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没学问，可是有忠心和信心啊，一定能配合“皇军”，打垮29军，守住通县。
细木点点头。这些是他现在最愿意听，也最想听的。
张庆余接着说下去。
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分散了，既不能攻也不能守。
细木的耳朵竖了起来。
张庆余说，应该把各处的保安队都集中到通县城里来，捏成一只拳头，到时谈攻守才有意义。
说得好！
细木一拍桌子，高兴起来。
打仗不一定都要会看地图，这姓张的看来还是懂点兵法的，说的话在路子上。
细木其实也不希望底下的伪军多能干，太能干了不好控制啊，像张庆余这样的就不错了。最重要的是，张庆余的一言一行都摆在桌面上，没有撒谎，说明对“皇军”的确是“忠实可靠”的。
一激动，细木不仅照准张庆余调兵一处，而且命令将四散的日侨也集中到这里来，以便予以“保护”。
后面这一点，张庆余先前并没有想到，日本人这算是自己倒霉撞枪口上的。
张庆余虽蒙住了细木，却还是被人看出了端倪。
有人忽然拍拍他的肩头，用极低的声音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差点把张庆余的魂都给吓飞了。
君欲反正否？
张庆余的行动极其秘密，因为谁都知道万一失败，是要被日本人灭九族的。现在尚未成行，就被人识破，如何不让他胆战心惊。
细看时，说话之人是伪保安处的一个姓刘的处长。
还好，四周无人。
刘处长见张庆余还急急忙忙要辩白，索性附首耳语。
你预备反正，如何瞒得过我。可是你别忘了，我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肯甘作异国鹰犬。
此话一出，便让张庆余放了心。
人家要想告发你，还不早跑细木那里去了，哪里还会再来跟你交心。
果不其然，刘处长是来要求“入伙”的，希望到时能够“追随左右，以襄义举”。
关键时候，还是义人多啊，现在就看29军何时下达作战命令了。
但是这个命令一直没能等到，而张庆余还有一个最难的题目没有解开。
那就是通县驻扎着萱岛联队，一旦交手，保安警察队恐非其对手。
直到南苑血战，正在南苑指挥作战的川岸师团长帮他解开了这最后一个难题。
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去了。
萱岛联队一走，通县就只剩下了零零散散几个日本宪兵，而这时候张庆余却从无线广播里，收听到了廊坊被二次收复的消息。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天深夜，趁萱岛联队还未回归，二张跃然而起，控制了整个通县的交通。
殷汝耕是个政客型汉奸，不会玩枪，于是第一个被抓起来关了禁闭。
细木听得外面枪声大作，料知外面必然有变。可是这时候想逃已来不及了，
死到临头，这厮还想摆他“太上皇”的架子，挥着枪要起义部队“速回本队”，否则的话，“皇军”一到，尔等将立成齑粉。
话音刚落，排枪扫过，他自己成了“齑粉”一个。
日本特务机关易得，西仓兵营难下。
（884）

这时候，虽然萱岛联队不在，但这个兵营除日本宪兵之外，还有浪人和日侨武装起来的“居留民”武装，约有几百人之多。
日本在中国的侨民，可不等于中国平民，他们好多手里是有武器的，有的甚至是预备役军人，实际上，无论“九一八”，还是“一二八”，当时都有为数不少的“居留民”混在日军中一道作战，这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的一个事实。
这些人虽然没有正规军那么能打，可手里的枪也不是烧火棍，子弹也是能杀人的，加上兵营工事坚固，在冲锋过程中，起义部队就倒下了两百多人。
此时张庆余非常着急。
日军通讯畅通，如果时间耽搁太久，必然会开来大批援军，到时内外夹击，情况就不妙了。
有了，火攻。
正好西仓那里有个汽油库，张庆余就下令把汽油桶搬到西仓兵营周围，每搬一桶赏他二十元。
本来就是不给钱，大家也会去干，现在还有赏格，于是人人奋勇，没多大一会，兵营周围就堆满了汽油桶。
这么纵火一烧，步兵再借势一冲，缺口就被打开了。
据统计，在“通县事件”中，共有223名日人被杀，其中有军人，也确有日侨及平民。这与夜战中难以分清良莠有关，与此战中起义部队遭到较大伤亡，从而由愤转恨也有关系。
但日本人后来却把它渲染为所谓的“通县大屠杀”，这就显得太矫情了。众所周知，当初他们在中国，整村整村地把人全杀光是常有的事，区区几百个人，可以说连“小屠”级别都算不上。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部队都是野兽，而别人都是君子吧？
萱岛联队在大红门伏击29军的时候，那个爽啊，他们可能绝难想到，自己一走，老窝也会被连锅端掉。这就叫做因果报应，人在做，天在看。
在获悉通县有异后，香月手忙脚乱，想要调兵，偏巧这时天津之战又开始了，天津自然比通县还要重要，两下一权衡，只好先救天津。
通县无兵可援，便派了轰炸机过来。
这一炸还是有效果的。保安警察毕竟还是保安警察，张砚田和一个团长先吃不消，裹夹着一部分官兵弃械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对整个起义部队影响很大，一时军心动摇。张庆余看这样不行，通县很难守住，就决定率部到北平去与29军会合。
到了北平城下才知道，29军早就撤走了。
从城里冲出来的，不是接应他们的29军，而是日本宪兵队。那时候的北平，虽然大批日军尚未正式进城，但实际已为日人和汉奸所控。
双方这么一打，起义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装殷汝耕的囚车也被日军劫去了。
前有堵裁，后有追兵，张庆余不得不率部撤往保定。
在那里，他见到了宋哲元。
宋哲元握着他的手，叹息一声：君不负我，我却负君，深觉愧对。
此时的宋哲元，无异于跌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
（885）

