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已来到上海，秘密访问宋子文。
西园寺公一是近卫首相派来的，身负重要使命，但是这次密谈亦无果而终。
原因就在于，西园老的这个孙子也不是来做和平使者的。近卫这个软蛋，当着杉山元的面不敢吭气，却又怕戏真给演砸了，所以就私下派他过来探路，看看你们中国方面对“华北那档子事”究竟会作何反应，以便好让他对诊下药，早作预防。如此，哪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可言。
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
到香月磨刀霍霍的时候，中方能想得到，能拿得出的招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当天上午，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庐山召开了第一期谈话会。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全国各界名流158人与会（一说为160 人）。
眼看大难将至，老汪跟以前任何一次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慌了神，无主张，没办法。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虚言。
他在开幕式和午餐会上共发表了两次谈话，大家都竖着耳朵，准备听他就华北紧急局势拿出应对之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失望了。
汪精卫在台上洋洋万言，就没怎么涉及到众人关心的话题，好不容易听他提到了卢沟桥，但他说的“根本方法”却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这话听听很有道理，其实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
你能从这个“根本方法”里找到什么方法吗，究竟是战，是和，还是不战不和，坐等全国“精诚团结”？
不用说，讲的人有口无心，敷衍了事，听的人也是没精打采，不知所云。
关键时候，平时雄论滔滔、笔走龙蛇的汪实无主见，与日本的“绣花枕头首相”近卫倒是难兄难弟，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时，一旁看似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蒋却已成竹在胸。
此前，十分火急的情报已送到他的案头：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大举入关，而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对华作战的阁议，而且还得到举国拥护。
老蒋心中明白，事已至此，恐怕“不能避战矣”。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了四个字：外强中干。
凶什么凶，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一群纸老虎罢了。
当然，纸老虎也属老虎之一种，你不认真对待，它还是要张口噬人的。因此，老蒋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在战术上却不敢轻视。
29军守一线，他要守二线，这个二线就是保定，是孙连仲等中央军部队的集结地。
保定属河北地界，中央军大量开入此地，无疑是逾越了日本人所认定的“何梅协定”，等于是在不宣而战了。
倘若没点气魄和胆量，当时的国民党大佬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人敢作此决断。
（837）

在国民党的金字塔尖上，蒋汪并恃，但这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汪精卫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而蒋介石从出身上看，则更像一个纯粹的武人，可若论治国理政的真学问，武人却要远胜于文人。
之所以如此，与蒋汪性格经历有关，但与两人的学问门径亦有关联。搞国际文化研究的李欧梵评议文采，说汪绝对要超过蒋，起码“不负少年头”这样的绝妙好词，蒋是写不出来的。然而蒋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吟风弄月，后者所承袭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最欣赏的不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曾国藩的经世致用。
这样的纷乱时世，轮到大事临头，光会吟词弄月的确是什么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得拿出点王曾那样的心胸气慨出来，咬着牙往前冲！
晚上11点，老蒋给宋哲元和秦德纯分别发来密电。
他虽然不知道天津这里还发生了这么多细枝末节，但仅从他了解到的一句话中就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句话是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传过来的，说是“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
所谓的地方协定，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秦松协定”。老蒋从中看出了日本人肚子里要打的“小九九”。
什么叫做基础，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步，说明他们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宋哲元你开始不是跟我说过，只要签了“秦松协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日本人签这个协定只是“第一目的”，推其用意，后面肯定还有第二、第三……
在综合关东军正加速入关的情报后，老蒋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还没接着往下数，是在“俟大军到集”，等他们的援兵到齐后，提出来的政治条件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酷”呢。
既然“今事决非如此已了”，事情没这么好解决，你宋哲元一定要像个汉子，坚持到底，至于“成败利钝”，是好是坏，你放心，我“愿独负其责”。
这也是老蒋有别于汪精卫等国民党大员的不同之处，即敢于担当责任，遇到大事难事极少闪烁其词地往后躲，当然他也会以此来要求别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把宋哲元往后退的路给堵死了，而宋哲元本人也产生了拖不下去的预感，他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战”。
在收到老蒋的密电后，他随即让秦德纯负责制定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
没有任何意外，香月的方案在报到东京陆军省后，陆相杉山元见之大喜。
知我心者，其非香月君乎？
日本政府再开五相会议，说是开会商讨，其实都是杉山元一个人在唱戏，众人只有跟着画圈应诺的份。
从上次开始，杉山元就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跟这帮人说事，其它都是废话，你就强调一个足矣：华北形势十万火急，河边旅团已陷入“被歼灭的悲运”。
看来杉山元真是把他们同胞的习性都掌握得透透的了，他们就只能赚，不能折。
（838）

