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研究院与第一届院士

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的名单，真可谓大师如云，星光闪烁。其中最长者是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到2009年10月29日为止，最后一名107岁的院士贝时璋辞世。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大学的远去，留下的是钱学森世纪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大师来？当然新中国会出含泪大师，可以出鬼诗人。问题出在哪里？这一问题恐怕不难回答，答案就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没人敢说，没人愿意说而已。

早在清末的时候，章太炎就已经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胡适对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则干脆提出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三点意见：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28年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专家治国为标榜和践行的国民政府开始积极从事国家教育建设。尽管期间内乱外患不断，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始终的尊重，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大批大师巨星，光彩夺目，照耀千古，仅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而言，就足可窥见一斑。

192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集中了时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百余人。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教育部平行，代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但院士荣誉制度却在1948年才得以践行，还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再加上动荡的时局影响是关键原因。

作为权宜之计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第一个指导协调全国学术发展的院务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丁文江出任评议会秘书，李书华、丁文江、胡适、周鲠生、谢家声、李济、何廉等七人为评议会规程起草委员。评议会成立后于同年的9月7日—9日，在南京召开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年会。

评议会成立后，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

1946年，重返南京的中央研于10月20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年会修改组织法，年会主要讨论了一系列有关院士制度的具体问题，最终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

1947年3月至5月，先后发布《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并成立了选举筹备会，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选举规程》对院士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二者符合其一，即可当选院士。而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则是评议会尤其要考察的。

随后以通信投票的方式选出15名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数理组（吴有训、茅以升、吴学周、谢家荣、凌鸿勋）；（生物组）王家楫、罗宗洛、林可胜、汪敬熙、秉志；（人文组）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李济。之后便进入第一次院士选举的正式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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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年5月16日，院士候选人的提名在全国展开。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按照《选举规程》对各方提名进行初审，结果在被提名的510人中删去了108人。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评议会召开第四次年会最终确定了150名院士候选人。

在确定院士候选人的标准上除了学术外，还有一条硬性的规定，就是曾出任伪职的被排除在外。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铁曾在日据北京大学当过化学系系主任而被除名。
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甚于汉奸，应该将其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则起身为郭沫若辩护：“（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鉴于双方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结果人文组评议员13票对8票，如此才将郭沫若列入了候选人名单。

1948年2月2日，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写信给胡适：“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你的。”
董作宾在抗战前曾无条件将殷墟新发掘的著名的大龟四版拓片送与郭沫若研究，而郭沫若却抢先发表，两人遂起芥蒂。毕竟董作宾还是看重郭沫若的学问，至于人品则另当别论。不过董作宾不知道的是胡适虽然与郭沫若政见不同，但依然站在学术公理的立场上支持提名郭当院士。

对此，有的人不感觉到汗颜吗？

经过背后这么多人为郭沫若所作的努力，郭沫若终于成功当选中研院院士，但他却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至于原因就是不言自明了。

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公告了最后候选名单及每位候选人所治之学科或事业著述，并在发表公告后的4个月内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评及建议。用现在的话就是公示以便让人民提意见的意思。当然现在的所谓公示不过是个摆设罢了，但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时任北大化学教授的袁翰青指出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国内类似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王和夫揭发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说“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

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

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这样的一份大师云集的院士名单，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自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尤其认为其“遗珠甚多”。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6人。
其中尤以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所遭訾议颇多。朱家骅仅靠着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招来非议恐怕实在是不冤枉。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仅仅有1921、1925年发表的学生时代的两篇论文，因为回国后叶企孙“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有5篇论文。虽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病态的看重论文的数量，但是从院士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怎么说也是有点太过于寒酸了。
尽管有着这些瑕疵，但不管怎么说民国第一批院士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是开宗立派者，毕竟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是少数。等到了1955年的时候，那些学部委员则完全没有经过学界的评议，而是完全通过推荐和协商手段‘选’出的，是典型的政治和权力的产品，因此其中夹杂了不少派到科教部门工作的党政干部。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
作为院士代表的胡适在发言中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都对中国这批最顶尖的学人们展开了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地下党等途径展开争取。1949年4月24日，在院长朱家骅主持召集的院务会议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仅仅在会后不久，许多研究所就改变了初衷，拒绝迁台。功败垂成的朱家骅于25日乘飞机黯然离开上海，飞往台北。
国民党败退大陆后，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袁贻谨、吴大猷、吴稚晖12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林可胜、赵元任、萧公权、李芳桂、汪敬熙、吴宪、陈可恢等9人。其余（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陆，只不过少数之人伴随荣耀，更多的则是饱受迫害，酸甜苦辣个中滋味不同，绝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更是定格在1949。
1949年初，被蒋介石派专机从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岁。他们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吟罢，两人均潸然泪下。
1949年4月，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成为了历史。