前有堵裁=前有堵截

就在那份发给老蒋的请示电报中，他说要让张自忠负责和议，这句话其实是很违心的，可是又不能不这样说。
他能把那一天的不堪往事都和盘托出吗？
那是自揭家丑。别人或许能，宋哲元这个人永远都不能，一直到死，他始终保持着这份属于他的自尊。
然而要是不讲，所有后果就全要由自己来背了。宋哲元很清楚，老蒋当初要的是守北平，而不是让他搞什么和谈。北平丢了，就是没有达成任务。
所以他在请示电报后面，也特地阐明了自己的责任：“实有亏于职责，拟请予以处分”。
当然，宋哲元也知道，老蒋不会真的处分他。毕竟他还是29军的首领，在国民党军队的体系中，如此的“自请处分”，也往往都是做的表面文章。
可是这一样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实际的情况是，退出北平这件事，不仅使29军的士气遭到很大挫伤，也使宋哲元在军中的权威和他本人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挑战。
更不用说，还有赵登禹的突然牺牲，张自忠的突然背叛，他们都曾是他的兄弟，曾经亲如骨肉，曾经朝夕相处，曾经相约同生共死。
宋哲元的内心，已经恍如被暴风雨扫过一般了。
还有什么脸面再指挥军队呢。
军长一职，也不想要了，他转而授给了冯治安，同时致电蒋介石。
在电报中，他说自己“刻患头痛”，头痛得受不了，所以“亟宜休养”，得休息了。
的确，从这时候开始，宋哲元在精神上就出现了异常，时常恍惚，时常错乱。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说什么，做什么。
几天之后，宋哲元再发通电，引咎自责。
在这份通电中，他把责任都担了下来，承认自己“处置失当”，应该受到“国家之严重处分”。
平津失守，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哲元很清楚这一点，而身上精神包袱之重，也使他不再幻想逃脱处罚。
但是有人来给他卸包袱了。
此人正是老蒋。
在与宋哲元这个原华北诸侯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说老蒋心底里对宋哲元没有恨，没有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恨，很怨，甚至恨到恨铁不成钢，怨到哀莫大于人死。
可是恨过怨过之后，他又平静下来。
对宋哲元，不仅不能处罚，还要表扬。
为什么？
平津丢了就丢了，可是宋哲元过来，再也不用担心他投日或闹独立了，而且还可以用他来做一个榜样。
老蒋不是曾在华北设想过一个三角模式吗。现在居中的宋哲元是前车之鉴，两翼的阎锡山和韩复榘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如果对日再存侥幸心理，今后将会面临着怎样的严重后果。
这么一算，不吃亏。
一个人有没有大局观，就反映在他究竟喜欢算大帐还是计较小帐上。
当时媒体舆论免不了对宋哲元的责任问题口诛笔伐兼追究不休，平心而论，即使不算北平的失守，先前私吞国防费用、截夺中央税款乃至私自和谈、贻误战机，都是可以给人抓把柄的话题，而宋哲元“擅自”撤离北平一事则首当其冲。
对此，老蒋虽然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在回答外界质疑时却竭力为之辩白。
（886）