作者：plapla87　回复日期：2010-09-30　09:01:27

和知鹰二在中国派遣军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劝诱，拉拢，他和国民政府的交流比较多，先是和桂系联系，后来又主持“桐”计划。 李宗仁回忆录里还给他说了不少好话。 后来军事法庭也没判他几年~ 一直感觉他是稳健派+北上派的。

他要是强硬到中国派遣军都容不下他了，那么为什么选他执行“桐”计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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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pla87 兄，日本不管哪个派，强硬也好，稳健也罢，都只是手段，目的是一致的。劝诱，拉拢的工作，稳健派干，强硬派也干，具体还要看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在七七事变前后，和次属于强硬的捣乱分子，这点在国研所人员回忆录以及其它历史资料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述。

杉山元说不能等了，谈判限期完成的决定马上得以通过。
杉山元说兵可能不够用，得立即进行国内动员，一个在国内动员3个师团的动议亦顺利pass。
后面这个动议倒不是临时的心血来潮。日本人做事，向来一板一眼，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处于“紧急状态”下，陆军要出动多少兵力，其年度动员计划上都有规定。
对于“华北有事”，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出5个师团，其中，2个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3个由国内派出。
现在，关东军出了2个混成旅团，朝鲜军出动了1个师团，也就相当于2个师团，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如果事态再“紧急”下去，自然只能打国内的主意了。
7月17日，五相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使馆即奉命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
香月在收到国内回复后，也正式通知宋哲元：7月19日之前，必须签字。
从中央到地方，从老蒋到宋哲元，大家都被逼入了绝境。
看起来，卢沟桥事变好象很偶然，但偶然中藏着必然，实际上日本早有亡我中华，入主中原之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从中国的中原、沿海流亡迁移过去的。
听到这里，你千万别高兴，以为他们是认祖归宗来的。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下面一层意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能者居之，不能者暂退，最典型的是满族人，宋朝时他们在中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取名为金，不久被蒙宋联军打败了，退一边去，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又回来了，重新杀到中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叫清的帝国。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既然我们大和民族原本也是从中国大陆退出来的，现在又重新强盛了，为什么不能再回来做皇帝呢。这跟蒙古人、满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一句话就能驳倒他们：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时代，中国就是中国，日本就是日本，岂能混为一谈。
以前你来或许可以叫做逐鹿中原，有了这个神圣的国界之后，就只能叫侵略。
要不世界岂不乱了套。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我们如何应对呢。
如果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太晚了，实际上倒溯好几年，以老蒋为首的朝野上下就已经在进行思考了。
据蒙古的德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曾想办法打听到一段国民党高层的内幕，时间大约在1935年秋天。
这是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对日问题。
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爆发，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被迫退出华北的当口，有人主张马上对日本还以颜色，组织过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也持这一观点。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839）

