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的高足

伍献文的父亲伍嘏斋虽然家境不是很好，但坚信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坚持让3个儿子读书。从小就聪明过人的伍献文6岁时候进入私塾读书，从《教儿经》、《千字文》启蒙读物等开始学起。上课的时候伍献文总是能够做到认真听讲，努力记忆，争取快速地记住和理解老师讲述的内容……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想“玩”。

爱迪生就曾说过“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大凡取得成绩的人物，都有“好动”的品质，这是一个成功人物必须具备的特征之一。好动好玩是小孩子的天性，特别是聪明的男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玩，毕竟是件快乐的事，但是，学习和玩总是矛盾的。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智商一流的孩子最终都泯然众人矣，就在于幼年时候由于贪玩而耽误了学习。后来的伍献文常对学生说：“搞科学研究要有天资，但更重要的是勤奋，二者兼而有之才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一个人要想真正的成才，“学”永远都比“玩”重要。因此，幼小的伍献文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通过课上的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到在课堂上消化掉当天学到的知识的，这样每天就可以挤出玩的时间，并且可以放松的去玩，只有这样的玩才会带来真正无穷的乐趣和新奇，从而会反过来促进学习，促进对社会、对大自然的深入认识。

所以伍献文就是很会“挤”出时间来玩的一个孩子。正是通过在乡间的玩耍，大自然中的那些有生命的小动物曾给他以无尽好奇和兴趣，使他在“玩”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探索更深、更远的问题，以及执着的精神。

1918年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瑞安中学。当年的瑞安中学完全可以说是“科学家的摇篮”，是一个培养现代才子的地方。

但是，伍献文完成中学学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已无法供应他去上大学。在伍献文三弟兄相继完成中学学业后，他的两个哥哥也都支持伍献文继续求学。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伍献文考取了既可免除学费又可供应膳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今南京农业大学）。

正是在南京高师，伍献文遇到他一生事业的引路人——我国近代动物学研究的创始人秉志。1920年，从美国回国的秉志到南京高师担任教授。正在这里求学的伍献文幸运的成为秉志教授所培养的首批学生之一。秉志所教的动物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动物比较形态学等新的知识及其亲自指导的动物学实验引起了伍献文的极大兴趣，更唤起了他童年的记忆。那时候的伍献文就已经暗下决心，将从事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

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功应聘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

1922年，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伍献文又应聘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在厦门大学的六年里，伍献文接受了严格的动物学研究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

在厦门大学 ，伍献文先是作为S．F．赖特（Light）教授的助教，除了指导学生动物学实验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向赖特学习动物分类学上面。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让伍献文受益终身，而且后来还利用这种方法使其在鱼类的研究上走在世界学术的前沿。

1925年，秉志来教授也来到厦门大学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伍献文在给秉志当助教的同时，还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从而在秉志直接指导下，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了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R?何博礼（Hoeppli）学习寄生虫，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

在秉志等几位中外著名学者的直接指导下，伍献文广泛涉猎鸟、蛇、蛙、鱼、线虫、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这一时期，伍献文尤其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早在1924年，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

年青的伍献文在厦门大学迈出了他一生事业的第一步。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 ）生物学系教动物学。

@susun_ok 29楼 2013-04-25 20:39:28
真心喜欢这个帖子。大师们的文人风骨，那个年代的民国风范，心神往之！
-----------------------------
同感

在鱼类学研究上开宗立派

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特别丰富的鱼类资源，仅淡水鱼的鲤科鱼类，就占了全世界的将近四分之一。那时候科学研究落后的中国，在鱼类分类学这个研究领域几乎就是个空白，根本就找不到中国人所编写的鱼类学研究资料，更没有一种鱼类的研究标本。中国鱼类学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因此书里介绍的300种中国淡水鱼的名字没有一种是中国人自己研究命名的。中国人如果想要研究中国本土的鱼类，除了要到外国搜求资料，还必须到外国去核对模式标本，甚至给鱼类标本取个名字，也要拿到外国去。

面对这种状况，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伍献文决心投身于中国人自己的鱼类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十几年，伍献文就已经在鱼类学的研究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28年，伍献文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厦门鱼类之调查》这是中国研究鱼类的最为早期著作。但由于国内的各种条件所限，他有关鱼类学的研究比较零散，如果单靠自己的摸索显然难成气候。

1929年，他怀着研究鱼类学的夙愿，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到法国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探索发展我国鱼类学。伍献文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同时在巴黎大学听课。

