说，那不是好吗，等到8月1日，宋哲元的布局也已提前完成了。
这你就错了，杉山元动员的这5个师团可不是专门去打29军的，他们是奔着可能作为29军后援的中央军以及其它部队而去的。尤其青岛和上海那两个，主要任务还是“加强警戒”，只有“必要时候”才能“采取敌对行动”。
对方的刀已经磨得雪亮了，偏偏宋哲元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错觉。
本来日军的四面围困让他紧张万分，好象日军随时就要打到北平城下来了，可是忽然一下子又停住了。
为什么停，香月不会告诉你原因，只能自己猜。
宋哲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最后通牒”还差着一天，香月还在等着他答应条件呢。
一天， 是可以做好多事的，手脚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下来。
7月28日，宋哲元向29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早在天津的时候，他不是制订过一个“作战预先号令”吗。
那个范围小，仅是让冯治安防守北平的。这个是全面动员，囊括了29军所能控制的全部区域。
还是那个“品”字阵打法，但经过变阵后，已形成了类似于鹰的阵势：冯治安和赵登禹成为这只鹰的主体，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先防后攻，伺机反噬。
这个命令是本应该在7月27日就下达的，一迟疑，还没等到鹰扑扇着翅膀飞起来，香月这只狼就已经先行扑了上来。
时间：7月28日晨。
为什么这个时候打呢？
因为在此之前，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一共2356人，已经全部撤到了使馆区。
香月等着就是个时候，他才不会傻到一分一秒地帮你数数，等那个“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来呢。
万事无忧，不打何待。
香月要咬人，而且这一口咬得非常准，非常狠，非常毒。
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做南苑。
7月28日，遂有南苑血战。
日军为什么先攻南苑而不是直接奔着北平而去呢？
那是因为香月希望“战于野”，同时把宋哲元给吓住，起到不战而降北平的目的。
在杉山元将动员国内师团的“好消息”通知香月时，曾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打仗归打仗，“不扩大”的原则还是要遵循不误。
按照杉山元的解释，这个不扩大，是说不能扩大到全中国去，在华北是可以扩大，而且一定要扩大的。
为此，这位陆相又给香月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能太远，就在平津附近开战。
另外一个原则是避免巷战，尽可能在平津郊外解决问题。
后面的这个原则主要还是害怕节外生技。毕竟平津的租界里住着很多老外，万一弄出国际纠纷来不好办。
再者说了，花了这么大本钱据有华北，就是准备把这里当第二个热河或者“满洲国”来用的，你都砸个稀巴烂，以后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香月就把南苑作为自己作战的首选之地。
（866）

南苑原来是29军军部所在地，但在宋哲元本人到北平后，军部也随之移了过去，这里由副军长佟麟阁临时负责。
在南苑之战爆发的前一天，宋哲元已把赵登禹叫到北平。但是他对南苑不放心，所以临时改变了以赵登禹守北平的想法，决定以冯治安守北平，赵登禹守南苑。
赵登禹随即被任命为南苑方面的临时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为副总指挥。
之所以如此安排，还是因为赵郑二人都有各自掌握的部队，佟麟阁虽身为副军长，但手下没兵，你让他指挥谁去。
赵登禹星夜赶至南苑。
当时，由于没有料到日军会提前行动，赵登禹虽然自己到了南苑，他在河间防区的主力部队却还在路上。
其时的南苑，共有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主力为张自忠师所部，该师的一个旅长董升堂当时也在南苑。
董升堂看到赵登禹来了，以为可以完成接防了，就要把部队调走。倒是赵登禹多了个心眼，坚持自己的部队未到达之前，董升堂不能走。
于是大家就都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日军会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袭击。
此时的南苑守军处境相当险恶，他们的对手是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在实力上，双方差距很大。
幸好，赵登禹师此时正有2个团在往南苑急赶，一旦到达，是有可能解南苑之困的。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汉奸也有汉奸的类别。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殷汝耕，那是一个纯政客型的汉奸，现在的这位叫潘毓桂，是一个政客和文人杂交的汉奸。
这厮据说是李香兰的义父。对于李香兰本人，说句老实话，我倒并无多少恶感。人家虽然起了个中国名字，但说来说去还是日本人，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总是会向着她的母国说话或做事的，毕竟两国相争，还各为其主呢。
可她的这位“义父”却是地道的中国人。此辈虽说也爱附庸风雅，骨子里却俗不可耐，他哪里能领会我们传统文化的真谛，又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忠孝仁义”。
但有一点他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潘毓桂不是第一天“亲日”的，宋哲元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仍旧任命他为政委会政训处长。
有一部分原因，是宋潘两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可以说，他们自父辈起就有交情，是世交。
清末的时候，潘老爸是知府，宋老爸则是潘知府手下的一个幕僚。到了民国，风水轮流转，宋成了比知府还大的“华北王”，而潘反变成了一个摇鹅毛扇的帮闲文人。
可是宋哲元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会为这一点点“世交”就坏了大事，因此他让潘作官，与授官给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亲日派”并无不同，就是两个字：利用。
所谓政委会政训处长，不过是一个虚职，是进不了29军权力中枢的。
何基沣熟知29军的种种内幕，他就说，宋哲元对“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给个官做做，以防止他们捣乱而已。
到了后来，这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那个“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显然，像军队调动这样重大的军事情报，潘毓桂是不可能再从宋哲元那里直接拿到了。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的呢，后来者大多语焉不详。
（867）

按照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只有一个途径与可能，那就是从张自忠身边进行剌探，因为后者才能进入29军的权力高层，很多绝密情报，是无法完全瞒住他或者他所控制的信息网络的。