首先祝各位节日快乐！：）
国庆打算：也想趁此休息两天，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补一下睡觉。
请大家放心，目前的更新会保持速度，不会慢下来。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在中国历史上，宋被元灭了，明被清亡了，这都没有什么，汉民族最终都能实现复兴——元之后有明，清之后有民国。
但这次日本侵略不一样，他们这个国家文化不弱，又有很强的排它性，如果被他们灭了，我们就完蛋了，以后就万劫不复，永无复兴的机会。
事实上，老蒋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他的原创。
明末三大儒中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充分阐述，他把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认为亡国不过是改一个国号，比如把明改成清，但道统还在，“仁义充塞”，大家仍敬孔子，这样民族复兴就有机会。
什么叫亡天下呢，照钱穆的注解，就是传统文化倒掉了，那整个民族等于自动消解了，还谈何复兴。
这样的危险不是没有，事实上，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就是这一套政策，连上课用的都是日语课本，如此一来，只需两代人的功夫，下一代就可能不知中华文明为何物了。
老蒋在会上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仓促应敌，打又打不过，一旦亡国，就不易复兴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做了个报告，把中日实力做了番对比，结论是以现有武器而言，实在抗不了多久，到那时，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
蒋何当时强调，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即算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了也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夺回来。
德王在打听到这段内幕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加快了与日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老蒋连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那他的蒙古更不在话下，可以让他“自由处置”了。
那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没过多长时间，老蒋就会让傅作义在绥远主动干那么一下，差点把他的脊梁骨都给打断了。
其实老蒋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为了堵住“主战激进派”的口，才说出了“黄河以北可以不要”这样的话。
失去“黄河以北”意味着什么，老蒋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
对于南京政府和老蒋来说，“黄河以北”的华北不同于东北，东北或可缓一缓，等个两年再说，华北却不行，那相当于是古代的中原，一旦失去，连带南京政府所在的华东都没了屏障，后者将直接面临外夷的冲击，情形不会比历史上苟安的南宋好多少。如此，中国还能叫中国吗？
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华北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日本向华北开刀，等于在向中国一国开刀。
如今已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战与“让”的问题，关键点就在于，你想不想，肯不肯把这个“黄河以北”，也即华北“让”给日本。
战与“让”，实际上就是战与降。
降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问题只在于战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战。
（840）

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武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841）

作者：尘荶　回复日期：2010-10-08　14:48:28

文武百武——文武百官吧 捉个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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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胡适在应邀到庐山的当天，就对老蒋抱怨：华北民众都以为中央是不打算要华北了。
何出此言？
胡适说，若不是这样，中央军为什么不赶紧北上援救，进入华北呢。
据说胡适此言深深剌激了老蒋，使其不顾“何梅协定”的限制，加快督促中央军自河南开进河北。
但是胡老夫子对与日本全面作战却是抱消极态度的。
当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帮文人或偏向文人型政客的聚会，他们不算一个组织，只是主张相同，即认为中国虽然已在西安事变后做到了政治统一，但军力实在太弱，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话，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俱乐部”里面，除了后来真的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外，胡适也赫然在列。
不战，那就只有避战求和。
老蒋说，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不是我想和他打，是他要打我，我只能被迫招架。
不错，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事到如今，不能不保持“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历史的责任”，所以也就不能不应战。
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堪称正面抗日战场的点晴之笔——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还可以据此往前回溯。
1935年，那时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936年，变成了“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到1937年，实在忍不下去，只能“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年又一年，一步一步“熬”过来，对于弱者而言，牺牲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宿命，万不得已，只能“与敌作殊死战”，抗战到底！
针对华北对日交涉，老蒋当场提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跟宣战书没什么两样，因为每一个条件里面都包含着“不能”、“不容”这样的字眼：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以及他们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老蒋心里能不清楚吗，可事已至此，已没有退路可言了，打吧（“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和语调，都令在场诸人“群情感奋”，起到了在危难时期巩固人心，团结一致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国民党高层，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人人为危，阻不欲发”）。
据老蒋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老蒋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是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演讲发表后，果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党派的支持。
（842）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甚至称这是国民党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而当时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七君子”也称赞演讲把大伙拧成了一股绳（“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
从讲台上下来，老蒋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苛安，不战则不安。
这句话再好不过地阐述了老蒋自绥远之战以来的对日战略，即以“战”的手段达到“安”的目的，以“不怕牺牲”击退“不敢牺牲”。说到底，如果这时候能够不战，他还是不想战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仍然是一种姿态，或者是策略。
意识到宋哲元对与日谈判可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蒋又在电报中回顾了当年的教训。
他说的是“一二八”淞沪会战。
开战前，本来已经和日方达成了和解，在限定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把书面答复书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同意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可是他们怎么回复我们呢。
照样进攻。
可见，日本人是不重信义的，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合同不过是一张废纸，可以任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可是我们吃了亏以后才得到的“实际之经验”啊，所以你寄希望于谈判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做到以谈达和，唯一的办法只是以战促安。
当天，何应钦也如影相随，发来电报提醒宋哲元，日军正在大举进兵，北平城有随时被攻占的可能。
你千万别再在所谓的“政治谈判”中耽误时间和工夫了，快点做军事准备吧，三个地方，北平、南苑、宛平，都是要命的所在，要加紧构筑工事，集结兵力，作持久抵抗的打算。
其时，宋哲元在天津的日子非常难过。
老蒋在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点了一句：从现在开始，谁如果敢“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话说得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而话中也是有所指的。
对于处于华北前沿的宋哲元来说，即使本人愿冒天下之大韪，背着“民族罪人”的重负去签字，也不一定真能避战求和。
老蒋不是说了吗，“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到时候，日军一手拿着签过字的协定，一手照样可能朝你开枪。
这是一个赌局，其中有一个结果就是输得精光，不仅丢掉华北，个人也会落下千秋骂名。
依其个性来说，宋哲元是无论如何不愿尝试的，可是他的做法却完全背道而弛。
他让张自忠去答复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自己将亲自出面道歉。除此之外，那个“责任者营长”，他也一定会在两三天内对其进行处分。
只有两条算是与日方要求不符。一个，由张自忠师驻防北平，改为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负责，另外一个，则是没有提及罢免冯治安等主战要人。
但后面这两条，张自忠却没法说什么。
（843）