由于资助的金额难以维持正常的学习生活，伍献文在巴黎读书期间，一方面栖身于远离市区的乡间小屋，每天啃着廉价的粗面包，乘坐工人上下班的汽车上学，同时还要到巴黎博物馆当客籍研究员。　伍献文用省吃俭用挤出的钱买了一个显微镜，搞起了鱼类研究。在巴黎度过了含辛茹苦3年后，伍献文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于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记载了分布于中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尽的描述。这些工作不仅在国内同期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受到国外同行的推崇。这篇论文直到现在仍是研究比目鱼类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伍献文以此确立了他在鱼类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事主要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伍献文主要从事鱼类、蠕虫类、河蟹和蝎类动物研究，先后发表《中国沙蟹志略》、《中国之蝎及蝎蛛》等著作。他还先后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江苏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动植物研究所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不久长沙大火又将动植物研究所赶到了广西阳朔。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一文，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鱼种。

1939年，动植物研究所搬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期间，伍献文将研究工作的重点从野外调查转移到实验室内，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调查我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在40年代之前，有关鱼类的生理学及其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伍献文以室内工作为主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这个转变导致了我国鱼类学研究史中出现了以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为主的新局面。

伍献文及其早年的学生刘建康 、张孝威等人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黄鳝的气呼吸器官的结构与功能。他们还进行了纹胸鮡的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实验、鳑鲏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从而使我国鱼类学研究取得了又一新的进步。

据伍献文学生及同事回忆，在北碚，山坡上4间平房就是研究所办公室兼实验室，两间以竹片糊上泥巴作墙的低矮小屋，就是伍献文和昆虫学家陈世骧的宿舍。那个时候的大学教授们生活非常的清苦，后来曾有很多的大学教授们撰写文章回忆那时候的生活。伍献文更不例外，他们一家只能靠粗糙发霉的“平价米”勉强糊口，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咸菜也吃不上。为了度日，伍献文不惜卖掉妻子的首饰，卖掉跟随他多年的一套象牙筷子，但那些鱼类标本和图书资料，他却始终完好无损的珍藏着。

那一批曾经被印在当时内地土制毛边纸上的科学文献，就完全从侧面真实反映了早年鱼类学家的艰辛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轮船迤逦东下。

1948年，伍献文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标志着伍献文已经成为了站在中国近代鱼类学高峰上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

休息了

早晨好

@白刃可蹈 1楼 2013-04-23 10:07:29
希望有清晰的思想可读
-----------------------------

建国后的鱼类学研究

建国后的伍献文主要精力放在了领导工作和各项兼职上去，作为科学家所能拥有的时间和空间则显得微乎其微，因此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领导规划方面，至于具体的微观研究也主要体现在团体协作上面。

在建立拥有大量标本的资料中心基础上，伍献文选择鲤科鱼类作为研究对象，同他的助手一起通过标本收集、资料整理和悉心研究，于1964年出版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

国内外许多同行自然都期待着下卷能够尽快的出版。不曾想到的是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水生所的鱼类分类组被解散，作为学术权威的伍献文不但被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力，还差点被革了命，时年69岁的伍献文被幽禁9个月之久。

作为具有良知的科学家，身处险恶中的伍献文始终也没有放弃写完这部书的努力目标。在他获得自由后向组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允许我拿起笔，我要将《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1973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的编纂工作重新开始，终于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得以出版，距离上卷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之久，这时的伍献文已是78岁的高龄。

《中国鲤科鱼类志》二册共7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系统描述了分布在我国的113属412种鲤科鱼类，成为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


从学术价值来讲，《中国鲤科鱼类志》只是将在中国的鲤科鱼类的种类及其分布的记录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在鲤科及其所属各类群的系统和宗系发生关系上，仍不脱前人之窠臼。说句时髦的话，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因此，78岁高龄伍献文决心将工作重心放到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上，实现中国鱼类学研究质的飞跃，向国际学术前沿迈进。鲤亚目是现有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个类群，共计约有250个属2500余种，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等地。其中中国约有145属580种，具有研究鲤亚目鱼类系统发育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百年来，许多鱼类学家尝试提出的各式各样分类系统都不能令人满意。伍献文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属123种鱼类的骨骼，并引进和使用了国外在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对观察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1981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加拿大鱼类学家J．S．尼尔逊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一书中。

1983年，伍献文当选为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员。

伍献文逝世前将生平所购数千册图书资料赠送水生所图书馆和鱼类研究室。

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发现于柴达木盆地的骨骼超常粗大的鱼化石及其与干旱化的联系》，该文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领衔的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的成果。文中所报告的伍氏献文鱼就是柴达木盆地持续干旱化的一个新证据。伍氏献文鱼化石是张弥曼等人在青海柴达木盆地新世湖相沉积物中发现的一个鱼类新属新种，更是首次发现于柴达木盆地的重要脊椎动物化石。伍氏献文鱼属鲤科裂腹鱼亚科，属种名以伍献文的名字命名。

青鱼是我国淡水渔业中最著名的四大家鱼之一，是我国特有的鲤科鱼类。2010年，北美《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陈平富博士和美国堪萨斯大学Gloria Arratia博士描述的已知最早的青鱼化石——伍氏青鱼。该标本是迄今发现地质年代最早的青鱼化石，为鲤科鱼类的演化和地理分布提供了新的资料，之所以定名为伍氏青鱼，就是为了纪念伍献文为鱼类研究 的贡献。