宋张周围都曾有大把的汉奸门客，但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而不被人用，张却是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结果给他自己和29军都引来了大祸。
南苑之战的被动，与潘汉奸泄露军事情报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登禹师增援上来的那两个团，在半路上就遭到了日军预设的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援兵没有了，惟有靠自己，这使南苑战斗一开场就显得无比惨烈。
除了缺乏坚固的工事以外，南苑守军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里本非前线，只是一个训练基地，虽然原军部、师部、旅部都在这里，班子看上去很庞杂，可是真正能打仗会打仗的却不多。
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军官教导团，里面都是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各级军官，那打仗肯定还是比较牛的。可惜“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个教导团就解散了，精英们各归原部。
军官教导团散了，还有一个军士教育团。教导团由佟麟阁亲自带，教育团则由教育长张寿龄统带。
这两个“团”听起来好象差不多，其实区别很大。
军士教育团有个更通俗的名称，叫做学兵团，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
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是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么多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教导团里是现役的军官，教育团里则是未来的军官。
对于29军来说，这都是一些活宝贝啊，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
现在南苑缺乏有力的部队，四面又都要设防，不让教育团上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了。
不过在怎样使用教育团的问题上，确实值得推敲。
上是可以上，也不得不上，但你不能让他们马上就独当一面啊，因为这些娃娃的军事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才刚刚领到枪，如何能够单独御敌。
正如董升堂后来总结的，如果那时能够适当搭配一些老兵进去，或与其它单位作配合，教育团应该打得更好，也应该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可是在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之下，谁还能想得如此周到呢。
上吧。
这些学生兵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拿枪，第一次上真实的战场，很多人站在作为掩体的墙壁前，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
在他们前面200米的范围内，黑压压全是鬼子兵。
要知道，对方可不是娃娃兵，那都是一些久经战阵的老兵。
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守军的这一薄弱环节。
军士教育团守卫的东南阵地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所在。
拼了。
虽然没有一点作战经验，但这些可爱的青年却凭借“胸中热血”，奋力挥舞着“掌中利刃”，全力一击，绝不后退。
当时负责主攻东南阵地的，首先是步兵旅团一木大队。该大队曾经是卢沟桥之战的主力，那场战斗打得也很凶，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周过后，南苑之战的惨烈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位学兵形容，“堑壕之内，血流成渠”，战友的尸体躺在那里，血都快流成河了。
不独劫后余生的人们，即算他们的敌人也对此念念不忘。
（868）

一年之后，日军大队长一木在回顾“七七事变”时，仍对这些悍不畏死的中国青年勇士印象深刻。
他说，那些中国兵都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有的负伤几处，血肉模糊，连人形都快分辨不出来了，可是仍然站在那里和你拼杀。
一木大队也真是够晦气的。据一木自己回忆，在率部进攻时，一不留神，部队竟然还“莫名其妙”地踩上了地雷。
29军会利用地雷进行防御，本来日军是有所预料的。在宋哲元下达的命令中，曾专门提到过这一战法。不过那主要是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如酒井师团而言的，炸的也是坦克，没想过要让步兵一道“尝鲜”。
更重要的是，宋哲元的作战命令发的太晚，到达各部队时，大家都还没来得及照方子抓药，日军就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
对这些情况，香月是完全掌握的。况且在进攻之前，他也多次派侦察机对南苑进行过侦察，均未发现29军有布置地雷阵的迹像。
一木在带着手下冲锋时，当然不会想到脚下还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惨是真惨，脚下就那么一滑，然后什么心理准备也没有，就飞的飞上去，掉的掉下来，本来尚算齐整的队形完全乱了套。
对于地雷突然发挥作用，连29军自己也有些始料不及。
什么时候埋下去的？
都是平时无心插柳的结果。
军官教导团要组织演习，就在这一区域埋了一些地雷，本来演习结束是要拆掉的，可是形势老是说不定，一会说要和日本人打了，一会又说要谈判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究竟该拆还是不该拆。
干脆就扔那儿吧，或许还能派上些用场呢。
当然，地图上标一个“雷区”还是有必要的。
之后，军士教育团来了。
纸上谈兵了NN天后，突然发枪了，一众小伙子都抱着枪睡不着觉，嚷嚷着要早点到前线去杀鬼子。
营地里有一个参谋就提出，这帮小子身上荷尔蒙过多，别真的弄出点什么事情来，不如让他们去“雷区”继续埋雷吧。
就这么着，“雷区”的地雷就真的插成了荫，而且直接把一木大队发动的第一次冲锋给终结掉了。
凌晨4点开始进攻，经过数小时冲击，仍然没能把南苑守军最薄弱的部分给击破，这让日军指挥官自己也吃惊不已。
一木不行，换人。
龙山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陆大23期）赶到前沿，从一木手里接过了指挥权。
他的到来，使胜负的天平逐渐转向了日军一方。
川岸在观察战场形势后，发现南苑守军还存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弱项。
在发起进攻之前，日军曾进行过一轮试探性的轰炸，这一炸当时就把守军给炸乱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方毫无防空能力。
再仔细一看，南苑这么大一块地方，这么多营房，却几乎没有任何可用于隐蔽的坚固掩体。
能算得上临时阵地的，竟然只是守军营房周围的几道围墙。
川岸笑了。
这个一木，真是个莽夫，你怎么就只知道从地面上闭着眼睛往前冲呢，那样有多少得给多少啊。
为什么不继续从天上搞他们，那样对方是挡不住的呀。
川岸立即下达命令，要求驻承德的轻轰炸机第9大队前来助战。
（869）

8点。
南苑军营上空出现了9架日军轰炸机。
炸弹开始如雨一样地狂泻。
营房四围的那些围墙，其实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因为死角太多，往往难以打到鬼子身上，发挥不了步机枪的最大威力。