参考资料：
《傅斯年全集》
《胡适日记全集》
罗非：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考古与文物》2004年04期.
樊洪业：《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近代史研究》1990年03期
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01期

1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一代宗师陈克恢

获生理、医学双博士的清华留美学生

陈克恢（1898～1988），字子振，生于江苏省青浦县金泽长街（现为上海市青浦区），父亲是一位中医从业者，自己开了一家药店，家境应该还是不错的。

不过在陈克恢5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被他的舅父周寿南接到家里抚养成人。应该说陈克恢的天资绝对是第一流的，不论是他幼年上学时的成绩，还是后来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陈克恢长到入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科举要废未废的最后一两年，所以他最初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国学教育。特别是他舅父周寿南更是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聪明伶俐的陈克恢对于家人所口授的唐诗宋词等过后就能朗朗背诵，长大后对于四书五经更是能够做到无师自通。无疑几年的童子功下来，陈克恢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到了1905年后，清政府全面废除了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出现了按照西方模式所建立的新式中小学。当然这时距离普及中小学还遥远的很，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家庭条件相当优越的子弟才能够进入其中学习。

陈克恢在他10岁时也开始就读公立金泽金溪小学，接受新式的教育。在整个中小学时期，陈克恢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被誉为“神童”，那时候的名列前茅比现在可是含金量要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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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年，中学毕业后的陈克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美国用庚子赔款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

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1908年，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学生，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清政府于1911年设立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学堂一度停办。到了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把“学堂”改称“学校”。
报考清华的学生年龄以15岁以上，18岁以下为限。清华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规定学生入学后，试学三个月再行甄别去留，不合格者则被淘汰。学校特别注重“三育”（德智体）的发展。在《选派学生赴美游学章程》第一条中规定：“清华学校选派游美之学生，以本校三育俱优之毕业生及由本校临时考取之专科生与女学生为合格。”1912年，清华学校选派16人留学美国，这是清华学校成立后第一批派出的留学生。这之后，清华学校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都资送留美。

陈克恢在清华学校学习了两年后，即顺利毕业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插班于药学系三年级。因为陈克恢舅父周寿南也是一名中医的缘故，陈克恢幼年时得以常在中药房里读书玩耍，耳濡目染之下对中药产生了浓厚兴趣，去美国读书就是抱着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远大目标才选修的药理学。

到了大学四年级时，陈克恢在导师Ｅ．克来莫斯（Ｋｒｅｍｅｒｓ）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了以桂皮油为研究对象学士论文，获药学学士学位。

导师没有署自己的名，而是用K．K．Chen（未用全名KokueiChen）的署名将这篇论文发表了。因而后来陈克恢所发表的文章都如此署名，故以K．K．Chen知名，熟悉他的人都叫他KK。

1920年，大学毕业的陈克恢感到回国开展中医药研究工作，还欠缺较多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知识，所以他又进入该校医学院，学了两年医学课程，并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

1923年，陈克恢因母亲病重回到北京，任职于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主要致力于中药科学化的研究。他从舅父周寿南处得知中药麻黄有医疗作用，从而开始了麻黄的化学与药理学研究，终于成就了他举世闻名的国际药理学宗师地位。