我早就让宋哲元离开北平了，他应该在保定指挥军事嘛，怎么能在北平呢。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宋哲元不过是照着我说的做了，而且还做晚了。
说到激动处，老蒋一伸手，索性把所有责任都揽了过去。
我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的问题，“余一人负之”，跟宋哲元没有关系。
这些言论都是公开发表在媒体上的。说完了这些，老蒋又让宋哲元到南京来谈一谈。
可是宋哲元哪里敢去。
你说的虽然是好听，我真去了，会不会让我上军事法庭呢。
照例，他得让秦德纯先给探一下路。
当着“秦军师”的面，老蒋着实把宋哲元一顿好夸，说他在华北“忍辱负重”，说他为中央赢得了“抗战的时间”，说得秦德纯都红着脸低下了头。
宋哲元不是把军长给辞了吗，这好办，老蒋大笔一挥，将29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让他去做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完全愣住了。
不久，他亲赴南京，并发表谈话：抗战必胜，拥护“蒋委员长”。
如此一来，老蒋又提前为自己赢了一局，而且以后还将从中得到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巨大回报。
此时的北平，却正在上演另一幕活闹剧。
宋哲元走人，张自忠认为华北的头非己莫属，但他没想到的是，由于脱离了抗日主旨，此时的他已众叛亲离。
据刘汝明回忆，在刚听到张逼走宋的消息传来后，他如同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不由“大为困惑”，搞不清张自忠身上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当时旅级以上将官的像片都会被挂在部队营房，张自忠身为师长，更不例外，事发后，他的像片立即被愤怒不已的官兵撕得粉碎。
在日本人眼里，他也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眼看离间计已经成功，香月要踢开他，重开一席了。
出马的又是今井和松井这两口“井”。
他们找的人是江朝宗。
江朝宗是北洋遗老，跟段祺瑞、吴佩孚都是同辈人。可是跟后者相比，这人的德行操守实在是不怎么样，日本人把饵一扔过来，他就上钩了。
二“井”此行，是来谈成立维持会的事，他们让江朝宗当会长。
江朝宗也是一老滑头，他赶紧假意推托，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不堪繁剧”）。
当然，谁都看得出，这是托词。真实的原因在下面。
北平“治安”不是有张自忠和他的政委会在那里“维持”着吗，何必再多一层组织呢。
那意思，张某人要是不高兴，撸撸了我们怎么办，那可是一个手上拿着枪的人。
今井嘿嘿地笑了笑，两码事嘛，你以前也有政界经验，不要客气。
江朝宗马上回过味来了，看来日本人是早有准备的。
但是如果不把日本人的底全部探出来，做汉奸还是没安全感啊。
这个底，由一个叫末次政太郎的人主动透了出来。
在民国史中，末次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跟土肥原他们不一样，不直接插手特务活动，主要是搞各种情报。后来被称为孤本文献大宝库的“末次资料”就来源于他创立的“末次研究所”。
这个人可以说凡是中日的事情，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
当着一众汉奸的面，末次道出了缘由。
（887）

别看我们公开场合迎合张自忠，其实内心里恨他恨到剌骨的地步，廊坊之战，天津之战，“皇军”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除掉他才痛快，还能让他就职吗（“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
末次还没说“通县事件”哩，要牵扯起来，这跟天津之战又有脱不了的干系，要不是因此缺兵少将，张庆余的“造反”还不早就被抓灭了。
末次其实就是来给这帮汉奸吹风的。
他直接告诉江朝宗等人，就算我们暂时让张自忠呆在“委员长”这个位子上，也不过是几天的事（“亦不过数日事也”）。
7月30日，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当天，北平成立“维持会”。
不过江朝宗老奸巨滑，他对张自忠仍有所顾忌，因此一直未正式就任会长一职。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6000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至于这么精锐的部队怎么如此容易就被“解决”，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阮玄武自己提供的，他说是他的副参谋长跟日本人勾结，把部队给出卖了，还有一种，却是说部队落此下场，完全是阮玄武指使那个副参谋长所为，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不管怎样，这对张自忠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其实他早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轻易选择背叛，那这个报应也很快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如此看来，即使阮玄武真的背叛了他，也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
但阮玄武的结局仍然很倒霉，部队没了，手中空空如也，等待他的，亦只有逃亡一途。
现在，张自忠能够依赖的也许只有一个石振纲旅了。
石振纲旅此时却已是人心惶惶。
阮玄武旅和阮玄武本人的命运就直截了当地袒露在面前，连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其实，他下面的官兵，特别是刘汝珍和他的那个团，是早就不愿意留在北平了。
一个“广安门事件”，就打死打伤了那么多日本兵，对方会善罢甘休吗。
见石振纲也不安起来，刘汝珍趁势进言。
北平这里环境太恶劣了，我们在这里，只有投降一途，必须马上突围才行。
旅参谋长也赞成刘汝珍的意见，并且表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弃官走人。
石振纲见众人情绪很激烈，便也点头同意。不过他否决了刘汝珍的另外一个建议。
刘汝珍说，我们突围之前，先干他一下。北平城里不是有鬼子吗，我们杀他个一干二净，反正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成一双，然后再跑，岂不痛快。
石振纲认为这样不妥。
表面的理由是，不要把这座千年文化城给毁坏了，实质还是怕因此遭到日军注意和围攻，不但突不出去，还得被消灭掉。
最后众人的分歧开始集中到突围路线上。
往南，到保定，这是一开始大家都想到的。
但这条路线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南苑、大红门的失守，一路上已被日军重兵控制，很难突破。
（888）