不过那毕竟还能勉为其难，帮你挡挡子弹，现在好了，飞机炸弹直接从头顶扔下来，让你躲都没办法躲。
战前，老蒋和何应钦主张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就私下分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守军当然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讯设备被全部毁掉了，指挥部与各部队的联系因此中断。
如果你看过当年古北口大溃退的全过程，就知道，这对中国军队而言往往是致命的，大脑和四肢分离了。
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日军身上，危害可能不致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官兵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你就把他的队伍打散了，单个鬼子兵趴在地上照样还能打得有模有样。
训练水平的高低，往往在关键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军士教育团教育长张寿龄情急之下，抱起一挺高射机枪，对着天空就射，但仍无法完全阻止日机的肆虐。
29军军营已经乱成一团。
川岸在把南苑守军的整体部署打乱之后，马上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军士教育团防守的阵地。
好了，地雷由一木大队趟过了，飞机也把学兵们炸翻了一大片，此时正是突破的最好时机。
日军蜂拥着冲了过来。
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勇士们挺身而出，开始与鬼子兵肉搏厮杀。
相对于剌杀技术娴熟的日军，这一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们就这样做了。
很多人在被剌中后，浑身都是血，索性扔下枪，抱起敌人就打，就咬，只要一息尚存，也求与其同归于尽。
更多的人学聪明了，剌刀不是拼不过你吗，那我就继续射，近距离不用瞄准，几发子弹过去没准也能钻一个窟窿眼。
哪怕是十个换一个，也要堵住缺口。
南苑这个地方，我去过，而且时间不久。
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耳朵边竟然还能清晰地听到队伍喊操的声音。
我想，这不是幻觉，当地变成了飞机场，也可能是机场职员在训练。
置身当年的战场，似乎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没有离开过我们。
站远了看，历史亦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
六年前的“九一八”，东大营的学兵们撤退时，“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南苑的学兵们没有哭声，只有愤怒的喊杀声。
合二为一，青年们成了同一群人，昨天，他们茫然无所适从，今天，他们已经明白，自己能够为这个民族所付出的，除了眼泪，还有身上的一腔热血。
当然，这也意味着悲情的开始，因为双方的力量毕竟是那么不对称。
到下午3点，小伙子们终于支持不住了，其防守的东南阵地被日军第一个突破。
这时候，南苑最有力的部队是董升堂指挥的步兵团。赵登禹随即派传令兵下达指令，由董升堂负责指挥作战。
按照宋哲元原先的部署，他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都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是作为长城抗战的英雄、临时总指挥，赵登禹在南苑的表现却显得有些差强人意。
除了身边缺乏得力亲兵外，他当时的状态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870）

张寿龄是老西北军的人，西安事变前后才刚刚进入29军。他以前跟赵登禹是认识的，那时赵登禹还只是一个营长，长得高大威猛，“身躯雄健”，然而这么多年不见，在南苑一碰面，他就发现对方消瘦的可怕，与原来竟然判若两人。
赵登禹是被毒品给害了。
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躺在坑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赵登禹和张自忠为最，两人都陷入了“烟霞之癖”。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因此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大失水准。
由董升堂来接替指挥，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领命之后的董升堂意识到，若不把东南那一角的漏洞给堵住，局面将不可收拾。
他需要调度兵马去“堵漏”。
可是南苑地方是很大的，通讯又中断了，如何跟这么多部队联系呢。
派传令兵？
太慢了。
董升堂跨上一部脚踏车，冒着日军的炮火，找到了军特务旅。
有了这支部队，再加上步兵团的一个机枪连，前去恢复东南阵地。
但缺口既已撕开，堵已堵不住了，随后就是越撕越大，已经形成了“管涌”。
见势不好，董升堂赶紧把特务旅的预备队也调上来，占住南营房的预备阵地，总算是暂时滞缓了日军的攻击。
在南苑指挥官中，张寿龄也是表现相对突出的一个。在东南阵地失守后，他是学兵们现场唯一能找到的高级军官。
退守预备阵地后，张寿龄遇到了副军长佟麟阁。
佟麟阁虽然也一直在前面作战，但钦定的南苑指挥官不是他，是赵登禹和郑大章。只有找到赵郑二人，特别是找到郑大章的骑兵团，才有机会与董升堂合兵一处，扭转南苑不利的战局。
往赵登禹所在的指挥所打电话，没人接。
又给郑大章打电话，还是不通。
这才想到，电话线路可能被炸断了。
赶紧派人派去指挥所，回来报告，空无一人。
听到这一情况，连佟麟阁也愣住了，莫不是老赵也亲自到前面来杀敌了，可没见着他人呀。
张寿龄说，要不先去找郑师长吧，他手上有骑兵团，可以对日军发起冲锋。
佟麟阁一想对。
他是副军长，配有小汽车，当下就和张寿龄一起乘着汽车到了骑兵团的营地。
去了才发现，仍然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最后在一个士兵嘴里才得到消息，原来郑大章早在黎明前就带着他的骑兵部队撤走了。由于南苑战斗打响时，指挥机关一片混乱，竟然没有人发现这一情况。
佟麟阁很生气。
这是什么时候，身为南苑方面的副总指挥，没有军部的命令，怎么能说撤就撤。你郑大章当然是马快，可其他没有马的弟兄还被困在此处啊。
此时，佟张二人心里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赵登禹别是也和这姓郑的一样，没有上级的命令就擅自撤离了吧。
事实是，赵登禹撤是撤了，不过他是接到命令的。
从骑兵师营地出来的时候，迎面跑来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通知大家：宋哲元军长已从北平发出命令，同意南苑所有部队都撤往北平城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通讯设备都被炸掉了吗，怎么还能收到北平的命令。
事实上，这个命令不是用电波发过来的。
（871）

南苑方面枪炮声一起，宋哲元立刻感到大事不妙。
他急忙亲自给松井挂了个电话，问对方为什么出尔反尔，“最后通牒”时间未到就开始进攻。
松井牛得不得了。所谓“有钱大三辈，没钱小孙子”，他现在手里有的是资本，根本就不愿搭理你。
这个老奸贼还用一种嘲弄的口吻对宋哲元说，你们不是在广安门也对我们“侮辱过甚”吗，一报还一报，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悔了吧，晚了，我们已经采取“独自行动”了。
在与松井交涉无果后，宋哲元和冯治安立即出兵援救。
出兵的方向不是南苑，而是丰台。