他可以要求冯治安下来，由自己担任守城之责，但宋哲元要是亲自上，你总没有办法连“主公”都要取而代之吧。
至于冯治安，大家都是兄弟，曾有过命的交情，“罢免”一说也只能由日本人来说，他张自忠也不能抢在前面。
倒是宋哲元“主动道歉”的表示，令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这种“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所以上次才有让秦德纯代替他道歉一节。
宋哲元这回不仅答应亲自当面道歉，还拉上了张自忠一起去！
见到香月后，宋哲元向对方表示了“敬意和问候”，这也就算道歉了，都什么年代了，早已没了负荆请罪这一说。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日本人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7点半，宋哲元“失踪”了。
一问，到北平去了。
正式理由是：为了让部下遵守“协定”，必须去一趟北平。
等到要你签字了，你一声招呼不打地走了，去监督部下履行连字都没签的“协定”？
这话骗鬼都不信。
宋哲元不过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成功逃出天津城而已。
他曾给在保定的熊斌打电话，话里就透露“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连说话都不自由了，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实际上，早在7月16日，即老蒋发表庐山谈话的前一天，他已经在北平局部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偷偷地下达了“作战预先号令”。
当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宋哲元又不是傻子，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过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接到秘令的是冯治安。但是在发令后，宋哲元还是不放心，生怕冯治安有什么闪失。毕竟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冯治安勇则勇矣，就怕很多关系他摆不平。
但是在天津，宋哲元既不能作“明白的表示”，当然就身不由己。如此，自己都快要成为任人摆布的泥塑木偶了，又如何遥控指挥别人，甚至全局。
所以，他一定要跑出去，而且一定要跑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一跑，香月的要求就没了着落。
没了“大头儿”，还有“二头儿”，气急败坏的香月盯上了张自忠，准备扶后者上马。
晚上11点半。
香月和张自忠在张允荣的家碰面。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张允荣是张自忠的七个把兄弟之一，日后却成了大汉奸，可想而知，有这样的“兄弟”一天到晚在身边转悠，会怎样影响张自忠的想法。
（844）