抓灭=扑灭

出书的速度以及出书过程中的一些不愉快，都是我个人不能完全控制的，只能说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我能回报大家的，就是继续多码字，最近起早贪黑，又多码了一些，所以从今天开始会有两更（三更暂时真的是力不能支，希能谅解）。早上更一次，晚上更一次。晚上一般会放在7点左右，但也可能像早上一样或迟或晚，视情况而定。

南既不成，何不往北。
往北，实际上是绕一个圈子，然后到察哈尔去找刘汝明。
这条路线好，可以出敌不意。
8月1日，深夜。
石振纲旅全部上刺刀，悄无声息地出了北平城。
他们此行聪明还聪明在，突围之前，已提前把北平郊外的电线都割断了，等到城内日军发现，却联络不上北郊的日军。
当然，这一路也并非坦途。后面的追兵，天上的炸弹，都会把一些意志薄弱者吓退。身为旅长的石振纲都走到半路了，还是心有不甘，竟然又脱离部队，折回北平去了。
刘汝珍扛起大旗，率部继续前进，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终于把部队带到了察哈尔。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一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所谓的“政委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妆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回老部队的，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先到济南，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
据他的弟弟回忆，此时的大哥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面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终于打破沉默。
你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不得不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
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个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更向日本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
怎么办呢，他便厚着脸皮去找今井拉关系，求后者帮他说动香月。
仍然没消息，冷家骥想做官想得发了疯，索性豁了出去，又让江朝宗帮他去问。
江老头子被他纠缠不过，便去找松井“疏通”，说是你们原先答应过姓冷的，只要进维持会，就给他一个北平市长干干的呀。
松井哼了一声，胡扯，哪有这种事。
不仅没给，还把冷家骥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89）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胡适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打，肯定是要败的，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老蒋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在第二天的国防会议上，他还拿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开了个玩笑，言谈中，“颇讥某学者之主和”。
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在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抗日领袖形象。
内心里，老蒋又何尝想现在就打。他先前即使把中央军派入河北，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890）

没有料到日本这次是动真格的，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往关内调兵，而且连取平津等地，以致整个华北已朝不保夕，如此，即使你想收都收不住了。
当年黄郛病重时，老蒋去看望自己的义兄，曾亲口告诉对方，抗战准备已完成了一半。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事，以此算来，到“七七事变”，至多才一半多一点。
蒋纬国在自传中披露，他父亲的备战构想，是预定在1939年之前，完成海陆空的全部配备，届时仅陆军就可编训出80个德械师。
然后，再启动收复国土计划，即先主动反攻东北，如果东北能顺利拿下，再趁势提出让日本把台湾还回来。
这是东边，等到这一边解决了，可转而向西，着手收复实际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北疆广大区域。
晚清末造，李鸿章和左宗棠曾各执一端，一个要保东部海疆，一个要守西部边陲。那是实在没有办法，国力所限，只能顾一头，保得了这个就保不了那个，舍此不能就彼。
老蒋的计划，是在条件成熟后，把李左没搞定的事情打包一块解决。
但这需要时间。
胡适说得没错，现在和日本决一胜负，远未到“成熟”的时候，可是你能不打吗？
左宗棠当年远征西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跟他们刀兵相见不可，问题是，你越低声下气，他反而越是盛气凌人，浑不把你放在眼里，以致胃口越来越大（“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
那是60年前，这位民族英雄针对阿古柏及其背后的“北夷”俄国说的。60年后，“东夷”日本的做派几乎如出一辙，说明“谦”和“俯”都没有用，对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何况，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其实根本就没有“和”的能力。这一点，胡适后来也看出来了。
“和”也需要能力？
当然，而且更需要能力，需要这个国家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做到所谓的“忍辱避战”。
苏联，面对日本在东北的挑衅，可以一忍再忍，因为他足够强大。
美国，面对日本在远东的胡作非为，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因为他足够强大。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忍辱”，皆因其内部政权巩固，本身都是重量级拳手，一个个肌肉发达得很，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置对方于死地。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举妄动，这样可以准备得最充分，并且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出击时机。
老蒋可以吗，到现在为止，他的主要势力范围还是那几个省，好不容易借抗日建立起了一点权威，要是一下子又服软坐地上的话，再次从中央沦落到诸侯都有可能，还当什么全国领袖。
所以胡适说的那些，老蒋都明白，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却不能去做。
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这个看上去“愚腐而怯懦”的老夫子着实奚落了一番，可是私下里两人交谈，说到体己之处的时候，他又承认胡适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蒋某人亦有无限之苦衷耳。
（891）