原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作战，丰台兵力空虚，只有少数守备力量在看家。一时间，手忙脚乱，完全陷入苦战之中。
29军迅速占领了丰台车站，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剩下的日军顶不住，只好缩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顽抗。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着。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胜败之相，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了可能。
获悉丰台遭围攻后，一木大队在下午3点就赶了回来，29军的进攻部队需要顾及背后的北平，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馈。
在出兵进攻丰台的同时，宋哲元也想到光凭南苑守军的力量恐难以支撑，遂提前通知赵登禹组织撤退。
这个决定早在上午就做出了，可是由于通讯中断，电话和电报都没法发过去，只能派人冒着枪林弹雨去南苑传送。
5点30分，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送信的人终于进入了南苑。
赵登禹就是在接到这一命令后，先行率领一部分机关人员撤退的。
军部的命令传达后，南苑各军纷纷往下撤。佟麟阁便传令给董升堂，让其坚守南营房预备阵地，以掩护大家撤离。
川岸发现南苑北营房的29军在往北撤，此处因此出现了一个空隙，立即调兵前往。
这一刀很厉害，把南苑一切两半，北营房南端也被日军占据了。
这样一来，董升堂的部队失去了往北撤退的最后时机。现在他们已是腹背受敌了。
这可怎么办，留下来就是等死啊。
董升堂心一横，准备继续据守营房，跟鬼子死磕到底。
这时，军特务旅旅长孙玉田提醒他，如此防守，等于死路一条。
日军都不用派步兵进攻，他只要把我们围起来，然后派飞机一炸，房倒屋塌，大家全都得埋在里面。
既然指挥机关已经突了出去，我们的掩护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白白牺牲呢。
董升堂一想，也对。
北面是去不了了，那就往南面冲。
与先行突围出去的人马相比，董升堂率领的这支掩护部队却是生力军，包括董升堂自己在内，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老兵，硬冲出去是有把握的。
让我们等到黄昏。
6点30分，一声冲锋号响，开始冲锋。
董升堂一手拿鬼头刀，一手拿驳壳枪，像个凶神一样跑在队伍前面。
据29军的老兵说，当年的大刀并不容易使，一般人都要两只手握，手枪只能暂时插在腰间。
只有那种武功底子真正扎实的，才能做到刀枪并举。在英雄榜上，昔日的赵登禹可排首位。依次下来，董升堂也能搬只板凳坐坐。
这是一次与死神同场竞技的比赛。
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冲进南苑周围的青纱帐。
（872）

为了确保在声势上压倒对手，董升堂组织的这次冲锋，是以营为单位，波浪式攻击，一个营一个营地往外冲，那阵势如同排山倒海，确实是很吓人的。
川岸本以为陷于南苑的守军已入绝境，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发飙，思想上没有准备，一犹豫，董升堂就带着部队冲了出去。
此时，日军包围圈已经形成，董升堂仍能从中杀出一条血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等川岸回过神来，再组织火力射击时，已经于事无补。
为什么一定要钻青纱帐呢，就因为董升堂这些人都是老兵，知道枪弹的特点。
如果是在公路或者平地上，枪弹的杀伤力最大，而在青纱帐里，由于高梁的阻挡，一般飞个一两百米就得落地。
这样一来，己方的伤亡就有可能降到最低。事实上，随董升堂突围的部队，除军特务旅伤亡较重一些外，其它部队都保存相对完整，生还者有3800人。
董升堂可以松口气了。能带的都带了出来，最重要的是，完成了掩护指挥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
他那时完全没有想到，指挥机关不仅没有脱离险境，而且走的是一条标标准准的死亡之路。
赵登禹第一个在这条路上殉难。
后来经历过南苑血战的老兵都说，如果亲兵部队在身旁，赵登禹是不会死的。
由于编制混杂，他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官兵。说是说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就往大红门公路上涌。
忽然，从空中杀出一长串日军轰炸机，它们直接就朝公路上投炸弹，并进行机枪扫射。
随后，路边的青纱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枪弹声。
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他们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预备队。
他们是怎么到达这里，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此处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讯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提供了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川岸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井，就等鱼儿上钩了。
联队长萱岛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急急忙忙地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一眼。
他说，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就想到过会战死，只是死在何时何地的问题。
但这个汉子现在还有牵挂，因为在他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位置的一个人还在北平城。
（873）

此人不是大哥宋哲元，而是他的老母。
民国时候的人离旧道德不远，所以古风犹存，社会上还有一大把的孝子，这些人倍受推崇，相当于今天的道德楷模。
在29军中，此类大孝子非宋哲元和赵登禹莫属。
赵登禹自小由老母一手拉扯，那么剽悍的一个大汉子，能于百万军中取上级首级，在家中却唯唯诺诺，惟母命是从。
据说，他在剿匪过程中，曾下令杀了两个抓来的匪首。赵母信佛，认为儿子杀戮太过，就让赵登禹跪下。那时，赵已是一师之长，二话不说，当着手下官兵的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在宋哲元调赵登禹到南苑去的前一天，他在北平城见了老母最后一面。
母亲看着消瘦的儿子，忽然取出一件东西，说儿子，你过来，我给你别在胸前。
儿子惊问，您给我别这个干什么。
母亲说，儿啊，这是让你记住，在战场上要保家卫国，勇猛杀敌。
等母亲别好，才发现那是一枚抗日纪念章。
儿子浑身一震，然后就跪下了，一下一下地磕头，磕完了，转身离去。
谁能想到，这一去真的是生离死别，当老人家知道即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能承受得了吗。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悲痛的事啊。
赵登禹留下了遗言：老母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请你们帮我安排一下。
你们或许可以暂时让她相信，她的儿子还活着，而且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边。