其他方面的贡献

伍献文在研究除了鱼之外的其他动物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厦门大学担任助教时期，曾广泛涉猎鸟、蛇、蛙、鱼、线虫、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伍献文主持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部时，开展过对河蟹、蝎类的研究，发表了《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珠》等研究成果。他的有关线虫方面的研究论文曾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权威性刊物上发表，所论述的动物寄生线虫的3个新属和23个新种和新亚种，绝大多数已为学术界所承认并收入有关专著。

伍献文是我国组织开展海洋及湖泊综合考察的先驱。1935年6至11月，他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海洋及海洋生物调查，成为我国自行组织海洋科学考察的开端。

1951年，伍献文领导并参加了五里湖的湖泊调查工作，这是国内首次对湖泊进行较长期的综合性科学考察，为以后的湖泊调查规范化打下了基础。伍献文还参加了三峡水库库区、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渔业规划的研究。

伍献文一直是建立学术团体的提倡者、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1934年伍献文参与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历任学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伍献文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先后担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79年他与朱元鼎等鱼类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鱼类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名誉理事长。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

伍献文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6年，他被聘任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为加强四国之间在渔业方面的合作发挥了自己的作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伍献文出席过芬兰国际湖泊学年会，1964年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进行水生生物学考察。他还是国际环境毒理学会的会员，英国林奈学会客籍会员。不得不说，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伍献文与国际学术前端脱离了轨道。

从1924年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开始，60年来，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5种专著。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45篇，有关线虫及其它蠕虫的论文16篇，有关节肢动物和爬行类、两栖类等其它动物的论文11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科学论证

伍献文曾以他的权威学术地位及威望， 为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做过科学的论证，使得葛洲坝工程取消了兴建鱼道这一设想，据说为国家建设节省了一点点钱，这一点曾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三峡工程中的反调节航运梯级。中苏专家在共同讨论三峡工程方案的开始阶段，根本没有想要兴建葛洲坝工程。只是在讨论过程中因为双方意见不统一，经过争鸣后共同提出了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方案。1970年，国家批准这一方案，又经过初步设计，开始兴建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水利枢纽是在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坝工程，大坝在湖北省宜昌市附近江面上拦断长江水。1970年底，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长江流域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主要有中华鲟、鳗鲡、刀鱼、松鱼、鲈鱼,河豚等，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中华鲟。

中华鲟是所中国独有的世界27种鲟鱼中最珍稀的一个种类。据估计距今大约1.5 亿年前的白垩纪中华鲟就已经存在了，中华鲟又被称为“爱国鱼”。一条成年的中华鲟可以长到 4米长、1000公斤重，寿命可达100多岁。中华鲟属于典型的江河洄游性鱼类，因为它只在长江上游产卵，每年10-11月，成年中华鲟经过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江段产卵，孵化后的幼鱼游入大海后，生长15年左右直至成熟才会回到长江。

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自然也就阻断了中华鲟自然的回游通道，对它的生长繁殖带来重大影响。

因此，1970年底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后，围绕着该工程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影响以及是否需要修建过鱼设施等问题，在科技人员中，在水产、水利等部门专家学者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因此在科学论证会上争论十分激烈。

认为必须在葛洲坝建设过鱼设施的专家学者占了大多数，他们断言中华鲟会绝种，从而破坏长江的生态平衡，指出人工繁殖中华鲟非常艰难，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实现的事情。为了“拯救中华鲟”，许多人主张在大坝上开一个12米宽的口子作为鱼道。一部分人甚至反对葛洲坝大江截流。为此，一些专家联名写了呼吁书，呼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主张修建大坝而不修鱼道的专家居于少数，他们主要是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伍献文、副所长倪书达、四川水产研究所所长柯熏陶等鱼类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葛洲坝工程不会使中华鲟绝种，修建鱼道是没有必要的。主要理由是：一、是根据国际经验，修建鱼道不能解决鱼过坝问题。二、生物都具有适应新环境能力，只要不超过临界点就能生存，葛洲坝距吴淞口一千多公里，其间没有拦沙坝阻隔，足够中华鲟回游。中华鲟产卵季节，中华鲟到不了金沙江就会在葛洲坝以下水温与金沙江差不多之地产卵，不致于绝种。三、人工繁殖中华鲟不会有困难。

伍献文、曹文宣两位科学家不顾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压力，大胆推断大坝修建后，中华鲟有可能在坝下形成新的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提出“主要应采用人工繁殖放流措施而不应当修建过鱼设备”。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葛洲坝鱼道之争”。

1981年2月14日， 81岁的伍献文将这一观点写成《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鱼道问题应慎重考虑》的建议书上报中央，由于他的学术地位及威望，经国家批准，葛洲坝工程取消兴建鱼道。