胡适你说要“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那我就要跟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第三国作保人，连谈判的结果都毫无保障啊。
关于这一点，老蒋深有体会，远有“一二八”，近有“秦松协定”，当时都答应得好好的，条件也满足他了，可是刚刚签好的书面协议，日本想撕毁马上就能撕毁。
老蒋的“苦衷”，不啻也狠狠地将了胡适一军。他既然推崇英美，自然对这些国家都很了解，后者号称“民主国家”，民众态度和自己的选票直接挂钩，他们是绝不会为了救中国而冒任何一点战争风险，从而引发选民群起倒戈甚至攻击的。
现在这种时候，又有谁敢跳出来引火烧身，充当你的“保人”呢。
至此，胡适开始从低调俱乐部中走了出来，在对日态度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久，他就接受老蒋的要求，远赴重洋，到美国做抗日宣传去了。
临走时，他诚恳地劝告自己的“低调同志”：和比战难，难百倍！所以，只能一战。
可是我们有打赢的希望吗？
按照老蒋自己在国防会议上的演讲，在中日之战中，假如中国能打赢的话，民族自可复兴，但是倘若战败呢，那就不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可以复兴的，有可能要“万劫不复”了。
后果这么严重，眼看两国的强弱对比又是如此悬殊，谁能打包票你必赢呢。
老蒋彷徨四顾，他要的也不是到处都有的“高调”，而是需听一些真知灼见。
大帐之下，忽有一人出班言道：能赢！
此人就是被称为民国兵学第一人的蒋百里。
在老蒋的诸多文臣武将中，杨永泰是比较纯粹的臣子，而黄郛则是亦臣亦兄，朱培德是亦臣亦友。
和他们比起来，蒋百里和蒋介石的关系则更特殊，却是亦即亦离。
民国年间，在国内军事学领域，论资历、学识和声望，几无人能出蒋百里之右。杨杰、白崇禧虽然也在“军事家”之列，可跟他比，还差得很远。因此之故，不光老蒋，当时军政两界的高层，都对这个军事天才不胜器重和仰慕。
据说冯玉祥练兵时，会给老西北军的部将们发小册子，里面都是一些名将的治军格言，比如里面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是，中间还有一个“蒋方震曰”。
方震是蒋百里的名字，百里为字，可知此君在民国将帅心目中的地位。
既然是名人，自然就会有名人的做派，可却又要在别人下面做事，怎么摆，往哪里摆都是一门学问。
老蒋授给他的官职很有讲究，叫做“军委会高级顾问”。
地位很高，但又不担当什么实责，没空的时候写写书，有空的时候顾顾问问，很适合蒋百里那种有些学究气的个性。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蒋百里出版了一本书，正是此书最终奠定了他的大名。
书名：国防论。
（892）