令赵登禹抱恨的还有，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再也不能挥舞大刀，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几乎就在赵登禹遭遇伏击的同时，佟麟阁和张寿龄也已赶到大红门附近。
由于听到前面传来飞机轰炸声，他们就没有沿着公路走，而是一头钻入了青纱帐。
大红门东面有个土山，两人在土山上设置了望哨，以观察各部队的撤退情况。等大家都撤得差不多时，才起身准备进城。
但这时候前面忽然枪声大作，这才知道被日军伏击了。佟张决定以青纱帐为掩护，分散突围。
随佟张一起的，大多是学兵，但也有一些是老兵或学兵中的特种兵，后者要比一般学兵的军事技术强。当他们看到公路上到处都是撤退官兵的尸体时，眼睛都红了。
遇到在青纱帐里埋伏的鬼子时，只要手上有刀的，举起刀就砍，含着眼泪，一边砍一边前进。
据说，有一个老兵脚都被子弹打穿了，还浑然不觉，照旧上去砍趴下5个，被称为“穿弹之健卒”。
萱岛在发现这一情况后，赶紧把日军撤出青纱帐。这些鬼子兵爬上附近村庄的屋顶，用机枪居高临下向撤退的人们进行疯狂扫射。
在撤退的过程中，佟麟阁右腿也中弹了，无法行走，便骑着自己的枣红马继续向前冲。
一颗飞机炸弹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马前，佟麟阁头部中弹，继赵登禹之后，29军的又一颗将星从天空殒落。
在阵亡之前，佟麟阁似乎已有预感。
他的一位随身副官曾把自己的存折交上来，说打仗随时会死人，希望佟麟阁回北平城时能把它交给自己的父母亲。
佟麟阁拿着存折想了一会，又退给了那位副官。
29军军部即将移驻北平，你跟军部一道撤吧，不用再留在我身边了。
然后，他把一包东西交给副官。
请你在回城时，把这个带给我的家人。
副官果真随军部回了城，在见到佟麟阁的夫人后，便把这包东西交给了对方。
佟夫人打开一看，那是一个金十字架，顿时一惊，随后泪流满面。
佟麟阁笃信基督教，这个金十字架被他戴在脖子上，从未离身，是他最珍视的东西。
这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抱定殉国之志。
南苑一战，29军损失惨重，官兵战死5000多人。南苑军士教育团原有1700人，最后活着回到北平的仅600人不到，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874）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却脱离了岗位。
早在7月26日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刘汝珍不是接到过张自忠的电话吗，当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甚为愕然”，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所以张自忠爱到哪里去，宋哲元也没办法多管，他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7月28日早上，即南苑之战打响时，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谈话，实际是也是一次私底下的中日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日本人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膝，忽然“变脸恫吓”，说你要是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松井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至于在天津遭遇“包围”，宋哲元猜测，张可能是想跟冯争，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政见不一，同时也带点意气用事，大家都挟他这个“主”向对方示威而已。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决不可能得逞，松井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委员长”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北平和南苑。
当天下午2点，宋哲元在自己的私宅武衣库（今铁狮子胡同2号院）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等在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中，赵佟二人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郑大章打仗其实不算很差，胆子也不小。当初中原大战时，带着老西北军的骑兵部队，差点逮住老蒋的，正是此人。
但仅仅日军对南苑发动的那次试探性轰炸，就把他给完全炸懵了。
（875）

骑兵师营房原有1000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郑大章被这么一剌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骑兵往北跑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命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马路，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不是进的永定门，而是进的左安门。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到永定门以西协助防守去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撤退的惨况，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特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如同一声晴天霹雳，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憾，尤其是郑大章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要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军师”的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愿意发动群众协助守城。
宋哲元听后不住点头。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老蒋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7月27日，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孙连仲、万福麟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甚至已到达良乡。
良乡离丰台，40里路不到，即使到北平城，也只有60里路程。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876）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呆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当时宋哲元的一个书童就在会议室，他不懂高层政治，但是后来亲口告诉别人，说那天下午，“委员长”（宋哲元）和“张师长”（张自忠）争得很厉害，“张师长”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甚至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