许德珩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最近，葛洲坝建成，我担心鲟鱼在长江上回游产卵恐成问题。后来知道伍献文同志撰文阐明鲟鱼回游另有区域，不成问题，我才放心”。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论证，专家、主管部门、建设方总是无法达成共识的结果之一，葛洲坝没有鱼道、三峡工程也未修建鱼道。

在这里，不知道真理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还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看来还是那句话，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华鲟这种恐龙时代就存在的最古老鱼类之一，洄游至金沙江一带产卵的必经路径一下被截断。洄游的中华鲟只能到达坝下，从而沦为了大坝下的囚徒，其产卵江段由原来的800公里缩减到7公里，产卵场数量由原来的16处减少到1-2处，产卵场面积也只有0.4平方公里，这使得产卵洄游的中华鲟数量锐减。

2007年出版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对长江鲟类的数量和种群变化有详尽统计。数据显示，自从葛洲坝截流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成熟鲟鱼下降50%-75%，而且从1995年开始种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雄鱼锐减，到了2004年秋，雌雄比甚至高达18比1，“必将导致中华鲟繁殖困难，长期而言，遗传多样性将丧失，结果导致自然种群的绝迹。”
中华鲟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又进入濒危动物名单。
其他鲟类的命运，和中华鲟并无二致。

白鲟，学名中华匙吻鲟是葛洲坝的最大受害者。199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IUCN)红色名录认定白鲟为极危(CR)，这种长江最大的淡水鱼也成为了所有鲟科里最接近灭绝的种群。

参考资料：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长江出版社。
陈宜瑜：《怀念伍献文所长》，《水生生物学报》，1985年03期
庄之模：《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生物学通报》，1988年02期
伍惠生《一份建议书的诞生──记陈丕显对伍献文的鼓励与支持》，《湖北文史资料》，1994年01期
陈良和：《伍献文：从飞云江畔走出的中国“鱼类学之父”》，《瑞安日报》，2012年02月01日
孙定瑜：《缅怀党的挚友伍献文先生》，《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第1期
庄之模：《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生物学通报》，1988年02期
陈宜瑜、李辛夫：《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伍献文》，《光明日报》2005-11-25

回复第40楼， @天岳散人
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有骨气的人才都被毛整死了，想要活命的就如郭沫若般摇尾乞怜，中华之英才元气尽丧矣
--------------------------
@安彦良和 41楼 2013-04-26 19:48:59
所以毛左所谓文革民族精神之改造不过是拆房子，中华英才都拆没了，重塑民族精神非百年不能成事，然则这百年加拆房数十年，科技文化等领域被西方标准化占领高地之后，超越何其艰难。更何况我中华民族精神改造之后又何尝不是又走回老路，孔老二批了半死，现在不又重新塑起来了，否则东亚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难道靠毛思？

-----------------------------
好

@yingping1997 42楼 2013-04-26 20:00:33
祭奠
留念。
好羡慕民国时期的自由的风气啊。
-----------------------------
面包会有的

@秦子胤2 46楼 2013-04-27 03:52:55
支持楼主，当下中国大陆的“教育”，只“教育”出两种东西，一种是蠢才，一种是奴才

-----------------------------
嗯

@jklyb 48楼 2013-04-27 08:59:49
此贴要顶！
-----------------------------
谢谢支持

中国生物学开山宗匠

1920年，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之聘，自美国回国到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教授普通动物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在中国研究动植物的学者，大多集中于大学或高等学校的博物系，教学和研究都非常的肤浅，即使偶有动植物标本陈列，也是相当简陋，而且多数还是从日本购买而来，对于我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很少去加以探求和研究。

秉志之所以选择回国，意在中国推行现代生物学研究，争取能够比肩于世界。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从而使农业专修科发展为包含农艺、园艺、畜牧、病虫害、农业化学和生物学等六系的农科。秉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教材。当时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在教普通动物学的时候，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使学生对动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回忆说：“这不仅是教授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因此秉志所教授的学农学生有半数之多纷纷放弃原来的专业而改学生物学。在秉志的带领和感召下，生物系创立后，发展十分迅速，4年后，师生已达80多人。

当时学校无钱购置仪器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有两个暑假，秉志还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标本，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1922年，秉志又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自任所长，是为中国生物学研究机构之始。所内设动物、植物两部，秉志兼任动物部主任，植物部则由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主持。

1920至1937年，秉志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研究员。

秉志在他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为中国生物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多达千人以上。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所以培养出许多专业不同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虫、扁虫、原生动物等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等。

当时在中国治动物学者，几乎都是出自秉志门下，其中杰出的专家如王家楫、伍献文、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张宗汉、郑集、张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陈义、欧阳翥等等多达数十人。