1925年陈克恢在回清华学校作学术报告时，得到校长曹云祥的帮助重返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学完了第三年的医学课程后，于1926年进入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著名药理学泰斗阿贝尔教授的助教。1927年，陈克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晋升为副教授，从而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兼有生理、医学博士的第一人。

1929年陈克恢被礼来公司聘为第一任药理研究所所长。

在这期间陈克恢曾与凌淑浩共同署名发表文章，不久凌女士也就成了陈夫人。凌叔浩于192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29年获西留大学医学博士。凌叔浩的姐姐凌叔华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和画家，丈夫陈源(西滢)是北大著名教授，文学批评家。

人气不高 先自己顶一下吧

@liang598708133 9楼 2013-04-23 20:34:57
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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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鼓励

现实总比想象复杂

早上好

@susun_ok 15楼 2013-04-24 09:44:25
望当年，学界群星璀璨，万份壮观；观时下，唯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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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理由去遗忘

@exit1900 12楼 2013-04-23 22:43:46
当时的院士确实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 现在院士是退休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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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蜚声国际的麻黄素药理研究

1929年陈克恢获得第二个医学博士学位后，开始主持礼来药厂研究部的工作，长期致力于中药药理研究。但让陈克恢蜚声国际的麻黄素研究是在中国完成的，这一研究成果是的陈克恢成为２０世纪国际药理学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

已有四千多年应用历史的传统中药材麻黄，其主要活性成分是麻黄素，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故又被称为麻黄碱。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有用麻黄汤治疗伤寒的药方。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麻黄引气汤，专门治肺劳实、气喘鼻胀等病症。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列可用麻黄治疗的疾病达30多种。

麻黄素是西方药典收录的第一种来源于中药的药物，因此它的的提取和药理研究被誉为中药现代化的开端。先后有日本长井长义、中国陈克恢、美国施密特（C．F．schmidt）三位医药学家对其做出重要贡献。

1845年，长井长义出生于日本阿波藩国名东郡（现德岛县）的旧医世家，自阿波国第一代藩主起，长井家即世代作为典医（医官）而深得信赖。因此缘故，年幼的长井长义就开始接触到各种医药知识，长井长义先是入汉学塾，学习中国典籍；又入专门传授西方先进文明的兰学塾，系统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1871年，长井长义作为日本政府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了两年植物学后，在vonHofmann的实验室进行药物化学研究工作并获得博士学位。


1883年，长井长义回到日本，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化学和药学教授，开始对产自日本和中国的草药进行化学成分的研究。他最主要的科学成就是麻黄素的提取、合成和衍生物研究。1887年，长井长义从麻黄草中分离提纯出了结晶麻黄素，并且确认它就是麻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同时为麻黄素命名为ephedrine。

结晶麻黄素被发现后主要应用于眼科检查，将麻黄素滴入眼内能引起瞳孔放大。但长井长义并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揭示产生这种效果的本质原因，以至于麻黄素的其他更重要的药理作用被长期忽略。因此这项研究成果在日本以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西医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西方人在中国开办了声名远扬的西医学校，如“协和”、“同济”和“湘雅”等。西方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开始对中国的中药进行了现代科学研究。在1920年代，北平的协和医学院与沈阳的满洲医学堂是研究中药的两个主要机构。

其中最具盛名的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在北京正式开办的，成为抗战前中国西医教育和研究的重镇，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西医人才。麻黄素就是在这里开始走向世界的。

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系主任、英国人Bernard E. Read（伊博恩，1887-1949）与从美国宾州大学聘来Carl F. Schmidt都是热心研究中药的人物。留美回国的陈克恢于1923年夏至1925年夏两年间在协和药理系做助理，正是这两年，陈克恢与Schmidt合作做出了以后让他闻名于国际药学界的麻黄的药理作用。

美国药物学家施米特S. C.F.(chmidt）带着从中药中提取真正有用的成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到北京，在协和医学院，他与同样要致力于中药科学化研究的陈克恢一拍即合。他们最初是从最常用的草药开始着手，但均以失败告终。陈克恢在舅父周寿南的建议下，开始了麻黄的化学与药理学研究。