他们在争什么呢？
不是如何进行防守，如何发动进攻，张自忠认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他张某人才有办法。
争到最后，他撂给宋哲元的只有一句话：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张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而对方却仍然在日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和名位，犹如毒品，它真的能使人变成魔。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骨肉相残，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带着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匆匆离开北平。
由于走得仓促，他们甚至没有通知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从此，他再也没能回来。
这边老蒋还以为宋哲元在北平固守，但是从那天下午开始，打到北平的电话已无人接听了。
宋哲元去了哪里呢？
他去了保定。
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
因为此时若还留在北平城，宋哲元等人的处境将变得相当危险。
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你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乃至“家人均未得携带”。
到了保定之后，宋哲元才想起了一件尴尬事。
他给张自忠写的那道手谕是不合程序的，政委会委员长应由老蒋任命，并不是他宋哲元想给谁就给谁。
百思无计，只得再次给老蒋发电，请求任命张自忠为“政委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和议。
老蒋不在北平，他并不知道29军内部还发生了这么狗血的事，以为宋哲元又被日本人“诱引尚未觉悟”，不禁拍案。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不要上当，不要上当，到头来你还是上当了，还在谈什么和议。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可悲孰甚”）。
老蒋已经有了预感，他知道宋哲元退出北平之日，可能就是北平陷落之时。
（877）

他的感觉并没有错。
7月29日，“新任委员长”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那两个团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没有参加当天下午的会议，所以对内幕一无所知，听得此言也急了起来。
他回去后立即把部队召集到一起，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就对政委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务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亲日派”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老蒋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共产党员。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29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也就是那个“品”字阵能完全展得开来，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还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混蛋真该死，就该下来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了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
（878）

明天要出去一下，给诸位告个假。

时间，也是7月28日晨，差不多是跟南苑之战同步进行。
我们现在需要把时间往前拨转两天。
7月26日，廊坊之战。
师部一个“打不得，退不得”的无厘头命令，把刘振三和崔振伦都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退出廊坊。
其实天津那边也乱成了一锅粥。
因为当时张自忠已经去了北平，留下副师长李文田看家。走的时候，他也没告诉李文田自己去哪里，当廊坊枪声响起时，李文田怎么也联系不到他，急得一头汗。
由于素知张自忠“主和”的立场，所以轮到他第一次“当家”，才犹犹豫豫，迟迟缩缩，完全失去了为将的方寸和头脑。
廊坊失陷，一个人按捺不住了。
在中日“鸿门宴”上，董升堂曾表演过拳术和刀法，那使得真是呼呼生风。不过另一个旅长的武术比他还精妙，遂有“武术家”之称。
这个旅长，就是李致远，此时驻军天津外围的马厂。
廊坊枪炮声四起，李武术家很想过去帮上一把，可是又接不到命令，心情异常苦闷，结果一整晚都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听，说是廊坊失守了，而且226团还受到了损失，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其实这火憋在心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上面的人有什么矛盾，下面的人并不了解，实际也没什么兴趣了解。
张跟宋争，又跟冯斗，与基层官兵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不管是冯治安师，还是张自忠师，说到底都属29军，是兄弟部队，一家人，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鬼子，这是从长城抗战时就延续下来的“世仇”。
据说有一次宋哲元到部队来视察，随行的还有日本顾问。当时宋哲元就问下面的官兵：谁是你们的敌人？
宋原来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答案是“共产党”，以便好敷衍一下日本人，因为这也是后者最想听到的话。
视察以前，部队内部也交代过了，已经教了大家“标准答案”。
下面喊的很响，也很齐，可是，令宋哲元和日本顾问都倍感尴尬的是，它却不是“标准答案”。
官兵们异口同声喊出的是：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可不，早在晋东练兵时，29军喊的就是这一口号，多少年了，这一治军理念已被他们溶入血液之中，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此，日本人就得出结论，29军不是一支“纯良”的军队，在这支军队里面，几乎每个人在骨子里都是抗日的。
毫无疑问，李致远也是这样一个“死硬的抗日分子”。过去的十多天，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兄弟部队在宛平和鬼子拼命，而自己的部队却坐着动也不动，这叫什么事。
张自忠在家的时候，李致远还不敢发作，现在张自忠不在了，一股无名之火就全发到了“临时当家”的李文田身上。
当下，他就坐汽车到天津，找李文田算帐来了。
以前隔岸观火，还可以说出点理由来，现在是刘振三，我们38师的人在遭罪，你却还是按兵不动，到底打算怎么办？