其中王家楫、伍献文当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是同班同学，同为秉志先生的得意门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81位院士经遴选产生，秉志先生、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均名列其中。1955年，秉志先生又和他当年的学生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一起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堪称科坛佳话。

王家楫先生1917－1921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期间曾因病休学一年），伍献文先生1918－1921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农业专修科第二班，秉志先生给第二班讲授普通动物学课，受秉志先生授课生动、富于启发性的吸引，全班19名同学包括伍献文先生在内将近半数同学都改到生物学系学习。

王家楫于1925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被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学部研究教授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而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正是秉志先生。

伍献文于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组技师，1933年任动物组主任。
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对秉志先生非常敬重，终身执弟子礼。秉志先生在水生所工作期间，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路遇秉志先生时，都毕恭毕敬，侧立一旁，请秉志先生先走；他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部开会回所，都要到秉志先生办公室向他汇报。
秉志先生开创生物学事业之所以获得成功，其同时代学人、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于1933年则道出了真谛：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正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鹜。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截止到抗日战争前夕，秉志先生不仅培养或训练出来上以百计的生物学家，他所主持的生物研究所本所之专刊与世界各国五百余处研究机构相交换，所刊载的研究成果使欧美各国生物学界对中国生物学有了较深的认识，中国人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在世界得到了普遍认可并赞扬。

由于秉志为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秉志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经典生物学的领军人物，

中国现代生物科学起步于上世纪初，由一批留学欧美学生回国之后所创立，正是由于有这批人的努力奋斗，到了二十年代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了。其中以生物学以动物学家秉志 、植物学家胡先骕的功绩最著。他们携手于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实施现代生物学教学，使后来的东南大学被誉为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他们又于1922年在中国科学社组织我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倡导生物学研究。

以生物学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的观点看，生物学关注的问题首先是生物体的外部特征，以形态学、解剖学为手段，按系统学进行分类研究，着被成为经典生物学。幅员辽阔、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有许多动植物种类不为学者所认识，因此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调查、采集动植物，进行经典生物学方式进行研究，成为当时生物学家的首选课题。
从而能够保证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农林牧副渔等各个行业中去，提高产量，以改善人民生活，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

1922年，在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时，依靠秉志、胡先骕、陈焕镛在东南大学教书之便，由中国科学社委托秉志、胡先啸、杨锉(杏佛)筹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8月18日，秉志在南京文德里中国科学社所在的南楼，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同时这也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

所内设动物、植物两部，秉志兼任动物部主任，植物部主任为胡先骕。生物研究所成立伊始，条件极为艰苦，中国科学社社每年只能拨240元办公费，只够支付一个事务员的薪水，研究人员均由邻近大学的教师兼职。他们与秉志一样不取报酬，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义务工作。

秉志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在秉志的带领下，该所自成立之日起除了主要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对中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进行生物学的标本采集与研究。前后历时30余年，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使该所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小型博物馆。

不仅如此，还在原生动物、介壳类、两栖爬行类等11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写出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在研究所的专刊上。斐然的成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国内社会团体纷纷热情予以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给生物研究所的拨款增加了二三倍，生物研究所才得以添置仪器及图书，并增聘了专职研究人员。
1931年，中国科学社拨资2万元于南京建立永久性的生物研究所，历时3个月告成。大楼分两层，共36室。这一民办的生物学研究所为推动我国现代早期的生物学研究、培养人才、普及生物学知识和时外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1950年该所并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在生物所的影响和指导下，后来又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办，也都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按地域分工而有所側重罢了。

当时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支出非常少，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选择生物学为资助的重要领域，是当时人士普遍的举张。特别是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事业符合中基会资助的首选领域的首選領域，得到中基会干事长幹事長任鸿雋的认同。故而中基会给予了大力资助，其中，静生所还是由中基会出资与尚志学会共同创建的。

中基会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简称。一九二四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一千二百万美元退还中国。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为防被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费，遂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基金董事会有权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并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以图长久。

按中基会章程，董事由中国大总统令派中美十四人当任，其名单如下：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廉、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诒春、孟禄、杜威、贝克、顾临、贝诺得，后又补选了丁文江。第三届年会以抽签决定任期，每年有三名董事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蔡元培、胡适、任鸿隽、孙科、翁文灏、司徒雷登等皆曾任董事。

抗日战争之前中基会对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加快中国现代科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一些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并引导出良好的学术环境。其办理的事业，如与教育部合办之北京图书馆，与尚志学会合办之静生生物调查所，及曾自办之土壤调查所、社会调查所等；其大力资助的机构，如地址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其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设立研究教授、科学教授讲席，资助优秀青年出国留学或访问研究，并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华讲学。中基会还设有编译委员会，指导和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

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中基会将一切可移动的证劵及现金资产移至香港，后转向纽约，其在大陆的活动遂告中止，其所创办和资助的事业则宣告终结，被重新组建。
当以意识形态来彻底改造传统观念之后，中基会被视为美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走狗，而遭到彻底否定。若干年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基会似乎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抹去，知之者已甚少。一九八O年版《辞海》于中基会是这样解释的：