由于不知道长井长义的工作，陈克恢从头开始，在短短几周内，即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ephedrine），。陈克恢此后与Schmidt详细研究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仅用了6个月就获得不少药理成果。陈克恢和施米特发现麻黄碱可使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对皮肤、粘膜和内脏血管有收缩作用，能兴奋心脏，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这些作用都和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口服有效，作用时间长，毒性低。

1924年陈克恢和Schmidt在美国实验生物与医学学会北京分会上作了初步报告。同年，经过系统的实验研究后，陈克恢与Schmidt教授于1924年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权威的《药理学》杂志。文章指出麻黄的有效成分麻黄碱的生理作用与肾上腺素类似且较持久，其效能完全与交感神经兴奋剂相同。

论文发表后引起世界性的轰动。至此，麻黄碱一跃成为国际瞩目的一个拟交感神经新药。

因为发明麻黄素，陈克恢受日内瓦国际联盟会邀请组织中国古医研究会。当时出席的各国代表中以陈克恢最受人瞩目，其次才有防疫英雄伍连德博士。

陈克恢和Schmidt将提取的麻黄素提供给宾州大学医学院和Mayo诊所做进一步的研究。麻黄素的药理研究因此能很快进入临床观察，证明它可以治疗过敏性疾病、干草热和支气管哮喘，还可用于脊椎麻醉，以防血压下降。1926年麻黄素获得许可，开始在美国上市销售，麻黄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

陈克恢发现只有中国和东西亚地区产的才含左旋麻黄碱，从此，礼来药厂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麻黄用于麻黄碱的生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位德国化学家成功地合成了左旋麻黄碱为止。

更重要的是，麻黄素的研究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进行优化，从而为研究和开发中国中医药宝库，开发新药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青蒿素研究就是遵循的这一思路。因此陈克恢被尊为“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

陈克恢与Schmidt申请的专利期满后，各国皆依麻黄的化学成分，制成各式各样的麻黄复制品，全世界各大药厂皆有出品

在美国的陈克恢继续与Schmidt合作，进一步研究了很多结构与麻黄素类似的化合物的药理作用，从而推动了许多交感胺类化合物的合成。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很多分别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疲劳、肥胖病和发作性睡症等病症的新药，也为后来α-及β-阻断剂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

1930年陈克恢和Schmidt出版了《麻黄素及类似的化合物》一书，详细阐述了麻黄素的用法用量和毒副作用，为他们的麻黄素研究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发现急性氰化物中毒的解救方法

氰化物(cyanide)为剧毒物是众所周知的，但氰化物种类很多，通常具有强烈毒性的氰化物有氰化钠、氰化钾以及氢氰酸三种。

从原理上说，氰化物可以通过接触皮肤和腔道粘膜、呼吸吸入、口服、注射等各种途径进入人体，然后解离出氰基离子，导致细胞内一系列的生化反应不能继续进行，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会迅速丧失功能，继而使人体出现呼吸肌麻痹、心跳停止、多脏器衰竭等症状而迅速死亡。

一般而言，中毒者的死亡时间通常都在中毒后15分钟至1小时内，当然具体的时间长短也与毒药剂量、中毒途径都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都算得上是“闪电式死亡”了

氰化物因为致死剂量小、死亡速度快、抢救困难，使它素来被视为一种强力的毒药。在侦探小说中，氰化物一直是杀手的“最爱”。 各国的特工间谍以及不法分子也经常将氰化物用于谋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曾用氰化物在数个集中营中杀害过数万犹太人。美国一些州曾采用毒气室的方式执行死刑，所用的正是氰化物。

不少历史名人也是用氰化物来达到自杀目的的，如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开创者阿兰?图灵、纳粹战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等。