其实李文田也正在懊恼，他又何尝想把廊坊给丢掉呢。
他只好实话实话：我联络不上张师长，究竟打与不打，我一个人也不好决定啊。
李致远却不管那么多，他一步不放。
廊坊打起来，就说明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撕破脸，不打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早就不是“打与不打”，而是早打比晚打好。
李致远还说出了早打的理由。
早打，可以把天津保安队和警察一块拉上，晚了，“亲日派”就会拉他们，到时悔之晚矣。
李文田不得不承认对方言之有理，但他还想再听一下张自忠的指示。
（879）

其实这时张自忠已经知道了廊坊的事，他怕天津部属再“违令开战”，已特地从北平给李文田发了一个密电，要求不得向日军开火。
为什么要用密电呢？
因为此时29军已经在北平周边和日军打了起来，宋哲元虽还未正式发布作战命令，但已于内部申明“和谈绝望，遇敌就打”。
在南苑丢失之前，张自忠亦不敢公开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得用电报，还得秘密。
可是李文田始终没能看到这份电报。
全部问题都出在一个姓马的秘书长身上。
这位马某人与张自忠私交甚好，张自忠发天津的电报，都是通过他转交给李文田的。
起先，马秘书长还能端坐在办公室。等到廊坊一打起来，天津受到震动，他开始心惊肉跳起来。
日本人打廊坊，难道就没可能打天津？而一旦打天津，他会朝哪些重点目标先开火呢？
不管哪里，市政府反正逃不掉。
马某是个文官，文官不比武将，天生胆就要小一些，想想我天天坐在这里，不等于坐以待毙吗，万一日本人扔一炸弹过来，正好炸中自己怎么办。
越想越怕，越怕越不敢多呆，他就离开市政府，跑到位于租界的私宅里去了。
还是租界安全，炸弹不可能扔进去啊。
结果，电报早就到了，但是没有人拿去送给李文田看。
李文田特地来找这位秘书长，问他的意见，他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既然上级无指示，就只好自行其事了。
诸将一商量，李致远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家都主张打，而且早打。
7月28日，凌晨一点。
天津枪声四起。
再过几个小时后，百里之遥的南苑也将展开另一幅战争画面，而且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29军主要攻三个目标，车站、飞机场、海光寺。
车站最容易搞。
在天津总站和东站都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这边人一扑上去，那边鬼子声音都没喊出来就悄无声息了。
总站更是捡到了便宜。不进去不知道，一进去吓一跳。那里是日军航空兵团的司令部，机密文件一大堆，甚至包括当时日本陆军航空兵正在使用的电报密码本。
丢什么，都不能丢密码本，这个东西可要命的很。如果大家看过《潜伏》，就知道弄一套密码有多么不容易。这下好，你想不泄密的话，只有推倒重来了。为此，日本参谋本部大为光火，事后追查责任，从航空兵团的参谋长开始，撤职的撤职，打屁股的打屁股，弄得鸡飞狗跳。
与车站相比，打飞机场又难一些。
倒还不是那里的日军特别多，主要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搞破坏。
日军飞行员都不是睡在营房里，他们就躺在飞机下面，听到门口枪响，马上一骨碌跳入驾驶舱，开动发动机，准备溜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部队都带着汽油和火柴，汽油是倒上去了，可惜因为跑步出汗，火柴竟然划不着了，仅仅只点燃了一架飞机。
眼看飞机就要飞起来了，真急人啊，众人只好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大刀砍的，剌刀剌的，手榴弹炸的，机枪扫的，还有人不顾烫手，从燃着的飞机上撒下一块碎片，就当火种往其它飞机上扔。
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法子。比如，你直接把手榴弹扔进他的驾驶舱，就不信那开飞机的不肯下来，哪怕是已经蹦上去了三尺高。
又比如，你带着大刀，可以砍飞机的屁股啊。咱虽然不懂飞机的原理，可小时候都见过蜻蜒飞，它要是尾巴受了伤，还能飞得起来吗。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想想的，真到现场，一着急一忙乱，没准更不知如何是好。
饶是如此，一共三十多架飞机，也被毁掉了十几架。
车站和飞机加起来，都没有市中心的海光寺难打。
（880）

这里驻扎着日军一个大队，光大炮就有十几门，而且钢筋水泥做的工事，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李文田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进攻部队的主力都集中此处。
为首者是祁光远和他的手枪团。
祁光远就不用说了，早在当年罗文峪之战中就出了风头，而手枪团在天津守军中也算是装备好的。
在攻击部队中，有一个军官的经历很特殊。此人在天津执勤时，曾被日本特务绑架，是被硬抢回来的，后来由于张自忠力保，表面上判了个无期，但实际上仍呆在部队里，只是不让他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已。
天津之战打响后，这位兄弟犹如脱笼猛虎，每次都冲在最前面，最后也在海光寺前倒了下去。
由于海光寺阵地工事较为坚固，急切之间难以攻下，但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叫苦不迭了。
就在天津日军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北平的张自忠再次连连发来急电，这几封电报是直接发到38师来的，李文田和指挥部其他将领全都收到了。
张自忠在电报中发出明确的命令：“和平有望”，停止进攻。
它们与29军军长宋哲元先期发出的“和谈绝望，遇敌就打”，在内容和口吻上当然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但对于38师来说却不啻圣旨一道。
于是，几路进攻都停了下来。
可是“和平”并没有等到，等到的是被包围阵地日军的趁势反击。
在天津包围，香月匆忙之中已把手中所有多余兵力都抽出来，前往天津“灭火”。
内外夹攻之下，李文田下令撤退，天津市区遂陷敌手。
但是还有人没有撤，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公大七厂五勇士”。
公大七厂为日资纱厂，里面驻扎着日军部队，这里也是29军攻击的目标之一。当时有五名29军士兵占据了一座20多米高的八角水塔，别人撤的时候，他们没有撤，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制高点，得来不易。
可是过了不久，才发现塔下已布满了日军的膏药旗，他们被包围了。
子弹打光了，他们就上剌刀，走下水塔与日军一对一白刃拼刺。
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五个人的拼剌技术都属一流，刷刷刷，转眼间剌死剌伤六个日本兵，他们自己也都相继倒了下去，只有最后一个负伤被俘。
被俘的那名士兵被押去枪决。
这是一个说北京话的年青人，面对死亡的即将来临，面对青春的过早凋谢，他有的不是恐惧，而是豪迈和不屑。
你们记住，我今年18岁，放下书本就来打鬼子了。
今天，我脑袋掉了，没有关系，再过18年又长这么大。看你们这些强盗能活多少年，有人会跟你们算帐的！
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中国纱厂工人无不心酸泪流。即如日本人也感到甚为惊讶，因为此前他们一直宣传，说中国士兵如何如何窝囊透顶，一打就跑，哪里知道，这分明都是一些世上难得的好汉子。