对于如何进行抗战，国共两党后来都有一些很精僻的论断，但无论是“用空间换时间”，还是“持久抗战”，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国防论》的影子。
这是一本兵学名著，但仿佛又是一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预言。
蒋百里认为，中国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
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虽不擅于外侵，却长于自卫，不以武功著称，但战胜强敌的例子亦不胜枚举。
蒋百里不在抗战前沿，从始至终，也未直接指挥过一仗，可他对胜利始终抱有信心。
他曾对人说，不管我们打到什么程度，“输光穷光”都不要紧，五年、八年、十年也无所谓，最后一定能赢。
显然，“蒋军事学家”的理论，曾直接影响了“蒋军事家”的判断、思维乃至斗志，但是后者作为担当实务之人，无疑比前者看得还要远一些。这个我们不妨放到后面慢慢分析。
8月7日，即张自忠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块，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老蒋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老蒋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老蒋“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桂系将领都召到一块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不是假抗。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白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怎么轮，也得轮得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893）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老蒋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没奈何，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川滇两省都曾爆发大规模的抗日请愿游行，尤以四川最剧。人最多的时候，据说军师长的家门口都天天有人在演讲围观。
民国以降，所有国内省份，数川中内斗最为剧烈，简直就是又一个迷你版的“小中国”，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牛鬼蛇神全都出来了，打得那叫一个热闹。
这就让刘湘和龙云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打内战时你们那么起劲，怎么轮到外战（“国战”）就不吭气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或者“诸侯”，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以抗战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要不然，牌子就很有可能被砸掉。
对于刘龙两个“诸侯王”来说，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此前经过杨永泰等人的不断渗透，川滇从政府机关到军队，都日渐开始“中央化”，两省都有经过整军计划改编的“杂牌中央军”，这些军队可是直接归中央指挥的。
丢了枪杆子意味着什么，刘龙比谁都清楚。
与其坐等人家来“改编”你，还不如主动出击，有了军功，位置反而可能坐得更为稳当。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其中，以“特工王”戴笠的发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猪养肥等人过年，是绝对等不来和平的。
此言一出，众皆叹服。
（894）

老蒋说要战，大家也说要战，那是肯定要战了。但这时候国民党内及各派系的主流意见，仍是“以战避战”，或者说是“以战孤敌”，哪怕是战败后再讲和。
不是每个人都像蒋百里那样拥有超人自信的，而且这位军事学家也说得太吓人了，他是要砸破锅底跟人干哪，要知道，自古以来，打仗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最后赢倒赢了，却锅碗瓢盆全砸得稀巴烂，再也无法收拾，那这样的赢也自动贬值了。
毕竟大家不是在打电子游戏，这局结束马上就能重开一局。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战争说到底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比战争对国家和百姓的损害更大了。
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场仗打下来，战败国固然是一头倒地，即使是战胜国，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元气，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客观地说，“蒋军事学家”和“胡博士”的论点都有一定道理，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要抱着赢的希望去打，但如果能够适可而止，“战而后安”，那就得喊阿弥陀佛了。
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像蒋百里说的那样，让对方明白，真的打起来，你也是要皮开肉绽的，那他就不敢再打下去了。
老蒋对国防会议“未有之盛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甚为满意，认为是奠定了抗战“胜利之基”。
与此同时，国共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二次合作的谈判。事实上，召开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朱德都在应邀之列，且已到达南京，但他们并未出席会议。
这与双方在一些条件和协议上未能达成一致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阻力，汪精卫对此尤为反对。
过了一年多后，汪氏脱离重庆，叛国投敌，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
若论声望和权威，蒋早已远远压过汪，但后者在国民党内仍拥有一定的支持者。
一边是汪的掣肘，一边是谈判进展不顺，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他为此时时感到头疼，“愤怒甚盛”。
可是蒋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内成事，就在于他不仅“威”，大多数情况下还能“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此前，他已经不顾汪精卫等人的阻挠，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把“七君子”都放了出来，并邀其来南京开会。
这不仅兑现了他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也为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搬除了又一道重要障碍。
谈判还在进行，只是谁再往后退一步的问题了。
举国都在磨刀枪，举国也都在看华北，而此时的华北，狼烟正在继续蔓延
（895）

8月8日，日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中国驻屯军”（即编制扩大后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北平。
一位中国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渲泻自己的爱国情绪而已。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可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却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真是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悲凉需要用行动来扫清，屈辱需要用抗争来洗刷。对于中方来说，和战方略既定，第一步无疑就是要在华北与日军抗衡。
还在平津未失之前，老蒋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宋哲元一退出北平，他马上就把应变方案拿了出来。
他将华北划为第一战区，自兼战区司令长官，帐下召齐“新五虎上将”，除宋哲元外，另有刘峙、韩复榘、白崇禧、顾祝同，以五大集团军的阵容，组成了一道防守屏障。
老蒋把阵势往前一摆，香月就立刻有了压力。
他手上虽有一师三旅团，但仅仅对付一个29军，尚且还感到兵力不足，乃至天津“后院起火”的时候，都不得不向关东军大本营呼救。现在前面呼啦拉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部队，就不敢再等闲而视之了。
不能进，当然也不能退，只能先守。
香月将主力全部收缩于平津，一面防备对手反攻，一面等待援兵，也就是国内动员的那3个师团。
与原先预想不同的是，即将开来华北的，将大大超出上面这个数字。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到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年轻去白费口舌了。
（896）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得不得。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来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 33 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由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进行过渡。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当然，统帅部只是一个名义，具体操持还得杉山元等人来。
这个时候，近卫首相来找杉山元谈话了。
他此行的目的，不为别个，说穿了，就是想再投机一把。
眼看平津已经拿下，便宜也占得差不多了，这位就想，为什么不趁此时让中国人站出来讨个饶呢，这样又有好处又有面子，岂不乐哉。
跟杉山元一说，后者也频频点头，对啊，我们原来持的就是“不扩大方针”嘛，只要中国军队自己退出河北，见好就收也行。
不过“停战”这码子事，当然不能由“得胜”的“皇军”主动提，得由中方提。
如何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中国人，这是个问题。因为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只能走秘密渠道
平津沦陷之前，近卫曾派西园寺的孙子来华探听风声，这次他决定继续让“民间人士”发挥作用。
出马的是船津辰一郎，时任在华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看上去是个生意人，不过他以前在上海天津都担任过总领事，实际上有着一定的政府背景，也有外交经验。
根据国研所当时得到的情报，近卫是打算停战与“调整邦交”同时进行。
中方先提出停战：我打不过你，我认栽了。
然后将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再然后，对伪满予以承认或默认。
这个是实的，是日本准备让中国政府这么干的。后面还有虚的，即所谓“调整邦交”。
什么“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甚至于一纸便条的“何梅协定”，我们都废除，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也全部撤消。
船津秘密来到上海，他要见的人是高宗武。
（897）