氰化物虽然毒性猛烈，起效迅速，但并非无药可医。现代医学对此已经有了一套规范的抢救方案。

早在1888年，就有研究报告说明亚硝酸戊酯能对抗氰化物对狗的致死作用，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不入流的刊物上，长达几十年没有能够引起医学界的注意。1933年，又有人发表研究报告说硫代硫酸钠可为硫氰酸酶提供硫。这些结果引起了陈克恢的注意。
30年代早期，陈克恢与他的科研团队就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致力于研究急性氰化物中毒的解救方法。他们发现两个无机盐（亚硝酸钠和硫代硫酸钠）静脉注射可有效地解除急性氰化物中毒。这个办法经过临床检验证明效果非常好。

同时，陈克恢他们还试用过亚甲蓝（美蓝）、亚硝酸异戊酯及羟钴胺等药物方法，但美蓝效果较差，亚硝酸异戊酯可以吸入，作用快，但作用不持久，必须重复给药，或先给此药，随后静脉注射亚硝酸钠，而且价格较贵。羟钴胺作用也较快，但由于价格贵和对心脏有毒性而限制了应用。近年来有人开始主张用DMNP代替亚硝酸钠的研究报告，但效果尚待肯定。

所以在抢救急性氰化物中毒时，现在仍用陈克恢等50年前研究的方法，即先静脉注射亚硝酸钠溶液，随后注射硫代硫酸钠溶液。

开发新临床药物居功至伟

1929年陈克恢被当时美国五大药厂之一的礼来公司聘为第一任药理研究所所长，之后定居美国。1937年起，陈克恢又兼任了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和印第安那波里斯医学院医事顾问。

陈克恢通过研究麻黄碱所取得的成果开辟了中药研究的一条科学思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然后通过结构改造进行优化，开发新的临床药物。可以说以后包括现在中药的研究和开发都是这么走下来的，相信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会继续这样走下去。

三十年代的时候，陈克恢曾领导一科研小组在协和医院主持一项关于青蛙脑内腺分泌物的实验，实验的内容就是根据同仁堂对治心绞痛有奇效的膏药加以分析。经实验后发现该膏药中的主要因素竟然是青蛙之脑。一时在北京大量收购青蛙，老百姓捉到青蛙后送到协和医院便可还钱，于是北京城内外的青蛙很快就被搜购一空，为此有很多人竟然跑到郊外西山去抓青蛙。最后实验的结果证明青蛙脑内的腺分泌物确实能够起到减轻心痛的效果，但与分析成化学方程式尚有一段距离。中日战争发生后，该药以无药理上之价值遂被搁浅。

陈克恢在阿贝尔实验室时（1927年）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对蟾蜍毒素的研究很感兴趣。蟾蜍毒即著名中药蟾酥。经过研究，陈克恢从蟾酥中分离到两种成分，即华蟾蜍精和华蟾蜍毒素，这两种成分都有强心作用，临床试用与洋地黄毒甙比较，证明华蟾蜍精的作用时间持续要短一些且口服无效。到礼来药厂后，陈克恢发现蟾蜍毒还含有很多其他成分，如儿茶酚胺类，5－羟色胺类及甾体类化合物。他还对400多种强心甙和甾类化合物进行了构效关系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丰富了药物化学宝库，并为其他药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陈克恢得到一些从德国缴获的美散痛样品，并肯定了它的镇痛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和同事们在礼来药厂合成并开发了丙氧芬，此药临床效果虽仅与可待因相当或稍差，但因其成瘾性小，而且与阿司匹林有协同作用，所以畅销了近20年，但终因有成瘾性而被列为麻醉镇痛药加以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陈克恢在德国所研制有镇痛作用的美散痛基础上，与同事们在礼来药厂合成并开发了丙氧芬，此药临床效果与可待因相当或稍差，但因其成瘾性小，而且与阿司匹林有协同作用，所以畅销了近２０年。

40年代，陈克恢率领他的研究团队在麦角、磺胺、维生素、雌激素、抗甲状腺药物和降血糖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50年代以后，又进行了多种抗生素如红霉素、万古霉素和环丝氨酸等的药理研究，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成功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药。

20世纪以前，疟疾还曾是人类的顽疾，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这上面。二战时期，交战各国的在战场上的士兵更是深受其害，而有效治疗疟疾的奎宁，全球90%的来源被日本所控制。