美国在旧中国设立的文化机构。1924年成立于北京，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董事会，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补助”的形式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如设立图书馆，在高等学校设置自然学科的教席，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科学研究“奖金”等。解放后撤销。


在今人的一些著述中，中基会被认为是“美国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单位”。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基会延聘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 1868-1957年）来华访问，目的在于“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

1927年9月，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邹秉文、胡先骕、秉志联名致函中基会董事会干事长范源濂（字静生），建议中基会在尼丹访华之时，借尼丹之力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之所以有此动议，主要原因在于在南京的生物学家们的研究范围无力伸延至北方，而在有文化中心之称的北京，也应有一生物学研究机构。

范源廉（1874-1927年），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早年出身于湖南时务学堂，和蔡松坡、杨树达等人同学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廉东渡日本攻博物之学。回国后，组织国民促进会、尚志学会。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次长，蔡元培离任后他又继任总长。此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两年。

正当酝酿筹设调查所事之际，范静生却突然逝世，享年五十三岁。

但由于范静生具有较高威望，他的早逝，不仅没有延误调查所的实现，反而加快了调查所的诞生。首先尚志学会倾其所有，出资十五万元作为基金，范静生胞弟范旭东捐出范家在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

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平成立，秉志兼任所长，并任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为永久纪念范静生，还以静生冠其名。胡先骕离开生物所而定居在北平，秉志则每年在北平工作两个月。秉志不在北京时，由胡先骕主持所务。至1932年秉志难以兼顾南北两所，而专任生物所，推胡先骕为静生所所长。

静生所致力于全国生物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及分类学的研究，编辑研究《汇报》，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影响日隆。

静生所的唐燿最终成为木材学专家，在我国开创了此项研究；陈封怀、唐进、汪发缵等也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静生所良好的研究环境，也吸引国内一流的学者前来工作，如蕨类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树木学家郑万钧、藻类学家李良庆、昆虫学家杨惟义等，使其研究在该所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其中以秦仁昌最为杰出，不仅接受胡先骕的委托建设成著名的植物园，还创立蕨类植物分类系统，为国际植物学界所认同。

静生所成立之后，秉志、胡先骕所致力于全中国动植物调查的宏大计划，在饱受战争、经济、政治等磨难近代中国，始终未曾中断，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静生所被改组终结为止。

1929年秉志又协助创办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名动植物研究所），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此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则属再传之薪。诸多研究机构的建立，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几乎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生物系、青岛大学生物系也在秉志的擘划之下成立。

1934年8月23日，以秉志为首的30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组织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推举秉志为会长。会议还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秉志任总编辑。

秉志以爱祖国、爱科学的高度热忱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胡适评价说：“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20年中，为文化开辟出一条新路，造就了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陈寅恪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尝对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状态有所评论：“凡近年（国际上）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

被腰斩的经典生物学研究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一场经典生物学与实验生物学的争论。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西方生物学受到日益发展的物理学、化学等交叉科学的影响，出现了主张以实验的方法去探求世界万物的生命现象，学界将其称之为实验生物学。

所以那些到欧美留学学习生物科学的一些学者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者，并且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这批人中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渐渐回到国内，准备大干一番。但国内生物学界的形式是以秉志等为代表的经典生物学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为社会各界所认可。这些实验派的学者们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则很不容易争取不到资金的支持，二是想某一称心的学术职位都很不容易。

因此这批人看到经典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免要提出批评，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打响第一炮的是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汪敬熙。1932年8月汪敬熙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2好上刊出《中国今日生物学界》一文，此后汪敬熙在《独立评论》开辟辟长达半年之久的《闲谈》专栏来反对经典学派。他说；“无论在纯粹学历的研究方面，活在纯粹实用的研究方面，现在我们都是应该提倡实验生物学，至少应该用一部分的财力和人力致力于实验生物学”。

不可否认，汪敬熙的这种说法还是合情合理的。

汪敬熙（1893－1968年），山東济南人。1919年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显示人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1930年任北京大学心理學学教授。

早在1928年的时候，汪敬熙曾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为他谋求中基会的研究教授席。1931年6月份，汪敬熙又再次写信请傅斯年帮忙。傅斯年就将这封信转给了胡适，该信件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基金讲座事，弟意在得一研究讲座。年来弟倍受中大及某社得闷气，望母校可给弟一扬眉吐气之机会。若定当努力工作，不负此机会。如母校只给弟一普通讲座，弟精神之痛苦，一定影响弟之教书及研究工作也。”当时基金讲座教授的月薪是600大洋，而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是300大洋。汪敬熙所谓“倍受中大及某社得闷气”，无疑就是指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秉志，因为秉志是研究教授，而他不是。