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位活跃份子。
胡适在未离开美国之前，曾一再叮嘱老蒋，谓外交路线不可断，而从事对日外交的人选，他又属意高宗武。
老夫子这句话不要紧，一下子抬高了高宗武的份量，结果形势这么紧张，蒋汪还都抽出时间分别约谈这位司长，可见期望之甚。
船津到上海的时候，高宗武也在那里。
他在干什么呢？
奉蒋之命，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的话，中国一定打到底，决不会再中途妥协，跟你签什么“塘沽”或者“上海协定”。
后者答应转报政府。
由于事先得到了国研所的情报，船津还未开口，高宗武对前者身上所负使命已经大致了解。会谈结束后，他即返回南京向蒋汇报。
至此，双方都给对方带了口信。
这两个口信，都互有说法。
先说船津的那一个。
日本要中国停战，并且“不扩大”，把战争限制在华北，这个老蒋信，但他同时也相信，所谓“不扩大”，是其不能也，非不欲也。
日本陆军的常备兵力，仅有17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占去4个，朝鲜军占去2个，那就只剩下了11个。他总不能不留人看家吧，所以这次国内只能动员3个师团来华北。
“不扩大”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日本的年度计划里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上面说了，不能在华北、华中同时出兵，而只能一个个来。比如华北打仗了，那么华中就应采取缓和态度，而不能从华北“扩大”至华中，相反亦然，华中打仗，就不能“扩大”到华北。
已经派了3个师团去华北，在华北战事未最终见得分晓之前，华中等其它地方就应暂时“不扩大”。这才是近卫和杉山元见好就收的真实用意。
另一方面，老蒋对“调整邦交”那个段子则完全不信。
日本人那种性格脾气，尤其是在打“胜仗”的时候，他是肯主动把咽下去的肉再吐出来的主吗？
早在“河北事件”前后，就让他们撤废“淞沪”、“塘沽”两协定，甚至不惜以“共同防俄”来作诱饵，但结果怎样，两协定不但没废，还又多出了另外两个协定，成了现在的“四协定”。
那尚是29军能够控制华北的时候，如今平津都让你们给占了，却说愿意把“四协定”全撤掉，这不明白着是在忽悠人吗？
再说那个什么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谁不知道你们又弄了一个维持会，到头来换汤不换药，华北只会变成真正的“华北国”。
近卫“诚意”到如此程度，就可想而知他的“船津工作”会有什么结果了。但老蒋为什么还让高宗武私下与船津接触呢，就是因为胡适留下的那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谈归谈，打归打。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高宗武带给日本大使的那个口信，里面究竟有什么玄妙呢？
（898）

