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志诚先生从资本收益率出发，得出惊人洞见，第一次真正从根本上揭破了中国经济近20年全面赶超西方之谜，同时也揭破了经济体制方面“中国优势”的重心所在：西方经济模式是由企业主导、以利润驱动的，只有当利润足够时，资本才会产生投资、扩张的冲动；中国经济则大不相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利润驱动，而是利润、就业、税收甚至其他社会效益（如扶贫）综合在一起的多重驱动，只要利润、就业、税收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是有益的，就可以投资，哪怕企业的利润率极低甚至为负；而且，这种考量不是以某一单个企业为视角，而是以全社会整体利益为视角，因此，只要整体权衡有利，哪怕具体企业在核算上亏损，也是可欲的，企业损失可通过政府补贴、政策倾斜等措施弥补——这种企业视角与政府视角的不同，单一引擎（企业）与双引擎（企业+政府）的区别，就是近20年中国经济超越西方预期、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之规范而高速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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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诚先生注意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品牌溢价，有雄厚的资本优势、成体系的产业链合作同盟，却在近十多年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一败再败，从钢铁、电视、电气设备，到造船、高铁、化工，同样的“中进西退”过程在几乎所有大工业领域不断上演，西方经济不断“脱实向虚”——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西方“向虚”是必然的，但它本来可以不“脱实”，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重，两条腿走路；然而，由于多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在中国竞争的压力下不断下降，资本无利可图，迫使其不得不越来越“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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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与西方，这是两种完全不在同一重量级的经济模式。因此，虽然西方政学界、舆论界一直沿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指责中国“过度投资”“违背经济规律”“人为制造产能过剩”“破坏全球经济平衡”，但事实却是遵循“经济规律”（企业必须有利可图才能进入）的西方越来越衰弱，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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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发展，前20年还可归结为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市场模式的模仿以及对自身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的开发，后20年则不同，主要得益于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即对政府主导模式的强化。否则，中国经济只可能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在接近某个极限（快追上西方尾巴）时就停下来，不可能赶超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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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这种多重驱动模式，政府主导是前提。当面对于企业不利、于全社会有益的项目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以产业、项目补贴和金融、税收等多项优惠政策扶持的方式，支撑企业进入。显然，从经济安全和引导的结果可控等角度考虑，政府扶持的对象必然以国企为多，这就是在国内一些领域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现象的原因。但是，因此受益的绝非只有国企，为数众多被看好、具有发展前景的，尤其是新兴行业的民企得到扶持，这就是在部分领域“国进民退”的同时，其他领域民企却大举扩张，整体而言民企呈现前所未有繁荣的原因。这同时也导致另一结果，越是发展好的民企，政府越扶持，其与政府的相关度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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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润为驱动、以竞争为压力、以价格为信号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曾经使西方资本主义所向披靡，帮助其扩张全球，横压世界几百年。但是，今天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对手，一个由利润、就业、税收、社会效益等多重目标综合驱动的对手。西方经济的一个引擎（企业或资本）又怎么跑得过今日中国的两个引擎（企业+政府）？正因如此，中国崛起，西方衰落，西方模式和西方经济学终结，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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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牛顿力学主要适用于宏观物理世界一样，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即信息化以前的工业时代。正如志诚先生所言，在大工业化早期，经济处于“混沌状态”，企业各自为阵，缺少精确的数据和统计，整个经济运行是盲目的；在这种盲目而自发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具备微观的、局部的快速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的能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津津乐道的“看不见的手”。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它的发现是局部的、个体的，它的反应是自发的、滞后的，在供需的动态平衡中不断积累不平衡，最终会在所有个体见之不到的宏观层面形成巨大失衡，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仅靠凯恩斯发明的反周期宏观调节，并不能真正消弭危机，只会将之拖延、积累到更严重程度再重度爆发，就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但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经济统计的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通信与信息交流的进步，解决问题新的方向和手段已经浮现，那就是政府作为新的引擎、从全社会整体效益的角度出发来调控经济、引导产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市场自发调节的优势就成了劣势，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则充分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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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模式无疑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特征，但它与原来的计划经济大不相同。它巧妙融入了市场经济的一些优点，例如竞争压力机制，由市场需求自发确定价格信号以引导经济决策；资本逐利这一动力机制也被保留下来，只不过经济发展不再只依靠企业这一个引擎，而是企业、政府双引擎——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模式即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其神圣性是建立在资源配置最优即经济效率最高的假设前提上。现在，中国崛起的事实已证明，存在一种更优越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实现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那么，自由市场经济还有什么理由根据自己的情况量身定制经济规律，并且要求全球经济体都模仿、遵循之？可见，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逻辑已被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彻底证否，其全套逻辑不攻自溃。西方模式和西方经济学同时步入日落黄昏，西方经济学不说被彻底掀翻，至少也要从根基上、逻辑上推倒重来：企业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唯一主角，政府也是；资源配置不再只由市场单一因素决定，政府也要深度介入——所谓“自由市场理论”，“市场”依然成立，但“自由”的逻辑必须改写；参考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将新的经济范式称之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