然而，最终申請而未果的汪敬熙，开始从学术之争，转到了人身攻击上，这些都表現在他的文章中。他说：在中国研究分类学最大的目的，似乎应该是求做出一个中国所有的动植物的分类的总账薄。如以此为目的，分类学家是应该合作，并且应该欢迎合作。但是据我们看来，我们的分类学家似乎不以此为目的，而是以改正他人的错误和发现新种为目的。----因这些缘故，分类学家中，有时不免有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愈激烈，愈见得竞争的人未成熟。至于竞争而用卑劣的手段，就真是中国科学界一种可悲的事了。“

面对汪敬熙的攻击，作为经典植物学的领军人物胡先骕立即写了《与汪敬熙先生论中国今日之生物学》的长文，刊于《独立评论》第15号上。之后又经历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秉志并没有参战，他被指责为不了解实验生物学，未免太过。因此后来秉志对此公案曾有一段话来表明心志：“国人不知崇尚实学，惑于轻言。夫分类学为研究生物学之基础，品种不明，其他皆无所建立。部署初定，正拟迈进，此在欧美，赞扬扶翼之不遑，宁尤？乃功业未立，毁谤已至，士人不务所学，惟浮詞抵诮是尚，良堪惋叹。”

秉志、胡先骕所领导的事业并没有收到这场论争的影响，终于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学科之一。而实验生物学依旧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使得后来一些实验派海归回国后郁郁不得志。

一九四九年后，因为经典学派与英美学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收到政治上的打击，这才出现了三十年河东的局面。


胡先骕担任所长的静生植物研究所这一著名民间研究所，不为新社会所见容被重新改组。，胡先骕仅想保存的静生名义，以署植物标本馆，也没有得到同意。至于胡先骕本人因其所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断遭到批判，磨难再三，不得不归于沉默。

静生所除了因为其民间体制和隶属中基会而遭到否定外，其工作本身也遭到否定。1953年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作《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一文，对四九年之前的植物学有这样的评论：“早期的领导人一般都是美国英国留学的，哈佛大学的尤其多，其他法、德、日本留学只有少数。由于中国植物丰富，由于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和丘园（Kew Garden）偏重分类，由于这个工作所需的设备比较简单，当然也由于分类学是植物学同时也是农学、林学的必要基础，所以植物分类学这门科学便单独获得了较大的但是畸形的发展，而在发展中同时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影响的烙痕。”

文中把中国植物学中最具成绩的分类学，说成是畸形；把与国际学术交往，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烙痕。

于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生物学巨大研究成就就这样被定了性。

49年以前的学术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统帅，不仅为生物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本人更是中国动物学方面的研究大师。秉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动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尤其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秉志最擅长形态学和生理学，尤其精于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在昆虫学、古生物学和腹足类分类学的研究方面也是声望卓著。

秉志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主要从事昆虫学研究， 1915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几种昆虫》，开启了中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河。秉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咸水蝇EphydraSubopacaLoew的生物学》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幼虫栖息于咸水中的一种蝇类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对其生存的重要保护性。作为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为秉志赢得了国际声誉，成为美国西格玛一赛荣誉学会会员。

博士毕业后，秉志在美国韦斯特研究所工作了两年的时间，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森（Donaldso。）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专门研究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关系。发表两篇研究论文，在白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中取得独创性的成果。

回国之初，秉志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成绩卓着。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回忆道：“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秉志对虎的大脑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的运动细胞很大，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对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的比较。这些成果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在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方面，秉志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提出了在大脑皮层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
秉志于1937年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述，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运动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育的关系，该文内容非常丰富翔实，是极具启发性和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文献。

。
秉志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期，对我国沿海（山东、浙江、福建三省）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秉志在1923年发表的《浙江沿海动物采集记》中指出这项调查研究有4个目的：（1）研究中国海洋动物区系的分类与分布，（2）与欧美各博物馆交换标本，（3）为中国院校提供实验材料，（4）研究海产食品以促进渔业发展。调查结果仅在浙江沿海所采集的标本就包括8门22纲，大小共6000件，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4项任务，为开发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秉志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时对腹足类软体动物的分类学进行过大量研究，其中以螺类为主要研究目标。他在中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和香港等地区广泛采集了大量软体动物标本，鉴定了许多新种。仅“中国西北部螺类志”就记述了采自新疆与甘肃各地代表9科12属的25种螺类，其中有16新种，2新变种。

在古生物方面，秉志对昆虫、软体动物、龟类、鱼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的新科、新属、新种累计超过半百。其中秉志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他发表于1928年的《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一文，涉及了属于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12个新属，13个新种。秉志对我国白垩纪昆虫的分类与分布进行的研究，证明我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他还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中生代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填补了中生代昆虫研究的空白，在学术上是重大的贡献。