天涯的服务器太忙，（845）好象一直没贴上来吧，争取九点更新完。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你要买房子，都得选择跟有仁义的人做邻居，那样才会“美”，而如果整天跟那些不仁义的家伙混在一起，天长日久，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搞得不仁不义，这就太不聪明了，哪里还有什么“知”可言。
做个假设，此时若是有萧振瀛类贤者处其左右，察其得失，谏其不智，以张自忠这样的大丈夫，又岂能迷失于道中。
一夜的筹谋。
到20日凌晨，在一份文件上，香月代表日方，张自忠和张允荣则代表中方，分别签上了名字。
这份文件，叫做“香月细目”。
“香月细目”共有7条，基本包括了日本人此前提出的各类要价，其中第7条就是让冯治安第37师撤离北平。
字是签了，可是当时在29军中，能够得到授权进行谈判并签字的，仅宋哲元和秦德纯两人而已，张自忠是没有这个权限的。香月也知道“细目”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是一点点地漏给中方，希望南京政府能够糊里糊涂地予以承认。
在这些事情上，谁都可能糊涂，只有老蒋不会糊涂，他对宋哲元盯得非常紧，就怕对方顶不住压力，失足落水。
一看，你还真中招了，这还了得。
晚上知道的，马上发电到北平，问宋哲元是怎么一回事。宋哲元莫名其妙，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要不，你把证据拿给我看。
老蒋只是听到了一点风声，见宋哲元这样肯定，也就认为是日本人故意为之，想打乱己方阵脚，遂不再予以追查。
宋哲元到北平，不为别的，就是督战。
看到眼前高大的古城墙，这位华北诸侯不能不动真情。
北平必守，华北必守，29军的尊严和价值也必守。
打马进城，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在冯治安的调度下，连日来官兵一直严阵以待，各个城门一律紧紧关闭，而城里的各个要道上则都建了防御工事，一看就知道是打巷战用的。
这是干什么，没有必要嘛。
宋哲元一声令下，工事拆除，城门大开。
那边有人来报，各方面为支援华北抗战，陆陆续续寄来了很多捐款，问如何处置。
宋哲元又一挥手，通电谢绝，不要。
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他又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表示打仗那事还远得很哩，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才不想和日本人打来杀去呢。
你问我“卢沟桥事件”如何处理，那是国家大事，自然“静听国家解决”。
给人的印象，就好象他又稀里糊涂地在做“和平梦”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只要看看当时的局势就知道了，7月20日，已离开香月的“限期”足有一天，字都没签，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
宋哲元决不至于如此迟钝，否则他也就不会逃出天津了。更何况作战命令早已下达，冯治安在北平城里枕戈以待，接受的就是宋哲元的命令。
只有一种解释，这一切是宋哲元苦心而为之。
（845）