为此，中、美、英合作希望找到抗疟药，打破日本的封锁，造福反法西斯地区军民，其中陈克恢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陈克恢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先后从中国、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地中药店购买大量的常山，供陈克恢在礼来药厂研究使用。陈克恢发现常山碱丙的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48倍，但致吐作用很强，而且容易引起肝脏水肿性变性。但中美科学家包括陈克恢在内都无法解决常山碱的副作用而致常山碱未能推向市场。1981年陈克恢在其自传中写道，常山碱几乎要成为抗疟药，可惜有催吐和肝毒性的巨大副作用。

之后美国根据陈克恢对常山碱的研究结果，很快合成了千种以上的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但遗憾的是没能找到更好的可用于临床的化合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公开参加越南战争，中国则秘密参加越战，双方军人都为疟疾所累，中美两国科研人员展开了新一轮的寻找抗疟药物的竞争。结果是中国找到了青蒿素，今天全世界用的抗疟药就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陈克恢研究中药先后达30多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先后发表论文约350余篇。

陈克恢的学术地位

60年代，陈克恢从礼来药厂退休，一直到80年代中期还积极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1987年中国药学会曾邀请陈克恢来北京参加该学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终因年迈体弱未能成行。1988年12月12日陈克恢先生因脑溢血去世，享年90岁。

他曾成功说服美国礼来药厂设立奖金为2000美元的青年科学奖，专门奖给一名在药理与实验治疗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贡献而现年不满39岁的年轻人，这是美国药理与实验治疗学会颁发的第一个学术奖金，名为阿贝尔奖。

陈克恢多次荣获美国和国际学术界的荣誉奖。1927年，他首次获得的奖章是“中华教育与文化促进基金奖”。1948年，陈克恢被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陈克恢被选为美国药理与实验冶疗学会第21任会长。1953年被选为美国实验生物及医学联合会 ，1968 年被世界药理学会推选为终身荣誉会长。陈克恢曾是中国药学会、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的会员，并曾任中华医学杂志的国外编委。1984年，陈克恢被中国台湾药理学会选为名誉会员。1987年，实验生物学联合会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和学会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将新建的会议中心命名为陈克恢会堂(K.K.ChenAuditorium)。

陈克恢还是威斯康辛药 学院、印地安那医学院、费拉迪拉费亚药学院名誉科学博士，他曾获美国制药界最高荣誉 的Remington奖章和美国药学会最高荣誉的 Toland Soloman奖章。


陈克恢一生奋斗不息，成就巨大，他是20世纪国际药理学界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更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可以说，迄今为止，新中国的药学家们没有一人能够达到陈克恢的高度。

过去一百年来，中药在世界上起了最大作用三项研究发明分别为陈克恢的麻黄素研究，屠呦呦与523的同事发现的青蒿素以及张亭栋所发现的用砒霜治疗白血病。

陈克恢研究的麻黄素的那些作用，中国里来的典籍从来没有过记载，古籍中关于麻黄的记载不过是“解表发汗、利水化湿、宣肺平喘”而已。而关于青蒿，则早在公元300年左右，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青蒿截疟”这一药性，从青蒿素本身来讲也不过就是从中所提出单体罢了。

再从药用价值和经济效益来讲，青蒿素所单一治疗的疟疾基本上在世界上已经绝迹。而麻黄碱至今依然是用途广泛，甚至连常用的感冒药和滴鼻剂里都少不了它，到现在为止没用过麻黄碱的人恐怕还真不好找。

青蒿素本身也是沿着陈克恢所开辟的路线走下来的成果，即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然后通过结构改造进行优化，开发新的临床药物。可以说自从陈克恢以后中药的研究都是这么走下来的。一直到今天，中国科研工作者并没有走出这一框架，要超越就更是难了。

高水平的科研需要有“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之类的保障，离开这一基本点，所要提倡的什么创新、发展、超越全都是扯淡