对于天津之战，香月事前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甚至天津城里的日军也缺乏防备，所以造成了一定损失。按照日方统计，平津两地作战，日军共死伤511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天津卫“创造”的。
这种损失，谈不上有多重，可是香月苦就苦在，这一部分“支出”原来不在帐上，是“额外支出”。
（881）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使大钱是为了大收益，这个不心痛，让人心痛的地方在于，白白耗费了小钱，却什么也没得着。
天津本来应该是我的“后院”啊！
有这个判断，是因为香月对29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知道第38师只有张自忠才能控制得住。
可是前有廊坊之战，后有天津之战，给出的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香月的郁闷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张自忠此时在北平对日军仍有用处，他可能立马就要发作了。
不过，让他郁闷的事并不止一件。
在扑天津这把火之前，在北平周边已经燃起了一把火，而且差点把他的屁股都给烧红了。
这把火烧在通县。
通县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殷汝耕就在这里做他的汉奸买卖。
当然，做汉奸也不能光杆，下面得有兵。
所谓兵，就是保安警察队。
当初，黄郛使尽全力，终于迫使冈村宁次答应遣散李际春的“自治军”，只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
大家会说，这不还等于伪军吗，可是当时黄郛他们留下了两个玄机。
一个是把李际春这个妖孽给赶走了，虽然多花了些钱，但后来证明是值得的。
另外一个就是作出规定，保安警察队应隶属河北省政府。
知道后面这个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自己可以做手脚了。
不久，河北省政府宣布重新对保安警察队进行编组，共编五个特警总队，其中，三、四、五总队均为原来的“自治军”，第一、二总队则是从河北各县招的新兵。
又不久，“伪军总队”交了霉运。第三总队在原“自治军”中实力最强，其头目据说被老蒋派来的人给暗杀了，剩下的后来被29军打了一下，弄得树倒猢狲散，连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索性缴枪遣散了事。
剩下来的两个，第四总队远在唐山，第五大队原本都是土匪，根本不能打什么仗。这让新官上任的殷汝耕看了直叹气。
幸好，还有一、二总队。
这两个总队的总队长，一个张庆余，一个张砚田，二张都是原东北军于学忠手下的团长，包括营连班排的军官，也是从东北军中抽出来的。作为正规军，其训练和作战水平，当然比形同匪军的“自治军”要让人放心。
于是，殷汝耕在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时候，就赶紧报请日本主子，把这两个总队招揽过来，作为自己可倚仗的军事力量。
可是殷汉奸也许并不知道，二张其实并不牢靠。
张庆余在回忆录中曾经言之凿凿，称当初一、二总队的建立和“附逆”，本来就是于学忠奉老蒋的密令，故意让他们打入伪组织的，而他们二张也称得上是“以待后命”的地下工作者。
自然，地下工作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就象当初马占山刚进伪政权时，马公子的表现一样，在张庆余“附逆叛国”后，他的大儿子也登报了，而且内容差不多，认为老爸此举“有辱先人”，连祖宗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
这么一来，他老婆跟着顶不住了，劝他跟马占山学，也及时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
然而，别看“反正”轻轻巧巧就两个字，事情却没有那么容易。
要是你看过前面马占山二次抗日的过程，就会知道，中国版“越狱”，不是一两句话便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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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哲元主政冀察，政委会成立的时候，二张就决定依靠29军之力“反正”。
不过宋哲元跟他们不熟，这中间就需要一个牵针引线之人。
此人就是张树声。
这个张树声的经历十分奇特，亦可算得上是一个民国奇人。
早年前，他与冯玉祥是结拜兄弟，冯当步兵连长，他当骑兵连长。
后来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了，他就一个人跑到了上海滩。
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那里也搞得风生水起，拉出了一个在民国史上著名的江湖帮派——青红帮。
张树声手下门徒众多，最多时，据说有九万之众，连黄金荣都是他徒弟。
青红帮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到河北，就是哥老会的地界了，可这个哥老会的“老头子”，也是张树声。
那时候的黑社会，没有像现在这样臭名昭著，那是颇讲些政治理想和江湖道义的。孙中山本人就曾加入过洪门致公堂，很多江湖人士也和革命党人一样，为反清起义推波助澜，甚至为此献出生命。
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查一查民国时候很多将领的履历，后面皆有青红帮或者哥老会的背景。
张庆余和张砚田，左青龙右白虎，肩上纹个米老鼠，这两人都是河北哥老会成员，也都拜张树声为老大。
张树声和闻承烈一样，是老西北军的元老，他出面去找了宋哲元。
当时萧振瀛尚在，觉得这是件好事，在宋哲元面前极力赞同。于是宋萧便在天津宋的私宅秘密约见了二张，把日后反正的事定了下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一下子感到人手不足，于是便“提拔”张庆余为“冀东保安司令”，另外又给他配发了三八式机枪以及大量弹药。
他们的目的，是要以华治华，让张庆余帮着他们守通县，却没想到后者此时早就编入了29军的作战序列，之所以忍而不发，只是宋哲元开始和战未定，特意嘱咐其勿轻举妄动罢了。
除了29军还没下定打的决心外，这时候的张庆余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那就是队伍分散各处，难以聚拢。
保安警察队嘛，本来就不是当作战部队用的，当然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张庆余虽为“保安司令”，但殷汝耕和日本人对他也盯得很紧。此前，殷汉奸就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把他的直属部队也调到城外去了。
现在，你要是再下个命令把队伍集中起来，百分之一百地会遭到怀疑：意欲何为？
所以，这个命令一定要在日本人那里通得过。
非得找个家伙当枪使使。
张庆余找到的，是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机关长细木繁中佐。
由于通县周围一直驻扎着29军，意识到对方随时可能对通县发动突袭，细木便特意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守事宜。
他拿出一张军事地图，让二张写一个防守计划出来。
张庆余看都没看，说：我不会。
细木把眼睛都瞪圆了，什么意思。
张庆余还理由充足：不会者，乃不能也。
我和张砚田其实都一样，当兵的出身，没上过学校，对地图根本一窍不通，你给我们看了也等于白看。
听完之后，细木差点没坐地上。
不过张庆余下面还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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