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哲学的两大特点：一是研究宏大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哲学不研究鱼与水的关系，而研究动物与物质的关系；不研究牛顿与经典力学定律的关系，而研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二是本体论思维，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本原的方面与派生的方面，本质的方面与现象的方面。以为找到了事物本原尤其是终极本原，就可以理解一切派生的东西，找到了事物的本质就可以理解一切现象表现。
这样的观点，笼统的看颇具说服力：看到了日落日出现象，追究其本原发现地球存在着自转，于是日出日落规律就清楚了；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宏观物体，虽然性质结构颜色大不相同，但它们的力学本质却是相同的，即都遵循牛顿定律，认识了这个本质，从天上到地上的事物运动的方式与轨迹人们就一举掌握了。
只是本原与派生、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毕竟过于笼统，在现代哲学看来，传统哲学的很多范畴和概念，存在符号意义模糊、使用混乱的语言学问题。实证主义哲学家卡尔纳普举例说，假定人们研究“呔”：说什么现象是呔的，什么现象不是呔的；什么现象由呔决定，什么现象不由呔决定。研究者们尽管讲起来头头是道，但因为“呔”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由“呔”决定或不由“呔”决定的经验效果是什么，往往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呔”的相关问题讨论就没有意义。
研究“存在”、“物质”、“意识”、“精神”、“决定”、“被决定”这些宏大对象，同研究“呔”这个东西存在一样的问题。以决定被决定这个决定论问题为例，究竟什么是“决定作用 ”，什么是“被决定作用”，这些概念的使用者往往并不清楚，它们的具体含义指什么，如何经验感知，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假若我们把“决定”作用理解为：（1）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要素相互作用中力量较大、起支配性影响的那一方面的作用；（2）在事物的产生存在上起基础和前提作用的方面，例如只有拿破仑这个实体存在，才有依赖该实体存在而存在的“拿破仑的重量”、“拿破仑的笑容”等等东西。
在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中，唯物论的观点是：经济的力量归根结底是强于政治的；经济是本原基础和前提，没有经济就谈不上政治这样的派生物及其作用。但是，在具体的观察分析中，人们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政治同样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的作用有时比经济的作用大得多。不仅如此，它们二者还根本不是一种性质的作用：当经济以资本数量的多寡显示力量时，政治则以征税与二次分配等法律手段决定着资本起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有时资本的力量对政治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萨达姆依靠武力进入科威特时，科威特经济的强有力作用对萨达姆来说不值一提；当抢劫横行或持枪歹徒为所欲为之际，百万富翁富可敌国的资本力量，可能不及几个身体强壮战无不克的退伍军人。
都说经济是前提，可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原始社会，政治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建立起强有力的部落联盟，一个部落人们的生命都难以保证，何谈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欧洲各国国王对商道的武装维护，小国林立的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将无法进行，就像没有军舰护航的亚丁湾商路一样。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一同诞生的，最原始的经济离不开最原始的政治。离开既定的部落文化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部落成员对部落酋长的无条件服从，对部落禁忌与纪律的无条件遵守，部落的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而没有凝聚力组织力战斗力的部落群体，在人类当时那样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就不能生存，遑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要使哲学具体化科学化，就必须将“决定”“被决定”范畴含义单一化、具体化，建立起规范的概念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可以检验由这些范畴构建的规律关系或规律模式是否现实。自然科学把运动、静止、质点、力等等概念具体化规范化可操作化，由此建立的牛顿力学模式，其揭示的宏观物体力学规律最为规范和便于测量。现代经济学将许多概念含义抽象化单一化，使得经济模型很好应用，经济学揭示的规律更可检验更便于运用，遂使经济学规律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鉴于此，今后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具体化、规范化、模式化，如此，宏大哲学、宏大范畴思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