参考资料
丁光生：《陈克恢——国际著名药理学家》，《生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04期
宋振玉：《药理学界老前辈陈克恢教授》；《中国药学杂志》1987年第8期
宋振玉：《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陈克恢》，光明网-光明日报2005-8-26，陈存仁：《被忽视的发明：中国早期医药史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1
金唢呐：《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http://club.xilu.co

金唢呐：《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http://club.xilu.com/sinapublic/msgview-950455-732067.html

@涓华实业胸 22楼 2013-04-24 23:00:59


生活不会向你许诺什么，尤其不会向你许诺成功。它只会给你挣扎、痛苦和煎熬的过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梦想，之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没有梦想，生命也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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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白刃可蹈 1楼 2013-04-23 10:07:29
希望有清晰的思想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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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吧

中国鱼类研究之父伍献文

中国鱼类学研究之父

亲族四院士

伍献文（1900～1985）号显闻，祖籍浙江省瑞安县，初居上河村，后迁飞云镇繁荣村（今云周乡屿头村）。飞云镇位于飞云江南岸，与瑞安市区隔江相望。飞云镇沿飞云江西去约5公里便是繁荣村。伍献文是1948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中科院院士，治学严谨，著述等身，是中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奠基人之一，在“屿头四贤”、“翁婿院士”、“亲族四院士”等广为流传的佳话中，都有他的身影。

瑞安自古就是名人荟萃之地，文化之邦，自古民间就有传说“平阳出戏子，瑞安出才子”。“瑞安出才子”因而是文化瑞安的重要标识，从古至今，瑞安才子灿若星河，如今常常被人提起的如周予同、伍献文、戴金星、孙义燧、伍荣生，还有金嵘轩、曾联松、邹梦禅等都是才子。仅仅是飞云江南岸的小村屿头，就出了伍献文与伍荣生两名院士。

伍家在瑞安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伍姓起源古老，按照姓氏考略的说法，传说伍姓起源于上古时期，黄帝有臣子伍胥，其兴旺发达的子孙后代们就以他名字中的“伍”为姓。

还有一种说法，据《通志．氏族略．以名为氏》所载，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参（伍子胥先祖）之后也。

伍献文的父亲伍嘏斋算是粗通文墨，但思想比较开化，晚清时被迫洞开国门后为沿海地区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伍嘏斋顺应历史潮流弃农经商，在乡村小镇开办了一个鱼行。不过不谙经营的伍嘏斋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惠，家业也就勉强维持在小康的水平上。


伍嘏斋生了三个儿子，老大伍振文、老二伍颂文、伍献文排行老三。伍嘏斋不顾自己的家境，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终于将伍献文培养成才。而且从伍献文开始，家族中出了好几位学有所成的专家，亲族中包括伍献文在内竟有4位中科院院士。

伍荣生院士是伍振文的后代，是伍献文的侄子，出生于1934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主任，国家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实验室主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在大气动力理论方面取得了系统且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特别对边界层动力学与锋生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大气动力学》、《现代天气学原理》等。伍荣生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伍氏一门二院士、一村两院士、叔侄二院士成为一时佳话。

瑞安的孙家（孙诒让）是对地方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家族，伍家与孙家还有联姻关系。南京大学天体力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孙义燧是伍荣生的表兄弟，伍献文的外甥。

孙义燧于1936年生于浙江省瑞安，是温州近代教育开拓者孙诒让先生的后人。孙义燧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并留校任教至今， 1993年至今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 ，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孙义燧于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建康即是伍献文的得意弟子，又是他的女婿，是我国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刘建康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39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时在重庆北碚）做研究生；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回国，被聘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随所迁至武汉，先后任水生所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7年出生的伍献文长子伍惠生继承父业，是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伍惠生是著名的鱼病学家、金鱼鉴赏家，主要从事金鱼养殖学、寄生线虫学的研究。伍惠生和傅毅远先生著有《中国金鱼》一书，被公认为国内这方面最好的著作。
伍献文次子伍霖生是我国著名画家。

伍献文、伍荣生、刘建康、孙义燧、伍惠生、伍霖生等，偌大的伍氏家族辉煌史摆在那里，任谁都会为之自豪。

中国鱼类学研究之父伍献文