如前所述，日本原本从政府到陆军都没有在上海再开辟一个战场的打算，老蒋其实早就明了这一点。
可是海军会不会另开一席，这个事情得考虑，因为当年的“一二八”可就是日本海军先扯出来的旗子。
要观察这一点，只要看一个信号。
那就是日侨撤没撤。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近现代国家真正强大与否，还得看它对侨民有没有保护能力。
为什么要说是近现代国家呢？
看看我们中国就知道了。几千年来，古代王朝对不在自己疆域内的“化外之民”似乎都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特别是到满清一代，朝廷之上，那些所谓的“主子”，视老百姓个个如“奴才”。别说华侨，即如对待国土之上的民众，又哪里肯负什么保护之责。
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是我们进入近现代的一个标志。里面那么多的优秀外交家，对国际惯例是知道也是尊重的。
可问题是，我们想保护，却没法很好保护，或者说，没有足够能力很好保护。
“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部曾一再讨论，要不要对日本宣战，最后的结论是既不宣战，也不绝交。
除了担心一旦宣战，外援军需无法输入外，在日华侨可能会遭驱逐或拘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没有那么多船，没有办法把他们接回来，即使接回来，战火就在国土上燃烧，我们能保护他们吗？
这都是个问题，所以“不宣战”也是对华侨的一种保护。
日本对日侨的保护当然也很上心。
散处长江沿岸的各地日侨，总计有29230人。人多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散，一旦上海这里打起来，直接派兵四处保护，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只能在动手之前，进行大规模撤侨。
观察哨的任务，老蒋也把它交给了国研所。
根据国研所的观察，截止七月下旬，米内海相都站在稳健派一边，除因为华北局势紧张，把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3舰队撤回上海进行警戒外，并未采取任何撤侨措施。
上海的日本海军也一直没有动弹，无兵力增加迹象。
这说明，日本海军不会像“一二八”那样轻举妄动。
可是自7月28日以后开始，情况就不对了。
日侨突然像下雨前搬家的蚂蚁一样，蜂拥着往外跑了。
最早是汉口的日侨。当时本来有一只日本商轮停在那里，准备装着货走路的，忽然接到命令，把货全部卸掉，只装人，而且迅速撤出武汉。
这之后，日侨就像疯了一样，拼命往船上挤，大多数人连身上的衣物都没来得及带，有的人刚刚还在吃着饭，扔了碗就跑。
其惊惶失措之态溢于言表。
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吃惊的人里面，就包括老蒋。
老蒋吃惊，不单是认为日本有在上海动武的可能，还暗含着另外一个心事。
完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流产了。
（899）

这个计划，就是一直在酝酿并实施当中的长江封锁计划。
近卫说要停战，老蒋也曾经有此一念，但正如他先前对胡适说过的，这种停战，一定要有调解人或者砝码才能得到真实履行。否则，“船津口信”中的什么“四协定废除”啦，什么“不干涉内蒙”啦，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以前的停战谈判都可以找到调解人，作第三方保证。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时候，找了英美，最后就实现了停战。
如今调解人是找不到了，所以必要的砝码一定得有。
我们能找到什么砝码呢？
老蒋找到的这个砝码，就是封锁长江航道，将长江内的日舰以及沿岸各地的日侨，全部关在家里，一并俘虏。
好了，现在不是我主动要求停战，而是你要哭着喊着请我停战了。
这么多日舰和日侨，都在我手上，你说怎么办。
我看，华北也不用打了，你们先把日军全部撤出河北再说吧。
这个设想很大胆，但同时也具备很大的可操作性，如果不是中间出现意外的话。
当天汉口日侨急于撤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北方正好发生了“通县事件”，日侨及所谓的“在乡军人”多有伤亡记录。
日侨撤离，日舰也在争先恐后地往长江下游溜。
老蒋急了，立即下令给海军部部长陈绍宽，要后者封死吴淞口。
但还是慢了一拍，这几十艘军舰此时已经大部分冲过封锁线，逃到吴淞口外的内海去了。
此后整个计划都失去了执行的可能。
由于人多，船不够用，一直到8月9日，最后一批，约1千人的日侨，才在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下撤至上海。
老蒋怒不可遏。
傻子都知道，一定是计划泄密了。
查，一个个地查，究竟是谁泄露了军机。
负责追查此事的是首都警备司令部外事组。
对于外事组来说，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因为知道这一军事机密的，大多是朝中重臣，你怀疑谁好呢。
天下的第一破案高手是时间。
做过贼的人通常都不会只做一次，做了这一次，一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只要等待。
大约一个月后，老蒋到中央军校讲话，警卫在听众中发现了两个陌生人。
这时候的老蒋已成为日本人想暗杀的首要目标，仅仅是几天前，日本为了将其暗杀，甚至不惜动用飞机袭击英国大使的车子，乃至导致那位大使都受了重伤。
原因也在于有人泄密，把老蒋可能藏身车内的情报泄露了出去。
大家立刻进行戒严搜查，但由于军校太大，还是被这两家伙给跑了。
不过事情至此，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
二人是坐车进校的，而每一辆进出的车子都必须登记，就在登记册上，前来侦查的外事组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