关于秉志的几件事

上世纪20年代末，秉志在南京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调查所时，曾到陶行知在晓庄所设乡村学校义务兼课。晓庄师范学校是陶行知先生1927年创办的，原名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由于地点在南京的晓庄，简称为晓庄师范或晓庄学校。

晓庄学校第三期(1928-1930)学员刘季平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一次，有名的生物学家秉志先生(当时兼任晓庄学校的生物教师)带我们到燕子矶去上课，正好蒋介石带了几个人到这里来游玩，秉志先生看见蒋介石来了，理也不理，继续上课，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

秉志怠慢蒋介石之事，被各家广为转载，多有不同。寻其源头，此事最早出现在白韬所写于1948年出版的《回忆陶行知先生——其生平及其学说》一书。该书在146-147页有如下记载：

大约是一九二八年左右，中国北方有过一次大混战，那便是阎冯倒蒋战争，后来山东韩复榘倒戈，阎冯失败，冯便被蒋软禁在南京。

革命的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到处仍然有革命的行动，反对派内部也不稳，这时候，反革命的蒋介石成了血腥的屠夫，他唯一对人民的方法是杀，杀，杀，此外就是把国民党内部的李仁潮、胡汉民等软禁在汤山。

这位屠夫，忽然有一天，不知怀着什么鬼胎，陪着妖艳的老婆到晓庄来参观了。
事有凑巧，那天老蒋来游燕子头，又碰到秉农山（秉志）先生在那里给学生上生物课，对蒋并不理睬，仍上他的课，这本是一般教授的工作态度。老蒋心眼窄，一打听是晓庄教授在上课，心里更怀不满。这就种下杀机。

白韬（1907-1981年），原名戴伯韬，江苏丹阳人。1927年考入陶行知晓庄师范学校。1937年在武汉主持编辑出版《战时教育》杂志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白韬自称追随陶行知多年，本书所记自作者入晓庄师范见到陶行知起，直至陶行知去世的二十年历史。白韬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明了他的学术态度：“关于陶氏的生活、思想、事业以及学说等，我都是根据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的剧变，也就是以人民大众在这二十年中的解放斗争史为主，来写陶氏在这伟大时代中的变化，和每一次斗争所给予他的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新的思想，新的行动，新的学说。”这是49年以后共产党学术研究的通常手法：先确定主题，再围绕主题堆积一些材料，为了鲜明主题不惜大肆编造史实。

浙江教育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的朱子善所著《廿载陶研纪事》一书专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考证，充分证明了此事件是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所捏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一批日本专家在岸上镰吉率领下到我国四川、长江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一方面向当时的教育部表示反对，同时抢先组织力量抢在日本人前面深入四川进行调查采集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大家的努力，在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协助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满载而归，随即整理发表了论文。
而到了四川的日本人因为人地生疏，遇到重重困难，甚至有人还死在了四川。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把房屋烧为灰烬。

1936年9月，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张季鸾为纪念天津《大公报》续办10周年，以报社的名义分为八个学科(数学、物理、地质、化学、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与考古学、气象学)，征集科学论文，以鼓励在科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为此报社特拨出2000元作为奖金。

《大公报》邀请秉志全权负责这项“科学奖金”的评选工作。1936年底，以秉志为首成立了 “科学奖金”审查委员会，委员有秉志、严济慈、杨钟健、曾昭抡、胡先骕、刘咸、孙鎕、胡焕镛等。

历经近5个月的评选工作，1937年7月1日，津沪版《大公报》公布了“科学奖金”的评选结果:数学类为王熙强，其论文题目为《尤拉氏多式根之分布》；化学类为刘福远，其论文题目为《中国明矾石化学工业之研究》；动物学类为倪达书和苗久稝，倪之论文题目为《角鞭毛虫属骨板之形态及腹区骨板之讨论》，苗之论文题目为《南京及其附近数种森林昆虫之研究》；植物学类为梁其瑾，其论文题目为《盐酸之反应对于小米种子发芽率之影响及其水分吸收作用原生质之物理与生理性质及呼吸作用之醇素等之关系》；气象学类为魏元恒，其论文题目为《中国北部及中部高空气流与天气》。其中数学类本应奖给华罗庚，其论文题目为《华林问题之研究》，因其本年度已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甲种补助金，就不再给华奖金，而改为荣誉入选。原定的物理学、地质学、人类考古学三科，因论文水平不够而空缺。

《大公报》“科学奖金”的评选，原拟每年评选一次，后因抗战而中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的生物研究所被日寇烧毁，秉志回到上海的家中，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8年。由于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望，敌伪千，企图拉他出来工作。秉志先生为了不为日寇所用，改名翟际潜，蓄须“隐居”。为避敌伪的耳目，他从中国科学社躲到震旦大学，最后躲到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

除了做学问外，秉志还用“骥千”笔名，每周写一短文，投给《大公报》发表。他还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

抗战胜利后，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做研究工作。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上

晚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