摆出一副悠闲的姿态，把大门打开，弹弹古琴，说说笑话，浑不把门外的百万大军当回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孔明早就这么干了。
没有办法，谁让你前面的戏没演好呢。孔明是因为误信马谡，失了街亭，宋哲元则是该修的国防工事一点没动，临时连份完整的军事计划都拿不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搬钢筋水泥，哪里还来得及，惟有先镇住军心，安住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宋哲元采用的是内紧外松之策，此举一方面可以缓解北平军民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亦可用障眼法，使对手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
当时日军一个机械化旅团早已在北平正面虎视眈眈，但宋哲元并不认为这是最大的威胁。
他虽然大开北平城门，却不表明没有做好防守准备，而且29军在城外北苑还有一个阮玄武独立旅，这支部队编制完整，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强，不然也不会被作为“品”字阵的最北屏障了。
日军有再强的兵力，如果从北往南攻，29军还可以凭险节节防守，并能争取到时间等待后续援军协防，这个宋哲元不怕。
他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还是自己的身后一侧。
因此，在使用空城计的同时，宋哲元即发布命令，让冯治安第37师一部向西苑集结，准备向保定撤退，而位于八宝山的保安队则负责殿后。
命令下了，样子摆的也很好，但宋哲元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撤，而在欲走还留，甚至加固这一带兵力的屯集，以便随时对卢沟城桥进行支援。
毕竟是曾经的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云长翼德一流的人物，哪里是谁在下巴上粘绺胡子，就能跑上去凑数的。
7月20日下午，丰台日军忽然对宛平发动进攻。
大家正在谈“和平”，没有宋哲元的签字，不还有“香月细目”在吗，怎么又开打了？
他们说自己不得不打，相当于自卫反击，因为是宛平的中国军队主动先朝他们开枪的。
立此“功”者，又是那个天津特务机关的机关长茂川秀。
这孙子早几天就派了几个人去卢沟桥。
几个烂人当然不敢直接跟29军面对面干仗，事实上，他们就是去干点下三滥的活的。
跑到两军阵前，叭叭地打几记黑枪。
还没动静？
那就放鞭炮，“机关枪”都上了，你们总不该无动于衷了吧。
宛平城外枪炮声大作。
此时担负城桥守备之责的，是金振中的上司吉星文。
吉星文是吉鸿昌的远方侄子。吉鸿昌在老西北军中混出了头，衣锦回乡时，把个小吉星文的眼睛看得闪闪发亮。
大丈夫当如是也，马上跟在叔叔屁股后面就参了军。
到了“七七事变”爆发前，已升为团长的吉星文才三十岁不到，称得上是年少得志，风光无二。不过枪响时，他本人并不在卢沟桥，而是正在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训，学习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坦克和装甲车。
等他闻迅赶回华北，到卢沟桥接替受伤住院的金振中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那为什么说到卢沟桥，吉星文总是被摆在最前面呢？
（846）

今日另外两更：8点和10点。

原因只能归结于他的运气太好。上任的时候，正巧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来采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位“粗眉大眼，身材高大”的军事主官，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都系其一人指挥。
当然，吉星文也并非浪得虚名。
他亲自上城墙督战，指挥守军连续击退日军发起的进攻，虽然受伤，却仍不肯轻下火线。
这场攻守，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身为团长的吉星文头部三处受伤，在采访记者的笔下，他的脑袋“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
但是，他“绝无倦容”，而宛平城也依然挺立不倒。
当年，吉星文的叔叔吉鸿昌素有“吉大胆”之称，在抗日同盟军时代，曾露着胳膊猛砍伪蒙军（“袒臂冲杀”），侄子算是把乃叔这股悍勇精神和报国之志给继承下来了。
卢沟桥这里一打，香月马上就觉得不对劲了，按照“秦松协定”，卢沟桥驻扎的应该是保安队，可你看看对方这实力，哪是什么保安队，分明是29军的正规军嘛。
他马上派松井来找秦德纯，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秦松协定”。
其实一开始就拿“秦松协定”当废纸的，就是他们自己，不过日本人的思维，向来是怪人，而从不责己。
现在需要宋哲元决策的是，要不要按照“协定”，让吉星文团撤出宛平城，移向永定河西岸。
宋哲元说：撤！
冯治安是比较坚决的“主战派”，他不同意撤。
为什么要撤呢，事情是日本人挑起的，卢沟桥那里也是他们先开的枪，怎么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不是。
宋哲元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就拎不清呢，现在早已不是讨论谁先开枪的时候了。
这是命令，照准执行。
7月21日，宛平和卢沟桥一带阵地开始由保安队接替。
与其说宋哲元此时还在退让，倒不如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策略。
毕竟，日军需要时间整合，29军难道就不需要？
这时候，朝鲜龙山师团已进抵天津，张家口外的伪蒙军和关东军则跃跃欲试，也就是说，无论是张自忠还是刘汝明，一时半会都不能脱离自身的攻守位置，如此，品字阵的左右两翼就难以对中心地带进行支持。
在仍不希望中央军过早加入战团的情况下，宋哲元必须有时间对“品”字阵进行再调整。
要调整，当然就需要时间和步骤。这在内战时期不是难事，眼下却不一样，日本侦察机整天在头上飞着，你就算是动一兵一卒，都不要想轻易瞒过他们的眼睛。
如果用做政客的标准来看，宋哲元不算合格，但作为一名经历过中原大战这样超大规模战役的统兵之帅，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847）

复 民为天 兄:
承教。感谢厚爱，对兄之垂询，特回复如下

其一，所谓封贴事件，当时也不免郁闷，但个人文风自认始终一以贯之，否则也坚持不到现在。我以前也说过，不管写书还是读书，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要好看，然而历史毕竟还有厚重的一面，幽默只是其中一种，有的地方，甚至原来的外交，有的朋友也说不好看，但写史必须涉及到，我只能在文字上处理得尽量好看，也就是轻松一点。细，也有细的好处，否则就真的变成了只能开口一笑的“什么玩意”。这其实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比如写到黄郛的时候，我就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

其二，笔者笔力所限，但也已竭尽全力，可以说从未敢对笔下文字有所怠慢。兄之所说俗务，慨已能推则推。然而有的东西，不是你一定想做，而是不得不做，有的事情，甚至做了还不免得罪朋友，然求仁得仁，我也只能不求谅解，惟求心安。

对大家的一路支持，老关实感激不尽，再拜！

最近不知道是人特别多还是天涯的服务器老了，更新老是更不上去——可能不是人家东西不好，而是自己的心态不对了，呵呵。今晚争取把最后一更帖上去。
也不知道一日三更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吧。

宋哲元的第一把刷子叫做“舍得”。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宋哲元的“舍”，就是作出两个动作。一是命令冯治安师磨磨蹭蹭地撤离北平并准备南下，二是由保安队代替吉星文团防守卢沟桥。
前者是假，后者却是真。
保安队自然比不上正规军，但那宛平城墙也不是豆腐做的，不可能一攻即下，更重要的是，吉星文团虽退出宛平，却并没走远，驻军的地方也仅与宛平相隔一个卢沟桥，万一有事，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即可重新进城。
如果实在顶不住，长辛店和西苑不都还屯集着部队吗，必要时候，宋哲元只要递个眼色给何基沣，后者即可挥师解除宛平之围。
29军一撤一退，都是符合“秦松协定”的。这种情况下，香月要是再出手的话，的确有点不太好意思。
此时东京的杉山元也不顺当，他的一个动议搁浅在那里了。
先前内阁虽然已答应他，会从国内再动员3个师团去华北，但如果天皇说NO，这事一样得黄。
所以他还得过裕仁这道关。
先前请示派兵的时候，天皇答应得很好，现在却迟疑起来。
这就跟下赌注一样，注下得越大，做赌徒的也心慌。裕仁不是一个很有胆略和气量的人，自然得惦惦其中分量。
他一开口就把杉山元吓了一跳：听说事件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敢情“秦松协定”以及宋哲元从宛平撤军的事，这日本皇帝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你别看他天天呆在皇宫里，耳目多着呢，国内国外的事情了如指掌，哪里像回护他的那些人所认为的，好象被蒙蔽了的笼中鸟呢。
杉山元愣了一下，只好答非所问地哼哼两声：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全部都肯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啊。
裕仁不干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照做呢？
看样子，今天皇帝是说什么也不愿意给批复了。
杉山元蔫了。
听说天皇没有照准，内阁反应也很快，立即通过了暂停动员令。
这帮市侩。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
眼看山穷水尽疑无路，得另想办法啊。杉山元跟远在华北的香月联系，问对方有什么好主意。
香月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天津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
所谓物以类聚，惺惺相惜，哪样的人搭哪样的人，桥本群当初怨恨的是这个参谋玩“下克上”的把戏，不把他这个参谋长放在眼里，但“事迹”一汇报到香月这里，后者兴趣就来了。
好样儿的嘛，如今正当用人之时，和知参谋一看就是个干才。
香月对杉山元说：要不这样，让和知到东京去说道说道，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好主意。
和知随即启程赶往东京。
杉山元把军部一班人召集到一块——听听吧，前线军人的呼声到底是什么。
（848）

明天出去，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